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阳（前206—前129），齐临淄人。《汉书·艺文志》诸子纵横家类著录有“邹阳七篇”，现存可信的有《上书吴王》和《狱中上梁王书》两篇，可知他是西汉前期一位具有纵横家思想的政治人物。
先秦、秦汉之际，纵横家思想曾显赫一时，纵横学为战国秦汉时期“九流十家”的显学之一。纵横家当时主要就是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家。纵横家的思想，带有纯功利主义色彩。他们在政治上策划谋略，审时度势；在人生观上则追求功名利禄、富贵显达、趋利避害。纵横家们属于策士阶层，具有朝秦暮楚、唯利是图的特点，主观上求富贵，客观上安社稷。他们游走于各国而连横合纵、舌战论难，多具有超凡的谋略和雄辩的气势，也有着“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魄力。秦统一六国之后，由于生存空间狭窄，这个声名显赫的群体几近消失。秦末农民起义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大变动，为纵横家的再度兴起提供了条件。他们能发挥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辩才，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帮助其在战争中获得胜机。邹阳就是这一时期善于纵横长短之术之代表性人物。
秦汉之际，刘邦为击败项羽，曾分封了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又分封了一批功臣为列侯。这些异姓王广领土地，握有重兵，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潜在危险，故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剪除异姓王、广建同姓王的维权措施，欲依靠刘氏宗亲的力量，作为皇权的羽翼。各诸侯王顺应朝廷恢复经济、推行黄老之学、休养生息的社会大势，致力于发展封国的经济、文化。史载，“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 。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倡导以农为本，使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此时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重新兴起，思想文化氛围自由开放，大国诸侯王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才，有养士的遗风。士人“合则留，不合则去”，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但同时，诸侯王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约在文帝中期，邹阳与名士枚乘、严忌等投靠吴王刘濞门下。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高祖十一年（前196）率骑兵大破英布成就英名，平乱之后被封吴地三郡五十三城为吴王。刘濞利用王国境内豫章郡铜山、滨海等有利条件，开矿铸钱，煮海为盐，设官为市，经过几十年经营，使吴国经济富足，势力强大。枚乘即认为：“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进京，在与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两人发生争执，本就“轻悍”的吴太子被皇太子一怒之下，用棋盘横击而死。文帝将吴太子尸体送回吴国安葬，吴王刘濞因此产生怨恨。《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后来，文帝对吴王亲赐几杖，准许吴王不必朝见以示宽容，此事暂时得以平息。但吴王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招降纳叛，图谋报复。后御史大夫晁错向汉景帝上书，建议削夺藩王封地。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慌恐，便暗地笼络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
对此，就像大多数纵横家那样，邹阳有着极强的用世之心，兼具进取功名的精神，其一大特质就是对时势有着准确的分析与判断，然后迅速采取行动达到目的，在乱世中表现出极强的纵横捭阖能力。作为吴王门客，邹阳旁观一切，明察秋毫，觉察到了吴王的反叛之心。但当时叛乱尚没有发动，不宜明言，于是在景帝初年，邹阳上书吴王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他先以秦国为喻，叙述胡、越、齐、赵、淮南的形势之困，然后表明胡之助赵、越之助吴，皆不可靠。因为南有梁王，足以遏越；北有汉室，足以防胡制赵。而赵、齐、城阳、淮南诸王各自心怀怨望而各有心思，“恐救兵之不专”，因此劝告刘濞早日醒悟，悬崖勒马。言在此而意寄于彼，语言曲折隐晦，并以“鸷鸟垒百不如一鹗”，用多次诸侯王谋反都以失败告终的现实，提醒吴王不要违背天命做非分之想。这就是邹阳那篇流传后世的《上书吴王》。
