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禹（前124—前44），字少翁，琅邪（今诸城）人。他先后师从嬴公、眭孟学习《公羊春秋》，是《论语》齐学的重要传承者，西汉著名政治理论家。
贡禹与同郡人王吉（字子阳）关系非常好，二人在见解和行事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 。“贡公弹冠”从此成为典故，为历代文人所经常使用，如清人黄宗羲即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王阳在位，贡禹弹冠。”
汉宣帝时，贡禹以明于经术、行为端正著称，被征为博士，先任凉州刺史，又任河南令。他在任河南令期间，因公事受到上司批评，被罚免冠谢罪，但他认为：“冠壹免，安复可冠也？” 毅然辞官归去，显示出性格倔强，不愿为官而放弃身份委曲求全的一面。
汉元帝继位后，雅好儒术，听闻贡禹的学问及其儒家士大夫品格，下令征召其为谏大夫，并多次就朝政向贡禹请教。禹贡鉴于当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的局面，以古今对比的手法，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奢靡风气。他描述古代社会的简朴风情说：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无他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贡禹根据儒家的思想理论，勾画了简朴节约的古代社会，希望作为当今社会的参照。他特别举出汉初几代君主的节俭之行阐释其节俭思想说：“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无琱文金银之饰。” 对当时皇室、贵族、官僚的侈靡生活，进行了大胆地揭示和批判，说：……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潮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贡禹的奏疏剖析犀利、言辞恳切，深刻揭露了西汉王朝日益严重的政治弊端及社会危机，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忠君爱民的儒家情怀。对如何解决当时社会的侈靡浪费状况，他提出认为必须从朝廷自身做起，力行节俭，以为天下先：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贡禹对朝政奢侈腐败、官贪民贫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映了其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这无疑给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具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故汉元帝虽然对贡禹上书直谏、言辞尖锐有些难以接受，但也认识到贡禹是怀着希望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忠心，故部分地接受其建议，“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还将贡禹升任为光禄大夫。
此时的贡禹已经是81岁高龄。他在擢任光禄大夫之后，曾上书谈到之前个人的家境状况说：自己“年老贫弱，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以致“卖田以供车马”。这样的窘境随着自己的迁官，境况得到极大改善，这都是皇帝的赏识和恩赐，但如今自己“血气衰竭，耳目不聪明”，已成为“素餐尸禄洿朝之臣”，于是提出“乞骸骨”“生归乡里”的请求。汉元帝赞扬贡禹的高尚品格，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不但没有准许致仕，反而提拔他为长信少府，要求他继续为朝廷效力。不久，贡禹又代病逝的陈万年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官居丞相。贡禹任御史大夫仅有短短半年时间便因病去世，但他感念元帝的知遇之恩，针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涉及当时亟需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减轻赋算口钱、减轻农民负担等。他认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又主张削减宫卫奴婢，节约宫府开支，说：……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 并提出严禁官吏与民争利，建议：……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他还提出除赎罪之法、贵孝弟、进真贤、举实廉等主张。贡禹认为，武帝时期实行的“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的政策，极大地败坏了汉初以来“贵廉洁，贱贪污”的风气，以致造成“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的现象。为此他论述道：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对此，贡禹也提出了根除弊端的办法：“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并描绘出灿烂的前景：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这些建议虽然大都属于改良性质，主要是为了实现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但贡禹能针对当时的社会积弊提出改革之策，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故汉元帝也能部分接受其主张，予以实施，如“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等。这些，无疑都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节约政府开支以及整顿风俗、补察时政有着重要作用。
贡禹有着浓重的重农抑末的思想。他认为，在没有货币交换的远古时代，人们一心务农，从事耕织，百姓丰衣足食，社会安定淳朴。自从出现货币以后，金钱成了财富的基本标志，成为人们致富欲望所追逐的主要对象，因此导致国贫民穷，政治动乱，社会腐败。为此，他公开提出废除钱币的主张，以“使百姓一归于农”，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他提出：……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贡禹认为，百姓取得钱币最直接的办法是采铜铸钱，国家虽然严禁百姓私自铸钱，但金钱的巨大诱惑力使私铸始终禁而不止，故百姓因私自铸钱而惨遭刑戮，社会因法禁屡遭破坏而不得清平。而官府铸钱，凡开山采矿、冶炼铸造，皆需要大量劳动力，国家每年因铸钱浪费的劳动力就会使数十万人吃不上饭而忍饥挨饿。同时，因挖山掘铜，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风雨不时，引发水旱之灾，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由于经商是最易于赚钱的，所以百姓除了私铸之外，获取金钱的另一个途径是做买卖。