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生卒年不详），又名叔孙何，薛县（今滕州南）人。学于孔子九世孙孔甲之门，秦朝时为待诏博士，西汉高祖、惠帝时任太常。他损益古礼与秦制，定汉朝仪法，奠定了以后历代王朝礼仪制度的基础，并著有《汉礼器制度》和《傍章》。叔孙通为汉初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与时变化的姿态也为后代儒者做出了榜样，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赞誉为“汉家儒宗”。
一、弃秦归乡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势力迅速壮大，很快攻破蕲县，于陈地称王并建立政权，号称“张楚”。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秦二世的耳朵里，他立即召集了三十多名博士儒生，询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意见。这些博士中的大多数人向皇帝进言，认为陈胜、吴广是聚众造反，应该杀无赦，并且劝秦二世立即发兵进行镇压。秦二世听完这些博士的奏议，面露愠色。
此时的叔孙通已经在秦廷做了多年的待诏博士，秦二世的各种作为他都看在眼里，对这位皇帝的喜好极为了解，也就深知违背了这位连兄弟姐妹都能痛下杀手的主子的意愿会有什么下场。在看到了秦二世脸上的怒色之后，叔孙通便赶忙对众博士的奏议进行了批评，认为现在天下一统，法律严明，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恪尽职守的官员，百姓都在享受这样的太平，不可能会有人造反，所以刚才那些博士的奏议不足采信，并说：“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秦二世听后大喜过望，继而再问那些博士儒生，有些人仍然坚持说是造反，一部分人附和叔孙通说是盗贼。秦二世便命令御史将说是造反的人抓进监狱，将说是盗贼的人罢免，却赐给叔孙通20匹帛和1套新衣服，并且由待诏博士升为博士。叔孙通回去之后，那些被罢免的人都忿忿不平地讥讽他说：“先生何言之谀也？”叔孙通却解释说不“谀”不足以脱险，此乃逃出虎口的无奈之举。叔孙通当时的一句“谀”言虽不能使秦灭亡，却足以保命，实乃明智的“委蛇”之道。细思秦二世当时之心思，无外乎为自己继位之不正当、迫害兄弟之急切而担忧，唯恐被人所知，更害怕有人对他当皇帝之合法性提出意见，所以对于陈胜造反之事讳莫如深，认为是“非所宜言”的。叔孙通的“天下合为一家”“安敢有反者”之言，并非完全是针对陈胜造反这一件事的，而是直接回应了秦二世的尴尬，为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所以秦二世听后连说“善”。毫无疑问，这是秦二世与明白事理的叔孙通心意相通，其他的博士则仅仅是着眼于造反之事而发表意见，所以这群博士或被下狱，或被免职，而叔孙通却被提拔，秦二世是在提拔一个能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人才”。不过可悲的是，此后仅仅过了两年，24岁的昏庸的、内心始终存在担忧的秦二世便被赵高的心腹阎乐逼迫，于望夷宫自杀。
刚刚由待诏博士升任博士、得到秦二世赏识的叔孙通，此时却弃秦而去，在散朝之后连夜逃回老家，而此举正符合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他的这一逃跑举动没有发生在更为暴戾的秦始皇时期，就说明这次逃跑并不仅仅是怕惹祸上身，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秦王朝气数已尽，想尽早另择明主而已。
二、数易其主
自陈胜首义之后，各地起义军纷纷响应。陈胜命周文西进灭秦，到达戏地（今陕西临潼境内）时已有数十万众。此时秦二世慌了手脚，仓皇之中只能派章邯带领几十万被赦免的骊山刑徒，组织起临时的队伍。但章邯毕竟是一代名将，很快击败了周文，并继续东进打击起义军。此时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吴广、陈胜先后被自己人所杀。陈胜旧部吕臣重新举起“张楚”旗号，组建“苍头军”。陈胜原部将召平，也假借陈王命令，拜项梁为上柱国。项梁很快渡过乌江，占领薛地。项梁在确认陈王已死之后，召集各路起义军将领在薛地议事，从而成为事实上的盟主。此时，叔孙通经过几个月的艰辛逃亡，终于从咸阳逃回了老家薛地。叔孙通见此形势，立即转身参加了起义军。叔孙通做了多年的秦朝待诏博士，对秦朝法律的严酷性是最为了解的，他深知参加起义军反抗秦朝失败的话会落得什么下场，这说明他并非临时起意、头脑发热做出的举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同时也付出很大勇气的。甚至可以说，当他在朝堂之上站出来否定其他博士的意见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弃秦参加起义军的打算。在起义的初期阶段，义军同样也需要像叔孙通这样有学问的秦朝博士来壮大声势，所以两者一拍即合。
项梁与众将领在薛地议事之时，时年七十多岁、好出奇计的范增向项梁建议，不应该自立为王，而应立楚王的后人为王，这样就大事可成。项梁于是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都盱眙。秦二世二年（前208）九月，项梁于东阿击败章邯大军，便继续西进，并于定陶再次大败秦军。此时的项梁意气风发，极为轻视秦军，士兵也非常怠惰。得到补充和休整的章邯便抓住时机，一举击败项梁，项梁战死。被项梁立为楚怀王的放羊娃熊心也非等闲之辈，在项梁战死之后，意识到这是摆脱项氏控制的绝好时机，便收了项羽的兵权，将项羽、吕臣的军队合并之后由自己统一掌管。由此，本来是傀儡的楚怀王便成了南方各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在项梁战死、楚怀王掌权的情况下，叔孙通便追随了楚怀王。
楚怀王随即命有“宽大长者”之称的刘邦西进击秦，任命宋义为卿子冠军率项羽、黥布北上救赵，并且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随后，项羽斩宋义、败王离、降章邯，在巨鹿之战中威震诸侯，并且一路凯歌，在刘邦之后赶到咸阳，终于杀掉秦王子婴报了世仇。此时项羽向怀王请示灭秦之后的善后工作，楚怀王为了保持自己仅剩的王者尊严，回复了两个字“如约”，意即先入关的刘邦为关中王。可是此时的项羽已经不是项梁刚刚战死之时的项羽，已完全具备了号令天下的权势，便尊楚怀王为义帝，并将义帝迁到长沙郴县，又大封十八路诸侯，自封“西楚霸王”，一把火烧了咸阳。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便率大军回西楚国都彭城去了。此时身处彭城的义帝迫于压力，无奈向南迁徙。而作为义帝臣子的叔孙通却并没有跟随义帝南下，而是留在了彭城，等待着为此时天下新的掌权者项羽效力。随后义帝便被项羽手下杀害于南下途中。项羽回到彭城根基未稳，田荣便在齐地挑起战端，并帮助陈馀在赵地进攻张耳，齐赵之地顿时战火纷飞。与此同时，刘邦也袭击雍王章邯、迫降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重新占领关中。在进攻到洛阳时，他听闻义帝被项羽所害，便为义帝发丧，全军缟素，哭祭3日；随后又打出为义帝报仇的旗号，通告诸侯，并率五诸侯军东进讨伐项羽。而此时项羽正带领大军陷入齐赵之地的苦战之中，西楚国都彭城在刘邦率领的56万大军的进攻下，很快便被攻破。破城之后刘邦便大摆筵席，与众诸侯将领庆祝胜利。之前留在彭城跟随项羽的叔孙通随即又投降了刘邦。
