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约前32），字稚圭，东海承（今峄城）人，历经西汉宣、元、成三个朝代。匡衡祖辈世代务农，但匡衡却勤奋好学，他曾与萧望之、翼奉一同从师于后仓。后仓精通《诗》《礼》，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匡衡年少时家中贫苦，《西京杂记》中记载其为学而“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其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则故事，为了生活和获取读书的资财，匡衡只能靠为人劳作来换取，当时同乡中有一富户家中多书，于是匡衡为其劳作而不求报酬。主人感到奇怪，便问匡衡，匡衡回答道：“愿得主人书遍读之。”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仍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并且成绩斐然，在同乡中被人熟知。匡衡尤其擅长诗经学，当时在乡邻间就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的说法。同乡中有人讲授《诗》，匡衡上门讨教，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乡人为之折服、无言以对，慌乱中连鞋都未穿好就离去了。匡衡追上他，想要继续与其辩论，乡人只得承认自己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一去不返。由此可见，匡衡对《诗》的研究造诣颇深，解释深得人心。
西汉时，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是射策，即以经术为内容的考试。射策分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可为郎中，乙科可为太子舍人，丙科则只能补文学掌故。匡衡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中，到第九次时才中丙科，所以朝廷任命他为太常掌故，不久调补平原文学。许多学者都认为匡衡精通经术、当世无双，不应该在地方上任职，所以上书推荐他。宣帝令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考察匡衡的学问，匡衡以《诗》中大义对答，萧梁二人对其经学造诣赞许有加。然而宣帝秉政重刑名，对于儒学思想不是很重视，所以匡衡被遣归本官而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匡衡的对策却因此被时为太子的元帝看到。与宣帝不同，元帝喜好儒学，对匡衡的对策很是喜欢，这就为匡衡在元帝朝得到重用提供了一个契机。
黄龙元年（前48），宣帝去世，元帝刘奭即位。元帝以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萧望之是当世名儒，元帝还是太子时又曾是太子师，所以深为元帝所倚重，而史高则被架空。长安令对史高说：“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幕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 史高认可他的建议，于是招揽名流、礼贤纳士。由于匡衡当时以经术闻名，所以史高征辟匡衡为议曹史，并且把他推荐给元帝，元帝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就在匡衡入朝不久，出现了日蚀地震，而此时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说”、“灾异说”盛行，人们大多相信自然现象和人事有着密切联系，认为国家有失道之举，上天就会给出灾害以示警告。所以，元帝十分重视这些现象，向众臣问以政治得失。匡衡借此机会向元帝进言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欲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邑。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方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匡衡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认为朝廷虽多次施行大赦，这固然能给冒犯律令的百姓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天下的幸事。但是由于现实纲政紊乱、人以奢靡为风、礼仪亲情观念淡薄，今日遇赦获免，明日又犯法入狱，并不能收到所要的成效，反而使其他恪守立法的人受其迫害。所以，政策的实行应该因时制宜，不能一味地效仿先世。接着，他又指出想要社会安定、百姓安分守己，首先作为国家表率的朝廷官员们就必须以身作则，他们做好了，下层的群众自然就会受到其影响而自觉守法知礼。