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褒（？—102），字叔通，鲁国薛（今滕州西南）人，东汉经学家，在《礼》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成就。
曹褒的父亲曹充因精通“庆氏礼” ，建武年间擢为博士，跟从光武帝到泰山巡视狩猎，确定封禅之礼。回来后，曹充受诏商议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的礼仪。孝明帝即位后，曹充上言，认为汉朝再受天命，且进行了封禅，但礼乐崩坏残缺，不能令后世效法。他指出，“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 ，各代有各代的特殊之处，故而大汉应当制作自己的礼仪，以传予后世。显帝便问曹充制礼之事的谶纬，曹充以《河图括地象》与《尚书璇玑钤》上的话作答，证明制礼之事必会成功。汉明帝对此感到满意，下诏将太乐官改为太予乐，歌词曲谱，可等待以后的君子进行补充，而曹充因此官拜侍中。之后，曹充著作章句解答礼中的疑难之处，庆氏之学得以流传后世。
曹褒少年时便有坚定的志向，为人度量宽宏，成年之后便继承了其父曹充的学业，博学雅达，学问通透，尤其喜欢研究礼乐之事。他常常感叹朝廷的制度尚未完备，同时倾慕叔孙通为汉朝制作礼仪之事，于是精心钻研礼学，不分昼夜。常常睡觉时仍怀抱着纸笔，走路时还诵读着文章，甚至念着念着竟忘记了自己要去哪里。
最初曹褒被举为孝廉，后迁为圉县县令。他为官能以礼处理人事，以德教化百姓。当时，别地有盗众5人进入了圉地界，吏卒捉到了他们，陈留太守马严听说后对他们非常厌恶，吩咐县里将其杀死。曹褒却派吏卒来告知太守：“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 他认为绝人之命的人会遭天谴，现在遵从太守命令杀了盗贼是逆天而行，虽然顺应天意自己会触犯刑罚，但如果能保全这些人命那自己甘愿受刑。太守马严上奏皇上，认为曹褒过于懦弱。最后曹褒被免官归郡，做了功曹。
后来曹褒被征拜为博士。恰好此时汉章帝欲重新完善朝廷礼乐之制，而汉礼的编定始于叔孙通。刘邦得天下时，功臣们起于草莽，未明朝廷礼仪，常喝酒争功，醉酒后就在宫殿中拔剑乱舞，刘邦很是头疼。叔孙通趁机建议编定汉礼，以规范群臣的举止，这得到了刘邦的支持。叔孙通编定的汉礼影响很大，被沿用近三百年，但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刘邦君臣出身平民，讨厌繁文缛节，因此叔孙通制定的汉礼在后世看来过于简略。第二，叔孙通以秦礼为基础制定汉礼，杂采古礼，与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盛世之礼（纯儒家学说）差别较大。尤其是随着汉代人对秦朝评价的持续走低，叔孙通兼采秦礼制定的汉礼也受到严厉批判。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汉宣帝时的王吉、汉成帝时的刘向、与曹褒同时代的班固等著名学者以及王莽，都曾主张重修汉礼。可见，重修汉礼已经成为当时学者们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汉章帝决定重修汉礼。另外，谶纬的影响也是汉章帝重修汉礼的重要原因。《河图》中说，汉代会“十一（世）以光”，而汉章帝恰恰是刘邦的十一世孙。他自认为有重修汉礼以“崇弘祖宗，仁济元元（民众）”之责。元和二年（85）汉章帝下诏以谶纬应之。曹褒理解了汉章帝的旨意，知道他想要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朝廷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 曹褒认为礼乐是王朝兴盛必须之物，而现在正是制作礼乐的好时机，谶纬也证实了这一点。太常巢堪看到他的奏章后，认为一个盛世的礼乐大典，不是曹褒一个人所能制定的，所以不应该应许曹褒的制礼请求。汉章帝知道群臣保守拘束，是难以与之成大事的，朝廷的礼仪典章，应该及时确立推行。