商人在一地以低价买进商品，转贩于另一地高价出售，每年可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而农民一年四季，不分寒暑，辛勤劳作，所获粟帛，经过国家赋税和贪官污吏的掠夺之后，剩下的连糊口都不足，根本没有剩余产品可卖，因而无从得钱。由于经商能赚钱而务农不赚钱，因此百姓纷纷弃农经商。即使国家赐予百姓土地，百姓也不愿耕种，他们宁肯把土地贱价卖掉而远出经商，也不愿死守在几亩不能赚钱的土地上，农业发展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因为追逐金钱，结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穷人求钱无门，一些人就会铤而走险，走上盗窃和抢劫之途，钱成为各种刑事犯罪禁而不止的直接诱因。另外，对钱财的崇拜也使社会风气严重恶化，金钱财富到处受到尊崇。因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到处弥漫着铜臭味，钱成为这个社会的万恶之源。在这里，贡禹把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归罪于金钱，显然是不正确的。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会有一种商品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因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而成为货币。如果国家强行禁止金银铜钱作为货币，那就必然会有金银铜钱之外的某种其他商品出来承当货币的职能。否则，市场交换将无法进行，商品经济发展也将受到严重阻碍和摧残，社会经济生活必将陷于混乱。贡禹建议“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来代替钱使用，实质上也就是要求以谷帛来执行货币的职能。但是，“布帛及谷”的自然属性不适合当作货币，贡禹的主张反映了其思想的消极性和保守性 。所以，他的建议一提出，就因为遭到朝臣们的反对而被搁置。
贡禹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持“金钱是万恶之源”观点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废钱以抑商的主张，受到后世货币反对论者的尊崇。“废钱”主张虽然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无足称道，但他对商品货币经济消极面的批评指责，却并非全无道理。他揭露了当时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对金钱的疯狂贪欲，揭露了这种贪欲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的恶果。此外，他反对官僚、贵族经商做买卖，“与民争利”的观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初元五年（前44）冬，贡禹病故于御史大夫任上。汉元帝特赐钱百万以为抚慰，以郎官荫其子。又“追思其议”，将贡禹提出的“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等次第付诸实行。
贡禹的谏疏文体现了西汉政论文章说理恺切、渊懿醇雅的风格，以及忠君爱国、体察民疾的儒者情怀。其援引阴阳灾异思想以警诫人君，也是西汉儒学的时代特色 。他以学问精醇、抗颜直谏而著称，“数言得失，书数十上”。他以儒家理论为指导，针对时政弊端所提出的解决对策，在政治实践上还是颇具借鉴价值的，其政治实践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
（梁远东 张玥明）
贡 禹
贡禹（前124—前44），字少翁，琅邪（今诸城）人。他先后师从嬴公、眭孟学习《公羊春秋》，是《论语》齐学的重要传承者，西汉著名政治理论家。
贡禹与同郡人王吉（字子阳）关系非常好，二人在见解和行事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 。“贡公弹冠”从此成为典故，为历代文人所经常使用，如清人黄宗羲即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王阳在位，贡禹弹冠。”
汉宣帝时，贡禹以明于经术、行为端正著称，被征为博士，先任凉州刺史，又任河南令。他在任河南令期间，因公事受到上司批评，被罚免冠谢罪，但他认为：“冠壹免，安复可冠也？” 毅然辞官归去，显示出性格倔强，不愿为官而放弃身份委曲求全的一面。
汉元帝继位后，雅好儒术，听闻贡禹的学问及其儒家士大夫品格，下令征召其为谏大夫，并多次就朝政向贡禹请教。禹贡鉴于当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的局面，以古今对比的手法，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奢靡风气。他描述古代社会的简朴风情说：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无他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贡禹根据儒家的思想理论，勾画了简朴节约的古代社会，希望作为当今社会的参照。他特别举出汉初几代君主的节俭之行阐释其节俭思想说：“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无琱文金银之饰。” 对当时皇室、贵族、官僚的侈靡生活，进行了大胆地揭示和批判，说：……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潮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贡禹的奏疏剖析犀利、言辞恳切，深刻揭露了西汉王朝日益严重的政治弊端及社会危机，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忠君爱民的儒家情怀。对如何解决当时社会的侈靡浪费状况，他提出认为必须从朝廷自身做起，力行节俭，以为天下先：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产多少有命，审察后宫，择其贤者，留二十人，余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贡禹对朝政奢侈腐败、官贪民贫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映了其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这无疑给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具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故汉元帝虽然对贡禹上书直谏、言辞尖锐有些难以接受，但也认识到贡禹是怀着希望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忠心，故部分地接受其建议，“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还将贡禹升任为光禄大夫。