邹阳分析时势，认为吴王不会成功，但吴王并没有听从其劝谏。为了免遭引火烧身之祸，邹阳便与枚乘、严忌离开了吴国。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以吴王刘濞为主谋和首领，联合胶西王刘卯、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僻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等，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朝廷，即史称“七国之乱”。叛乱发生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反击，经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击败叛军，杀死刘濞，3个月即平定叛乱，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打击。
邹阳等离开吴国后，投靠了地位尊贵、待士甚厚的景帝之弟梁王刘武门下，与枚乘、吴严忌、羊胜、公孙诡同为梁王座上客。梁王在七国之乱中功劳显赫，为维护西汉王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由于受窦太后的宠爱支持，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此事得到大臣袁盎的激烈反对，梁王在羊胜、公孙诡的怂恿下计划谋杀袁盎。邹阳对此表示反对。又加上平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于是羊胜等“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邹阳担心因谗言留下恶名，不甘心不明不白地被人陷害而死，于是在狱中上书梁王，为自己辩诬、表白。在书中，邹阳并没有陈述他的冤情以及歌颂人主的英明，而是列举了历史上众多因谗毁之祸造成人主残害忠良的例子，强调其恶果；又表明圣明君主的明察及其带来的业绩，认为人主应该知人善任，以达到君臣遇合。他通过对比，提醒梁王不要听信一面之辞，并指出梁王“沉于谕谈之辞，牵于帷墙之制”的错误。书中用词虽有些“不逊”（《史记》语）色彩，但言语既讲至理又表个人忠忱，情义恳恳，终于使梁王感动并悔悟，遂释放邹阳，仍待为上客。
邹阳能转危为安，基于对时事的准确把握、正确认识和精心思考。就像纵横家们奉为经典的《鬼谷子》中《谋》篇提出的“六因”之说那样：要说服对方，并使自己的谋略能够成功被采纳，就要根据对方对形势的不了解而心存疑惑，改变游说形式或方法，以让人能够接受；要先迎合对方，肯定他所见到的实情，消除对方的敌意和戒心；要对其言辞总结概括，来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要顺着对方的有利形势而促成他，以赢得他的信任；要依据他的好恶作出权量筹划，以博得对方的欢心；要了解他的担忧，并替他排除。做到了“因”对方情况的不同而调整游说的方式，就能够使自己的谋略成功的被采纳。邹阳正是紧紧抓住了对象的心理需求，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对方觉得的确是为自己着想，才能接受自己的建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纵横家讲究游说时的言辞技巧，其论辩之术是在因人因事的差异基础上寻求变通的。正如《鬼谷子》所载：“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纵横家的论辩还注重高屋建瓴、气势逼人，用言辞中回旋着的雄辩力量去感化对方。虽然邹阳被谗毁的具体内容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汉书》交代了当时的背景：梁王一心想做皇位继承人，羊胜、公孙诡积极出谋划策，但邹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实际上，邹阳是激怒了孝王问鼎皇权的野心而获罪。纵横家在游说时常用的一种技巧便是诉诸情感，抓住人性的弱点去因势利导。邹阳明白，如同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是孝王对自己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在上书中一论君主听信谗毁之害，给孝王敲警钟，二谈自己之忠信，打消梁王的疑心，终于使梁王醒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王比较明白事理。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邹阳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言词即使不够谦逊，但确实有感人之处，也可以说是坦率耿直不屈不挠。
当时，刺杀袁盎的事情已经败露，景帝怀疑是梁王所为，便派人查询。梁王无奈，被迫令羊胜、公孙诡自杀以自清。但通过此事，景帝察觉弟弟确实有问鼎皇权的野心，对此非常不满，欲继续追究此事。梁王害怕被诛杀，深深悔恨不听从邹阳的劝谏，于是将邹阳请来，向他深表歉意并赠与千金以求得解罪于皇上的方法，希望皇上不再追究此事。邹阳去找平时以善出奇计闻名的齐人王先生，向他述说此事并求解脱之法。王先生认为此时很难解决，君主有私怨要杀人，以太后这样的骨肉至亲都不能劝阻，更何况臣子。邹阳于是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辨知，汉魏有奇节，我将去那里求得谋略。王先生告诉邹阳去长安前再来一次。一个多月过去了，历经奔波邹阳仍没有求得很好的谋略，于是又去拜见王先生。王先生指点邹阳：“若子行，必往见王长君，士无过此者矣。”邹阳幡然醒悟，认识到这是非常好的途径。于是，邹阳辞别王先生，前往长安见王长君。
