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临沂）人。西晋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他是《世说新语》中着墨较多的重要人物，书中有29条篇目涉及他，由这些记载可以大略了解王戎其人其事。他追求自由平等，大胆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受到当时著名学者阮籍的赏识。他藐视礼教，行为放荡不羁，即使晚年嗜利爱财但却坦然无忌，依然潇洒风流。竹林玄学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王戎出身于著名的琅邪王氏家族。琅邪王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而其真正兴盛却是在魏晋时期。在这三百余年间，王氏家族经数十代人繁衍，风流不衰，官冕不绝，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号称“中古第一豪门”。正如沈约所言：“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因此，王戎身为名门望族之后，其门第在“竹林七贤”中是最高的。琅邪王氏有着深厚的儒学背景，可谓礼法之家，而王戎又是王氏家族由儒入玄的关键人物。琅邪王氏家族在氏族文化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当时玄学风靡，王氏族人能宽容相待，这便为其家族子弟接受玄学思想开了方便之门。王戎后位至三公，作为重臣元老，极大推动了元康玄学的兴起，其族弟王衍、王澄也成为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
王戎生长于官宦之家，其祖父王雄官拜幽州刺史，其父王浑拜凉州刺史、贞陵亭侯。他少年颖悟，神采秀彻，以聪明勇敢著称于世。据《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王戎七岁时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王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知信然。”“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称也。” 《世说新语·雅量篇》又载：“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足见其胆识过人。
王戎能位列竹林，靠的是比他大二十多岁的阮籍一手提携。阮籍本与王戎之父王浑相交甚好，当他看到年仅15岁的王戎所具非凡神采和洒脱气质后，非常喜欢，于是不拘辈分与王戎结成忘年交。《晋书?王戎传》载：“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能够得到名士阮籍的青睐，使得少年王戎声名鹊起。在阮籍的引荐之下，王戎入“竹林七贤”之列。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纵酒谈玄，高尚其志。曹魏末年，司马氏集团权势日重，先后诛杀曹爽、何晏、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不少名士对未来前途丧失信心，便放浪形骸，逃避现实，“竹林七贤”就是这种社会背景的产物。
竹林七贤的主要思想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但由于每个人的气质品格、个人遭遇不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竹林玄学（约255—262）以嵇康、阮籍为主要代表。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其中应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现实中司马氏所推崇的“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他们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行为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的一致性。
身在竹林的王戎一方面受到玄学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倡导积极入仕的传统，并将二者调和统一。万绳楠曾论述说：“王戎可谓魏晋玄学家的真正代表。自魏末何晏、嵇康等人相继被杀，阮籍妥协，儒道对立派不复存在，所有玄学家或清谈家一律都和王戎一样，讲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 《晋书·阮瞻传》曰：“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名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毋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阮瞻认为老庄明自然（精神本体），孔孟贵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旨意没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两晋玄学家清谈的基本内容。所谓“将毋同”，正是阐明本末关系。《通典》卷八〇所载《晋康帝奔丧诏》说得更为明白：“孝慈起于自然，忠孝发于天成。”即是说名教起于自然，或发之道。道（自然、天、无）是本体，儒家名教由这个产生，或者说是这个本体的体现。因此，儒与道，名教与自然“将毋同”。王戎虽谈玄，但与嵇康、阮籍等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仅仅是陈述玄理，并没有与现实的政治相冲突，而且也主张调和玄、儒。这成为东晋玄风传播的前奏。王戎儒道兼修，以儒学治国持家，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嵇康、阮籍的内在精神与英雄气概。
从思想品格方面说，王戎与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颇为相似，他们的功名志趣更为接近。山涛一生坚持着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却又终生不离仕途，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心态平和，任其自然。王戎曾由衷地赞美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竹林只是他们的暂栖之地，是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此后，他们二人先后进入了司马氏政权的核心，位至三公，走向了另外一途径。因此，南朝人颜延之作《五君咏》，以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向秀五人各成一诗，却独弃山涛、王戎二人而不取。