身处乱世之中，很少有人能像“高阳酒徒”郦食其那样拥有一双慧眼、具有识主之才，“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乃深自藏匿” ，直到遇见心仪的人才去投奔。不得不说，叔孙通确实没有识主之能，也缺少预测形势变化的能力，但叔孙通也并不是毫无眼光、总是跟随势力大的一方。例如，陈胜、吴广起义之时，胜负未知的情况下他就毅然参加了起义军；在项羽再次夺下彭城，刘邦仓皇逃跑的情况下，叔孙通却始终追随刘邦。他先后跟随过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熊心、项羽，最后追随了刘邦，“所事者且十主”。在此之后，虽然刘邦也遭遇了不少败仗，但叔孙通再也没有改换门庭，“因竟从汉”。在秦末时局动荡的年代，像叔孙通这样频繁改换门庭之人比比皆是，正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哪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便去哪里，这也正符合儒家圣人孔子之意。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即是这个意思。处于危险的形势之中，要时刻注意保住性命，主人不可保就要另择明君。作为一介儒生的叔孙通，手无缚鸡之力，真真正正实践了孔子的理论。
三、制礼作乐
在追随刘邦之后，叔孙通终于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在被汉军团团围住的情况下于乌江自刎，刘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叔孙通等重要大臣的建议下，刘邦在定陶即皇帝位。叔孙通负责制定仪式和称号制度。刘邦把秦朝各种繁琐的仪式都废除掉了，只保留了最简单易行的规矩。在一次庆功宴上，众功臣俱到场，大家都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吵吵嚷嚷地争论谁的功劳大。这些功臣大多是盗贼草莽出身，本来就没什么规矩，有的喝醉了竟然狂呼乱吼，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场面混乱不堪。已经即位的刘邦看到这种情况极为不满。叔孙通是个善于察言观色之人，看出了刘邦对这种情况的厌恶之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对皇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叔孙通认为，在群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之时，不会冲锋陷阵的儒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等到夺得天下，巩固天下的时候就必须要重用儒生了。并且，他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鲁地去征召儒生，与其弟子一起为皇帝制定一套朝堂上的制度。刘邦最担心的就是再制定出来一套和秦朝那样繁琐难行的礼仪。叔孙通向皇帝解释道：礼，就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改造，这就是五帝三王时候的礼乐都不相同的原因。夏、商、周三代都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损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才形成了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的局面。他还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就是要将古代的礼法和秦代的仪法糅合到一起，制定一套新的朝仪制度。刘邦再次强调，一定不要太繁琐，要简单易懂，容易学，也可以试着提前演练一下，“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到鲁地征召了三十多名儒生，把他们带回了长安，加上刘邦身边的学者，以及叔孙通的弟子，共一百多人，一起在野外练习这套制度。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成效，刘邦看过之后很高兴，下令文武大臣都要练习，并且在十月朝会的时候正式实行。
汉高祖七年（前200），在新建成的长乐宫举行了十月朝会，各路诸侯王和文武百官都按照新制定的礼仪进行朝拜，场面甚是壮观威严：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这样的礼仪确实很严肃，处处都能够显示皇帝的威严。在廷中排布着战车、陈列着兵器、张开着旗帜，骑兵、步兵和卫队保护着宫殿，还有执法官监察各位诸侯大臣，有不按礼法行事的立马拉出殿外。天刚亮的时候，谒者就引领诸侯百官鱼贯而入，在进入殿门之后要“小步快走”，依次站立在大殿下面的台阶两侧，凡是武官，像列侯、将军等都要立西面东，凡是文官都立东面西。等所有人都到位之后，皇帝乘坐“龙辇”出宫，接受自诸侯王至六百石以上官员的朝贺，这样的朝仪加强了皇帝的权威。从开始到宴会结束，诸侯百官都被严肃的氛围感染，个个吓得不敢抬头、屏气凝神，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话，更别说做出之前那种“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行为了。难怪当时刘邦非常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由于叔孙通制定朝仪有功，刘邦任命他做太常，掌管礼仪。汉高祖九年（前198），又将他调任为太子太傅。汉惠帝刘盈继位之后，由于大臣们都不太熟悉先帝刘邦园陵以及宗庙的礼仪制度，于是惠帝便再次任命叔孙通为太常，制定宗庙礼仪。汉惠帝经常去长乐宫为吕太后请安，未央宫和长乐宫的距离稍远，每次去朝拜都要清道。惠帝认为这种举动烦扰行人，于是就在未央宫武库南边修建了“复道”。叔孙通在一次议事之后，私下和惠帝交谈，提醒惠帝架设这条复道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条复道是架设在了从高帝陵寝出游敬献衣冠到高帝宗庙的通道上面，就相当于让子孙后代在高帝宗庙通道的上面行走，高庙是汉太祖的所在，这是对祖先的不敬。惠帝听后非常惶恐，想把复道赶快毁掉。叔孙通却解释说“人主无过举”，就是说皇帝是不会有过错的，有了过错也不能声张。现在复道已经建起来了，百姓也都已经知道了，如果再毁掉，那就表明至高无上的皇帝有了错误的行为，会严重影响皇帝的权威。于是叔孙通建议在渭北建立一座和高庙一模一样的庙，每月出游的时候把高帝的衣冠送到那里，使渭北的宗庙逐步扩大，这就能避免百姓发现皇帝的过错，同时还能彰显汉朝以孝为本的传统。
在高祖刘邦在世时，叔孙通就曾经制定过宗庙乐。汉初之时，各乐家精通于鼓乐之人，只能演奏，而不能知晓乐曲中的含义。所以，叔孙通就在损益秦乐的基础上，制作了汉代的宗庙乐。在宗庙祭祀时演奏庙乐的程序是，首先由掌管祭祀的太祝在庙门迎神，演奏《嘉至》之乐，就像古代迎接神明降临的音乐一样；待皇帝进入庙门，开始演奏《永至》之乐，引导皇帝走路的节拍，就像《采荠》《肆夏》等古代乐曲一样；当盛有干肉的祭器摆上祭台之后，开始演奏《登歌》，但不用管弦等乐器伴奏，仅仅让人清唱，目的是让在位者都能听清楚，就好像古代《清庙》之歌一样。演奏两遍《登歌》之后，接着演奏《休成》之乐，表示神明已经享用过所献之物。最后，皇帝到东厢就座饮酒，待皇帝坐定，开始演奏《永安》之乐，表明宗庙礼仪已完满结束。这就是经过叔孙通损益之后的宗庙乐的演奏程序。
