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180—220），复姓仲长，名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属微山）人，东汉杰出的政论家与思想家， 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世称仲长子，尊称仲长园或仲长室。
仲长统生长于东汉末年，此时的东汉王朝已进入末世，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 。山东地区更是连年灾荒，饥民转死沟壑。就在仲长统4岁的中平元年（184），终于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义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8州之地，青州更成为黄巾起义军的重要集结地。此后，黄巾军转战于青、兖、冀3州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 ，沉重打击着腐朽的东汉王朝统治。亲眼目睹当时政治腐败、百姓苦难的仲长统，基于对世俗的愤感和独立思考，铸就了一种“狂生”气质与性格。据《后汉书》本传记载，仲长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 。二十余岁时，他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结交挚友，切磋学问。游学之风始于西汉中期，是青年学子拜师结友的一种交际活动，后来成为士子求仕的一条途径。在学子游学之中，世俗多以门第论人待人。许多人交游的目的也并非研讨学问，而是“趋富贵之门”，或是希望依附巴结豪贵而得到举荐，或者畏惧权贵而不敢与之接触。正像仲长统后来所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而〕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而〕不结于贵尊，三俗。” 而仲长统非常厌恶这些习俗，不愿通过投奔某些权贵而出人头地，故为人卓异豪爽，洒脱不拘，敢说敢做，不矜小节，与之交往的朋友，都感到他与众不同，而目之为“狂生”。
仲长统游学上党（今山西黎城境）时，为“避地上党，耕种山阿”的隐士常林所友。虽然常林比仲长统年长很多，但两人一见如故，倾心交往。并州刺史高干，是北方豪强袁绍的外甥，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招致四方游士”为之所用，很多士人学子为此归附其门下。仲长统到并州后，也受到高干的礼敬。当时高干见曹操后方空虚，准备举兵叛曹自立，对此征询仲长统的意见。历来不愿趋炎附势的仲长统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告诫他当谨慎为事。自视不凡的高干没有接受仲长统的劝谏，遂以并州反叛，擒拿上党太守，举兵固守壶关。仲长统预料高干必败，就离开了并州。不久，曹操率军亲征壶关，高干孤军迎战，屡战屡败，兵败南逃，终遭捕斩。由此，人们惊异仲长统的知人眼力，也成就了仲长统的声名，被称誉为有“知人之明”。但此时社会动荡，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悲惨，因此凡州郡召仲长统为官，他皆称疾不就，这有些像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样子。亦如袁宏所言：“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 其实仲长统并非不想做官，只是乱世中诸侯们都想做天子，他不想助纣为虐罢了，因此拒绝依附那些豪强之辈。这既表明了他对当权者的鄙视，也显示了其独立自处的品性与人格。
曹操帐下首席谋臣荀彧，当时以尚书令身份在曹魏政权参与军国大事，负匡弼谋略之才，“爱士好奇”，闻听仲长统之为人，感觉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极力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仲长统也欣赏荀彧的为人，便欣然应召。基于荀彧的信任，仲长统后来得以参与曹魏政权的军政大事。但仲长统的狂直与曹操的多疑难以相容，所以仲长统不能得到曹操的信任。建安十七年（212），在荀彧因不赞同曹操进爵国公、加封九锡，而惹怒曹操忧虑而死（或曰“饮药而卒”）后，仲长统也就离开了曹魏。
仲长统既怀才不遇，有志难达，遂由鄙薄世俗政治而转向倾心自然，由“劝世太平”走向“敖翔太清”，由救世无望而最终逃避山林。他为此作《见志诗》 曰：飞乌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仲长统希望能如“至人”“达士”那样，脱离世俗，随心所欲，摒弃是非烦恼，不为名利所困扰。他又曰：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仲长统认为既然不能为时所用，就不必为各种世俗事务所烦恼，要相信自我，把愁绪寄托到天上，把忧愁埋藏于地下，离经叛道，放弃风雅，焚尽百家之学，栖隐山林，游心江海，乘着元气之舟，摇着微风之舵，在太空中翱翔，尽情地游乐。虽然这幅图景只不过是仲长统自己的浪漫想象而已，但诗中蕴含的思想却既有理想的光辉，又与现实相贴近；既有理性的追求，亦具真情流露，表明了他对儒家入仕精神的反拨，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抗争。梁启超曾评价说，读仲长统的这两首诗尤其是第二首，“可以知魏晋间清谈派哲学的来龙去脉” 。故《见志诗》也被学界公认为是早期的玄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仲长统还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旷，以乐其志。”遂作《乐志论》以阐述其享受田园乐趣的理想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市，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葆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这种睥睨天地、傲然自适、不同流俗的理想人生的遐意畅想，虽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却开启了魏晋士人通脱放诞之风气，正成为魏晋名士陶渊明等人的生活理想和思想先导。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220），仲长统与世长辞。