次年，汉章帝又为此事下诏。曹褒看到诏书后，叹息之余向诸生表示：为主尽忠，自己当仁不让。于是他上疏，详细陈述了礼乐的重要性及制作修改的想法。汉章帝于是拜曹褒为侍中，让他跟从车驾南巡。回来后，皇上将事情托付三公，还没来得及上奏，就下诏召见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的事宜。班固、巢堪等人都认为，重修汉礼是汉代大典，应广集群儒、共同商定。但汉章帝说：“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意思是在路边造房子，来来往往的人议论纷纷，让人不知所从，难以成事。所以，要制定汉礼，曹褒一个人就足够了。这显示了汉章帝对曹褒学问的认可，也反映了汉章帝对当时儒者喜欢夸夸其谈、不切实际、争论不休的做法的担忧，怕众人议论会演变成各执己见、久而无成。曹褒修订完汉礼后，汉章帝没有允许群臣商议，而是直接推行，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章和元年（87）正月，汉章帝于嘉德门召见曹褒，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的《汉仪》12篇，让曹褒以此为依据，制成合乎时宜的礼仪，可以在南宫、东观收集资料，尽心制作。曹褒接受命令后，依次记录礼仪之事，依照旧有典籍核实，杂以《五经》谶记之文，草拟了从天子到庶人关于冠婚吉凶终始之制，成新礼150篇，并书写在二尺四寸简上，当年十二月奏上。对于曹褒所作的新礼，因为怕众人的意见不一，皇上虽然接受了，却没有让相关官员评定。
就在这时，汉章帝去世，和帝即位。曹褒为其作章句，于是和帝按照《新礼》举行天子冠礼。曹褒也由此被提拔为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92），曹褒迁射声校尉。后来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上奏称曹褒擅自制《汉礼》，破坏了圣术，应该审判诛杀。虽然和帝没有批准这份奏书，但曹褒的《汉礼》也因此不能推行下去。
两汉时期的礼乐在世人眼中是有着崇高地位的，礼乐支配下的社会是儒生们的理想之乡，故而他们对于“制礼作乐”有着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能够得到皇帝的支持进行礼乐制作，曹褒无疑是其中的幸运儿。但变化了的社会形势，无法创造出能以礼乐维持的乐土。曹褒的新礼最终没有得到推行，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于曹褒来说，礼是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以道义约束为手段的礼制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他制礼作乐的出发点。但以礼乐来统治社会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令为规则的法治，故而重新实现礼乐社会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统治者所需要的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象征着统治地位与繁华昌盛的礼乐，这显然不是曹褒的追求。加之当时的儒生制礼作乐的才能确实参差不齐，曹褒也得不到多少强有力的支持。最终，曹褒的制礼作乐只能以悲剧收尾了。
曹褒在担任射声校尉时，营舍里有百余所停棺没有安葬。曹褒亲自去调查，询问其中的缘由。官吏告诉他，这些大多都是建武年间以来没有后代的人，所以没法入土为安。曹褒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悲伤，为这些死者买了空地，将他们都妥善安葬，并祭祀了他们。曹褒迁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疫病流行，曹褒去巡视探望病人，为他们送去医药，还准备了米粥接济他们。永元七年（95），曹褒出任河内太守。当时这一地区春夏之际发生了大旱，粮食价格飙升。曹褒到任后，就省并官吏，辞退奸诈残忍之人，当地的降雨便恢复了。到了秋天，这里便获得了好的收成，百姓能够自给自足，流亡在外的人也都回来了。后来，曹褒因上报灾害不实而获罪被罢免。过了没多久，曹褒再次被征为官，又当了侍中。
曹褒知识渊博，精通古籍，是当时学界领袖。永元十四年（102），曹褒在其官任上去世。他的著述有《通义》12篇、《演经杂论》120篇，又有《礼记》49篇，可惜均已失传。他的弟子有千余人，庆氏之学也因其而流行于世。
（冯雨晴）