叔孙通善于在恰当的时机向皇帝提出一些恢复古礼的建议。自古以来，果物、粮食等新丰收的时候，天子在“尝新”之前，都会首先敬献给祖先。所以，有次正值春天樱桃成熟之季，惠帝到离宫出游观赏，心情大悦，叔孙通便适时提出建议：“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 惠帝也很乐意地采纳了。由此，向宗庙贡献果品的礼仪便又兴盛起来。刘邦曾经令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和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议定天子服装之制。叔孙通他们主张天子一年四季所穿的衣服应当效法天地、顺应四时，认为这样才能长寿无疆、国泰民安，于是派赵尧等4人分别制定天子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刘邦很赞赏这样的奏议，也就有了高帝刘邦所述《天子所服第八》之书。叔孙通还适时对天子的纳妃仪式进行了修改，认为天子不用“亲迎”（亲迎为古时结婚所需6种程序之一，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让地位高的大臣代办即可。汉高帝为太子刘盈纳妃时，经过叔孙通修改制定的纳妃仪式也相当隆重：“汉惠帝纳后，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疋。” 还有许多汉朝的礼仪都是叔孙通在职时确定下来的，可惜的是，汉朝礼法“未尽备而通终” 。
四、著作传世
叔孙通所作的《汉礼器制度》对当时乃至后代都产生了影响。《汉礼器制度》至少到唐代还能见到其善本，当时的礼学大家孔颖达、贾公彦等曾据此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这不仅为理解《三礼》中有关器具制度提供了条件，也为唐朝制定礼仪制度提供了借鉴和范本 。贾公彦在《周礼·天官冢宰》一则疏中说：“云《汉礼器制度》云云者，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可见，叔孙通所作《汉礼器制度》并非仅采秦制，而是将秦制与古礼相糅合，所以唐代礼学大家贾公彦才会作出“多得古之周制”的评价。宋代著名史家司马光也对叔孙通制礼作过评价：“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司马光将“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的责任归结于叔孙通，认为他制礼作乐仅仅是皮毛之举，仅采秦制而没有恢复古时先王之礼，则是冤哉枉也。
由于《汉礼器制度》已经散佚，现在只能从孔颖达、贾公彦对《三礼》的注疏中寻找蛛丝马迹。《周礼·天官冢宰篇》云“大丧共夷槃冰”，贾公彦疏曰“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广八尺，长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经云夷槃无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谓之夷槃，汉谓之大槃，是别大异名。”可见叔孙通所作《汉礼器制度》对天子逝后尸体身下之冰盘有详细规定，并且汉称大槃。《周礼·天官冢宰篇》云“笾人掌笾之实”，贾公彦疏曰：“郑（玄）知笾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为之，亦依《汉礼器制度》而知也。云如豆者，皆面径尺柄尺，亦依《汉礼》知之也。”可见《汉礼器制度》对祭祀时盛放食品的竹制之笾也有规定。《仪礼·士冠礼篇》云“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郑玄注曰：“士用铁，荣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异。”公彦疏云“云士用铁者，案《汉礼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铁，大夫用铜，诸侯用白银，天子用黄金。’……云水器尊卑皆用金蟾及大小异者，此亦案《汉礼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异’。”由此可见，《汉礼器制度》对盥洗水器的形制大小以及材料也有严格规定，用以区别尊卑。《礼记·王制篇》云“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之”，孔颖达《正义》曰：“按《汉礼器制度》‘柷状如漆筒，中有椎，将作乐先击之。鼗如小鼓，长柄旁有耳摇之，使自击。’柷之节乐节一曲之始，其事宽，故以将诸侯之命。所以节一唱之终，其事狭，故以将伯子男之命。”《汉礼器制度》将赐诸侯乐之柷与赐伯子男之鼗的形制与用法记载下来，用以明示尊卑与事之宽狭。从以上仅存《汉礼器制度》之只言片语，便可看出，叔孙通所定之仪法，涵盖面极广，大至皇帝之冠冕尺寸、天子尸体防腐之冰盘，小至存放祭品之笾、盥洗之水器，都有细致的讲解及规定。这些具体的器物以及服饰在尊卑等级的规定上，便是董仲舒礼学思想的充分体现 。
另外，叔孙通还有著述《傍章》18篇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
由以上材料可知，叔孙通增补了汉律的不足，作了18篇傍章，加上其他人所作，共60篇，构成了汉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树德在《汉律考·律名考》“傍章十八篇”下进行了进一步考证：“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曹褒传》章和元年，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是通所著为汉仪。王应麟于《汉艺文志考证》增《汉仪》一种，即谓此也，别无益律十八篇之说。《史记》《汉书》通本传及《刑法志》俱不载，疑莫能明。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而后得其说，盖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据通传，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是通作傍章当在惠帝时。”
在《汉书·艺文志》《全汉文》中并没有关于叔孙通著作的目录及内容。《汉书·礼乐志》对此仅有一极为简单的解释：“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可知，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同录在一起，被收藏在“理官”。但是法家出身的理官并不喜欢传习儒家出身的叔孙通制定的礼仪，百姓和官员都不熟悉，因此也就造成叔孙通著述的最终失传。
五、与时变化