王长君，名信，是宫中最受皇帝崇信的王美人的哥哥，后来被封为盖侯。邹阳对王长君表达了来见他的目的，说这次拜见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来告诉他一件有关他吉凶的事。王长君谦恭的向邹阳询问，邹阳就给他分析说，他的妹妹在后宫受到宠幸，没有人能相比，但您的行为多有不遵循道理的地方。现皇上正追究袁盎被杀的事情，梁王恐怕要被诛杀。梁王是太后的爱子，被杀后太后定会忧郁泣血，心中的伤痛无法发泄，必然会牵连到身边权贵身上，从而使王长君的处境危如累卵。王长君听了邹阳的分析，也认为的确有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非常紧张害怕，便向邹阳询问应对之策。邹阳虽为求助王长君而来，现在反客为主成为王长君的求助对象，为自己所达目的创造了机会。邹阳便对王长君建议：如果能够说服圣上不再追究梁王之事，那么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心存感激，王美人必会更加得宠于太后和皇上。这样一来，王长君的地位自然会像金城一样牢固，而且还会有存亡继绝的功劳，美名于后世。随后，邹阳还教王长君以儒家经典《春秋》中季子不杀庆父为亲亲之道的例子，用历史上兄弟友爱的例子来劝说皇上。本来邹阳请求王长君解救梁王，但现在却成了王长君自保的前提，他也就很自然地应承了，而且非常感谢邹阳。
王长君找机会入宫向景帝为梁王求情，恰好此时大臣韩安国也为此见长公主，景帝顾及兄弟之情及母亲的拳拳之心便接受建议，不再追究。因邹阳的游说，梁王得以脱险。邹阳教王长君用儒家圣王的事迹和《春秋》中的例子做论据来说服景帝，可见邹阳对《春秋》之学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且具有儒家“亲亲”“仁人”等伦理道德的思想基础。
梁王在位35年卒，时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邹阳此后的行迹史无记载。从其与枚乘同游来看，梁王卒时盖已年老，或者以老病家居而终。
邹阳平生富有智慧谋略，为维护国家统一殚精竭虑又性情刚直，不苟合取容。邹阳去世后，葬于故里临淄，清咸丰年间立邹阳故里碑。
（毕妍婷 张熙惟）
邹 阳
邹阳（前206—前129），齐临淄人。《汉书·艺文志》诸子纵横家类著录有“邹阳七篇”，现存可信的有《上书吴王》和《狱中上梁王书》两篇，可知他是西汉前期一位具有纵横家思想的政治人物。
先秦、秦汉之际，纵横家思想曾显赫一时，纵横学为战国秦汉时期“九流十家”的显学之一。纵横家当时主要就是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家。纵横家的思想，带有纯功利主义色彩。他们在政治上策划谋略，审时度势；在人生观上则追求功名利禄、富贵显达、趋利避害。纵横家们属于策士阶层，具有朝秦暮楚、唯利是图的特点，主观上求富贵，客观上安社稷。他们游走于各国而连横合纵、舌战论难，多具有超凡的谋略和雄辩的气势，也有着“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魄力。秦统一六国之后，由于生存空间狭窄，这个声名显赫的群体几近消失。秦末农民起义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大变动，为纵横家的再度兴起提供了条件。他们能发挥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辩才，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帮助其在战争中获得胜机。邹阳就是这一时期善于纵横长短之术之代表性人物。
秦汉之际，刘邦为击败项羽，曾分封了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又分封了一批功臣为列侯。这些异姓王广领土地，握有重兵，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潜在危险，故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剪除异姓王、广建同姓王的维权措施，欲依靠刘氏宗亲的力量，作为皇权的羽翼。各诸侯王顺应朝廷恢复经济、推行黄老之学、休养生息的社会大势，致力于发展封国的经济、文化。史载，“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 。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倡导以农为本，使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此时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重新兴起，思想文化氛围自由开放，大国诸侯王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才，有养士的遗风。