据史志记载，仲长统的著作知其名者除上引《见志诗》2首、《乐志论》1篇外，还有《兖州山阳先贤赞》1卷（已佚，新旧唐志有著录），《昌言》24篇（亦大部亡佚不存） ，以及散见于《群书治要》《意林》《太平御览》《文苑英华》《齐民要术》《抱朴子》《云笈七签》等各类文献中的一些佚文。其中《昌言》是仲长统作为思想家最重要的代表作，全篇充溢着强烈的批判精神，笔锋所指，上及国家政治，下至民间积弊，深长思之，痛乎言之，其文风呈现出气势雄肆、感慨深沉、言辞激烈的特征，从中可窥见仲长统的学术思想及其才华。
仲长统友人缪袭在《昌言表》一文中有云：“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昌言》所论涉及古今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宗教诸领域，内涵异常丰富，颇具异端色彩，故历代目录学著作多将其列入子部杂家类或儒家类。即如《昌言》所主张的“德主刑佐”，提出的“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 ，就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同时，仲长统又强调“好古守经者，患在不变”，提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则表现了一种离经叛道的精神，这与正统儒家思想又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在尖锐批判当时社会弊端的同时，仲长统还提出了许多极有见地的社会改革主张，思理深邃，议论严正，展现出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因《昌言》以吸收儒家、道家以及法家等思想资料为多，故当今学术界评价仲长统的学术思想特征时，便多以“儒道互补”称之。实际上，仕以儒学，隐以道学，外以儒学，内以道学，儒道互补，进退有据，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少知识分子采取的生活态度，而仲长统则是开启端绪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东汉后期经学渐趋式微、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下，仲长统继桓谭、王充、王符、崔寔、荀悦等之后，集汉代离经叛道学说之大成，成为当时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其中，王符、崔寔与仲长统是这股思潮的代表性人物，被称为“后汉三贤”或“汉末三子”。3人的生活年代前后相继，在经历、命运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3人的代表作《潜夫论》《政论》和《昌言》是这一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皇皇巨著，也代表着东汉中晚期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3人的学术思想都具有理性思维的特点，其论著集中反映了他们兼采百家、富有民本思想和变革思想的理性心态，也彰显着其救国精神、忧患心态及其颇负历史责任感的救世心态。为此学界历来将《潜夫论》《政论》和《昌言》相提并论，但《昌言》较之《潜夫论》和《政论》，实际上更具广阔的历史眼界和更强烈的异端色彩。王夫之即在比较评价荀悦与仲长统的思想成就时说：“荀悦、仲长统立言于纷乱之世，以测治理，皆矫末汉之失也，而统为愈。” 近人章太炎也评价说：“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辩章功实，而深疾浮淫靡靡，比于‘五蠹’；有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蔽之俗。《昌言》最恢广。”
仲长统有着重人事、轻鬼神的唯物论思想。他认为古代圣王贤臣“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 “知天道而无人略（“略”字，《后汉书》作“事”）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故“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他反对宣扬鬼神迷信的“天道”，却重视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之道”，强调只要认识利用自然规律，就可有利于“人事”，所谓“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认为“天”即自然，没有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要顺“天时”，尽“人事”，如适时播种，辛勤管理，及时收获，就有好收成。收多获少根本不在于“天命”，而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也是由“人事”所为，并非“神的旨意”，并进而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结论。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教，也否定了神学的统治地位 。
基于“人事为本”的认识论，仲长统坚持“名”与“实”的一致性和“是”与“非”的客观性。他曾指出：“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所以，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言高论”和不能付诸实践的“难行之术”，认为“知言而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天医莫能治也” ，显示了其坚持认识与实践一致的立场。
