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约前192—前104），汉广川县人。广川按今行政区划分虽主要归属河北景县，但汉代广川包括今山东德州市西部区域，董仲舒就出生于今德州德城区西部一带，为西汉著名伦理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今文经学的创始人，被誉为“汉代孔子”。
一、政治生涯
董仲舒平生经历了汉文帝、景帝和武帝3朝，而这一时期也是汉代政治最为稳定、经济最为繁荣、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曾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的盛平局面。董仲舒自幼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儒家经典，钻研春秋公羊学，曾3年间不去自家园圃游玩观赏，史籍誉称为“三年不窥园”。他以治《春秋公羊传》而闻名于世，成为汉代著名的春秋公羊学派大师。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汉书?五行志》亦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汉景帝时，董仲舒以治《春秋》被朝廷任命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传》，授徒传学。汉武帝即位后，诏令全国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征求治国良策。董仲舒著名的《举贤良对策》就诞生于斯时。《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江公（暇丘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中系统提出了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主张及思想，包括“大一统”说、“天人感应”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主张。他还与汉武帝讨论了“有为”“无为”和任德任刑等问题。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其学说深受武帝赏识，并被接受采纳。董仲舒也从此颇得器重，从而开始其政治生涯。
但是，董仲舒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担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时，因受到牵连而被废为中大夫。任中大夫期间，董仲舒写成了关于论说灾异的《灾异之记》稿，还没有呈上，便被嫉妒他的主父偃私自盗走，并上奏给朝廷。汉武帝将该书昭示诸儒，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灾异之记》是其师父所写，疏论该《记》荒谬愚昧。因此朝廷便把董仲舒抓起来问罪，判为死刑，最后是汉武帝念其“对策”之功或为名儒，赦免了他。元朔四年（前125），董仲舒又因公孙弘的妒忌，被任命给凶残蛮横的胶西王刘端当国相。胶西王刘端听说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师，因此也还善待于他。但董仲舒害怕相处久了会遭到不测，就以有病为由，“致仕悬车”辞职回家了。
《汉书》还记载董仲舒不少有关经济方面的建议对策，如他严厉抨击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状况，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盐铁皆归民”“薄赋敛、省徭役”等主张。《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筦（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应当说，董仲舒的上述主张皆有益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董仲舒辞官归家之后，专心于治学著述。但是，朝廷每当遇到重大事件而拿不定主意时，还常派使者到他家征询其意见。《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其对皆有明法。”仍受到武帝尊重。董仲舒卒后葬于长安郊外，汉武帝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每次驾幸芙蓉园经过其墓地时都下马致意，因此此地也叫“下马陵”。
二、三统说
在董仲舒的“三统说”之前，中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发展观是“五德终始说”，这是由先秦阴阳五行学者邹衍及其弟子提出的。而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以公羊春秋学为依据，建立在公羊创立的“三世”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之上。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认为：“《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对“正”大义的重视。夏、商、周三代不同，正朔也各异。夏正建寅，以一月为岁首，以天明为一日的起点，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以鸡鸣为一日的开始，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以半夜为一日的开端，称为天统。三代正朔的不同称之为三正。“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措，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 三正是三统说最重要的内容，董仲舒意义上的“三统”，是夏、商、周三代正朔的合称。三正不同，物象的颜色也各异。夏崇尚黑色，商崇尚白色，周崇尚赤色。三统也即是黑白赤三个统的代称。
董仲舒“三统说”代替了五德终始说，用“三统”取代“五德”，用“忠、敬、文”取代了“土、木、金、火、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据董仲舒的“三统说”，历史的变易发展是从黑统开始，经过白统，再到赤统，从而再由黑统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而且后者并不是战胜或消灭前者，而是“救弊之政也”。此外，董仲舒认为：“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夷夏之辨”的思想。
“三统说”作为董仲舒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的继承性，是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与改制说是联系在一起的。董仲舒的“三统说”丰富与发展了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是对后来春秋公羊学发展最有影响的学说。冯友兰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在哲学史上不失为一有系统的历史哲学” 。该说作为反对家天下的思想武器，保留了先秦儒学反对一姓专制的进步思想，并以经学权威的形式规劝、制约着那些为所欲为的统治者。
三、大一统说