在此次奏对中，匡衡提到周南、召南、郑伯、秦穆公等人性情各不相同而其统治地区的民俗也是大相径庭，利用《诗》中所讲晓以大义，说明行善政即会有善果，施恶政则会导致恶果，所以要远离奸佞之臣、刻薄之吏、戒奢侈，正礼制、尚仁义、举贤才、开言道、察民情、弘扬道德、行礼让敦化之教，只有这样才能使远近之国皆降服于中原。元帝对其所说大加赞赏，并迁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在任少傅的数年间又多次上疏进谏。元帝喜好儒术，能通一经者就蠲免其徭役赋税，又在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任用精通儒术之人，大臣们一味奉承元帝之意，上疏争言变更之利，使得人心不安、政局不稳。于是匡衡上疏，认为“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 ，对于先王之政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铭记在心，这样才能获得鬼神的帮助，不顾现实情况而执意变更只会使人心纷扰。同时他又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奸佞之徒泛滥，社会暴乱不止，仅以儒术治国不能有效地禁止这些行为，所以宣帝之政对于当时仍然有很大的益处，要把慎赏明罚和礼义教化结合起来。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远远超过皇后和太子，匡衡劝谏元帝道：“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 也就是说，只有家庭管理得当，才有可能把天下治理好，长幼尊卑、嫡庶贵贱各自有序，如果破坏这个顺序，就会损坏公义，生出祸端。正如《诗》中所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疏奏常以经学为修饰，其言论多法理大义，所以元帝认为他有公卿之才，于是以匡衡为光禄卿、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前36），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高祖时，令诸侯王国都要立太上皇庙，至宣帝时郡国有宗庙共167所，祭祀、修葺等事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颇多。元帝时，贡禹上奏认为应以天子七庙为准，郡国庙不合古礼的应该毁弃。元帝准其奏，后未施行而贡禹去世。永光四年（前40），元帝再次下诏议此事，丞相韦玄成等都认为宗庙在郡国与礼法不合，后又经多次商议，元帝最终下令停惠帝、景帝等祭祀，废除地方郡国庙。几年后，韦玄成去世，匡衡为相。元帝身患疾病，又梦见祖宗谴责他罢除郡国庙，便向匡衡询问恢复郡国庙事宜，匡衡深表不可。元帝久病不愈，匡衡内心忧惧，于是到宗庙祈祷，请求祖宗的谅解，并表示如果有罪，罪在自己，祈求将惩罚降临在自己身上，同时又向所毁宗庙告罪。元帝仍不见起色，不得不恢复所罢寝陵庙园，但是郡国庙仍被废除。元帝病逝后，匡衡又上言认为，先前因元帝久病而恢复的庙园，应该毁掉，成帝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元帝所改之制又被废除。
元帝去世，成帝即位。成帝骄奢荒淫，沉迷酒色，无心政事。时为丞相的匡衡，再次上疏陈说选妃之事关系纲纪、王教，劝诫皇帝要戒声色，重视后妃德行。他还向新帝说明学习经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
宣帝时，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都降于汉朝，并且遣子入侍。后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朝称臣，呼韩邪单于返回部落时由汉朝发兵护送。郅支以汉朝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为由，困辱汉朝使者，自此与汉朝关系破裂。元帝建昭三年（前36），陈汤与甘延寿出使西域。陈汤为人足智多谋，勇猛好战。他见郅支在西域侵扰诸国、为祸一方，便想要攻打郅支，建立奇功。于是陈汤矫诏发兵，与甘延寿引兵越葱岭、过乌孙、入康居，最终攻下郅支城池，斩郅支单于及其大臣，然后上疏禀告此事。此前中书令石显想与甘延寿联姻而延寿不肯，所以得罪于石显。而此时朝廷中石显得势，前相韦玄成和匡衡都对石显多所畏惧，不敢违背石显的意愿，而且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也对陈、甘二人矫诏之事心存不满。所以，至论功行赏之时，石显、匡衡以为二人功过相抵，不应大加赏赐。当时人多认为陈、甘立功于万里之外，威震西域，使汉朝名显四海，功德极大，所以对石显、匡衡的上疏都不甚赞同。成帝即位后，石显失势，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上疏条列石显及其党羽罪状。司隶校尉王尊借机上疏弹劾匡衡、甄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 成帝下诏不予追究，但匡衡仍旧十分惭愧，上疏谢罪，称病请求退位，并且将乐安侯印绶呈上。成帝以匡衡先朝重臣，有辅政之功，多加抚慰，但朝臣大都赞同王尊而对匡衡有所不满。匡衡此后虽然继续参政，内心却非常不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等灾害都请求退位，成帝一概不许。