王戎与嵇康、阮籍貌合神离，却与他们鄙视的钟会相友善。钟会曾这样评价王戎：“裴楷清通，王戎简要。二十年后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后来正是在钟会的举荐下，王戎被司马昭辟为相国掾，历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等职。其间魏灭蜀，晋代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王戎依附司马氏集团，见风使舵。嵇康、钟会等人之死，使他深刻体会到宦海沉浮的险恶，从而更加谨慎，为人亦更加圆滑。
王戎一生最大的事功，是作为六路军之一的统帅，参加了西晋灭吴之战。在战争中，王戎亲率大军，连下武昌、江夏、蕲春、邾四城，摧毁了吴在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平吴一役王戎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随后他晋爵安丰县侯，增邑6000户。
时逢母丧，王戎退职守孝。但丁忧期间，其漠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却是他深沉、率真情感的自然流露。《晋阳秋》记载：“戎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弈，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时汝南和峤亦名士也，以礼法自持。处大忧，量米而食，然憔悴哀毁，不逮戎也。”时人刘仲雄评论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 在居丧期间，和峤“虽备礼，量米而食”，但却是按礼法规定的模式做样子给人看的，所以神气并不见损；而王戎不拘礼法，仍饮酒食肉，似是不孝之徒。但从二人的悲伤程度看，王戎远胜于和峤，他是真正的孝，和峤则是做给别人看的孝。此时人们要求个性解放，从枷锁般的礼教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拘外在形式，王戎正是代表了这一趋势。
此后，王戎又进一步提出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的口号。在儒家礼教的支配下，人们之间除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要严守等级的不同，朋友之间也往往要出于交往的温、良、恭、俭、让等规范，彼此之间缺少真情的交流。王戎过去在与林下诸贤的关系方面则完全打破了这种虚伪的面具，他们任情而发、畅所欲言，彼此体会着人间真正的友情。司马炎死后，在外戚杨氏、贾氏之争中，王戎依违其间。贾氏得势，他立即与贾、郭联姻。贾后夺权，重用名臣和心腹，任王戎掌管机要，维持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尚书左仆射任上，王戎一反淡然无为之态，针对吏治中的弊病，实行“甲午制”改革，凡选举者皆选治百姓，然后授用。此法遭到司隶傅咸的反对，认为这是“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 。这次改革触及世族利益，反对清谈，重视实际民生，成为王戎政绩的一处闪光点。在大族势力的反对下，改革最终失败，王戎最后的一点锐气也随之消失殆尽。此后，他便一门心思全用在保位升官上。
随着王戎升迁为司徒，政坛却进一步腐朽。在这种情况下，与当权者正面交锋是很危险的。例如，抗拒时代逆流，劝谏当权的外戚、诸王，力图把政治引向正轨的卫瓘、张华等人，就是被掌握权力的外戚、诸王所杀。王戎虽位列三公，但对重要的政治问题却从不表态。在录用官吏时，既不推荐、选拔埋没的寒素人才，也不辞退徒有虚名并无政绩的士族子弟，而是随波逐流，实行一种仅以家世出身为准绳的人事制度。王戎虽参与政权，却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成为当时为官者的典范。
王戎长期掌管吏部，一手扶植了以其从弟王衍为代表的中朝名士上台，堪为元康玄学的后台元老。而王衍提拔的族弟王导、王敦，后来按其部署，辅佐司马睿创建了东晋王朝。王敦、王导元康时期曾追随王戎、王衍等前辈参加清谈的经历，是他们在东晋时期经常炫耀的文化资本。嵇康、阮籍在两晋之际的威望日增，宣扬“竹林之游”对提高王戎以至王氏家族在士族清流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王戎位至三公，大大提高了王氏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他虽持家有方，但保国无术。八王乱起，王戎“苟媚取容”，身为太子太傅，对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故为时人所不齿。齐王冏反叛，河间王颛、成都王颖要诛杀他。王戎献计要齐王归降，结果险招杀身之祸，最后是假装“药发堕厕”才幸免于难。之后他便转变了性情。《晋书》本传载：“戎以晋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收起才干隐在朝中，真可谓以不变应万变。在他心中，只有家族之盛衰、个人之荣辱，而无国家之兴亡，因而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便表现出极端的无原则、无是非观念。
王戎晚年嗜财如命，广治田产，自身生活却又甚是简朴，不能自奉养，时人谓之“膏肓之疾”。史籍中记载王戎为人吝啬的事迹很多，如说他既富且贵，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而他却每与夫人以象牙为筹昼夜计算家资。又说他嫁女给裴，借给钱数万，女未及时还钱，王戎便不高兴，女急取钱还，他才释然。又说他的一位从子结婚，王戎给了他一件单衣，后来又要了回来。王戎家种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在时人眼里，王戎显然是一个与时沉浮而醉心于财货的老俗物，与他在西晋之前的名士风流已是大不相同了。
王戎能将自然之道用之于顺应世俗，代表了调适自我以合世俗的方向，在朝廷中悠游自如，一生顺达，成功实现了将道家自然思想向儒家思想本位的移植。《晋书》本传记王戎在路过洛阳黄公酒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康、阮籍俱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此番议论，不啻哀悼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回顾王戎一生，按向秀、郭象所讲“各任其性，苟当其分”的玄学观念来衡量，他的政治实践是成功的，其所作所为可谓自然与名教的成功结合，但老庄那种理想的浪漫精神却早已毫无踪影了。
（张丽峰）