“大一统说”是董仲舒所建立汉代新儒学的核心内容。他提倡的“大一统”内容包括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民族统一。早在《春秋》公羊学中就有“大一统”的主张，“大一统”这个概念也首见于此。《春秋》开篇即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则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董仲舒在学习研究了这些论说之后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他在吸收春秋时期诸学者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其解释为政治、思想和民族的统一，提出了意义深远的“大一统论”，并很快就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和认同，成为了汉代官方的正统学说。
董仲舒推崇君权至上，其大一统的思想是以维护皇权为目的的。他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国家统一、政治统一，反对诸侯割据，维护皇权政治，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认为要真正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即实现政治统一，就必须实现思想统一。因此，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他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即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而其大一统的提议，亦为汉武帝所接纳。从此，历代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结束。虽然思想统一对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董仲舒实际融合各家各派的主张，最后形成了一套综合性的思想体系，也保存了诸子百家中合理的理论素材和有价值的思想。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亦使得学说上的统一成为一种必然，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力增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都具有积极作用。
四、三纲五常说
董仲舒根据先秦儒家等伦理纲常和道德思想，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等思想，还结合《韩非子?忠孝篇》所论“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以及阴阳家“阳尊阴卑”等理论，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并全面阐发了“三纲五常”这一维护传统等级制度的学说。
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为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由此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他认为：“《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乃尔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明确要求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为子要绝对服从于父，为妻要绝对服从于夫。董仲舒赋予了“三纲”至高无上的权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绝不能改变的，应当恪守不渝，不得违抗。在“三纲”理论中，君为臣纲是核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给“君为臣纲”服务的，谈论父权和夫权，都是为了君权，为了满足封建统治的需求和利益。
董仲舒还将“三纲”与“五常”联系在一起。“五常”是其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加上“信”而形成的。他在向汉武帝提出的对策中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统治者只有用此“五常”教化百姓，才能得到天和鬼神的保佑，才能使得恩德泽及四方与苍生。董仲舒所论“五常”也是指人所应具有的“五德”：“仁”是指爱人、忠孝等；“义”是自我约束；“礼”是指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智”是指能够分别是非；“信”是诚实守信。“五常”是天的意志的体现，是用来配合和调理“三纲”关系的五条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也是用来调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董仲舒基于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三纲五常”，合称“纲常名教”，简称“纲常”，其目的是要把一切合理化和秩序化。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精神发展，但其内容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也的确是人们应当恪守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这对加强皇朝专制统治，维护社会统治秩序，颇具深远影响。
五、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说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墨学派所宣扬的有关“天”的思想，又充分利用了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天文、物候等自然科学知识，对天人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说，构造起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所谓“天人感应”，是说“天”是有意志的，能干预人事，还可以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而人的行为也能感应到天。天和人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天人感应”成为其哲学思想核心，适应了当时皇权统治的需要。
天、地、人都是万物生成的根本，是缺一不可的。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人受命于天，天安排和支配人的一切活动。他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因此，人必须遵循天道，人君也不例外。“《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 他还在《天人三策》中作了具体阐述：“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也就是说，天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君必须要实行德政和仁政，否则是会受到天的赏罚的。
在天人感应中，虽然天支配着人，但人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不能忽视。董仲舒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 由此他认为：人能超然于万物之上，因而是天下最为贵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还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 认为人有爱有道德，能使用万物，所以人“贵于物”。同时，人也影响着天，对天发挥着损益的作用。他说：“天长之而人伤之者，其长损；天短之而人养之者，其短益。夫损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继欤？出其质而人弗继，岂独立哉？” 由此也说明，董仲舒已经认识到人积极的能动性，这是其天人感应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
