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生卒年不详），姓尹名文，后世尊称尹文子，齐国人。生活时代约与齐国另一思想家和哲学家田骈同时或稍晚，但早于荀子。司马迁《史记》中虽未将尹文列为稷下先生，但基本可以确定尹文为稷下学中之一员 ，主要活跃于齐宣王、齐湣王时代，系战国时期著名学者。
一、“见侮不辱”说
尹文曾师从宋钘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尹文）与宋钘俱游稷下”，而两人同游稷下应在齐宣王之时 。据现存史料考察，尹文似乎与其他稷下学者有很大不同。《庄子·天下篇》记载：“（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周行天下”说明尹文不仅仅在稷下学宫著书立说，还到其他地方宣传自己的主张；“上说下教”表明尹文不仅游说王侯，而且还将学说介绍给下层民众。尹文具体周游过哪些国家已不可详考，但尹文主要活动于齐国稷下学宫无疑 。尹文继承发展了宋钘的学说，二者思想大体一致，所以后世常将宋钘与尹文列为一派，称“宋尹学派”。宋尹学派吸收了老子的学说，继承了墨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弘扬墨学为主旨的墨家别派。尹文学说本于道家，由于其刑名之学较宋钘明显，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宋钘著作列于小说家，却将尹文列于名家 。
尹文思想承袭和发展了宋钘的学说，其基础是“情欲寡浅”说。“情欲寡浅”即人生来欲少不欲多，对物质财富需求有限，很少的东西便能满足。虽然对于美色、美味等人们也是想要的，但是需要的很少，很容易满足。《庄子·天下篇》云：“情欲固寡，五升之饭足矣。”人的欲望本来就不多，吃饭时五升饭就能够吃饱，多吃无益。保持适量不求多是人的本性，但是人们误以为自己的欲望很多，其实这是由于宥蔽造成的错觉。同样由于宥蔽，人们对被欺侮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都认为被欺侮是一种耻辱，所以才会有不断的争斗，这便是争斗出现的原因。如果能够纠正这种成见，让人们明白被欺侮不是耻辱，世间便不会再有争斗。“见侮不辱”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胜利法。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由于与常理相悖，论证非常困难，因此也很难让人信服。但是尹文却跟随他的老师宋钘周游天下，宣传“情欲寡浅”与“见侮不辱”说，讲解“别宥”的方法，努力改变人们对欲望以及耻辱的偏见，甚至到了“上下见厌而强见”的程度。幸运的是还有若干“世主以为宽而礼之”，说明尹文的论证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只是其已经不得而知了。宋钘提出的“情欲寡浅”说与“见侮不辱”说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使下层民众知晓“五升之饭足矣”是人的本性，减轻心理与生活压力；社会下层在乱世之中受到欺侮不以为辱，减轻生存压力。第二，向统治者宣传人生欲少不欲多的观点，使统治者减少对于财富的欲望；国家受到了欺侮却不以为辱，便可以减少冲突与战争。如此，最终可以达到“救民之斗”的目的，实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理想。尹文不仅完全继承了上面的学说，还将其扩展至第三个层次：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 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
尹文论“士”应发生在齐湣王末年。据史籍记载，齐湣王“南举楚淮，西摧三晋”，对抗强秦，于是诸侯国纷纷入朝。特别是吞并宋国之后“益骄”，诸侯国对齐国的骄横怨声载道，打算联合燕国合纵击齐。当时百姓困苦，尹文为此指出：“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包括尹文在内的稷下学者纷纷劝谏齐湣王，然齐湣王却认为“意者未至然乎”，感觉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最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 。诸国联合伐齐，齐国由盛转衰，稷下学者四处奔逃，尹文应该也是在此期间逃离齐国的。齐湣王的儿子齐襄王在莒五年才重新回到临淄。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既然较尹文年少的荀卿“最为老师”，可知尹文绝无可能在战后重回稷下。尹文或死于战乱或逃亡后不知所踪 ，从此之后尹文便不再见历史记载。
从齐湣王与尹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忠、孝、信、悌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儒家以“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的忠孝信悌观来判断“士”与“非士”已经被当时社会和统治者所接受。尹文显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尹文认为仅靠忠、孝、信、悌不足以判别“士”与“非士”，“士”还必须做到“见侮不辱”。将儒家忠孝信悌观与“见侮不辱”论相结合，体现了尹文独特的价值观，这是与宋钘“见侮不辱”论极不相同的地方。宋钘的“见侮不辱”上及国家、君王，下至平民皆有论及，却缺少对于中间精英阶层的涵盖。尹文认为“士”也需要“见侮不辱”，才是真正的“士”，并将这种观念向君主宣传。除了这次与齐湣王论“士”之外，尹文还曾“说齐宣王”，齐宣王也主动向尹文请教“人君之事”。这些实践活动都有利于尹文进一步深入思考并发展“见侮不辱”论。