匡衡封侯拜相之时，封于临淮郡僮县的乐安乡。乐安乡本来有土地3100顷，南边以闵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郡图误把闵佰当作了平陵佰。到匡衡封于临淮郡时，便以平陵佰为界，所以匡衡受封土地平白多出了400顷。建始元年（前32），临淮郡更定边界，修订新图，并向丞相府说明此事。匡衡不忍失掉土地，便让自己的下属想办法使临淮郡仍以平陵佰为界。后来匡衡的儿子昌在任越骑校尉时，酒醉杀人，被捕入狱。越骑官属和昌弟串通想要劫狱救出昌，结果没有成功。于是，匡衡免冠徒跣待罪，成帝遣人令匡衡戴冠着履，表示不问其罪。恰逢此时，匡衡专地盗土事发，司隶校尉和少府共同弹劾匡衡：“位居三公，身负辅国重任，却附上罔下、违背法制，专地盗土。”成帝批准了奏章，但以匡衡元老重臣，仍不予治罪，只是罢免其丞相之职，贬为庶人，后卒于家中。
匡衡以善诗而闻名。《诗》在汉代的传授分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其中《齐诗》在汉代以辕固生为始授，至武帝时有夏侯始昌精通齐诗，后仓又从夏侯始昌研读六经，匡衡、翼奉、萧望之则从师于后仓学习经术，他们都属于齐诗一派。匡衡有弟子琅邪师丹、伏理斿君和颍川满昌、君都。师丹官至大司空；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世传家业；满昌徒众尤盛，有九江张邯、琅邪皮容。所以，“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 。《齐诗》的传授以传经、讲经、引经为主要方式，仍然是为汉朝政权服务的，但其已经开始突破儒家说诗的限制。《齐诗》强调诗的社会政治性，把许多自然现象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借此表达警醒、借鉴之意，而且还非常重视联系史实。《齐诗》的另一特点是受到天人观的影响，非常看重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讲阴阳、谶纬 。作为《齐诗》一派的重要人物匡衡，他的学说基本都是为了皇朝政治统治而提出，他的思想也大多是在其上疏中得以展示，他对《诗》的理解更重其社会政治倾向。匡衡引经据典，将《诗经》中的事件、自然现象和其所处时代的现实社会相结合，从而说明自己的见解。在元、成二帝时期儒学在政治上得到重视，所以匡衡能够以其精湛的经术而从一介平民一跃成为朝廷重臣、位居三公，最终成为汉朝历史上以经术位极人臣的传奇人物之一。
（殷庆双）
匡 衡
匡衡（？—约前32），字稚圭，东海承（今峄城）人，历经西汉宣、元、成三个朝代。匡衡祖辈世代务农，但匡衡却勤奋好学，他曾与萧望之、翼奉一同从师于后仓。后仓精通《诗》《礼》，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匡衡年少时家中贫苦，《西京杂记》中记载其为学而“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其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则故事，为了生活和获取读书的资财，匡衡只能靠为人劳作来换取，当时同乡中有一富户家中多书，于是匡衡为其劳作而不求报酬。主人感到奇怪，便问匡衡，匡衡回答道：“愿得主人书遍读之。”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仍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并且成绩斐然，在同乡中被人熟知。匡衡尤其擅长诗经学，当时在乡邻间就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的说法。同乡中有人讲授《诗》，匡衡上门讨教，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乡人为之折服、无言以对，慌乱中连鞋都未穿好就离去了。匡衡追上他，想要继续与其辩论，乡人只得承认自己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一去不返。由此可见，匡衡对《诗》的研究造诣颇深，解释深得人心。
西汉时，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是射策，即以经术为内容的考试。射策分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可为郎中，乙科可为太子舍人，丙科则只能补文学掌故。匡衡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中，到第九次时才中丙科，所以朝廷任命他为太常掌故，不久调补平原文学。许多学者都认为匡衡精通经术、当世无双，不应该在地方上任职，所以上书推荐他。宣帝令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考察匡衡的学问，匡衡以《诗》中大义对答，萧梁二人对其经学造诣赞许有加。然而宣帝秉政重刑名，对于儒学思想不是很重视，所以匡衡被遣归本官而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匡衡的对策却因此被时为太子的元帝看到。与宣帝不同，元帝喜好儒学，对匡衡的对策很是喜欢，这就为匡衡在元帝朝得到重用提供了一个契机。