此时的贡禹已经是81岁高龄。他在擢任光禄大夫之后，曾上书谈到之前个人的家境状况说：自己“年老贫弱，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以致“卖田以供车马”。这样的窘境随着自己的迁官，境况得到极大改善，这都是皇帝的赏识和恩赐，但如今自己“血气衰竭，耳目不聪明”，已成为“素餐尸禄洿朝之臣”，于是提出“乞骸骨”“生归乡里”的请求。汉元帝赞扬贡禹的高尚品格，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不但没有准许致仕，反而提拔他为长信少府，要求他继续为朝廷效力。不久，贡禹又代病逝的陈万年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官居丞相。贡禹任御史大夫仅有短短半年时间便因病去世，但他感念元帝的知遇之恩，针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涉及当时亟需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减轻赋算口钱、减轻农民负担等。他认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又主张削减宫卫奴婢，节约宫府开支，说：……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 并提出严禁官吏与民争利，建议：……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他还提出除赎罪之法、贵孝弟、进真贤、举实廉等主张。贡禹认为，武帝时期实行的“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的政策，极大地败坏了汉初以来“贵廉洁，贱贪污”的风气，以致造成“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的现象。为此他论述道：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对此，贡禹也提出了根除弊端的办法：“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并描绘出灿烂的前景：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这些建议虽然大都属于改良性质，主要是为了实现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但贡禹能针对当时的社会积弊提出改革之策，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故汉元帝也能部分接受其主张，予以实施，如“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等。这些，无疑都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节约政府开支以及整顿风俗、补察时政有着重要作用。
贡禹有着浓重的重农抑末的思想。他认为，在没有货币交换的远古时代，人们一心务农，从事耕织，百姓丰衣足食，社会安定淳朴。自从出现货币以后，金钱成了财富的基本标志，成为人们致富欲望所追逐的主要对象，因此导致国贫民穷，政治动乱，社会腐败。为此，他公开提出废除钱币的主张，以“使百姓一归于农”，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他提出：……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贡禹认为，百姓取得钱币最直接的办法是采铜铸钱，国家虽然严禁百姓私自铸钱，但金钱的巨大诱惑力使私铸始终禁而不止，故百姓因私自铸钱而惨遭刑戮，社会因法禁屡遭破坏而不得清平。而官府铸钱，凡开山采矿、冶炼铸造，皆需要大量劳动力，国家每年因铸钱浪费的劳动力就会使数十万人吃不上饭而忍饥挨饿。同时，因挖山掘铜，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风雨不时，引发水旱之灾，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由于经商是最易于赚钱的，所以百姓除了私铸之外，获取金钱的另一个途径是做买卖。商人在一地以低价买进商品，转贩于另一地高价出售，每年可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而农民一年四季，不分寒暑，辛勤劳作，所获粟帛，经过国家赋税和贪官污吏的掠夺之后，剩下的连糊口都不足，根本没有剩余产品可卖，因而无从得钱。由于经商能赚钱而务农不赚钱，因此百姓纷纷弃农经商。即使国家赐予百姓土地，百姓也不愿耕种，他们宁肯把土地贱价卖掉而远出经商，也不愿死守在几亩不能赚钱的土地上，农业发展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因为追逐金钱，结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悬殊进一步加剧。穷人求钱无门，一些人就会铤而走险，走上盗窃和抢劫之途，钱成为各种刑事犯罪禁而不止的直接诱因。另外，对钱财的崇拜也使社会风气严重恶化，金钱财富到处受到尊崇。因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到处弥漫着铜臭味，钱成为这个社会的万恶之源。在这里，贡禹把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归罪于金钱，显然是不正确的。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会有一种商品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因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而成为货币。如果国家强行禁止金银铜钱作为货币，那就必然会有金银铜钱之外的某种其他商品出来承当货币的职能。否则，市场交换将无法进行，商品经济发展也将受到严重阻碍和摧残，社会经济生活必将陷于混乱。贡禹建议“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来代替钱使用，实质上也就是要求以谷帛来执行货币的职能。但是，“布帛及谷”的自然属性不适合当作货币，贡禹的主张反映了其思想的消极性和保守性 。所以，他的建议一提出，就因为遭到朝臣们的反对而被搁置。
贡禹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持“金钱是万恶之源”观点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废钱以抑商的主张，受到后世货币反对论者的尊崇。“废钱”主张虽然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无足称道，但他对商品货币经济消极面的批评指责，却并非全无道理。他揭露了当时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对金钱的疯狂贪欲，揭露了这种贪欲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的恶果。此外，他反对官僚、贵族经商做买卖，“与民争利”的观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初元五年（前44）冬，贡禹病故于御史大夫任上。汉元帝特赐钱百万以为抚慰，以郎官荫其子。又“追思其议”，将贡禹提出的“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等次第付诸实行。
贡禹的谏疏文体现了西汉政论文章说理恺切、渊懿醇雅的风格，以及忠君爱国、体察民疾的儒者情怀。其援引阴阳灾异思想以警诫人君，也是西汉儒学的时代特色 。他以学问精醇、抗颜直谏而著称，“数言得失，书数十上”。他以儒家理论为指导，针对时政弊端所提出的解决对策，在政治实践上还是颇具借鉴价值的，其政治实践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
（梁远东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