曹 褒
曹褒（？—102），字叔通，鲁国薛（今滕州西南）人，东汉经学家，在《礼》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成就。
曹褒的父亲曹充因精通“庆氏礼” ，建武年间擢为博士，跟从光武帝到泰山巡视狩猎，确定封禅之礼。回来后，曹充受诏商议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的礼仪。孝明帝即位后，曹充上言，认为汉朝再受天命，且进行了封禅，但礼乐崩坏残缺，不能令后世效法。他指出，“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 ，各代有各代的特殊之处，故而大汉应当制作自己的礼仪，以传予后世。显帝便问曹充制礼之事的谶纬，曹充以《河图括地象》与《尚书璇玑钤》上的话作答，证明制礼之事必会成功。汉明帝对此感到满意，下诏将太乐官改为太予乐，歌词曲谱，可等待以后的君子进行补充，而曹充因此官拜侍中。之后，曹充著作章句解答礼中的疑难之处，庆氏之学得以流传后世。
曹褒少年时便有坚定的志向，为人度量宽宏，成年之后便继承了其父曹充的学业，博学雅达，学问通透，尤其喜欢研究礼乐之事。他常常感叹朝廷的制度尚未完备，同时倾慕叔孙通为汉朝制作礼仪之事，于是精心钻研礼学，不分昼夜。常常睡觉时仍怀抱着纸笔，走路时还诵读着文章，甚至念着念着竟忘记了自己要去哪里。
最初曹褒被举为孝廉，后迁为圉县县令。他为官能以礼处理人事，以德教化百姓。当时，别地有盗众5人进入了圉地界，吏卒捉到了他们，陈留太守马严听说后对他们非常厌恶，吩咐县里将其杀死。曹褒却派吏卒来告知太守：“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 他认为绝人之命的人会遭天谴，现在遵从太守命令杀了盗贼是逆天而行，虽然顺应天意自己会触犯刑罚，但如果能保全这些人命那自己甘愿受刑。太守马严上奏皇上，认为曹褒过于懦弱。最后曹褒被免官归郡，做了功曹。
后来曹褒被征拜为博士。恰好此时汉章帝欲重新完善朝廷礼乐之制，而汉礼的编定始于叔孙通。刘邦得天下时，功臣们起于草莽，未明朝廷礼仪，常喝酒争功，醉酒后就在宫殿中拔剑乱舞，刘邦很是头疼。叔孙通趁机建议编定汉礼，以规范群臣的举止，这得到了刘邦的支持。叔孙通编定的汉礼影响很大，被沿用近三百年，但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刘邦君臣出身平民，讨厌繁文缛节，因此叔孙通制定的汉礼在后世看来过于简略。第二，叔孙通以秦礼为基础制定汉礼，杂采古礼，与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盛世之礼（纯儒家学说）差别较大。尤其是随着汉代人对秦朝评价的持续走低，叔孙通兼采秦礼制定的汉礼也受到严厉批判。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汉宣帝时的王吉、汉成帝时的刘向、与曹褒同时代的班固等著名学者以及王莽，都曾主张重修汉礼。可见，重修汉礼已经成为当时学者们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汉章帝决定重修汉礼。另外，谶纬的影响也是汉章帝重修汉礼的重要原因。《河图》中说，汉代会“十一（世）以光”，而汉章帝恰恰是刘邦的十一世孙。他自认为有重修汉礼以“崇弘祖宗，仁济元元（民众）”之责。元和二年（85）汉章帝下诏以谶纬应之。曹褒理解了汉章帝的旨意，知道他想要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朝廷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 曹褒认为礼乐是王朝兴盛必须之物，而现在正是制作礼乐的好时机，谶纬也证实了这一点。太常巢堪看到他的奏章后，认为一个盛世的礼乐大典，不是曹褒一个人所能制定的，所以不应该应许曹褒的制礼请求。汉章帝知道群臣保守拘束，是难以与之成大事的，朝廷的礼仪典章，应该及时确立推行。