二、“以实务名”观
早在孔子时代，已经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讨论。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但这只是孔子阐述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名实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认识事物本身与事物名称之间的关系、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是“循名责实”还是“以实务名”，是当时思想界急需解决的问题。尹文之所以被《汉书?艺文志》列于名家，便是因为尹文相较于宋钘来说更为关注名实问题。这或许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与宋尹关注点不同有关。稷下学宫的倪说、田巴与赵国公孙龙等皆主张以名务实，而尹文主张以实务名。《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名实问题的讨论：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贤用，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
齐湣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邪？
据分析，此段文字应是尹文遗作 。这段文字主张破“淫说”便是尹文“别宥”说的体现。“淫说”蒙蔽了名分，这样使名分不正。名分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要正名必须先破“淫说”，言辞只要反映事物本来的面目就可以了，那些浮夸失实的言辞有害于国家。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这些都是实。君主任用不肖之人，将不肖者当成贤明的人，便会使名实不符。凡是混乱，都是由名实不符造成的。尹文试图用名实问题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名实相符则国家大治，名实不符则国家混乱。若国君以邪僻为善、可悖逆，造成名不符实，必定会身死国灭。
齐湣王论“士”，便充分体现了尹文以实务名的观念。齐湣王只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叫真正的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样的人叫士。这是在提醒齐湣王注意实，只注意名，却忽略了实，这是严重的名实不符，会使国家遭受祸害。“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也深刻体现了尹文的名实观。有非则非之，若无非之实，则不能加非之名，否则便是名实不符；有罪则罚之，若无罪之实，则不加罚之名，这便是名实相符。只有赏罚皆符其实，才能使国家强盛。但是，齐湣王却始终不能完全理解尹文名实相符的观点，“意者未至然乎”。尹文以“别宥”为起点，辨析名实问题，主张以实务名。尹文名实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是运用于社会政治中，解释国家兴衰治乱的原因，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三、杂糅百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尹文子》一篇。《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篇》高诱注云：“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今本《尹文子》分为大道上、下两篇。据考证，现在流行的版本系隋唐间伪造 。《管子》中《白心》《枢言》两篇也并非尹文著作，《吕氏春秋》中《正名篇》可看作是尹文作品。
尹文师承宋钘，思想极具特色，表现出杂糅百家的风格，这也是有人将尹文归于杂家的原因之一。尹文思想本出于道家，却儒家、墨家、名家、黄老兼而有之，这也造成了学派分类的麻烦。
宋钘处于道墨之间，以道为基础，发挥墨家之精义，同时糅合儒家思想。尹文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宋钘及当时名辨思潮，特别是邓析“循名责实”思想的影响，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与讨论。因此，相比于宋钘来说，尹文“刑名之学”的特点更为明显。由此，《汉书·艺文志》将《尹文子》列入名家，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首先，尹文学说仍然是以道家为基础和主干的，这也是他糅合百家学说的稳固的基础。“情欲寡浅”与“见侮不辱”说承袭自宋钘，内中皆是道家思想。老子所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知其荣，守其辱”等与此思想内在关系紧密。有道家理论做基础，尹文便将儒、墨、名家思想融合。《论语·雍也篇》所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尹文“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之观点类似。尹文还吸收了儒家忠孝信悌的观点，融合“见侮不辱”的理论，创造出了独特的衡量“士”的标准。墨子提出的“非攻”思想被宋钘、尹文所吸收，发挥出了“禁攻寝兵”的学说，并作为追求的救世目标。总之，尹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采儒家之忠孝信悌、墨家之兼爱非攻、名家之刑名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蒲朝府 张芃）