叔孙通向刘邦毛遂自荐去鲁地征召三十多名儒生与他一起制定新的朝仪，但是有两个儒生不愿意前往，并且讽刺叔孙通的所作所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鲁地两位言必称尧舜的儒生认为叔孙通玷污了儒生的名声，也没有儒生应该有的处事原则。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是二儒生最不能容忍的，他们主张效法孔甲“与涉俱死” 的精神。可是孔甲携孔氏礼器投奔了最终没有成大事的陈胜而身死，毫无机会传播孔夫子之学说。鲁地两位有坚守的儒生最终默默无闻，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世人所知，更不可能为儒学发展做出丁点贡献，徒为后人笑。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同意两位儒生的做法 ，认为一位大儒，是万不能丢掉应该坚持的规矩和准绳来成就一时的功业的。叔孙通答二儒者之语也完全可以用来回答生活在他千年之后的司马光：“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两儒生批评叔孙通的“面谀”倒是中肯，不过其中仍有曲折。秦二世“楚戍卒”之问，众博士皆对曰“反”，叔孙通懂得秦二世之尴尬所在，看透了秦朝已无前途，所以投其所好答曰“群盗”，以此保住性命。良禽择木而栖，面对一个不敢让臣子说真话的昏君和一个将要崩塌的王朝，因为直言敢谏而死无疑是愚蠢的。叔孙通归汉时，身穿儒服求见刘邦，刘邦见之颇感厌恶。于是叔孙通改穿楚服短衣，刘邦十分开心，不久被任命为博士，号稷嗣君。“儒服”在秦汉时代，是儒者身份的外在标志，身穿儒服，即担负了弘道之职责，同时向别人透露出希望受到儒者待遇的信号。只有心中真正将弘道作为己任，以儒家思想作为生活准则的人，才能够有勇气脱掉儒服，不为外在的身份标志所局限。郦食其“不宜倨见长者”之言，令刘邦“起摄衣，延郦生上座，谢之” 。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之问，使刘邦“不怿而有惭色” 。郦食其、陆贾与刘邦相处之方式，与叔孙通截然不同，但在面对这位“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的不好儒的刘邦，理应有不同方式，不能苛责所有儒生都像郦食其与陆贾那样令刘邦颜面扫地。所以，叔孙通的“面谀”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他也有过直谏触龙颜之举，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深受刘邦喜欢，刘邦对此子评价是“类我”。另外，戚夫人经常向刘邦哭诉，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刘盈做太子。于是刘邦便下定决心废掉皇长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做太子。此举遭到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御史大夫周昌和太子太傅叔孙通。周昌虽然坚决反对但口吃不善言谈，叔孙通便劝谏刘邦道：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太子太傅叔孙通劝谏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前面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进谏，劝刘邦吸取历史上废嫡立幼的教训，后面则变成了赤裸裸的威胁。刘邦见众大臣反对如此激烈，便动摇了换太子之决心，遂强装笑容道：“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却仍不罢休，逼问刘邦，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动摇的话天下就会动荡，怎么能拿这件事开玩笑呢？刘邦只能无奈地说：“吾听公言。”后来太子听从留侯建议，请出“商山四皓”作为辅佐，刘邦便从此再无易太子之意。在此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叔孙通，便在惠帝朝继续得到重用。叔孙通在“易太子”之事上的态度，似乎与之前的“面谀”判若两人。细分析之，他的信念——实现儒者的使命，是一成不变的。秦二世不能使之实现理想，他便“面谀”逃命之后另寻出路；初随刘邦之时，也需要楚服短衣“面谀”拓展实现理想之舞台；“易太子”之事则动摇了汉家江山，必须直言劝谏，甚至“以颈血污地”也在所不惜。这些，其实都是他为了进一步实现一介儒生最终理想的变通举措。
当然，叔孙通也并非完人。汉惠帝为向吕太后请安，便在未央宫武库南面修建了一条“复道”。叔孙通提醒惠帝架设这条复道于高帝宗庙通道的上面是对祖先的不敬。惠帝听到后惊恐不安，主张立刻毁掉复道。叔孙通却向惠帝阐述“人主无过举”之道，实际上就是教导皇帝怎样掩饰过错。叔孙通当时主要着眼于加强皇帝的威严以及汉代“以孝为本”的礼法，但这确实对之后的皇帝以及王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至于流毒深广。究其原因，是汉初皇帝加强威严的客观需要，以及叔孙通的知识结构所造成的。但是，叔孙通“与时变化”的形象都在历史上深入人心，影响极其深远。《资治通鉴长编》《河南程氏外书》《皇宋治迹统类》及《孙公谈圃》等，皆记载苏轼与程颐交恶、蜀洛两党分裂之事。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宰相司马光故去，丧事由伊川先生程颐主持。丧事当天，祀明堂礼成后，众臣僚贺赦。群臣在贺赦刚结束，便急忙和苏轼一起去为司马光吊丧。主持丧礼的程颐却阻止司马光之子接受众臣僚的吊丧，理由是《论语》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也就是说群臣不能在同一天刚开心地祝贺，一会儿却又赶来吊丧。苏轼便取笑程颐道，孔夫子说“哭则不歌”，可是从来没说过“歌则不哭”啊！苏轼在临走还不忘再戏谑程颐一番：“鏖糟陂里叔孙通也。”在场所有人皆大笑不止。苏轼所说“鏖糟陂里叔孙通”，意即乡野肮脏的冒牌叔孙通 ，用来讽刺程颐的古板教条，同时又与西汉初年“希世度务”“与时变化”的叔孙通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叔孙通制礼作乐时“与时变化”的姿态在宋代是广为人知，并且深受赞扬，已经成为后代制礼作乐者的典范。
叔孙通确实深谙“与时变化”之道。叔孙通归降刘邦之后，经常把那些他所认识的强盗土匪之类的壮士介绍给刘邦，但跟随他归顺刘邦的儒生弟子一百多人却一个也不推荐。弟子们甚为不满，在背后议论此事：“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听说之后，向弟子们解释道：“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朝会上叔孙通制定的礼乐令刘邦首次感受到作为皇帝的尊贵。刘邦异常高兴，赏赐叔孙通金500斤，并任命为太常。叔孙通趁此机会，向皇帝进言：“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刘邦便将叔孙通的弟子全部任命为郎。被任命为郎的这一百多儒生弟子为西汉初年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叔孙通见到弟子之后，又将500斤金全部分给他们。跟随叔孙通多年、在灭秦与楚汉相争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的儒生弟子们，非常高兴地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众弟子们的感慨，并不仅仅是因为突然之间降临的金钱与得到的官位而感激涕零、欢欣雀跃 ，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先生叔孙通“知时变”“识时务”的佩服。
叔孙通经过不懈努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一介儒生的人生理想与肩负的使命。经历过奇耻大辱，终于了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深为赞同灌夫受辱、季布为奴之举，当然更不会纠结于叔孙通数易其主的行为和古礼秦制杂而用之的做法，对其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蒲朝府）
叔孙通
