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今郯城）人，三国时期著名经学家，曾遍注群经，学术上主张综合各家经义，不分今文、古文，与郑玄学派对立，自成一家，世称“王学”。
王肃是汉末三国经学家王朗之子，家传渊博。汉献帝建安七年（202），8岁的王肃开始学习郑氏之学，但他渐渐发现郑氏之学存在很多谬误，就想要放弃郑氏，改学其他。在王肃18岁时，他选择了跟从荆州学派的名儒宋忠研读《太玄》，还为《太玄》作了注解。
黄初年间，王肃做了散骑黄门侍郎，在太和三年（229）又官拜散骑常侍，作《议祀圆丘方泽宜宫县乐八佾舞》。太和四年（230），大司马曹真征蜀，王肃上书谏止，认为此番征蜀恰逢秋雨连绵，栈道断绝，并不适宜。最终魏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诏曹真撤兵返回。曹真病逝后，王肃又作《请为大司马曹真临吊表》，言应当遵循旧礼，为曹真发丧，而此事都按照王肃所说的施行了。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230）六月逝世。到了六年（232）三月，有司将要在四月举行禘礼，王肃参与讨论，认为这在时间上并不可取。王肃还曾上疏皇上，认为应当裁撤冗官，省并职位，精简办事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俸禄开支，从而达到官位少俸禄高的标准，这样才能吸引人才为国效力。又建议恢复五日一朝的制度，让公卿尚书汇报事情，这样既可赢得名声又可得到实惠。
青龙年间，东汉废帝山阳公去世。山阳公是汉朝最后一位君主。王肃上疏，认为按照以往惯例，应该赠与去世的山阳公“皇”的谥号。但魏明帝没有答应，追赠谥号为“汉孝献皇帝”。
后来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任崇文观祭酒。青龙年间曾有一次关于秘书丞郎与博士议郎应位在三台之上的争论。王肃作《论秘书丞郎表》，认为秘书丞郎的职务相比三台虽是近职，但秘书丞郎应在尚书郎之下，不然就在侍御郎之下。秘书丞郎俸禄是四百石，职位变动就应该考虑任职尚书郎，即使外出做官也应以郡守为标准，这才是朝廷尊崇儒术兴盛的标志。此番表述，极大地提高了秘书丞郎的地位。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明帝与王肃讨论汉朝之事。明帝认为东汉白马令李云给汉桓帝上疏措辞不敬，死有余辜，而王肃认为李云虽有错，但不失一片真心，汉桓帝杀他是不宽容的表现，并不应该。明帝认为司马迁写史书时因怨恨而诋毁汉武帝，为人不齿，而王肃认为司马迁身为史官仗笔直书，因心怀怨恨而迫害史官的人是汉武帝。王肃正是以此劝谏明帝对臣子的进谏要宽宏大量，要有容人之度，这样方能彰显自己的德行。
景初年间，王肃曾上疏请求省并徭役，劝课农桑，与民休息，不应再大修宫室，加重百姓负担。对待刑罚应当慎重，宜减轻不宜加重，不应过于严苛。而那些会使人玩物丧志之物，应当杜绝，不应在这方面浪费人力钱财。景初四年（239），魏明帝驾崩，王肃也参与了皇帝丧礼的讨论。
齐王正始元年（240），王肃外任广平太守。当时广平有位名士张臶，才华出众，品德高尚，但王肃上任广平太守时他已去世，王肃甚为痛惜，作《广平太守下教问张臶家》，以慰既往，以劝将来。后王肃因公事被征召还朝，拜为议郎。不久，成为侍中，迁太常。
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讨论时政，王肃对何晏等人非常不屑，认为他们是弘恭、石显 之辈，不值得称道。曹爽得知此事，就告诫了何晏等人。不久，王肃因宗庙之事被罢免，后又为光禄勋。
当时有尺长的两条鱼，跃上了兵器库的屋顶，很多人认为这是吉兆，王肃却推测戍边将领将要有失败之事。不久，果然有东关之败。王肃徙任河南尹。
嘉平六年（254），王肃持节兼太常，参与废齐王以及迎高贵乡公为帝之事。这一年，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师询问王肃是因何故，王肃认为这是蚩尤之旗，东南方将发生叛乱，让司马师以自身作则安抚百姓，这样就会天下归顺，叛乱消亡。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作乱，王肃与傅嘏力劝司马师前往平叛。司马师前往，果然平定了叛乱。后王肃迁任中领军，加封散骑常侍，增邑300户，共得2200户。
