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129—182），字邵公，任城樊县（今济宁）人，东汉今文经学家。父亲何豹，官至少府，为九卿之一。何休为人朴厚，讷口寡言，先以父荫召拜郎中，又被太傅陈蕃征为幕僚。陈蕃以“党锢”被夷族，何休也因此受牵连，坐罪遭禁锢。党禁解除后，再被辟为司徒府属吏，拜议郎，迁谏议大夫。何休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去世。何休勤奋好学，精研“六经”，尤通《公羊春秋》，他用17年时间撰成今文经学的集大成之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另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春秋公羊文谥例》《春秋汉议》《春秋公羊传条例》《冠礼约制》《孝经注训》《论语何氏注》以及注训《风角》《七分》等，但大都佚失，清人王谟《汉魏遗书钞》有辑本。他还擅长历算，《后汉书集解》载其“三坟五典，阴阳算主，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成诵”，成为继董仲舒之后最著名的《公羊》学学者，形成汉代《公羊》学领域独具特色的“何氏学”；又与经学家郑玄相提并论，时称郑为“经神”，何为“学海” 。他进一步发挥了“三世说”“三科九旨”“大一统”“灾异说”等学说作为其学术主旨，以此宣扬其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一、三世说
《后汉书·儒林传》载，何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他吸取今古文经学家的注经体例及方法，对《公羊传》进行了极为详实地注解，集公羊学之大成，也奠定其公羊学大师的地位。
何休师承博士羊弼，融合董仲舒、胡毋生、颜安乐、严彭祖等诸家学说，制定公羊学新义例，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何氏之学。他借鉴综合了前代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成果，归纳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等义例，使春秋公羊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此，何休说：“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
《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整理《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进一步发挥这一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
受董仲舒此说的启发，何休对“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作了更具体的分析，明确提出“三世说”理论：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在这里，何休继承董仲舒对《春秋》三个时段的划分，概括提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的历史发展学说，用以解说《春秋》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虽然，何休的三世说理论有一定夸大或悖理之处，但他赋予公羊学夷夏观以全新含义，体现其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步观。因此，“何休的最杰出贡献，是将《公羊传》中仅具朴素形态的历史演进阶段性论点，发挥为有初步系统的社会进化理论” ，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二、三科九旨说
对何休的“三科九旨”之说，唐人徐彦有一基本概况与说明：“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释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二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一科三旨”中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董仲舒曾经作过系统阐述的“三统”说，也是《春秋》记事中遵循的准则。“新周”即“亲周”，亲近周天子；“故宋”即“故殷”，宋本殷后。对于“以《春秋》当新王”的解释，杨向奎曾说：“孔子本人并无以《春秋》当王义，为汉制法，亦后人附会……假《春秋》立说，东周以后，无王，非无王也，无大一统之王，故以《春秋》当新王，‘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首倡‘大一统’，而隐公不能当王，周天子不能当王，遂以‘春秋’当王。大一统者王，‘春秋’倡大一统，故‘春秋’当王。” 何休提出“以《春秋》当新王”，寄托着他在乱世中重建社会新秩序的希望。“二科六旨”中的“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三世说”。而“三科九旨”中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分别相当于“三世”中的“衰乱世”（“所传闻之世”）和“升平世”（“所闻之世”）。也就是所谓的“异内外”之说。由此，何休发展公羊先师的社会历史理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三科九旨”作为何休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其历史理论的核心。清人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即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
三、大一统说
“大一统”说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公羊传》开篇对 “隐公元年”经文之解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的“大一统”说正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予以引申发挥而形成的：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何休认为天地万物是由“元”即 “气”构成。王受命于天，应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这是其职责所在。从公侯到庶人，从山川到草木昆虫，都处在天子的治理之下，体现了天子的大一统，也就是大一统说所包含的尊天子之义，即由王者统一天下，推崇王者的一统天下。而且，王者要想能实现“一统”，达到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最高境界，就必须加强自我修养，做一个推己及人、正己正人、“承天以制号令”的仁者，成为“仁义”之君。因此，何休“大一统”，既包括政治上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何休生活的时代，宦官外戚专权，皇权旁落，世族地主割据，少数民族逐渐兴起。因此，他呼吁“尊天子”，张扬大一统论。他的“一统”论是以儒家的“义”为依据，而不是以种族、血缘为原则。而且，其“大一统”说对空间的扩展和时间的延续都作了探索，既立足天人关系，又超越天人关系，是对《公羊》学“大一统”义理的杰出总结。