叔孙通（生卒年不详），又名叔孙何，薛县（今滕州南）人。学于孔子九世孙孔甲之门，秦朝时为待诏博士，西汉高祖、惠帝时任太常。他损益古礼与秦制，定汉朝仪法，奠定了以后历代王朝礼仪制度的基础，并著有《汉礼器制度》和《傍章》。叔孙通为汉初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与时变化的姿态也为后代儒者做出了榜样，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赞誉为“汉家儒宗”。
一、弃秦归乡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势力迅速壮大，很快攻破蕲县，于陈地称王并建立政权，号称“张楚”。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秦二世的耳朵里，他立即召集了三十多名博士儒生，询问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意见。这些博士中的大多数人向皇帝进言，认为陈胜、吴广是聚众造反，应该杀无赦，并且劝秦二世立即发兵进行镇压。秦二世听完这些博士的奏议，面露愠色。
此时的叔孙通已经在秦廷做了多年的待诏博士，秦二世的各种作为他都看在眼里，对这位皇帝的喜好极为了解，也就深知违背了这位连兄弟姐妹都能痛下杀手的主子的意愿会有什么下场。在看到了秦二世脸上的怒色之后，叔孙通便赶忙对众博士的奏议进行了批评，认为现在天下一统，法律严明，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恪尽职守的官员，百姓都在享受这样的太平，不可能会有人造反，所以刚才那些博士的奏议不足采信，并说：“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秦二世听后大喜过望，继而再问那些博士儒生，有些人仍然坚持说是造反，一部分人附和叔孙通说是盗贼。秦二世便命令御史将说是造反的人抓进监狱，将说是盗贼的人罢免，却赐给叔孙通20匹帛和1套新衣服，并且由待诏博士升为博士。叔孙通回去之后，那些被罢免的人都忿忿不平地讥讽他说：“先生何言之谀也？”叔孙通却解释说不“谀”不足以脱险，此乃逃出虎口的无奈之举。叔孙通当时的一句“谀”言虽不能使秦灭亡，却足以保命，实乃明智的“委蛇”之道。细思秦二世当时之心思，无外乎为自己继位之不正当、迫害兄弟之急切而担忧，唯恐被人所知，更害怕有人对他当皇帝之合法性提出意见，所以对于陈胜造反之事讳莫如深，认为是“非所宜言”的。叔孙通的“天下合为一家”“安敢有反者”之言，并非完全是针对陈胜造反这一件事的，而是直接回应了秦二世的尴尬，为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所以秦二世听后连说“善”。毫无疑问，这是秦二世与明白事理的叔孙通心意相通，其他的博士则仅仅是着眼于造反之事而发表意见，所以这群博士或被下狱，或被免职，而叔孙通却被提拔，秦二世是在提拔一个能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人才”。不过可悲的是，此后仅仅过了两年，24岁的昏庸的、内心始终存在担忧的秦二世便被赵高的心腹阎乐逼迫，于望夷宫自杀。
刚刚由待诏博士升任博士、得到秦二世赏识的叔孙通，此时却弃秦而去，在散朝之后连夜逃回老家，而此举正符合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他的这一逃跑举动没有发生在更为暴戾的秦始皇时期，就说明这次逃跑并不仅仅是怕惹祸上身，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秦王朝气数已尽，想尽早另择明主而已。
二、数易其主
自陈胜首义之后，各地起义军纷纷响应。陈胜命周文西进灭秦，到达戏地（今陕西临潼境内）时已有数十万众。此时秦二世慌了手脚，仓皇之中只能派章邯带领几十万被赦免的骊山刑徒，组织起临时的队伍。但章邯毕竟是一代名将，很快击败了周文，并继续东进打击起义军。此时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吴广、陈胜先后被自己人所杀。陈胜旧部吕臣重新举起“张楚”旗号，组建“苍头军”。陈胜原部将召平，也假借陈王命令，拜项梁为上柱国。项梁很快渡过乌江，占领薛地。项梁在确认陈王已死之后，召集各路起义军将领在薛地议事，从而成为事实上的盟主。此时，叔孙通经过几个月的艰辛逃亡，终于从咸阳逃回了老家薛地。叔孙通见此形势，立即转身参加了起义军。叔孙通做了多年的秦朝待诏博士，对秦朝法律的严酷性是最为了解的，他深知参加起义军反抗秦朝失败的话会落得什么下场，这说明他并非临时起意、头脑发热做出的举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同时也付出很大勇气的。甚至可以说，当他在朝堂之上站出来否定其他博士的意见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弃秦参加起义军的打算。在起义的初期阶段，义军同样也需要像叔孙通这样有学问的秦朝博士来壮大声势，所以两者一拍即合。
项梁与众将领在薛地议事之时，时年七十多岁、好出奇计的范增向项梁建议，不应该自立为王，而应立楚王的后人为王，这样就大事可成。项梁于是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都盱眙。秦二世二年（前208）九月，项梁于东阿击败章邯大军，便继续西进，并于定陶再次大败秦军。此时的项梁意气风发，极为轻视秦军，士兵也非常怠惰。得到补充和休整的章邯便抓住时机，一举击败项梁，项梁战死。被项梁立为楚怀王的放羊娃熊心也非等闲之辈，在项梁战死之后，意识到这是摆脱项氏控制的绝好时机，便收了项羽的兵权，将项羽、吕臣的军队合并之后由自己统一掌管。由此，本来是傀儡的楚怀王便成了南方各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在项梁战死、楚怀王掌权的情况下，叔孙通便追随了楚怀王。
楚怀王随即命有“宽大长者”之称的刘邦西进击秦，任命宋义为卿子冠军率项羽、黥布北上救赵，并且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随后，项羽斩宋义、败王离、降章邯，在巨鹿之战中威震诸侯，并且一路凯歌，在刘邦之后赶到咸阳，终于杀掉秦王子婴报了世仇。此时项羽向怀王请示灭秦之后的善后工作，楚怀王为了保持自己仅剩的王者尊严，回复了两个字“如约”，意即先入关的刘邦为关中王。可是此时的项羽已经不是项梁刚刚战死之时的项羽，已完全具备了号令天下的权势，便尊楚怀王为义帝，并将义帝迁到长沙郴县，又大封十八路诸侯，自封“西楚霸王”，一把火烧了咸阳。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便率大军回西楚国都彭城去了。此时身处彭城的义帝迫于压力，无奈向南迁徙。而作为义帝臣子的叔孙通却并没有跟随义帝南下，而是留在了彭城，等待着为此时天下新的掌权者项羽效力。随后义帝便被项羽手下杀害于南下途中。项羽回到彭城根基未稳，田荣便在齐地挑起战端，并帮助陈馀在赵地进攻张耳，齐赵之地顿时战火纷飞。与此同时，刘邦也袭击雍王章邯、迫降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重新占领关中。在进攻到洛阳时，他听闻义帝被项羽所害，便为义帝发丧，全军缟素，哭祭3日；随后又打出为义帝报仇的旗号，通告诸侯，并率五诸侯军东进讨伐项羽。而此时项羽正带领大军陷入齐赵之地的苦战之中，西楚国都彭城在刘邦率领的56万大军的进攻下，很快便被攻破。破城之后刘邦便大摆筵席，与众诸侯将领庆祝胜利。之前留在彭城跟随项羽的叔孙通随即又投降了刘邦。