甘露元年（256），王肃去世，为他服丧的门生达到百余人。朝廷追赠他为卫将军，谥号景侯，由其子王恽袭爵。王恽无子，其去世后，封国因世袭断绝被废除。景元四年（263），朝廷又封王肃之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元年（264），开建五等爵制，因王肃在前朝功勋卓著，于是改封王恂为丞县子。
王肃出生的时代，郑玄的学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已居于统治地位，王肃的学术道路亦从习郑氏之学开始。然王肃擅长贾逵、马融的学说，却不喜郑玄的学说。对于郑玄经学，王肃“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 ，所以王肃打算“夺而易之”。王肃经学的观点多针对郑氏之说，为与郑玄一派对抗，王肃甚至伪作《孔子家语》，假托孔子之语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反证郑玄的错误 。
今本《孔子家语》共10卷44篇，为王肃所注，书后附有王肃的序和《后序》。《后序》分两部分。虽然此书一直被怀疑是伪书，但著作中所载孔子的遗文轶事，流传甚广，难以废止。此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言行，内容涉及婚姻、政事、丧祭、礼乐等。这些记载不止使孔子的形象愈加鲜活，对研究儒家思想也有着较大的价值。
《孔子家语》对后世影响极大，如唐朝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及“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便被唐太宗君臣当作治国的指导思想。大臣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便对《孔子家语》有所辑录，用以阐释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观、礼治观、人才观等。另外，“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等，至今仍耳熟能详。
王肃经学并不拘于一家之言，而是均有所取，均有所弃，但其基本立场仍是古文学。王肃遍注群经，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作了注解，并撰定父亲王朗所作《易传》，影响颇大。其所注群经，在魏晋时被列于学官，盛行一时。王肃的经学著作，除《孔子家语》外，都已散失。现存的部分，主要来自各类辑佚书及历代经学著作的引文中，至今尚无一部王肃经学佚文的完整辑本。
王肃经学的重点，在于礼学，其礼学著述在所注经学中占有极大的分量。在王肃礼注中最具思想者，为“五帝非天说”。郑玄认为“天”有6个，称“天”为上帝，是宇宙的主宰。而在王肃看来，天有五行，其神谓之五帝，这五帝只能称为天的辅佐，而不能称“上天”。所谓“五帝”，乃是人间五帝，都是黄帝的子孙。郑玄所说的“王者之祖，皆感五帝之精以生”，是混淆了“五天帝”与“上天”的区别。他用“一天说”否定“六天说”， 否决了谶纬之说，恢复了礼学的人间现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变迁与转型。
王肃礼学思想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其“丘郊一祭”说，谓郊即丘、丘即郊，故丘郊一祭耳。郑玄认为，“圆丘”与“郊”不同，“圆丘”是祭祀昊天之地的名称，“郊”是祭祀的名称。而在王肃看来，“郊”是指祭祀地点，“圆丘”是指祭祀的名称，二者本是一体，都体现为祭祀活动。王肃之所以不分丘郊为二，目的在于强调二者都是祭宗庙之名，无论是帝喾，还是后稷，都是周之先祖，皆以宗庙祭之，故不应再分丘郊二祭。
除“一天说”“丘郊一祭说”外，王肃的礼学思想尚有“禘大祫小说”“庙制议”“丧礼议”等多项内容，其主旨多与郑玄相反。王肃攻讦郑氏礼制，反映了魏晋之际政治、思想、学术乃至礼仪典章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是时代思潮转型的重要表现。