王 戎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临沂）人。西晋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他是《世说新语》中着墨较多的重要人物，书中有29条篇目涉及他，由这些记载可以大略了解王戎其人其事。他追求自由平等，大胆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受到当时著名学者阮籍的赏识。他藐视礼教，行为放荡不羁，即使晚年嗜利爱财但却坦然无忌，依然潇洒风流。竹林玄学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王戎出身于著名的琅邪王氏家族。琅邪王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而其真正兴盛却是在魏晋时期。在这三百余年间，王氏家族经数十代人繁衍，风流不衰，官冕不绝，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号称“中古第一豪门”。正如沈约所言：“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因此，王戎身为名门望族之后，其门第在“竹林七贤”中是最高的。琅邪王氏有着深厚的儒学背景，可谓礼法之家，而王戎又是王氏家族由儒入玄的关键人物。琅邪王氏家族在氏族文化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当时玄学风靡，王氏族人能宽容相待，这便为其家族子弟接受玄学思想开了方便之门。王戎后位至三公，作为重臣元老，极大推动了元康玄学的兴起，其族弟王衍、王澄也成为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这就大大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
王戎生长于官宦之家，其祖父王雄官拜幽州刺史，其父王浑拜凉州刺史、贞陵亭侯。他少年颖悟，神采秀彻，以聪明勇敢著称于世。据《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王戎七岁时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王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知信然。”“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称也。” 《世说新语·雅量篇》又载：“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足见其胆识过人。
王戎能位列竹林，靠的是比他大二十多岁的阮籍一手提携。阮籍本与王戎之父王浑相交甚好，当他看到年仅15岁的王戎所具非凡神采和洒脱气质后，非常喜欢，于是不拘辈分与王戎结成忘年交。《晋书?王戎传》载：“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能够得到名士阮籍的青睐，使得少年王戎声名鹊起。在阮籍的引荐之下，王戎入“竹林七贤”之列。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纵酒谈玄，高尚其志。曹魏末年，司马氏集团权势日重，先后诛杀曹爽、何晏、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不少名士对未来前途丧失信心，便放浪形骸，逃避现实，“竹林七贤”就是这种社会背景的产物。
竹林七贤的主要思想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但由于每个人的气质品格、个人遭遇不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竹林玄学（约255—262）以嵇康、阮籍为主要代表。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其中应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现实中司马氏所推崇的“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他们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行为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的一致性。
身在竹林的王戎一方面受到玄学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倡导积极入仕的传统，并将二者调和统一。万绳楠曾论述说：“王戎可谓魏晋玄学家的真正代表。自魏末何晏、嵇康等人相继被杀，阮籍妥协，儒道对立派不复存在，所有玄学家或清谈家一律都和王戎一样，讲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 《晋书·阮瞻传》曰：“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名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毋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阮瞻认为老庄明自然（精神本体），孔孟贵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旨意没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两晋玄学家清谈的基本内容。所谓“将毋同”，正是阐明本末关系。《通典》卷八〇所载《晋康帝奔丧诏》说得更为明白：“孝慈起于自然，忠孝发于天成。”即是说名教起于自然，或发之道。道（自然、天、无）是本体，儒家名教由这个产生，或者说是这个本体的体现。因此，儒与道，名教与自然“将毋同”。王戎虽谈玄，但与嵇康、阮籍等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仅仅是陈述玄理，并没有与现实的政治相冲突，而且也主张调和玄、儒。这成为东晋玄风传播的前奏。王戎儒道兼修，以儒学治国持家，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嵇康、阮籍的内在精神与英雄气概。
从思想品格方面说，王戎与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颇为相似，他们的功名志趣更为接近。山涛一生坚持着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却又终生不离仕途，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心态平和，任其自然。王戎曾由衷地赞美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竹林只是他们的暂栖之地，是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此后，他们二人先后进入了司马氏政权的核心，位至三公，走向了另外一途径。因此，南朝人颜延之作《五君咏》，以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向秀五人各成一诗，却独弃山涛、王戎二人而不取。