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立场出发，仲长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五德始终说和三统三正继运说，提出“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仲长统所称的“天道”，就是指任何个人所不能改变的历史变化之道。他认为历代王朝的兴亡都经历着“乱世—治世—再乱世”的历史循环，要通过有损有益的改革，变“乱”为“治”，使“乱世”转化为“治世”，并尽可能使“治世”稳定和延长。他以古代明君贤臣“威震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留名百世”为事实根据，论证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同样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他指出，刘邦灭秦胜楚以及刘秀中兴汉纪，并不是“天命”的福佑，而是“人事”力争的结果，尽管他们都打着“天命”的旗号，只不过是“伪假天威”罢了。同样，王朝由盛转衰，毁业亡国，也是“人事”所为。“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招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都是统治者“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造成的结果。为此，他还主张废除三公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 。他反对君主专制，直陈宦官和外戚的擅权危害。宦官和外戚执政是两汉社会政治腐败的直接表现和重要因素，外戚专权导致了西汉的覆亡，而宦官暴政则引发了东汉末年生灵涂炭的大战乱。基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惨痛教训，仲长统在《昌言》中对宦官和外戚两大政治毒瘤痛加鞭挞。他说：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览、张让之等，以乱承乱，政令多门，权利并作，迷惑帝王，浊乱海内……灵皇帝登自解犊，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造为维纲，帝终不寐，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姿，挠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邪?
又说：汉兴以来，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所坐以危亡者甚众。妙采于万夫之望，其良犹未可得而遇也，况欲求之妃妾之党，取之于骄盈之家，徼天幸以自获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犹不能久处公正，长思利害，耽荣乐宠，死而后已，又况妇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谦虚节俭，深图远虑，为国家校计者乎? 故其欲关豫朝政，惬快私愿，是乃理之自然也。
深刻揭示了戚宦专权的危害与政治腐败黑暗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主张任人唯才，选用善士；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广选人才，逐级提拔；职能相称，名实相符。认为“论道必求高明之士，干事必使良能之人”。他甚至还提出一个十分大胆的思想，就是不但政府官吏应唯才是举，而且一国之君、天下之王，也应唯才是任，说：“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
仲长统继承儒家传统“德主刑辅”的思想，坚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以法为本的主张，强调“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刑罚为之佐助也”，“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认为“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应因时制宜的实施刑、法之制。他认为，国家治乱不在“法制”之不同，而在执行“法制”之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他在论证以刑助德，因时制宜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出礼入刑”、德刑相辅，禁不可离教，法不可离德。因此，仲长统极为注重教化，认为教化是治理天下的关键，提出“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他认为，若统治者能做到有“公心”“平心”“俭心”，就会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征者也。”“教有道，禁不义，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廉隅贞洁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随者，行之污也。风有所从来，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恶其流者塞其源。” 他还进一步认为，统治者的享乐腐化及其对民众压迫剥削，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为此提出“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等亟须改革的十六项政务。这十六条纲领，既是仲长统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教化、伦理思想的总汇，也是他为挽救东汉皇朝的颓势而开具的药方；既是政治理想，也是治世方略。他认为，只要“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堕，有事不迫遽” ，坚持不懈，就可以由乱而治，就能实现天下治平，国泰民安。