董仲舒认为，君主介于天和人之间，是沟通上天和人民的使者，“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授意君主统治人间，君主受命于天，因此要顺从于天的旨意，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而民众服从天意就要服从于君主。董仲舒强调，天子是受命于天的，君主的权力也是神授予的。他说：“传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又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因此，天子应当法天，服从天的意志。“《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下的臣民应当归顺君主，服从君主的意志，这样才能顺从天的旨意。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不仅为君主争到了权力，还通过此理论约束君权。他说：“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借天意警告君主要实行德政而不可任用刑罚。因此，“君权神授”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但另一面，又以“天”的名义对君主权力进行约束，使其不敢肆意妄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君权神授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他承认“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承认人的价值。只是他过分强调民众要服从于君主和天的旨意，论证传统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皇朝统治服务的。
六、正名论与性三品说
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并把正名神学化。他认为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就是事物的“名号”，因此只有先考察事物的“名”，才能进一步去判别其是非。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深察名号”是“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寻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 名是为了分别物类的：“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今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明义也。” 只有正“名”，才能区分亲疏、尊卑和远近。既然要“深察名号”，那么什么是“名”“号”？又是怎么形成的？他认为：“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人圣人，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而效也。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 古人圣人“取之天地”为万物命名号，传达了天意，而不仅仅是对“物”的反映。
董仲舒的正名论，主要是说是否符合天意，也就是看其是否合于儒家的纲常伦理，其中不无主观臆想的成分，也缺乏合理的客观依据，但他对名、号概念所作出的划分，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董仲舒还把名分与天意联系起来，给“名”蒙上了一层神学色彩，使其具有神秘化的特点，这是为皇朝政治伦理服务的，是为了维护皇朝统治的根本利益，从而也成为我国古代名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还进一步提出了“性三品”说。董仲舒认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他还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中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而在《春秋繁露·实性》篇中又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把人分为圣人、斗筲之人和中民三类。按照董仲舒的理解，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天生就富有善性，不用进行教化就可以从善，这类人是极少的；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天生就性恶，即使对其进行教化也不能使其转化为善，这类人也是不多的；具有“中民之性”的人是可善可恶，“有善质而未能为善”的，只有经过教化后才能向善，这种人占大多数。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性三品学说，避免了孟子、荀子人性学说的单一和极端化，说明了教化的必要性，即人性善是教育的结果，为百姓接受君主教化提供了说辞，也从人性论上为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核心观念。
七、阴阳灾异说
董仲舒是历史上大谈阴阳灾异说的第一人。《汉书·五行志》记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以错行。”他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详细阐释了灾异说理论，讨论分析了灾异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及影响。刘向、刘歆、夏侯胜、京房等经学大师都受其影响而谈论灾异，西汉末年谶纬的流行也与其不无关系。
董仲舒把阴阳与自然现象的变化、社会人事结合在了一起。《春秋繁露·基义》篇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他还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认为阳在其中占主要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灾异到底为何？为此董仲舒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戚。’殆此谓也。” 他在《贤良对策》中还向汉武帝论述了灾异兴起的原因，说：“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他还详细阐释了灾异出现的情况和表现，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蜇，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 董仲舒把灾异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政治的好坏能够使得天显示出祥瑞或灾害，从而劝诫和谴告君王。他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灾异是天根据帝王的行为所作出的应答，以示警戒和谴告。如果人君违反天意，政治出现过失，天就发生一些灾害，以示警告和惩罚；如果君主不知道反省、改正错误，天便又会显现出各种怪异现象来恐吓他；如果君主还是无动于衷、不知悔改，天便会降下灾难，使其遭到亡国之祸。