次年，汉章帝又为此事下诏。曹褒看到诏书后，叹息之余向诸生表示：为主尽忠，自己当仁不让。于是他上疏，详细陈述了礼乐的重要性及制作修改的想法。汉章帝于是拜曹褒为侍中，让他跟从车驾南巡。回来后，皇上将事情托付三公，还没来得及上奏，就下诏召见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的事宜。班固、巢堪等人都认为，重修汉礼是汉代大典，应广集群儒、共同商定。但汉章帝说：“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意思是在路边造房子，来来往往的人议论纷纷，让人不知所从，难以成事。所以，要制定汉礼，曹褒一个人就足够了。这显示了汉章帝对曹褒学问的认可，也反映了汉章帝对当时儒者喜欢夸夸其谈、不切实际、争论不休的做法的担忧，怕众人议论会演变成各执己见、久而无成。曹褒修订完汉礼后，汉章帝没有允许群臣商议，而是直接推行，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章和元年（87）正月，汉章帝于嘉德门召见曹褒，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的《汉仪》12篇，让曹褒以此为依据，制成合乎时宜的礼仪，可以在南宫、东观收集资料，尽心制作。曹褒接受命令后，依次记录礼仪之事，依照旧有典籍核实，杂以《五经》谶记之文，草拟了从天子到庶人关于冠婚吉凶终始之制，成新礼150篇，并书写在二尺四寸简上，当年十二月奏上。对于曹褒所作的新礼，因为怕众人的意见不一，皇上虽然接受了，却没有让相关官员评定。
就在这时，汉章帝去世，和帝即位。曹褒为其作章句，于是和帝按照《新礼》举行天子冠礼。曹褒也由此被提拔为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92），曹褒迁射声校尉。后来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上奏称曹褒擅自制《汉礼》，破坏了圣术，应该审判诛杀。虽然和帝没有批准这份奏书，但曹褒的《汉礼》也因此不能推行下去。
两汉时期的礼乐在世人眼中是有着崇高地位的，礼乐支配下的社会是儒生们的理想之乡，故而他们对于“制礼作乐”有着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能够得到皇帝的支持进行礼乐制作，曹褒无疑是其中的幸运儿。但变化了的社会形势，无法创造出能以礼乐维持的乐土。曹褒的新礼最终没有得到推行，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于曹褒来说，礼是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以道义约束为手段的礼制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他制礼作乐的出发点。但以礼乐来统治社会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令为规则的法治，故而重新实现礼乐社会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统治者所需要的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象征着统治地位与繁华昌盛的礼乐，这显然不是曹褒的追求。加之当时的儒生制礼作乐的才能确实参差不齐，曹褒也得不到多少强有力的支持。最终，曹褒的制礼作乐只能以悲剧收尾了。
曹褒在担任射声校尉时，营舍里有百余所停棺没有安葬。曹褒亲自去调查，询问其中的缘由。官吏告诉他，这些大多都是建武年间以来没有后代的人，所以没法入土为安。曹褒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悲伤，为这些死者买了空地，将他们都妥善安葬，并祭祀了他们。曹褒迁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疫病流行，曹褒去巡视探望病人，为他们送去医药，还准备了米粥接济他们。永元七年（95），曹褒出任河内太守。当时这一地区春夏之际发生了大旱，粮食价格飙升。曹褒到任后，就省并官吏，辞退奸诈残忍之人，当地的降雨便恢复了。到了秋天，这里便获得了好的收成，百姓能够自给自足，流亡在外的人也都回来了。后来，曹褒因上报灾害不实而获罪被罢免。过了没多久，曹褒再次被征为官，又当了侍中。
曹褒知识渊博，精通古籍，是当时学界领袖。永元十四年（102），曹褒在其官任上去世。他的著述有《通义》12篇、《演经杂论》120篇，又有《礼记》49篇，可惜均已失传。他的弟子有千余人，庆氏之学也因其而流行于世。
（冯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