身处乱世之中，很少有人能像“高阳酒徒”郦食其那样拥有一双慧眼、具有识主之才，“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乃深自藏匿” ，直到遇见心仪的人才去投奔。不得不说，叔孙通确实没有识主之能，也缺少预测形势变化的能力，但叔孙通也并不是毫无眼光、总是跟随势力大的一方。例如，陈胜、吴广起义之时，胜负未知的情况下他就毅然参加了起义军；在项羽再次夺下彭城，刘邦仓皇逃跑的情况下，叔孙通却始终追随刘邦。他先后跟随过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熊心、项羽，最后追随了刘邦，“所事者且十主”。在此之后，虽然刘邦也遭遇了不少败仗，但叔孙通再也没有改换门庭，“因竟从汉”。在秦末时局动荡的年代，像叔孙通这样频繁改换门庭之人比比皆是，正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哪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便去哪里，这也正符合儒家圣人孔子之意。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即是这个意思。处于危险的形势之中，要时刻注意保住性命，主人不可保就要另择明君。作为一介儒生的叔孙通，手无缚鸡之力，真真正正实践了孔子的理论。
三、制礼作乐
在追随刘邦之后，叔孙通终于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在被汉军团团围住的情况下于乌江自刎，刘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叔孙通等重要大臣的建议下，刘邦在定陶即皇帝位。叔孙通负责制定仪式和称号制度。刘邦把秦朝各种繁琐的仪式都废除掉了，只保留了最简单易行的规矩。在一次庆功宴上，众功臣俱到场，大家都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吵吵嚷嚷地争论谁的功劳大。这些功臣大多是盗贼草莽出身，本来就没什么规矩，有的喝醉了竟然狂呼乱吼，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场面混乱不堪。已经即位的刘邦看到这种情况极为不满。叔孙通是个善于察言观色之人，看出了刘邦对这种情况的厌恶之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对皇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叔孙通认为，在群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之时，不会冲锋陷阵的儒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等到夺得天下，巩固天下的时候就必须要重用儒生了。并且，他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鲁地去征召儒生，与其弟子一起为皇帝制定一套朝堂上的制度。刘邦最担心的就是再制定出来一套和秦朝那样繁琐难行的礼仪。叔孙通向皇帝解释道：礼，就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改造，这就是五帝三王时候的礼乐都不相同的原因。夏、商、周三代都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损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才形成了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的局面。他还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就是要将古代的礼法和秦代的仪法糅合到一起，制定一套新的朝仪制度。刘邦再次强调，一定不要太繁琐，要简单易懂，容易学，也可以试着提前演练一下，“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到鲁地征召了三十多名儒生，把他们带回了长安，加上刘邦身边的学者，以及叔孙通的弟子，共一百多人，一起在野外练习这套制度。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成效，刘邦看过之后很高兴，下令文武大臣都要练习，并且在十月朝会的时候正式实行。
汉高祖七年（前200），在新建成的长乐宫举行了十月朝会，各路诸侯王和文武百官都按照新制定的礼仪进行朝拜，场面甚是壮观威严：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这样的礼仪确实很严肃，处处都能够显示皇帝的威严。在廷中排布着战车、陈列着兵器、张开着旗帜，骑兵、步兵和卫队保护着宫殿，还有执法官监察各位诸侯大臣，有不按礼法行事的立马拉出殿外。天刚亮的时候，谒者就引领诸侯百官鱼贯而入，在进入殿门之后要“小步快走”，依次站立在大殿下面的台阶两侧，凡是武官，像列侯、将军等都要立西面东，凡是文官都立东面西。等所有人都到位之后，皇帝乘坐“龙辇”出宫，接受自诸侯王至六百石以上官员的朝贺，这样的朝仪加强了皇帝的权威。从开始到宴会结束，诸侯百官都被严肃的氛围感染，个个吓得不敢抬头、屏气凝神，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话，更别说做出之前那种“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行为了。难怪当时刘邦非常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由于叔孙通制定朝仪有功，刘邦任命他做太常，掌管礼仪。汉高祖九年（前198），又将他调任为太子太傅。汉惠帝刘盈继位之后，由于大臣们都不太熟悉先帝刘邦园陵以及宗庙的礼仪制度，于是惠帝便再次任命叔孙通为太常，制定宗庙礼仪。汉惠帝经常去长乐宫为吕太后请安，未央宫和长乐宫的距离稍远，每次去朝拜都要清道。惠帝认为这种举动烦扰行人，于是就在未央宫武库南边修建了“复道”。叔孙通在一次议事之后，私下和惠帝交谈，提醒惠帝架设这条复道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条复道是架设在了从高帝陵寝出游敬献衣冠到高帝宗庙的通道上面，就相当于让子孙后代在高帝宗庙通道的上面行走，高庙是汉太祖的所在，这是对祖先的不敬。惠帝听后非常惶恐，想把复道赶快毁掉。叔孙通却解释说“人主无过举”，就是说皇帝是不会有过错的，有了过错也不能声张。现在复道已经建起来了，百姓也都已经知道了，如果再毁掉，那就表明至高无上的皇帝有了错误的行为，会严重影响皇帝的权威。于是叔孙通建议在渭北建立一座和高庙一模一样的庙，每月出游的时候把高帝的衣冠送到那里，使渭北的宗庙逐步扩大，这就能避免百姓发现皇帝的过错，同时还能彰显汉朝以孝为本的传统。
在高祖刘邦在世时，叔孙通就曾经制定过宗庙乐。汉初之时，各乐家精通于鼓乐之人，只能演奏，而不能知晓乐曲中的含义。所以，叔孙通就在损益秦乐的基础上，制作了汉代的宗庙乐。在宗庙祭祀时演奏庙乐的程序是，首先由掌管祭祀的太祝在庙门迎神，演奏《嘉至》之乐，就像古代迎接神明降临的音乐一样；待皇帝进入庙门，开始演奏《永至》之乐，引导皇帝走路的节拍，就像《采荠》《肆夏》等古代乐曲一样；当盛有干肉的祭器摆上祭台之后，开始演奏《登歌》，但不用管弦等乐器伴奏，仅仅让人清唱，目的是让在位者都能听清楚，就好像古代《清庙》之歌一样。演奏两遍《登歌》之后，接着演奏《休成》之乐，表示神明已经享用过所献之物。最后，皇帝到东厢就座饮酒，待皇帝坐定，开始演奏《永安》之乐，表明宗庙礼仪已完满结束。这就是经过叔孙通损益之后的宗庙乐的演奏程序。