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虽然貌似荒诞，但却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还借天的名义抑制专制王权。董仲舒强调灾异是对君主行为的反映，用灾异来警示和谴责统治者，让君主产生恐畏的心理，从而时刻注意自己的施政行为，防微杜渐，改过向善，实行德政，而不能肆意妄为，违反“天意”，这在防止君主滥用权力方面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总之，董仲舒的思想以《公羊春秋》为根据，广泛汲取法家、阴阳家、道家、名家等理论营养，并将周代以来的阴阳理论、宗教天道观、五行学说等神秘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改造整合，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他所提出的“大一统”“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性三品”“三统说”、正名论、阴阳灾异等思想，为系统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社会问题，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虽难免糟粕，但作为汉代官方统治哲学和核心政治思想，也为后世皇朝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生于德州，长于德州，讲学于德州。清康熙十二年（1673），由金祖彭、程先贞等修纂的《德州志》第八卷所记载的历史上第一名大儒就是董仲舒。汉景帝时董仲舒为博士，因在德州讲过学，德州人为纪念他，为此特建“董子读书台”。据《德州志》卷一《古迹》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明正统间知州韦景元修学于东庑下，掘得石碑，刻曰‘董子读书台’，询其故址复焉。”董子读书台就是董仲舒早年读书的地方。乾隆皇帝南巡经过德州时，曾题诗一首歌咏“董子读书台”曰：“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 德州还建有董子祠，旧址在州治之北。明代杨士奇曾作《董子祠记》，其中写道：“广川，今德州，余尝过之访仲舒故迹，无复存者，顾时吏兹土者，无可与语，而德州之人，亦不复知有仲舒，独江都尚能致敬者，由士英也。”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董子祠移到德州西门外的醇儒书院，同一年，德州知州马明瑞将董子读书台、董子祠一并重修。清康熙年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又重修了醇儒书院，因其在柳湖岸边，所以又名柳湖书院。乾隆三十一年（1766），醇儒书院又改名繁露台（源于《春秋繁露》而得名）。
董仲舒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著述甚多，惜大多亡佚不传。《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汉书·艺文志》亦载“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和“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其他则有《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其《天人三策》《汉书·食货志》所载其上书、《五行志》所载其“庙殿火灾对”及论灾异文、《匈奴传》录其论御匈奴等。《后汉书·应勘传》还记其“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今所传世者主要有《春秋繁露》与《举贤良对策》，其他遗篇有清人黄奭所辑《董仲舒公羊决狱》入《汉学堂丛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2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其《春秋决事》以及后人所编《董子文集》等，皆可作为评价董仲舒所创新儒学体系的基本史料。
（崔靖娟 张玥明）
董仲舒
董仲舒（约前192—前104），汉广川县人。广川按今行政区划分虽主要归属河北景县，但汉代广川包括今山东德州市西部区域，董仲舒就出生于今德州德城区西部一带，为西汉著名伦理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今文经学的创始人，被誉为“汉代孔子”。
一、政治生涯
董仲舒平生经历了汉文帝、景帝和武帝3朝，而这一时期也是汉代政治最为稳定、经济最为繁荣、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曾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的盛平局面。董仲舒自幼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儒家经典，钻研春秋公羊学，曾3年间不去自家园圃游玩观赏，史籍誉称为“三年不窥园”。他以治《春秋公羊传》而闻名于世，成为汉代著名的春秋公羊学派大师。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汉书?五行志》亦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汉景帝时，董仲舒以治《春秋》被朝廷任命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传》，授徒传学。汉武帝即位后，诏令全国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征求治国良策。董仲舒著名的《举贤良对策》就诞生于斯时。《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江公（暇丘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中系统提出了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主张及思想，包括“大一统”说、“天人感应”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主张。他还与汉武帝讨论了“有为”“无为”和任德任刑等问题。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其学说深受武帝赏识，并被接受采纳。董仲舒也从此颇得器重，从而开始其政治生涯。
但是，董仲舒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担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时，因受到牵连而被废为中大夫。任中大夫期间，董仲舒写成了关于论说灾异的《灾异之记》稿，还没有呈上，便被嫉妒他的主父偃私自盗走，并上奏给朝廷。汉武帝将该书昭示诸儒，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灾异之记》是其师父所写，疏论该《记》荒谬愚昧。因此朝廷便把董仲舒抓起来问罪，判为死刑，最后是汉武帝念其“对策”之功或为名儒，赦免了他。元朔四年（前125），董仲舒又因公孙弘的妒忌，被任命给凶残蛮横的胶西王刘端当国相。胶西王刘端听说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师，因此也还善待于他。但董仲舒害怕相处久了会遭到不测，就以有病为由，“致仕悬车”辞职回家了。
《汉书》还记载董仲舒不少有关经济方面的建议对策，如他严厉抨击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状况，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盐铁皆归民”“薄赋敛、省徭役”等主张。《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筦（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应当说，董仲舒的上述主张皆有益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董仲舒辞官归家之后，专心于治学著述。但是，朝廷每当遇到重大事件而拿不定主意时，还常派使者到他家征询其意见。《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其对皆有明法。”仍受到武帝尊重。董仲舒卒后葬于长安郊外，汉武帝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每次驾幸芙蓉园经过其墓地时都下马致意，因此此地也叫“下马陵”。