仲长统有着鲜明的经济思想。他对当时的官宦豪强、富商大贾的土地兼并、财富集中有着深刻地批判。他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因此，他提出限田以断兼并、实行什一税增加蓄积、厚禄养廉澄清吏治、徙民垦边开发边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厚养民生。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多引仲长统的农学及农业生产思想，如所引其抢抓农时的思想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又引其劝课农桑思想说：“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之势可知。”“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杝落不完，垣墙不平，埽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还特别引述其批判保守守旧而不知创新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思想曰：“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
基于“人事为本”的无神论，仲长统还非常重视医学和养生。他从道教思想资料中吸收了不少合理的因素，同时也接受了道教的仙人观念。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说：“道德仁义，天性也。织之以成其物，练〔炼〕之以致其精，莹之以发其光。” 同时，他对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范畴忠、孝、信义等也有较详尽地辨析与解读，颇有见地和新意，成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仲长统的思想，不仅对两汉官方正统思想是巨大冲击，更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如在魏晋时期，曹操和诸葛亮都提倡德主刑辅，强调以法治国、以法理乱，即与仲长统的“严刑峻法”“出礼入刑”等主张前后相继。曹操的“唯才是举”即与仲长统的“治国取人，务在求能”一脉相通，甚至三国两晋的政权体制，也多是吸取了仲长统所总结的东汉政权的经验教训而创设。唐初魏征编纂《群书治要》，即从《昌言》中摘录了有关兴亡治乱的政治观点。清代学者亦花了很大精力对已大量亡佚的《昌言》进行辑佚和整理，并对仲长统的才学和批判精神作出极高的评价。如严可均即评价说：“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拟之，非过誉也。” 何焯亦评价仲长统之说是“慷慨激昂，挟有悍气” 。马国翰更评价“其言时事，切中利弊” 。现代学者钱钟书也认为《昌言》“笔致骏发腾踔，在桓宽、王符之上” 。近代学者章太炎著《菿汉昌言》，则以仲长统自比。
现学术界公认，仲长统关注汉末社会弊端，对其揭露之大胆，剖析之深入，抨击之猛烈，汉末思想界实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仲长统所具有的强烈批判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强调重人事、以人事为本的思想，鲜明地表现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与现实主义精神，这在谶纬迷信盛行、天人感应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处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反映了从两汉神学经学占统治地位向魏晋道佛思想盛行时代的历史性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兴盛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成为魏晋玄学理论的先驱。仲长统对汉末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抨击，不仅对两汉的正统思想形成巨大冲击，更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芃）
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复姓仲长，名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属微山）人，东汉杰出的政论家与思想家， 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世称仲长子，尊称仲长园或仲长室。
仲长统生长于东汉末年，此时的东汉王朝已进入末世，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 。山东地区更是连年灾荒，饥民转死沟壑。就在仲长统4岁的中平元年（184），终于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义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8州之地，青州更成为黄巾起义军的重要集结地。此后，黄巾军转战于青、兖、冀3州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 ，沉重打击着腐朽的东汉王朝统治。亲眼目睹当时政治腐败、百姓苦难的仲长统，基于对世俗的愤感和独立思考，铸就了一种“狂生”气质与性格。据《后汉书》本传记载，仲长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 。二十余岁时，他游学青、徐、并、冀州之间，结交挚友，切磋学问。游学之风始于西汉中期，是青年学子拜师结友的一种交际活动，后来成为士子求仕的一条途径。在学子游学之中，世俗多以门第论人待人。许多人交游的目的也并非研讨学问，而是“趋富贵之门”，或是希望依附巴结豪贵而得到举荐，或者畏惧权贵而不敢与之接触。正像仲长统后来所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而〕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而〕不结于贵尊，三俗。” 而仲长统非常厌恶这些习俗，不愿通过投奔某些权贵而出人头地，故为人卓异豪爽，洒脱不拘，敢说敢做，不矜小节，与之交往的朋友，都感到他与众不同，而目之为“狂生”。