叔孙通善于在恰当的时机向皇帝提出一些恢复古礼的建议。自古以来，果物、粮食等新丰收的时候，天子在“尝新”之前，都会首先敬献给祖先。所以，有次正值春天樱桃成熟之季，惠帝到离宫出游观赏，心情大悦，叔孙通便适时提出建议：“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 惠帝也很乐意地采纳了。由此，向宗庙贡献果品的礼仪便又兴盛起来。刘邦曾经令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和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议定天子服装之制。叔孙通他们主张天子一年四季所穿的衣服应当效法天地、顺应四时，认为这样才能长寿无疆、国泰民安，于是派赵尧等4人分别制定天子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刘邦很赞赏这样的奏议，也就有了高帝刘邦所述《天子所服第八》之书。叔孙通还适时对天子的纳妃仪式进行了修改，认为天子不用“亲迎”（亲迎为古时结婚所需6种程序之一，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让地位高的大臣代办即可。汉高帝为太子刘盈纳妃时，经过叔孙通修改制定的纳妃仪式也相当隆重：“汉惠帝纳后，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疋。” 还有许多汉朝的礼仪都是叔孙通在职时确定下来的，可惜的是，汉朝礼法“未尽备而通终” 。
四、著作传世
叔孙通所作的《汉礼器制度》对当时乃至后代都产生了影响。《汉礼器制度》至少到唐代还能见到其善本，当时的礼学大家孔颖达、贾公彦等曾据此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这不仅为理解《三礼》中有关器具制度提供了条件，也为唐朝制定礼仪制度提供了借鉴和范本 。贾公彦在《周礼·天官冢宰》一则疏中说：“云《汉礼器制度》云云者，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可见，叔孙通所作《汉礼器制度》并非仅采秦制，而是将秦制与古礼相糅合，所以唐代礼学大家贾公彦才会作出“多得古之周制”的评价。宋代著名史家司马光也对叔孙通制礼作过评价：“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司马光将“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的责任归结于叔孙通，认为他制礼作乐仅仅是皮毛之举，仅采秦制而没有恢复古时先王之礼，则是冤哉枉也。
由于《汉礼器制度》已经散佚，现在只能从孔颖达、贾公彦对《三礼》的注疏中寻找蛛丝马迹。《周礼·天官冢宰篇》云“大丧共夷槃冰”，贾公彦疏曰“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广八尺，长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经云夷槃无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谓之夷槃，汉谓之大槃，是别大异名。”可见叔孙通所作《汉礼器制度》对天子逝后尸体身下之冰盘有详细规定，并且汉称大槃。《周礼·天官冢宰篇》云“笾人掌笾之实”，贾公彦疏曰：“郑（玄）知笾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为之，亦依《汉礼器制度》而知也。云如豆者，皆面径尺柄尺，亦依《汉礼》知之也。”可见《汉礼器制度》对祭祀时盛放食品的竹制之笾也有规定。《仪礼·士冠礼篇》云“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郑玄注曰：“士用铁，荣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异。”公彦疏云“云士用铁者，案《汉礼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铁，大夫用铜，诸侯用白银，天子用黄金。’……云水器尊卑皆用金蟾及大小异者，此亦案《汉礼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异’。”由此可见，《汉礼器制度》对盥洗水器的形制大小以及材料也有严格规定，用以区别尊卑。《礼记·王制篇》云“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之”，孔颖达《正义》曰：“按《汉礼器制度》‘柷状如漆筒，中有椎，将作乐先击之。鼗如小鼓，长柄旁有耳摇之，使自击。’柷之节乐节一曲之始，其事宽，故以将诸侯之命。所以节一唱之终，其事狭，故以将伯子男之命。”《汉礼器制度》将赐诸侯乐之柷与赐伯子男之鼗的形制与用法记载下来，用以明示尊卑与事之宽狭。从以上仅存《汉礼器制度》之只言片语，便可看出，叔孙通所定之仪法，涵盖面极广，大至皇帝之冠冕尺寸、天子尸体防腐之冰盘，小至存放祭品之笾、盥洗之水器，都有细致的讲解及规定。这些具体的器物以及服饰在尊卑等级的规定上，便是董仲舒礼学思想的充分体现 。
另外，叔孙通还有著述《傍章》18篇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
由以上材料可知，叔孙通增补了汉律的不足，作了18篇傍章，加上其他人所作，共60篇，构成了汉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树德在《汉律考·律名考》“傍章十八篇”下进行了进一步考证：“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曹褒传》章和元年，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是通所著为汉仪。王应麟于《汉艺文志考证》增《汉仪》一种，即谓此也，别无益律十八篇之说。《史记》《汉书》通本传及《刑法志》俱不载，疑莫能明。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而后得其说，盖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据通传，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通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是通作傍章当在惠帝时。”
在《汉书·艺文志》《全汉文》中并没有关于叔孙通著作的目录及内容。《汉书·礼乐志》对此仅有一极为简单的解释：“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可知，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同录在一起，被收藏在“理官”。但是法家出身的理官并不喜欢传习儒家出身的叔孙通制定的礼仪，百姓和官员都不熟悉，因此也就造成叔孙通著述的最终失传。
五、与时变化