二、三统说
在董仲舒的“三统说”之前，中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发展观是“五德终始说”，这是由先秦阴阳五行学者邹衍及其弟子提出的。而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以公羊春秋学为依据，建立在公羊创立的“三世”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之上。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认为：“《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对“正”大义的重视。夏、商、周三代不同，正朔也各异。夏正建寅，以一月为岁首，以天明为一日的起点，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以鸡鸣为一日的开始，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以半夜为一日的开端，称为天统。三代正朔的不同称之为三正。“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措，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 三正是三统说最重要的内容，董仲舒意义上的“三统”，是夏、商、周三代正朔的合称。三正不同，物象的颜色也各异。夏崇尚黑色，商崇尚白色，周崇尚赤色。三统也即是黑白赤三个统的代称。
董仲舒“三统说”代替了五德终始说，用“三统”取代“五德”，用“忠、敬、文”取代了“土、木、金、火、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据董仲舒的“三统说”，历史的变易发展是从黑统开始，经过白统，再到赤统，从而再由黑统开始一个新的循环，而且后者并不是战胜或消灭前者，而是“救弊之政也”。此外，董仲舒认为：“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夷夏之辨”的思想。
“三统说”作为董仲舒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的继承性，是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与改制说是联系在一起的。董仲舒的“三统说”丰富与发展了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是对后来春秋公羊学发展最有影响的学说。冯友兰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在哲学史上不失为一有系统的历史哲学” 。该说作为反对家天下的思想武器，保留了先秦儒学反对一姓专制的进步思想，并以经学权威的形式规劝、制约着那些为所欲为的统治者。
三、大一统说
“大一统说”是董仲舒所建立汉代新儒学的核心内容。他提倡的“大一统”内容包括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民族统一。早在《春秋》公羊学中就有“大一统”的主张，“大一统”这个概念也首见于此。《春秋》开篇即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则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董仲舒在学习研究了这些论说之后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他在吸收春秋时期诸学者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将其解释为政治、思想和民族的统一，提出了意义深远的“大一统论”，并很快就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和认同，成为了汉代官方的正统学说。
董仲舒推崇君权至上，其大一统的思想是以维护皇权为目的的。他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国家统一、政治统一，反对诸侯割据，维护皇权政治，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认为要真正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即实现政治统一，就必须实现思想统一。因此，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他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即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而其大一统的提议，亦为汉武帝所接纳。从此，历代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结束。虽然思想统一对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董仲舒实际融合各家各派的主张，最后形成了一套综合性的思想体系，也保存了诸子百家中合理的理论素材和有价值的思想。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亦使得学说上的统一成为一种必然，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力增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都具有积极作用。
四、三纲五常说
董仲舒根据先秦儒家等伦理纲常和道德思想，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等思想，还结合《韩非子?忠孝篇》所论“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以及阴阳家“阳尊阴卑”等理论，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并全面阐发了“三纲五常”这一维护传统等级制度的学说。
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为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由此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他认为：“《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乃尔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明确要求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为子要绝对服从于父，为妻要绝对服从于夫。董仲舒赋予了“三纲”至高无上的权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绝不能改变的，应当恪守不渝，不得违抗。在“三纲”理论中，君为臣纲是核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给“君为臣纲”服务的，谈论父权和夫权，都是为了君权，为了满足封建统治的需求和利益。