黄龙元年（前48），宣帝去世，元帝刘奭即位。元帝以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萧望之是当世名儒，元帝还是太子时又曾是太子师，所以深为元帝所倚重，而史高则被架空。长安令对史高说：“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幕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 史高认可他的建议，于是招揽名流、礼贤纳士。由于匡衡当时以经术闻名，所以史高征辟匡衡为议曹史，并且把他推荐给元帝，元帝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就在匡衡入朝不久，出现了日蚀地震，而此时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说”、“灾异说”盛行，人们大多相信自然现象和人事有着密切联系，认为国家有失道之举，上天就会给出灾害以示警告。所以，元帝十分重视这些现象，向众臣问以政治得失。匡衡借此机会向元帝进言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欲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邑。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方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匡衡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认为朝廷虽多次施行大赦，这固然能给冒犯律令的百姓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天下的幸事。但是由于现实纲政紊乱、人以奢靡为风、礼仪亲情观念淡薄，今日遇赦获免，明日又犯法入狱，并不能收到所要的成效，反而使其他恪守立法的人受其迫害。所以，政策的实行应该因时制宜，不能一味地效仿先世。接着，他又指出想要社会安定、百姓安分守己，首先作为国家表率的朝廷官员们就必须以身作则，他们做好了，下层的群众自然就会受到其影响而自觉守法知礼。在此次奏对中，匡衡提到周南、召南、郑伯、秦穆公等人性情各不相同而其统治地区的民俗也是大相径庭，利用《诗》中所讲晓以大义，说明行善政即会有善果，施恶政则会导致恶果，所以要远离奸佞之臣、刻薄之吏、戒奢侈，正礼制、尚仁义、举贤才、开言道、察民情、弘扬道德、行礼让敦化之教，只有这样才能使远近之国皆降服于中原。元帝对其所说大加赞赏，并迁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在任少傅的数年间又多次上疏进谏。元帝喜好儒术，能通一经者就蠲免其徭役赋税，又在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任用精通儒术之人，大臣们一味奉承元帝之意，上疏争言变更之利，使得人心不安、政局不稳。于是匡衡上疏，认为“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 ，对于先王之政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铭记在心，这样才能获得鬼神的帮助，不顾现实情况而执意变更只会使人心纷扰。同时他又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奸佞之徒泛滥，社会暴乱不止，仅以儒术治国不能有效地禁止这些行为，所以宣帝之政对于当时仍然有很大的益处，要把慎赏明罚和礼义教化结合起来。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远远超过皇后和太子，匡衡劝谏元帝道：“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 也就是说，只有家庭管理得当，才有可能把天下治理好，长幼尊卑、嫡庶贵贱各自有序，如果破坏这个顺序，就会损坏公义，生出祸端。正如《诗》中所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疏奏常以经学为修饰，其言论多法理大义，所以元帝认为他有公卿之才，于是以匡衡为光禄卿、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前36），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高祖时，令诸侯王国都要立太上皇庙，至宣帝时郡国有宗庙共167所，祭祀、修葺等事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颇多。元帝时，贡禹上奏认为应以天子七庙为准，郡国庙不合古礼的应该毁弃。元帝准其奏，后未施行而贡禹去世。永光四年（前40），元帝再次下诏议此事，丞相韦玄成等都认为宗庙在郡国与礼法不合，后又经多次商议，元帝最终下令停惠帝、景帝等祭祀，废除地方郡国庙。几年后，韦玄成去世，匡衡为相。元帝身患疾病，又梦见祖宗谴责他罢除郡国庙，便向匡衡询问恢复郡国庙事宜，匡衡深表不可。元帝久病不愈，匡衡内心忧惧，于是到宗庙祈祷，请求祖宗的谅解，并表示如果有罪，罪在自己，祈求将惩罚降临在自己身上，同时又向所毁宗庙告罪。元帝仍不见起色，不得不恢复所罢寝陵庙园，但是郡国庙仍被废除。元帝病逝后，匡衡又上言认为，先前因元帝久病而恢复的庙园，应该毁掉，成帝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元帝所改之制又被废除。