尹 文
尹文（生卒年不详），姓尹名文，后世尊称尹文子，齐国人。生活时代约与齐国另一思想家和哲学家田骈同时或稍晚，但早于荀子。司马迁《史记》中虽未将尹文列为稷下先生，但基本可以确定尹文为稷下学中之一员 ，主要活跃于齐宣王、齐湣王时代，系战国时期著名学者。
一、“见侮不辱”说
尹文曾师从宋钘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尹文）与宋钘俱游稷下”，而两人同游稷下应在齐宣王之时 。据现存史料考察，尹文似乎与其他稷下学者有很大不同。《庄子·天下篇》记载：“（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周行天下”说明尹文不仅仅在稷下学宫著书立说，还到其他地方宣传自己的主张；“上说下教”表明尹文不仅游说王侯，而且还将学说介绍给下层民众。尹文具体周游过哪些国家已不可详考，但尹文主要活动于齐国稷下学宫无疑 。尹文继承发展了宋钘的学说，二者思想大体一致，所以后世常将宋钘与尹文列为一派，称“宋尹学派”。宋尹学派吸收了老子的学说，继承了墨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以弘扬墨学为主旨的墨家别派。尹文学说本于道家，由于其刑名之学较宋钘明显，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宋钘著作列于小说家，却将尹文列于名家 。
尹文思想承袭和发展了宋钘的学说，其基础是“情欲寡浅”说。“情欲寡浅”即人生来欲少不欲多，对物质财富需求有限，很少的东西便能满足。虽然对于美色、美味等人们也是想要的，但是需要的很少，很容易满足。《庄子·天下篇》云：“情欲固寡，五升之饭足矣。”人的欲望本来就不多，吃饭时五升饭就能够吃饱，多吃无益。保持适量不求多是人的本性，但是人们误以为自己的欲望很多，其实这是由于宥蔽造成的错觉。同样由于宥蔽，人们对被欺侮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都认为被欺侮是一种耻辱，所以才会有不断的争斗，这便是争斗出现的原因。如果能够纠正这种成见，让人们明白被欺侮不是耻辱，世间便不会再有争斗。“见侮不辱”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胜利法。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由于与常理相悖，论证非常困难，因此也很难让人信服。但是尹文却跟随他的老师宋钘周游天下，宣传“情欲寡浅”与“见侮不辱”说，讲解“别宥”的方法，努力改变人们对欲望以及耻辱的偏见，甚至到了“上下见厌而强见”的程度。幸运的是还有若干“世主以为宽而礼之”，说明尹文的论证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只是其已经不得而知了。宋钘提出的“情欲寡浅”说与“见侮不辱”说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使下层民众知晓“五升之饭足矣”是人的本性，减轻心理与生活压力；社会下层在乱世之中受到欺侮不以为辱，减轻生存压力。第二，向统治者宣传人生欲少不欲多的观点，使统治者减少对于财富的欲望；国家受到了欺侮却不以为辱，便可以减少冲突与战争。如此，最终可以达到“救民之斗”的目的，实现“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的理想。尹文不仅完全继承了上面的学说，还将其扩展至第三个层次：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 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
尹文论“士”应发生在齐湣王末年。据史籍记载，齐湣王“南举楚淮，西摧三晋”，对抗强秦，于是诸侯国纷纷入朝。特别是吞并宋国之后“益骄”，诸侯国对齐国的骄横怨声载道，打算联合燕国合纵击齐。当时百姓困苦，尹文为此指出：“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包括尹文在内的稷下学者纷纷劝谏齐湣王，然齐湣王却认为“意者未至然乎”，感觉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最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 。诸国联合伐齐，齐国由盛转衰，稷下学者四处奔逃，尹文应该也是在此期间逃离齐国的。齐湣王的儿子齐襄王在莒五年才重新回到临淄。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既然较尹文年少的荀卿“最为老师”，可知尹文绝无可能在战后重回稷下。尹文或死于战乱或逃亡后不知所踪 ，从此之后尹文便不再见历史记载。