董仲舒还将“三纲”与“五常”联系在一起。“五常”是其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加上“信”而形成的。他在向汉武帝提出的对策中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统治者只有用此“五常”教化百姓，才能得到天和鬼神的保佑，才能使得恩德泽及四方与苍生。董仲舒所论“五常”也是指人所应具有的“五德”：“仁”是指爱人、忠孝等；“义”是自我约束；“礼”是指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智”是指能够分别是非；“信”是诚实守信。“五常”是天的意志的体现，是用来配合和调理“三纲”关系的五条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也是用来调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董仲舒基于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三纲五常”，合称“纲常名教”，简称“纲常”，其目的是要把一切合理化和秩序化。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精神发展，但其内容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也的确是人们应当恪守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这对加强皇朝专制统治，维护社会统治秩序，颇具深远影响。
五、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说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墨学派所宣扬的有关“天”的思想，又充分利用了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天文、物候等自然科学知识，对天人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说，构造起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所谓“天人感应”，是说“天”是有意志的，能干预人事，还可以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而人的行为也能感应到天。天和人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天人感应”成为其哲学思想核心，适应了当时皇权统治的需要。
天、地、人都是万物生成的根本，是缺一不可的。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人受命于天，天安排和支配人的一切活动。他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因此，人必须遵循天道，人君也不例外。“《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 他还在《天人三策》中作了具体阐述：“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也就是说，天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君必须要实行德政和仁政，否则是会受到天的赏罚的。
在天人感应中，虽然天支配着人，但人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不能忽视。董仲舒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 由此他认为：人能超然于万物之上，因而是天下最为贵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还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 认为人有爱有道德，能使用万物，所以人“贵于物”。同时，人也影响着天，对天发挥着损益的作用。他说：“天长之而人伤之者，其长损；天短之而人养之者，其短益。夫损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继欤？出其质而人弗继，岂独立哉？” 由此也说明，董仲舒已经认识到人积极的能动性，这是其天人感应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
董仲舒认为，君主介于天和人之间，是沟通上天和人民的使者，“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授意君主统治人间，君主受命于天，因此要顺从于天的旨意，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而民众服从天意就要服从于君主。董仲舒强调，天子是受命于天的，君主的权力也是神授予的。他说：“传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又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因此，天子应当法天，服从天的意志。“《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下的臣民应当归顺君主，服从君主的意志，这样才能顺从天的旨意。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不仅为君主争到了权力，还通过此理论约束君权。他说：“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借天意警告君主要实行德政而不可任用刑罚。因此，“君权神授”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但另一面，又以“天”的名义对君主权力进行约束，使其不敢肆意妄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君权神授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他承认“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承认人的价值。只是他过分强调民众要服从于君主和天的旨意，论证传统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皇朝统治服务的。
六、正名论与性三品说
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并把正名神学化。他认为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就是事物的“名号”，因此只有先考察事物的“名”，才能进一步去判别其是非。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深察名号”是“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寻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 名是为了分别物类的：“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尊者文，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今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明义也。” 只有正“名”，才能区分亲疏、尊卑和远近。既然要“深察名号”，那么什么是“名”“号”？又是怎么形成的？他认为：“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人圣人，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而效也。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 古人圣人“取之天地”为万物命名号，传达了天意，而不仅仅是对“物”的反映。