王戎与嵇康、阮籍貌合神离，却与他们鄙视的钟会相友善。钟会曾这样评价王戎：“裴楷清通，王戎简要。二十年后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后来正是在钟会的举荐下，王戎被司马昭辟为相国掾，历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等职。其间魏灭蜀，晋代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王戎依附司马氏集团，见风使舵。嵇康、钟会等人之死，使他深刻体会到宦海沉浮的险恶，从而更加谨慎，为人亦更加圆滑。
王戎一生最大的事功，是作为六路军之一的统帅，参加了西晋灭吴之战。在战争中，王戎亲率大军，连下武昌、江夏、蕲春、邾四城，摧毁了吴在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平吴一役王戎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随后他晋爵安丰县侯，增邑6000户。
时逢母丧，王戎退职守孝。但丁忧期间，其漠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却是他深沉、率真情感的自然流露。《晋阳秋》记载：“戎遭母忧，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棋弈，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时汝南和峤亦名士也，以礼法自持。处大忧，量米而食，然憔悴哀毁，不逮戎也。”时人刘仲雄评论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 在居丧期间，和峤“虽备礼，量米而食”，但却是按礼法规定的模式做样子给人看的，所以神气并不见损；而王戎不拘礼法，仍饮酒食肉，似是不孝之徒。但从二人的悲伤程度看，王戎远胜于和峤，他是真正的孝，和峤则是做给别人看的孝。此时人们要求个性解放，从枷锁般的礼教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拘外在形式，王戎正是代表了这一趋势。
此后，王戎又进一步提出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的口号。在儒家礼教的支配下，人们之间除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要严守等级的不同，朋友之间也往往要出于交往的温、良、恭、俭、让等规范，彼此之间缺少真情的交流。王戎过去在与林下诸贤的关系方面则完全打破了这种虚伪的面具，他们任情而发、畅所欲言，彼此体会着人间真正的友情。司马炎死后，在外戚杨氏、贾氏之争中，王戎依违其间。贾氏得势，他立即与贾、郭联姻。贾后夺权，重用名臣和心腹，任王戎掌管机要，维持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尚书左仆射任上，王戎一反淡然无为之态，针对吏治中的弊病，实行“甲午制”改革，凡选举者皆选治百姓，然后授用。此法遭到司隶傅咸的反对，认为这是“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 。这次改革触及世族利益，反对清谈，重视实际民生，成为王戎政绩的一处闪光点。在大族势力的反对下，改革最终失败，王戎最后的一点锐气也随之消失殆尽。此后，他便一门心思全用在保位升官上。
随着王戎升迁为司徒，政坛却进一步腐朽。在这种情况下，与当权者正面交锋是很危险的。例如，抗拒时代逆流，劝谏当权的外戚、诸王，力图把政治引向正轨的卫瓘、张华等人，就是被掌握权力的外戚、诸王所杀。王戎虽位列三公，但对重要的政治问题却从不表态。在录用官吏时，既不推荐、选拔埋没的寒素人才，也不辞退徒有虚名并无政绩的士族子弟，而是随波逐流，实行一种仅以家世出身为准绳的人事制度。王戎虽参与政权，却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成为当时为官者的典范。
王戎长期掌管吏部，一手扶植了以其从弟王衍为代表的中朝名士上台，堪为元康玄学的后台元老。而王衍提拔的族弟王导、王敦，后来按其部署，辅佐司马睿创建了东晋王朝。王敦、王导元康时期曾追随王戎、王衍等前辈参加清谈的经历，是他们在东晋时期经常炫耀的文化资本。嵇康、阮籍在两晋之际的威望日增，宣扬“竹林之游”对提高王戎以至王氏家族在士族清流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王戎位至三公，大大提高了王氏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他虽持家有方，但保国无术。八王乱起，王戎“苟媚取容”，身为太子太傅，对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故为时人所不齿。齐王冏反叛，河间王颛、成都王颖要诛杀他。王戎献计要齐王归降，结果险招杀身之祸，最后是假装“药发堕厕”才幸免于难。之后他便转变了性情。《晋书》本传载：“戎以晋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收起才干隐在朝中，真可谓以不变应万变。在他心中，只有家族之盛衰、个人之荣辱，而无国家之兴亡，因而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便表现出极端的无原则、无是非观念。
王戎晚年嗜财如命，广治田产，自身生活却又甚是简朴，不能自奉养，时人谓之“膏肓之疾”。史籍中记载王戎为人吝啬的事迹很多，如说他既富且贵，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而他却每与夫人以象牙为筹昼夜计算家资。又说他嫁女给裴，借给钱数万，女未及时还钱，王戎便不高兴，女急取钱还，他才释然。又说他的一位从子结婚，王戎给了他一件单衣，后来又要了回来。王戎家种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在时人眼里，王戎显然是一个与时沉浮而醉心于财货的老俗物，与他在西晋之前的名士风流已是大不相同了。
王戎能将自然之道用之于顺应世俗，代表了调适自我以合世俗的方向，在朝廷中悠游自如，一生顺达，成功实现了将道家自然思想向儒家思想本位的移植。《晋书》本传记王戎在路过洛阳黄公酒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康、阮籍俱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此番议论，不啻哀悼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回顾王戎一生，按向秀、郭象所讲“各任其性，苟当其分”的玄学观念来衡量，他的政治实践是成功的，其所作所为可谓自然与名教的成功结合，但老庄那种理想的浪漫精神却早已毫无踪影了。
（张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