仲长统游学上党（今山西黎城境）时，为“避地上党，耕种山阿”的隐士常林所友。虽然常林比仲长统年长很多，但两人一见如故，倾心交往。并州刺史高干，是北方豪强袁绍的外甥，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招致四方游士”为之所用，很多士人学子为此归附其门下。仲长统到并州后，也受到高干的礼敬。当时高干见曹操后方空虚，准备举兵叛曹自立，对此征询仲长统的意见。历来不愿趋炎附势的仲长统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告诫他当谨慎为事。自视不凡的高干没有接受仲长统的劝谏，遂以并州反叛，擒拿上党太守，举兵固守壶关。仲长统预料高干必败，就离开了并州。不久，曹操率军亲征壶关，高干孤军迎战，屡战屡败，兵败南逃，终遭捕斩。由此，人们惊异仲长统的知人眼力，也成就了仲长统的声名，被称誉为有“知人之明”。但此时社会动荡，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悲惨，因此凡州郡召仲长统为官，他皆称疾不就，这有些像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样子。亦如袁宏所言：“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 其实仲长统并非不想做官，只是乱世中诸侯们都想做天子，他不想助纣为虐罢了，因此拒绝依附那些豪强之辈。这既表明了他对当权者的鄙视，也显示了其独立自处的品性与人格。
曹操帐下首席谋臣荀彧，当时以尚书令身份在曹魏政权参与军国大事，负匡弼谋略之才，“爱士好奇”，闻听仲长统之为人，感觉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极力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仲长统也欣赏荀彧的为人，便欣然应召。基于荀彧的信任，仲长统后来得以参与曹魏政权的军政大事。但仲长统的狂直与曹操的多疑难以相容，所以仲长统不能得到曹操的信任。建安十七年（212），在荀彧因不赞同曹操进爵国公、加封九锡，而惹怒曹操忧虑而死（或曰“饮药而卒”）后，仲长统也就离开了曹魏。
仲长统既怀才不遇，有志难达，遂由鄙薄世俗政治而转向倾心自然，由“劝世太平”走向“敖翔太清”，由救世无望而最终逃避山林。他为此作《见志诗》 曰：飞乌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仲长统希望能如“至人”“达士”那样，脱离世俗，随心所欲，摒弃是非烦恼，不为名利所困扰。他又曰：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仲长统认为既然不能为时所用，就不必为各种世俗事务所烦恼，要相信自我，把愁绪寄托到天上，把忧愁埋藏于地下，离经叛道，放弃风雅，焚尽百家之学，栖隐山林，游心江海，乘着元气之舟，摇着微风之舵，在太空中翱翔，尽情地游乐。虽然这幅图景只不过是仲长统自己的浪漫想象而已，但诗中蕴含的思想却既有理想的光辉，又与现实相贴近；既有理性的追求，亦具真情流露，表明了他对儒家入仕精神的反拨，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抗争。梁启超曾评价说，读仲长统的这两首诗尤其是第二首，“可以知魏晋间清谈派哲学的来龙去脉” 。故《见志诗》也被学界公认为是早期的玄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仲长统还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旷，以乐其志。”遂作《乐志论》以阐述其享受田园乐趣的理想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市，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霜》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葆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这种睥睨天地、傲然自适、不同流俗的理想人生的遐意畅想，虽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却开启了魏晋士人通脱放诞之风气，正成为魏晋名士陶渊明等人的生活理想和思想先导。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220），仲长统与世长辞。
据史志记载，仲长统的著作知其名者除上引《见志诗》2首、《乐志论》1篇外，还有《兖州山阳先贤赞》1卷（已佚，新旧唐志有著录），《昌言》24篇（亦大部亡佚不存） ，以及散见于《群书治要》《意林》《太平御览》《文苑英华》《齐民要术》《抱朴子》《云笈七签》等各类文献中的一些佚文。其中《昌言》是仲长统作为思想家最重要的代表作，全篇充溢着强烈的批判精神，笔锋所指，上及国家政治，下至民间积弊，深长思之，痛乎言之，其文风呈现出气势雄肆、感慨深沉、言辞激烈的特征，从中可窥见仲长统的学术思想及其才华。
仲长统友人缪袭在《昌言表》一文中有云：“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昌言》所论涉及古今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宗教诸领域，内涵异常丰富，颇具异端色彩，故历代目录学著作多将其列入子部杂家类或儒家类。即如《昌言》所主张的“德主刑佐”，提出的“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 ，就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同时，仲长统又强调“好古守经者，患在不变”，提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 ，则表现了一种离经叛道的精神，这与正统儒家思想又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在尖锐批判当时社会弊端的同时，仲长统还提出了许多极有见地的社会改革主张，思理深邃，议论严正，展现出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因《昌言》以吸收儒家、道家以及法家等思想资料为多，故当今学术界评价仲长统的学术思想特征时，便多以“儒道互补”称之。