董仲舒的正名论，主要是说是否符合天意，也就是看其是否合于儒家的纲常伦理，其中不无主观臆想的成分，也缺乏合理的客观依据，但他对名、号概念所作出的划分，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董仲舒还把名分与天意联系起来，给“名”蒙上了一层神学色彩，使其具有神秘化的特点，这是为皇朝政治伦理服务的，是为了维护皇朝统治的根本利益，从而也成为我国古代名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还进一步提出了“性三品”说。董仲舒认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他还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中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而在《春秋繁露·实性》篇中又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把人分为圣人、斗筲之人和中民三类。按照董仲舒的理解，具有“圣人之性”的人天生就富有善性，不用进行教化就可以从善，这类人是极少的；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天生就性恶，即使对其进行教化也不能使其转化为善，这类人也是不多的；具有“中民之性”的人是可善可恶，“有善质而未能为善”的，只有经过教化后才能向善，这种人占大多数。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性三品学说，避免了孟子、荀子人性学说的单一和极端化，说明了教化的必要性，即人性善是教育的结果，为百姓接受君主教化提供了说辞，也从人性论上为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核心观念。
七、阴阳灾异说
董仲舒是历史上大谈阴阳灾异说的第一人。《汉书·五行志》记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以错行。”他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详细阐释了灾异说理论，讨论分析了灾异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及影响。刘向、刘歆、夏侯胜、京房等经学大师都受其影响而谈论灾异，西汉末年谶纬的流行也与其不无关系。
董仲舒把阴阳与自然现象的变化、社会人事结合在了一起。《春秋繁露·基义》篇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他还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认为阳在其中占主要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灾异到底为何？为此董仲舒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戚。’殆此谓也。” 他在《贤良对策》中还向汉武帝论述了灾异兴起的原因，说：“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他还详细阐释了灾异出现的情况和表现，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蜇，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 董仲舒把灾异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政治的好坏能够使得天显示出祥瑞或灾害，从而劝诫和谴告君王。他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灾异是天根据帝王的行为所作出的应答，以示警戒和谴告。如果人君违反天意，政治出现过失，天就发生一些灾害，以示警告和惩罚；如果君主不知道反省、改正错误，天便又会显现出各种怪异现象来恐吓他；如果君主还是无动于衷、不知悔改，天便会降下灾难，使其遭到亡国之祸。
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虽然貌似荒诞，但却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还借天的名义抑制专制王权。董仲舒强调灾异是对君主行为的反映，用灾异来警示和谴责统治者，让君主产生恐畏的心理，从而时刻注意自己的施政行为，防微杜渐，改过向善，实行德政，而不能肆意妄为，违反“天意”，这在防止君主滥用权力方面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总之，董仲舒的思想以《公羊春秋》为根据，广泛汲取法家、阴阳家、道家、名家等理论营养，并将周代以来的阴阳理论、宗教天道观、五行学说等神秘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改造整合，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他所提出的“大一统”“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性三品”“三统说”、正名论、阴阳灾异等思想，为系统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社会问题，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虽难免糟粕，但作为汉代官方统治哲学和核心政治思想，也为后世皇朝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生于德州，长于德州，讲学于德州。清康熙十二年（1673），由金祖彭、程先贞等修纂的《德州志》第八卷所记载的历史上第一名大儒就是董仲舒。汉景帝时董仲舒为博士，因在德州讲过学，德州人为纪念他，为此特建“董子读书台”。据《德州志》卷一《古迹》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明正统间知州韦景元修学于东庑下，掘得石碑，刻曰‘董子读书台’，询其故址复焉。”董子读书台就是董仲舒早年读书的地方。乾隆皇帝南巡经过德州时，曾题诗一首歌咏“董子读书台”曰：“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 德州还建有董子祠，旧址在州治之北。明代杨士奇曾作《董子祠记》，其中写道：“广川，今德州，余尝过之访仲舒故迹，无复存者，顾时吏兹土者，无可与语，而德州之人，亦不复知有仲舒，独江都尚能致敬者，由士英也。”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董子祠移到德州西门外的醇儒书院，同一年，德州知州马明瑞将董子读书台、董子祠一并重修。清康熙年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又重修了醇儒书院，因其在柳湖岸边，所以又名柳湖书院。乾隆三十一年（1766），醇儒书院又改名繁露台（源于《春秋繁露》而得名）。
董仲舒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著述甚多，惜大多亡佚不传。《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汉书·艺文志》亦载“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和“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其他则有《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其《天人三策》《汉书·食货志》所载其上书、《五行志》所载其“庙殿火灾对”及论灾异文、《匈奴传》录其论御匈奴等。《后汉书·应勘传》还记其“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今所传世者主要有《春秋繁露》与《举贤良对策》，其他遗篇有清人黄奭所辑《董仲舒公羊决狱》入《汉学堂丛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2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其《春秋决事》以及后人所编《董子文集》等，皆可作为评价董仲舒所创新儒学体系的基本史料。
（崔靖娟 张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