士人“合则留，不合则去”，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但同时，诸侯王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约在文帝中期，邹阳与名士枚乘、严忌等投靠吴王刘濞门下。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高祖十一年（前196）率骑兵大破英布成就英名，平乱之后被封吴地三郡五十三城为吴王。刘濞利用王国境内豫章郡铜山、滨海等有利条件，开矿铸钱，煮海为盐，设官为市，经过几十年经营，使吴国经济富足，势力强大。枚乘即认为：“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有隐匿之名，而居过于中国。”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进京，在与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下棋时，两人发生争执，本就“轻悍”的吴太子被皇太子一怒之下，用棋盘横击而死。文帝将吴太子尸体送回吴国安葬，吴王刘濞因此产生怨恨。《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后来，文帝对吴王亲赐几杖，准许吴王不必朝见以示宽容，此事暂时得以平息。但吴王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招降纳叛，图谋报复。后御史大夫晁错向汉景帝上书，建议削夺藩王封地。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慌恐，便暗地笼络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
对此，就像大多数纵横家那样，邹阳有着极强的用世之心，兼具进取功名的精神，其一大特质就是对时势有着准确的分析与判断，然后迅速采取行动达到目的，在乱世中表现出极强的纵横捭阖能力。作为吴王门客，邹阳旁观一切，明察秋毫，觉察到了吴王的反叛之心。但当时叛乱尚没有发动，不宜明言，于是在景帝初年，邹阳上书吴王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他先以秦国为喻，叙述胡、越、齐、赵、淮南的形势之困，然后表明胡之助赵、越之助吴，皆不可靠。因为南有梁王，足以遏越；北有汉室，足以防胡制赵。而赵、齐、城阳、淮南诸王各自心怀怨望而各有心思，“恐救兵之不专”，因此劝告刘濞早日醒悟，悬崖勒马。言在此而意寄于彼，语言曲折隐晦，并以“鸷鸟垒百不如一鹗”，用多次诸侯王谋反都以失败告终的现实，提醒吴王不要违背天命做非分之想。这就是邹阳那篇流传后世的《上书吴王》。
邹阳分析时势，认为吴王不会成功，但吴王并没有听从其劝谏。为了免遭引火烧身之祸，邹阳便与枚乘、严忌离开了吴国。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以吴王刘濞为主谋和首领，联合胶西王刘卯、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僻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等，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朝廷，即史称“七国之乱”。叛乱发生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反击，经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击败叛军，杀死刘濞，3个月即平定叛乱，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打击。
邹阳等离开吴国后，投靠了地位尊贵、待士甚厚的景帝之弟梁王刘武门下，与枚乘、吴严忌、羊胜、公孙诡同为梁王座上客。梁王在七国之乱中功劳显赫，为维护西汉王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由于受窦太后的宠爱支持，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此事得到大臣袁盎的激烈反对，梁王在羊胜、公孙诡的怂恿下计划谋杀袁盎。邹阳对此表示反对。又加上平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于是羊胜等“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邹阳担心因谗言留下恶名，不甘心不明不白地被人陷害而死，于是在狱中上书梁王，为自己辩诬、表白。在书中，邹阳并没有陈述他的冤情以及歌颂人主的英明，而是列举了历史上众多因谗毁之祸造成人主残害忠良的例子，强调其恶果；又表明圣明君主的明察及其带来的业绩，认为人主应该知人善任，以达到君臣遇合。他通过对比，提醒梁王不要听信一面之辞，并指出梁王“沉于谕谈之辞，牵于帷墙之制”的错误。书中用词虽有些“不逊”（《史记》语）色彩，但言语既讲至理又表个人忠忱，情义恳恳，终于使梁王感动并悔悟，遂释放邹阳，仍待为上客。