四、灾异说
何休深受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灾异论及其批判精神的影响，在阴阳、谶纬方面有很深造诣。据王嘉《拾遗记》称，何休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成诵也”。何休曾注《风角》《七分》等阴阳纬候之书，并用谶纬说灾异，借灾异以论时政成为何休思想学说的一大特色。
何休在理论上强调天人感应。如，《春秋公羊解诂》对经文“僖公三年六月，雨”解释曰：“所以详录贤君精诚之应也。僖公饬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复古行中，其年谷大丰，明天人相与报应之际，不可不察。”经文记昭公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曰：“是后昭公死外，晋大夫专执，楚犯中国，围蔡也。”认为天具有超自然力量，有意志，能够判断是非曲直，并褒善罚恶；统治者骄奢淫逸、暴虐剥削下民、诸侯不尊王室、臣下专权弑君等违悖天意的行为，必定会受上天惩罚。所以，灾异就是上天对君主和乱臣贼子的警诫和劝告。
何休还对“灾”和“异”作了区分界定。经文记隐公五年“螟，何以书？记灾也”，《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曰：“灾者，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先是隐公张百金之鱼，设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经文记隐公三年“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传曰“何以书？记异也”。对此《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曰：“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后卫州吁弑其君完，诸侯初僭，鲁隐系获，公子翚进谄谋。”经文记定公元年“冬，十月，霣霜杀菽。”传曰：“何以书？记异也。此灾菽也，曷为以异书？异大乎灾也。”《春秋公羊传解诂》亦解释曰：“异者，所以为人戒也。重异不重灾，君子所以贵教化而贱刑罚也”。由此数例，可以看到何休认为君王昏庸乱政，有失德之行，则天就会降灾以伤其人与物。而天地示君王以异象，则是为了警诫其当修德自省，重教化而轻刑罚。
同时，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何休大谈灾异并大量引用谶纬之说，也给自己的思想学说涂上了一层荒谬离奇、神秘怪异的色彩，为后世学者所指责。苏轼即说：“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 清末今文学者皮锡瑞亦云：“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语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 章太炎也说何休“乃瞀乱之人，不足与辩说也” 。灾异说成为何休最受争议之处。
虽然何休的思想学说有偏颇之处，最终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衰颓之势，但他成就的公羊学术思想体系，却使之成为公羊学大家，对中国经学史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崔靖娟 张玥明）
何 休
何休（129—182），字邵公，任城樊县（今济宁）人，东汉今文经学家。父亲何豹，官至少府，为九卿之一。何休为人朴厚，讷口寡言，先以父荫召拜郎中，又被太傅陈蕃征为幕僚。陈蕃以“党锢”被夷族，何休也因此受牵连，坐罪遭禁锢。党禁解除后，再被辟为司徒府属吏，拜议郎，迁谏议大夫。何休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去世。何休勤奋好学，精研“六经”，尤通《公羊春秋》，他用17年时间撰成今文经学的集大成之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另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春秋公羊文谥例》《春秋汉议》《春秋公羊传条例》《冠礼约制》《孝经注训》《论语何氏注》以及注训《风角》《七分》等，但大都佚失，清人王谟《汉魏遗书钞》有辑本。他还擅长历算，《后汉书集解》载其“三坟五典，阴阳算主，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成诵”，成为继董仲舒之后最著名的《公羊》学学者，形成汉代《公羊》学领域独具特色的“何氏学”；又与经学家郑玄相提并论，时称郑为“经神”，何为“学海” 。他进一步发挥了“三世说”“三科九旨”“大一统”“灾异说”等学说作为其学术主旨，以此宣扬其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一、三世说
《后汉书·儒林传》载，何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他吸取今古文经学家的注经体例及方法，对《公羊传》进行了极为详实地注解，集公羊学之大成，也奠定其公羊学大师的地位。
何休师承博士羊弼，融合董仲舒、胡毋生、颜安乐、严彭祖等诸家学说，制定公羊学新义例，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何氏之学。他借鉴综合了前代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成果，归纳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等义例，使春秋公羊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此，何休说：“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
《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整理《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进一步发挥这一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
受董仲舒此说的启发，何休对“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作了更具体的分析，明确提出“三世说”理论：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在这里，何休继承董仲舒对《春秋》三个时段的划分，概括提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的历史发展学说，用以解说《春秋》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虽然，何休的三世说理论有一定夸大或悖理之处，但他赋予公羊学夷夏观以全新含义，体现其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步观。因此，“何休的最杰出贡献，是将《公羊传》中仅具朴素形态的历史演进阶段性论点，发挥为有初步系统的社会进化理论” ，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二、三科九旨说