实际上，仕以儒学，隐以道学，外以儒学，内以道学，儒道互补，进退有据，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少知识分子采取的生活态度，而仲长统则是开启端绪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东汉后期经学渐趋式微、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下，仲长统继桓谭、王充、王符、崔寔、荀悦等之后，集汉代离经叛道学说之大成，成为当时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其中，王符、崔寔与仲长统是这股思潮的代表性人物，被称为“后汉三贤”或“汉末三子”。3人的生活年代前后相继，在经历、命运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3人的代表作《潜夫论》《政论》和《昌言》是这一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皇皇巨著，也代表着东汉中晚期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3人的学术思想都具有理性思维的特点，其论著集中反映了他们兼采百家、富有民本思想和变革思想的理性心态，也彰显着其救国精神、忧患心态及其颇负历史责任感的救世心态。为此学界历来将《潜夫论》《政论》和《昌言》相提并论，但《昌言》较之《潜夫论》和《政论》，实际上更具广阔的历史眼界和更强烈的异端色彩。王夫之即在比较评价荀悦与仲长统的思想成就时说：“荀悦、仲长统立言于纷乱之世，以测治理，皆矫末汉之失也，而统为愈。” 近人章太炎也评价说：“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辩章功实，而深疾浮淫靡靡，比于‘五蠹’；有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蔽之俗。《昌言》最恢广。”
仲长统有着重人事、轻鬼神的唯物论思想。他认为古代圣王贤臣“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 “知天道而无人略（“略”字，《后汉书》作“事”）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故“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他反对宣扬鬼神迷信的“天道”，却重视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之道”，强调只要认识利用自然规律，就可有利于“人事”，所谓“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认为“天”即自然，没有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要顺“天时”，尽“人事”，如适时播种，辛勤管理，及时收获，就有好收成。收多获少根本不在于“天命”，而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也是由“人事”所为，并非“神的旨意”，并进而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结论。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教，也否定了神学的统治地位 。
基于“人事为本”的认识论，仲长统坚持“名”与“实”的一致性和“是”与“非”的客观性。他曾指出：“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所以，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言高论”和不能付诸实践的“难行之术”，认为“知言而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天医莫能治也” ，显示了其坚持认识与实践一致的立场。
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立场出发，仲长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五德始终说和三统三正继运说，提出“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仲长统所称的“天道”，就是指任何个人所不能改变的历史变化之道。他认为历代王朝的兴亡都经历着“乱世—治世—再乱世”的历史循环，要通过有损有益的改革，变“乱”为“治”，使“乱世”转化为“治世”，并尽可能使“治世”稳定和延长。他以古代明君贤臣“威震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留名百世”为事实根据，论证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同样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他指出，刘邦灭秦胜楚以及刘秀中兴汉纪，并不是“天命”的福佑，而是“人事”力争的结果，尽管他们都打着“天命”的旗号，只不过是“伪假天威”罢了。同样，王朝由盛转衰，毁业亡国，也是“人事”所为。“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招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都是统治者“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造成的结果。为此，他还主张废除三公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 。他反对君主专制，直陈宦官和外戚的擅权危害。宦官和外戚执政是两汉社会政治腐败的直接表现和重要因素，外戚专权导致了西汉的覆亡，而宦官暴政则引发了东汉末年生灵涂炭的大战乱。基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惨痛教训，仲长统在《昌言》中对宦官和外戚两大政治毒瘤痛加鞭挞。他说：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览、张让之等，以乱承乱，政令多门，权利并作，迷惑帝王，浊乱海内……灵皇帝登自解犊，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造为维纲，帝终不寐，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姿，挠乱内外，螫噬民化，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邪?