邹阳能转危为安，基于对时事的准确把握、正确认识和精心思考。就像纵横家们奉为经典的《鬼谷子》中《谋》篇提出的“六因”之说那样：要说服对方，并使自己的谋略能够成功被采纳，就要根据对方对形势的不了解而心存疑惑，改变游说形式或方法，以让人能够接受；要先迎合对方，肯定他所见到的实情，消除对方的敌意和戒心；要对其言辞总结概括，来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要顺着对方的有利形势而促成他，以赢得他的信任；要依据他的好恶作出权量筹划，以博得对方的欢心；要了解他的担忧，并替他排除。做到了“因”对方情况的不同而调整游说的方式，就能够使自己的谋略成功的被采纳。邹阳正是紧紧抓住了对象的心理需求，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对方觉得的确是为自己着想，才能接受自己的建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纵横家讲究游说时的言辞技巧，其论辩之术是在因人因事的差异基础上寻求变通的。正如《鬼谷子》所载：“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纵横家的论辩还注重高屋建瓴、气势逼人，用言辞中回旋着的雄辩力量去感化对方。虽然邹阳被谗毁的具体内容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汉书》交代了当时的背景：梁王一心想做皇位继承人，羊胜、公孙诡积极出谋划策，但邹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实际上，邹阳是激怒了孝王问鼎皇权的野心而获罪。纵横家在游说时常用的一种技巧便是诉诸情感，抓住人性的弱点去因势利导。邹阳明白，如同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是孝王对自己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在上书中一论君主听信谗毁之害，给孝王敲警钟，二谈自己之忠信，打消梁王的疑心，终于使梁王醒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王比较明白事理。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邹阳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言词即使不够谦逊，但确实有感人之处，也可以说是坦率耿直不屈不挠。
当时，刺杀袁盎的事情已经败露，景帝怀疑是梁王所为，便派人查询。梁王无奈，被迫令羊胜、公孙诡自杀以自清。但通过此事，景帝察觉弟弟确实有问鼎皇权的野心，对此非常不满，欲继续追究此事。梁王害怕被诛杀，深深悔恨不听从邹阳的劝谏，于是将邹阳请来，向他深表歉意并赠与千金以求得解罪于皇上的方法，希望皇上不再追究此事。邹阳去找平时以善出奇计闻名的齐人王先生，向他述说此事并求解脱之法。王先生认为此时很难解决，君主有私怨要杀人，以太后这样的骨肉至亲都不能劝阻，更何况臣子。邹阳于是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辨知，汉魏有奇节，我将去那里求得谋略。王先生告诉邹阳去长安前再来一次。一个多月过去了，历经奔波邹阳仍没有求得很好的谋略，于是又去拜见王先生。王先生指点邹阳：“若子行，必往见王长君，士无过此者矣。”邹阳幡然醒悟，认识到这是非常好的途径。于是，邹阳辞别王先生，前往长安见王长君。
王长君，名信，是宫中最受皇帝崇信的王美人的哥哥，后来被封为盖侯。邹阳对王长君表达了来见他的目的，说这次拜见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来告诉他一件有关他吉凶的事。王长君谦恭的向邹阳询问，邹阳就给他分析说，他的妹妹在后宫受到宠幸，没有人能相比，但您的行为多有不遵循道理的地方。现皇上正追究袁盎被杀的事情，梁王恐怕要被诛杀。梁王是太后的爱子，被杀后太后定会忧郁泣血，心中的伤痛无法发泄，必然会牵连到身边权贵身上，从而使王长君的处境危如累卵。王长君听了邹阳的分析，也认为的确有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非常紧张害怕，便向邹阳询问应对之策。邹阳虽为求助王长君而来，现在反客为主成为王长君的求助对象，为自己所达目的创造了机会。邹阳便对王长君建议：如果能够说服圣上不再追究梁王之事，那么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心存感激，王美人必会更加得宠于太后和皇上。这样一来，王长君的地位自然会像金城一样牢固，而且还会有存亡继绝的功劳，美名于后世。随后，邹阳还教王长君以儒家经典《春秋》中季子不杀庆父为亲亲之道的例子，用历史上兄弟友爱的例子来劝说皇上。本来邹阳请求王长君解救梁王，但现在却成了王长君自保的前提，他也就很自然地应承了，而且非常感谢邹阳。
王长君找机会入宫向景帝为梁王求情，恰好此时大臣韩安国也为此见长公主，景帝顾及兄弟之情及母亲的拳拳之心便接受建议，不再追究。因邹阳的游说，梁王得以脱险。邹阳教王长君用儒家圣王的事迹和《春秋》中的例子做论据来说服景帝，可见邹阳对《春秋》之学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且具有儒家“亲亲”“仁人”等伦理道德的思想基础。
梁王在位35年卒，时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邹阳此后的行迹史无记载。从其与枚乘同游来看，梁王卒时盖已年老，或者以老病家居而终。
邹阳平生富有智慧谋略，为维护国家统一殚精竭虑又性情刚直，不苟合取容。邹阳去世后，葬于故里临淄，清咸丰年间立邹阳故里碑。
（毕妍婷 张熙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