王肃经学以礼学为最，其次便是诗学。王肃诗学有5种，除《毛诗注》20卷外，尚有《毛诗义驳》8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2卷及《毛诗音》。王肃诗学是在廓清或纠谬郑学基础上形成的。郑玄主张“感生帝说”，即认为王者之祖，皆感天而生。而王肃反对感生说，并引《毛传》及马融之说反驳。他的诗学，不仅仅揭櫫和还原以情言诗的义蕴，而且同其易学、礼学一样，也蕴含着一种义理化的倾向，不依谶纬，不讲天命之义。
王肃所注《易书》的主要特点在于简明。他依据《易传》，以“传”解经，排除卦变、旁通、卦气等说，亦摒弃互体、爻辰说，直接以义理来说易。他的《周易注》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汉易今文学的影响，但其义理化倾向是很明显的。这预示着魏晋经学中的易学系统面临巨大变革，为玄学化易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是魏晋时期学术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另外，王肃在注解经卦的过程中注重对人道教训、人伦道德的阐发，这是他注经的一个特点。
王肃曾为《尚书》作注11卷，并作《尚书驳议》5卷，可惜现在都已散佚，现存《尚书王氏注》为后人辑录。王肃的《尚书》观点多与郑玄对立，如郑玄认为《尚书》为孔子所作，所以被尊为《尚书》，“尚”便如同“上”；而王肃认为，《尚书》乃“上所言，史所书”，是记录统治者所言的书，故称《尚书》。《尚书王氏注》是“王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尚书》学中较有影响的一家，学术价值较高 。
王肃经学始终与郑玄相异，动摇并削弱了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及其影响，为魏晋新思潮的出现开辟了道路。王肃所定礼仪及其经学，对后代有着长远的影响，不仅在魏晋时期，就是在南北朝以及唐宋，都颇受重视。唐玄宗甚至将韦昭与王肃比作先儒领袖，可见其对王学评价之高。而在元明时期，随着王肃著述的亡佚，王肃影响也逐渐衰微了。
（冯雨晴）
王 肃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今郯城）人，三国时期著名经学家，曾遍注群经，学术上主张综合各家经义，不分今文、古文，与郑玄学派对立，自成一家，世称“王学”。
王肃是汉末三国经学家王朗之子，家传渊博。汉献帝建安七年（202），8岁的王肃开始学习郑氏之学，但他渐渐发现郑氏之学存在很多谬误，就想要放弃郑氏，改学其他。在王肃18岁时，他选择了跟从荆州学派的名儒宋忠研读《太玄》，还为《太玄》作了注解。
黄初年间，王肃做了散骑黄门侍郎，在太和三年（229）又官拜散骑常侍，作《议祀圆丘方泽宜宫县乐八佾舞》。太和四年（230），大司马曹真征蜀，王肃上书谏止，认为此番征蜀恰逢秋雨连绵，栈道断绝，并不适宜。最终魏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诏曹真撤兵返回。曹真病逝后，王肃又作《请为大司马曹真临吊表》，言应当遵循旧礼，为曹真发丧，而此事都按照王肃所说的施行了。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230）六月逝世。到了六年（232）三月，有司将要在四月举行禘礼，王肃参与讨论，认为这在时间上并不可取。王肃还曾上疏皇上，认为应当裁撤冗官，省并职位，精简办事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俸禄开支，从而达到官位少俸禄高的标准，这样才能吸引人才为国效力。又建议恢复五日一朝的制度，让公卿尚书汇报事情，这样既可赢得名声又可得到实惠。
青龙年间，东汉废帝山阳公去世。山阳公是汉朝最后一位君主。王肃上疏，认为按照以往惯例，应该赠与去世的山阳公“皇”的谥号。但魏明帝没有答应，追赠谥号为“汉孝献皇帝”。