叔孙通向刘邦毛遂自荐去鲁地征召三十多名儒生与他一起制定新的朝仪，但是有两个儒生不愿意前往，并且讽刺叔孙通的所作所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鲁地两位言必称尧舜的儒生认为叔孙通玷污了儒生的名声，也没有儒生应该有的处事原则。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是二儒生最不能容忍的，他们主张效法孔甲“与涉俱死” 的精神。可是孔甲携孔氏礼器投奔了最终没有成大事的陈胜而身死，毫无机会传播孔夫子之学说。鲁地两位有坚守的儒生最终默默无闻，甚至连名字都不为世人所知，更不可能为儒学发展做出丁点贡献，徒为后人笑。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同意两位儒生的做法 ，认为一位大儒，是万不能丢掉应该坚持的规矩和准绳来成就一时的功业的。叔孙通答二儒者之语也完全可以用来回答生活在他千年之后的司马光：“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两儒生批评叔孙通的“面谀”倒是中肯，不过其中仍有曲折。秦二世“楚戍卒”之问，众博士皆对曰“反”，叔孙通懂得秦二世之尴尬所在，看透了秦朝已无前途，所以投其所好答曰“群盗”，以此保住性命。良禽择木而栖，面对一个不敢让臣子说真话的昏君和一个将要崩塌的王朝，因为直言敢谏而死无疑是愚蠢的。叔孙通归汉时，身穿儒服求见刘邦，刘邦见之颇感厌恶。于是叔孙通改穿楚服短衣，刘邦十分开心，不久被任命为博士，号稷嗣君。“儒服”在秦汉时代，是儒者身份的外在标志，身穿儒服，即担负了弘道之职责，同时向别人透露出希望受到儒者待遇的信号。只有心中真正将弘道作为己任，以儒家思想作为生活准则的人，才能够有勇气脱掉儒服，不为外在的身份标志所局限。郦食其“不宜倨见长者”之言，令刘邦“起摄衣，延郦生上座，谢之” 。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之问，使刘邦“不怿而有惭色” 。郦食其、陆贾与刘邦相处之方式，与叔孙通截然不同，但在面对这位“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的不好儒的刘邦，理应有不同方式，不能苛责所有儒生都像郦食其与陆贾那样令刘邦颜面扫地。所以，叔孙通的“面谀”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他也有过直谏触龙颜之举，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深受刘邦喜欢，刘邦对此子评价是“类我”。另外，戚夫人经常向刘邦哭诉，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刘盈做太子。于是刘邦便下定决心废掉皇长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做太子。此举遭到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御史大夫周昌和太子太傅叔孙通。周昌虽然坚决反对但口吃不善言谈，叔孙通便劝谏刘邦道：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太子太傅叔孙通劝谏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前面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进谏，劝刘邦吸取历史上废嫡立幼的教训，后面则变成了赤裸裸的威胁。刘邦见众大臣反对如此激烈，便动摇了换太子之决心，遂强装笑容道：“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却仍不罢休，逼问刘邦，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动摇的话天下就会动荡，怎么能拿这件事开玩笑呢？刘邦只能无奈地说：“吾听公言。”后来太子听从留侯建议，请出“商山四皓”作为辅佐，刘邦便从此再无易太子之意。在此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叔孙通，便在惠帝朝继续得到重用。叔孙通在“易太子”之事上的态度，似乎与之前的“面谀”判若两人。细分析之，他的信念——实现儒者的使命，是一成不变的。秦二世不能使之实现理想，他便“面谀”逃命之后另寻出路；初随刘邦之时，也需要楚服短衣“面谀”拓展实现理想之舞台；“易太子”之事则动摇了汉家江山，必须直言劝谏，甚至“以颈血污地”也在所不惜。这些，其实都是他为了进一步实现一介儒生最终理想的变通举措。
当然，叔孙通也并非完人。汉惠帝为向吕太后请安，便在未央宫武库南面修建了一条“复道”。叔孙通提醒惠帝架设这条复道于高帝宗庙通道的上面是对祖先的不敬。惠帝听到后惊恐不安，主张立刻毁掉复道。叔孙通却向惠帝阐述“人主无过举”之道，实际上就是教导皇帝怎样掩饰过错。叔孙通当时主要着眼于加强皇帝的威严以及汉代“以孝为本”的礼法，但这确实对之后的皇帝以及王朝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至于流毒深广。究其原因，是汉初皇帝加强威严的客观需要，以及叔孙通的知识结构所造成的。但是，叔孙通“与时变化”的形象都在历史上深入人心，影响极其深远。《资治通鉴长编》《河南程氏外书》《皇宋治迹统类》及《孙公谈圃》等，皆记载苏轼与程颐交恶、蜀洛两党分裂之事。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宰相司马光故去，丧事由伊川先生程颐主持。丧事当天，祀明堂礼成后，众臣僚贺赦。群臣在贺赦刚结束，便急忙和苏轼一起去为司马光吊丧。主持丧礼的程颐却阻止司马光之子接受众臣僚的吊丧，理由是《论语》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也就是说群臣不能在同一天刚开心地祝贺，一会儿却又赶来吊丧。苏轼便取笑程颐道，孔夫子说“哭则不歌”，可是从来没说过“歌则不哭”啊！苏轼在临走还不忘再戏谑程颐一番：“鏖糟陂里叔孙通也。”在场所有人皆大笑不止。苏轼所说“鏖糟陂里叔孙通”，意即乡野肮脏的冒牌叔孙通 ，用来讽刺程颐的古板教条，同时又与西汉初年“希世度务”“与时变化”的叔孙通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叔孙通制礼作乐时“与时变化”的姿态在宋代是广为人知，并且深受赞扬，已经成为后代制礼作乐者的典范。
叔孙通确实深谙“与时变化”之道。叔孙通归降刘邦之后，经常把那些他所认识的强盗土匪之类的壮士介绍给刘邦，但跟随他归顺刘邦的儒生弟子一百多人却一个也不推荐。弟子们甚为不满，在背后议论此事：“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听说之后，向弟子们解释道：“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朝会上叔孙通制定的礼乐令刘邦首次感受到作为皇帝的尊贵。刘邦异常高兴，赏赐叔孙通金500斤，并任命为太常。叔孙通趁此机会，向皇帝进言：“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刘邦便将叔孙通的弟子全部任命为郎。被任命为郎的这一百多儒生弟子为西汉初年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叔孙通见到弟子之后，又将500斤金全部分给他们。跟随叔孙通多年、在灭秦与楚汉相争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的儒生弟子们，非常高兴地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众弟子们的感慨，并不仅仅是因为突然之间降临的金钱与得到的官位而感激涕零、欢欣雀跃 ，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先生叔孙通“知时变”“识时务”的佩服。
叔孙通经过不懈努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一介儒生的人生理想与肩负的使命。经历过奇耻大辱，终于了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深为赞同灌夫受辱、季布为奴之举，当然更不会纠结于叔孙通数易其主的行为和古礼秦制杂而用之的做法，对其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蒲朝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