对何休的“三科九旨”之说，唐人徐彦有一基本概况与说明：“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释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二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一科三旨”中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董仲舒曾经作过系统阐述的“三统”说，也是《春秋》记事中遵循的准则。“新周”即“亲周”，亲近周天子；“故宋”即“故殷”，宋本殷后。对于“以《春秋》当新王”的解释，杨向奎曾说：“孔子本人并无以《春秋》当王义，为汉制法，亦后人附会……假《春秋》立说，东周以后，无王，非无王也，无大一统之王，故以《春秋》当新王，‘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首倡‘大一统’，而隐公不能当王，周天子不能当王，遂以‘春秋’当王。大一统者王，‘春秋’倡大一统，故‘春秋’当王。” 何休提出“以《春秋》当新王”，寄托着他在乱世中重建社会新秩序的希望。“二科六旨”中的“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三世说”。而“三科九旨”中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分别相当于“三世”中的“衰乱世”（“所传闻之世”）和“升平世”（“所闻之世”）。也就是所谓的“异内外”之说。由此，何休发展公羊先师的社会历史理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三科九旨”作为何休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其历史理论的核心。清人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即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
三、大一统说
“大一统”说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公羊传》开篇对 “隐公元年”经文之解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的“大一统”说正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予以引申发挥而形成的：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何休认为天地万物是由“元”即 “气”构成。王受命于天，应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这是其职责所在。从公侯到庶人，从山川到草木昆虫，都处在天子的治理之下，体现了天子的大一统，也就是大一统说所包含的尊天子之义，即由王者统一天下，推崇王者的一统天下。而且，王者要想能实现“一统”，达到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最高境界，就必须加强自我修养，做一个推己及人、正己正人、“承天以制号令”的仁者，成为“仁义”之君。因此，何休“大一统”，既包括政治上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何休生活的时代，宦官外戚专权，皇权旁落，世族地主割据，少数民族逐渐兴起。因此，他呼吁“尊天子”，张扬大一统论。他的“一统”论是以儒家的“义”为依据，而不是以种族、血缘为原则。而且，其“大一统”说对空间的扩展和时间的延续都作了探索，既立足天人关系，又超越天人关系，是对《公羊》学“大一统”义理的杰出总结。
四、灾异说
何休深受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灾异论及其批判精神的影响，在阴阳、谶纬方面有很深造诣。据王嘉《拾遗记》称，何休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莫不成诵也”。何休曾注《风角》《七分》等阴阳纬候之书，并用谶纬说灾异，借灾异以论时政成为何休思想学说的一大特色。
何休在理论上强调天人感应。如，《春秋公羊解诂》对经文“僖公三年六月，雨”解释曰：“所以详录贤君精诚之应也。僖公饬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复古行中，其年谷大丰，明天人相与报应之际，不可不察。”经文记昭公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曰：“是后昭公死外，晋大夫专执，楚犯中国，围蔡也。”认为天具有超自然力量，有意志，能够判断是非曲直，并褒善罚恶；统治者骄奢淫逸、暴虐剥削下民、诸侯不尊王室、臣下专权弑君等违悖天意的行为，必定会受上天惩罚。所以，灾异就是上天对君主和乱臣贼子的警诫和劝告。
何休还对“灾”和“异”作了区分界定。经文记隐公五年“螟，何以书？记灾也”，《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曰：“灾者，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先是隐公张百金之鱼，设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经文记隐公三年“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传曰“何以书？记异也”。对此《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曰：“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后卫州吁弑其君完，诸侯初僭，鲁隐系获，公子翚进谄谋。”经文记定公元年“冬，十月，霣霜杀菽。”传曰：“何以书？记异也。此灾菽也，曷为以异书？异大乎灾也。”《春秋公羊传解诂》亦解释曰：“异者，所以为人戒也。重异不重灾，君子所以贵教化而贱刑罚也”。由此数例，可以看到何休认为君王昏庸乱政，有失德之行，则天就会降灾以伤其人与物。而天地示君王以异象，则是为了警诫其当修德自省，重教化而轻刑罚。
同时，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何休大谈灾异并大量引用谶纬之说，也给自己的思想学说涂上了一层荒谬离奇、神秘怪异的色彩，为后世学者所指责。苏轼即说：“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 清末今文学者皮锡瑞亦云：“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语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 章太炎也说何休“乃瞀乱之人，不足与辩说也” 。灾异说成为何休最受争议之处。
虽然何休的思想学说有偏颇之处，最终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衰颓之势，但他成就的公羊学术思想体系，却使之成为公羊学大家，对中国经学史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崔靖娟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