后来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任崇文观祭酒。青龙年间曾有一次关于秘书丞郎与博士议郎应位在三台之上的争论。王肃作《论秘书丞郎表》，认为秘书丞郎的职务相比三台虽是近职，但秘书丞郎应在尚书郎之下，不然就在侍御郎之下。秘书丞郎俸禄是四百石，职位变动就应该考虑任职尚书郎，即使外出做官也应以郡守为标准，这才是朝廷尊崇儒术兴盛的标志。此番表述，极大地提高了秘书丞郎的地位。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明帝与王肃讨论汉朝之事。明帝认为东汉白马令李云给汉桓帝上疏措辞不敬，死有余辜，而王肃认为李云虽有错，但不失一片真心，汉桓帝杀他是不宽容的表现，并不应该。明帝认为司马迁写史书时因怨恨而诋毁汉武帝，为人不齿，而王肃认为司马迁身为史官仗笔直书，因心怀怨恨而迫害史官的人是汉武帝。王肃正是以此劝谏明帝对臣子的进谏要宽宏大量，要有容人之度，这样方能彰显自己的德行。
景初年间，王肃曾上疏请求省并徭役，劝课农桑，与民休息，不应再大修宫室，加重百姓负担。对待刑罚应当慎重，宜减轻不宜加重，不应过于严苛。而那些会使人玩物丧志之物，应当杜绝，不应在这方面浪费人力钱财。景初四年（239），魏明帝驾崩，王肃也参与了皇帝丧礼的讨论。
齐王正始元年（240），王肃外任广平太守。当时广平有位名士张臶，才华出众，品德高尚，但王肃上任广平太守时他已去世，王肃甚为痛惜，作《广平太守下教问张臶家》，以慰既往，以劝将来。后王肃因公事被征召还朝，拜为议郎。不久，成为侍中，迁太常。
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讨论时政，王肃对何晏等人非常不屑，认为他们是弘恭、石显 之辈，不值得称道。曹爽得知此事，就告诫了何晏等人。不久，王肃因宗庙之事被罢免，后又为光禄勋。
当时有尺长的两条鱼，跃上了兵器库的屋顶，很多人认为这是吉兆，王肃却推测戍边将领将要有失败之事。不久，果然有东关之败。王肃徙任河南尹。
嘉平六年（254），王肃持节兼太常，参与废齐王以及迎高贵乡公为帝之事。这一年，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师询问王肃是因何故，王肃认为这是蚩尤之旗，东南方将发生叛乱，让司马师以自身作则安抚百姓，这样就会天下归顺，叛乱消亡。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作乱，王肃与傅嘏力劝司马师前往平叛。司马师前往，果然平定了叛乱。后王肃迁任中领军，加封散骑常侍，增邑300户，共得2200户。
甘露元年（256），王肃去世，为他服丧的门生达到百余人。朝廷追赠他为卫将军，谥号景侯，由其子王恽袭爵。王恽无子，其去世后，封国因世袭断绝被废除。景元四年（263），朝廷又封王肃之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元年（264），开建五等爵制，因王肃在前朝功勋卓著，于是改封王恂为丞县子。
王肃出生的时代，郑玄的学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已居于统治地位，王肃的学术道路亦从习郑氏之学开始。然王肃擅长贾逵、马融的学说，却不喜郑玄的学说。对于郑玄经学，王肃“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 ，所以王肃打算“夺而易之”。王肃经学的观点多针对郑氏之说，为与郑玄一派对抗，王肃甚至伪作《孔子家语》，假托孔子之语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反证郑玄的错误 。
今本《孔子家语》共10卷44篇，为王肃所注，书后附有王肃的序和《后序》。《后序》分两部分。虽然此书一直被怀疑是伪书，但著作中所载孔子的遗文轶事，流传甚广，难以废止。此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言行，内容涉及婚姻、政事、丧祭、礼乐等。这些记载不止使孔子的形象愈加鲜活，对研究儒家思想也有着较大的价值。
《孔子家语》对后世影响极大，如唐朝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及“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便被唐太宗君臣当作治国的指导思想。大臣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便对《孔子家语》有所辑录，用以阐释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观、礼治观、人才观等。另外，“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等，至今仍耳熟能详。