元帝去世，成帝即位。成帝骄奢荒淫，沉迷酒色，无心政事。时为丞相的匡衡，再次上疏陈说选妃之事关系纲纪、王教，劝诫皇帝要戒声色，重视后妃德行。他还向新帝说明学习经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
宣帝时，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都降于汉朝，并且遣子入侍。后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朝称臣，呼韩邪单于返回部落时由汉朝发兵护送。郅支以汉朝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为由，困辱汉朝使者，自此与汉朝关系破裂。元帝建昭三年（前36），陈汤与甘延寿出使西域。陈汤为人足智多谋，勇猛好战。他见郅支在西域侵扰诸国、为祸一方，便想要攻打郅支，建立奇功。于是陈汤矫诏发兵，与甘延寿引兵越葱岭、过乌孙、入康居，最终攻下郅支城池，斩郅支单于及其大臣，然后上疏禀告此事。此前中书令石显想与甘延寿联姻而延寿不肯，所以得罪于石显。而此时朝廷中石显得势，前相韦玄成和匡衡都对石显多所畏惧，不敢违背石显的意愿，而且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也对陈、甘二人矫诏之事心存不满。所以，至论功行赏之时，石显、匡衡以为二人功过相抵，不应大加赏赐。当时人多认为陈、甘立功于万里之外，威震西域，使汉朝名显四海，功德极大，所以对石显、匡衡的上疏都不甚赞同。成帝即位后，石显失势，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上疏条列石显及其党羽罪状。司隶校尉王尊借机上疏弹劾匡衡、甄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 成帝下诏不予追究，但匡衡仍旧十分惭愧，上疏谢罪，称病请求退位，并且将乐安侯印绶呈上。成帝以匡衡先朝重臣，有辅政之功，多加抚慰，但朝臣大都赞同王尊而对匡衡有所不满。匡衡此后虽然继续参政，内心却非常不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等灾害都请求退位，成帝一概不许。
匡衡封侯拜相之时，封于临淮郡僮县的乐安乡。乐安乡本来有土地3100顷，南边以闵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郡图误把闵佰当作了平陵佰。到匡衡封于临淮郡时，便以平陵佰为界，所以匡衡受封土地平白多出了400顷。建始元年（前32），临淮郡更定边界，修订新图，并向丞相府说明此事。匡衡不忍失掉土地，便让自己的下属想办法使临淮郡仍以平陵佰为界。后来匡衡的儿子昌在任越骑校尉时，酒醉杀人，被捕入狱。越骑官属和昌弟串通想要劫狱救出昌，结果没有成功。于是，匡衡免冠徒跣待罪，成帝遣人令匡衡戴冠着履，表示不问其罪。恰逢此时，匡衡专地盗土事发，司隶校尉和少府共同弹劾匡衡：“位居三公，身负辅国重任，却附上罔下、违背法制，专地盗土。”成帝批准了奏章，但以匡衡元老重臣，仍不予治罪，只是罢免其丞相之职，贬为庶人，后卒于家中。
匡衡以善诗而闻名。《诗》在汉代的传授分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其中《齐诗》在汉代以辕固生为始授，至武帝时有夏侯始昌精通齐诗，后仓又从夏侯始昌研读六经，匡衡、翼奉、萧望之则从师于后仓学习经术，他们都属于齐诗一派。匡衡有弟子琅邪师丹、伏理斿君和颍川满昌、君都。师丹官至大司空；君都为詹事，理高密太傅，世传家业；满昌徒众尤盛，有九江张邯、琅邪皮容。所以，“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 。《齐诗》的传授以传经、讲经、引经为主要方式，仍然是为汉朝政权服务的，但其已经开始突破儒家说诗的限制。《齐诗》强调诗的社会政治性，把许多自然现象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借此表达警醒、借鉴之意，而且还非常重视联系史实。《齐诗》的另一特点是受到天人观的影响，非常看重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讲阴阳、谶纬 。作为《齐诗》一派的重要人物匡衡，他的学说基本都是为了皇朝政治统治而提出，他的思想也大多是在其上疏中得以展示，他对《诗》的理解更重其社会政治倾向。匡衡引经据典，将《诗经》中的事件、自然现象和其所处时代的现实社会相结合，从而说明自己的见解。在元、成二帝时期儒学在政治上得到重视，所以匡衡能够以其精湛的经术而从一介平民一跃成为朝廷重臣、位居三公，最终成为汉朝历史上以经术位极人臣的传奇人物之一。
（殷庆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