又说：汉兴以来，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所坐以危亡者甚众。妙采于万夫之望，其良犹未可得而遇也，况欲求之妃妾之党，取之于骄盈之家，徼天幸以自获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犹不能久处公正，长思利害，耽荣乐宠，死而后已，又况妇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谦虚节俭，深图远虑，为国家校计者乎? 故其欲关豫朝政，惬快私愿，是乃理之自然也。
深刻揭示了戚宦专权的危害与政治腐败黑暗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主张任人唯才，选用善士；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广选人才，逐级提拔；职能相称，名实相符。认为“论道必求高明之士，干事必使良能之人”。他甚至还提出一个十分大胆的思想，就是不但政府官吏应唯才是举，而且一国之君、天下之王，也应唯才是任，说：“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
仲长统继承儒家传统“德主刑辅”的思想，坚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以法为本的主张，强调“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刑罚为之佐助也”，“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认为“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应因时制宜的实施刑、法之制。他认为，国家治乱不在“法制”之不同，而在执行“法制”之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他在论证以刑助德，因时制宜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出礼入刑”、德刑相辅，禁不可离教，法不可离德。因此，仲长统极为注重教化，认为教化是治理天下的关键，提出“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他认为，若统治者能做到有“公心”“平心”“俭心”，就会上行下效，令行禁止。“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征者也。”“教有道，禁不义，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廉隅贞洁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随者，行之污也。风有所从来，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恶其流者塞其源。” 他还进一步认为，统治者的享乐腐化及其对民众压迫剥削，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为此提出“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等亟须改革的十六项政务。这十六条纲领，既是仲长统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教化、伦理思想的总汇，也是他为挽救东汉皇朝的颓势而开具的药方；既是政治理想，也是治世方略。他认为，只要“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堕，有事不迫遽” ，坚持不懈，就可以由乱而治，就能实现天下治平，国泰民安。
仲长统有着鲜明的经济思想。他对当时的官宦豪强、富商大贾的土地兼并、财富集中有着深刻地批判。他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因此，他提出限田以断兼并、实行什一税增加蓄积、厚禄养廉澄清吏治、徙民垦边开发边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厚养民生。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多引仲长统的农学及农业生产思想，如所引其抢抓农时的思想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又引其劝课农桑思想说：“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之势可知。”“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杝落不完，垣墙不平，埽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还特别引述其批判保守守旧而不知创新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思想曰：“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
基于“人事为本”的无神论，仲长统还非常重视医学和养生。他从道教思想资料中吸收了不少合理的因素，同时也接受了道教的仙人观念。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说：“道德仁义，天性也。织之以成其物，练〔炼〕之以致其精，莹之以发其光。” 同时，他对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范畴忠、孝、信义等也有较详尽地辨析与解读，颇有见地和新意，成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仲长统的思想，不仅对两汉官方正统思想是巨大冲击，更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如在魏晋时期，曹操和诸葛亮都提倡德主刑辅，强调以法治国、以法理乱，即与仲长统的“严刑峻法”“出礼入刑”等主张前后相继。曹操的“唯才是举”即与仲长统的“治国取人，务在求能”一脉相通，甚至三国两晋的政权体制，也多是吸取了仲长统所总结的东汉政权的经验教训而创设。唐初魏征编纂《群书治要》，即从《昌言》中摘录了有关兴亡治乱的政治观点。清代学者亦花了很大精力对已大量亡佚的《昌言》进行辑佚和整理，并对仲长统的才学和批判精神作出极高的评价。如严可均即评价说：“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拟之，非过誉也。” 何焯亦评价仲长统之说是“慷慨激昂，挟有悍气” 。马国翰更评价“其言时事，切中利弊” 。现代学者钱钟书也认为《昌言》“笔致骏发腾踔，在桓宽、王符之上” 。近代学者章太炎著《菿汉昌言》，则以仲长统自比。
现学术界公认，仲长统关注汉末社会弊端，对其揭露之大胆，剖析之深入，抨击之猛烈，汉末思想界实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仲长统所具有的强烈批判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强调重人事、以人事为本的思想，鲜明地表现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与现实主义精神，这在谶纬迷信盛行、天人感应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处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反映了从两汉神学经学占统治地位向魏晋道佛思想盛行时代的历史性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兴盛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成为魏晋玄学理论的先驱。仲长统对汉末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抨击，不仅对两汉的正统思想形成巨大冲击，更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