王肃经学并不拘于一家之言，而是均有所取，均有所弃，但其基本立场仍是古文学。王肃遍注群经，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作了注解，并撰定父亲王朗所作《易传》，影响颇大。其所注群经，在魏晋时被列于学官，盛行一时。王肃的经学著作，除《孔子家语》外，都已散失。现存的部分，主要来自各类辑佚书及历代经学著作的引文中，至今尚无一部王肃经学佚文的完整辑本。
王肃经学的重点，在于礼学，其礼学著述在所注经学中占有极大的分量。在王肃礼注中最具思想者，为“五帝非天说”。郑玄认为“天”有6个，称“天”为上帝，是宇宙的主宰。而在王肃看来，天有五行，其神谓之五帝，这五帝只能称为天的辅佐，而不能称“上天”。所谓“五帝”，乃是人间五帝，都是黄帝的子孙。郑玄所说的“王者之祖，皆感五帝之精以生”，是混淆了“五天帝”与“上天”的区别。他用“一天说”否定“六天说”， 否决了谶纬之说，恢复了礼学的人间现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变迁与转型。
王肃礼学思想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其“丘郊一祭”说，谓郊即丘、丘即郊，故丘郊一祭耳。郑玄认为，“圆丘”与“郊”不同，“圆丘”是祭祀昊天之地的名称，“郊”是祭祀的名称。而在王肃看来，“郊”是指祭祀地点，“圆丘”是指祭祀的名称，二者本是一体，都体现为祭祀活动。王肃之所以不分丘郊为二，目的在于强调二者都是祭宗庙之名，无论是帝喾，还是后稷，都是周之先祖，皆以宗庙祭之，故不应再分丘郊二祭。
除“一天说”“丘郊一祭说”外，王肃的礼学思想尚有“禘大祫小说”“庙制议”“丧礼议”等多项内容，其主旨多与郑玄相反。王肃攻讦郑氏礼制，反映了魏晋之际政治、思想、学术乃至礼仪典章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是时代思潮转型的重要表现。
王肃经学以礼学为最，其次便是诗学。王肃诗学有5种，除《毛诗注》20卷外，尚有《毛诗义驳》8卷、《毛诗奏事》1卷、《毛诗问难》2卷及《毛诗音》。王肃诗学是在廓清或纠谬郑学基础上形成的。郑玄主张“感生帝说”，即认为王者之祖，皆感天而生。而王肃反对感生说，并引《毛传》及马融之说反驳。他的诗学，不仅仅揭櫫和还原以情言诗的义蕴，而且同其易学、礼学一样，也蕴含着一种义理化的倾向，不依谶纬，不讲天命之义。
王肃所注《易书》的主要特点在于简明。他依据《易传》，以“传”解经，排除卦变、旁通、卦气等说，亦摒弃互体、爻辰说，直接以义理来说易。他的《周易注》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汉易今文学的影响，但其义理化倾向是很明显的。这预示着魏晋经学中的易学系统面临巨大变革，为玄学化易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是魏晋时期学术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另外，王肃在注解经卦的过程中注重对人道教训、人伦道德的阐发，这是他注经的一个特点。
王肃曾为《尚书》作注11卷，并作《尚书驳议》5卷，可惜现在都已散佚，现存《尚书王氏注》为后人辑录。王肃的《尚书》观点多与郑玄对立，如郑玄认为《尚书》为孔子所作，所以被尊为《尚书》，“尚”便如同“上”；而王肃认为，《尚书》乃“上所言，史所书”，是记录统治者所言的书，故称《尚书》。《尚书王氏注》是“王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尚书》学中较有影响的一家，学术价值较高 。
王肃经学始终与郑玄相异，动摇并削弱了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及其影响，为魏晋新思潮的出现开辟了道路。王肃所定礼仪及其经学，对后代有着长远的影响，不仅在魏晋时期，就是在南北朝以及唐宋，都颇受重视。唐玄宗甚至将韦昭与王肃比作先儒领袖，可见其对王学评价之高。而在元明时期，随着王肃著述的亡佚，王肃影响也逐渐衰微了。
（冯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