从齐湣王与尹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忠、孝、信、悌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儒家以“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的忠孝信悌观来判断“士”与“非士”已经被当时社会和统治者所接受。尹文显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尹文认为仅靠忠、孝、信、悌不足以判别“士”与“非士”，“士”还必须做到“见侮不辱”。将儒家忠孝信悌观与“见侮不辱”论相结合，体现了尹文独特的价值观，这是与宋钘“见侮不辱”论极不相同的地方。宋钘的“见侮不辱”上及国家、君王，下至平民皆有论及，却缺少对于中间精英阶层的涵盖。尹文认为“士”也需要“见侮不辱”，才是真正的“士”，并将这种观念向君主宣传。除了这次与齐湣王论“士”之外，尹文还曾“说齐宣王”，齐宣王也主动向尹文请教“人君之事”。这些实践活动都有利于尹文进一步深入思考并发展“见侮不辱”论。
二、“以实务名”观
早在孔子时代，已经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讨论。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但这只是孔子阐述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名实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认识事物本身与事物名称之间的关系、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是“循名责实”还是“以实务名”，是当时思想界急需解决的问题。尹文之所以被《汉书?艺文志》列于名家，便是因为尹文相较于宋钘来说更为关注名实问题。这或许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与宋尹关注点不同有关。稷下学宫的倪说、田巴与赵国公孙龙等皆主张以名务实，而尹文主张以实务名。《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名实问题的讨论：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贤用，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
齐湣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邪？
据分析，此段文字应是尹文遗作 。这段文字主张破“淫说”便是尹文“别宥”说的体现。“淫说”蒙蔽了名分，这样使名分不正。名分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要正名必须先破“淫说”，言辞只要反映事物本来的面目就可以了，那些浮夸失实的言辞有害于国家。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这些都是实。君主任用不肖之人，将不肖者当成贤明的人，便会使名实不符。凡是混乱，都是由名实不符造成的。尹文试图用名实问题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名实相符则国家大治，名实不符则国家混乱。若国君以邪僻为善、可悖逆，造成名不符实，必定会身死国灭。
齐湣王论“士”，便充分体现了尹文以实务名的观念。齐湣王只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叫真正的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样的人叫士。这是在提醒齐湣王注意实，只注意名，却忽略了实，这是严重的名实不符，会使国家遭受祸害。“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也深刻体现了尹文的名实观。有非则非之，若无非之实，则不能加非之名，否则便是名实不符；有罪则罚之，若无罪之实，则不加罚之名，这便是名实相符。只有赏罚皆符其实，才能使国家强盛。但是，齐湣王却始终不能完全理解尹文名实相符的观点，“意者未至然乎”。尹文以“别宥”为起点，辨析名实问题，主张以实务名。尹文名实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是运用于社会政治中，解释国家兴衰治乱的原因，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三、杂糅百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尹文子》一篇。《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篇》高诱注云：“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今本《尹文子》分为大道上、下两篇。据考证，现在流行的版本系隋唐间伪造 。《管子》中《白心》《枢言》两篇也并非尹文著作，《吕氏春秋》中《正名篇》可看作是尹文作品。
尹文师承宋钘，思想极具特色，表现出杂糅百家的风格，这也是有人将尹文归于杂家的原因之一。尹文思想本出于道家，却儒家、墨家、名家、黄老兼而有之，这也造成了学派分类的麻烦。
宋钘处于道墨之间，以道为基础，发挥墨家之精义，同时糅合儒家思想。尹文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宋钘及当时名辨思潮，特别是邓析“循名责实”思想的影响，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与讨论。因此，相比于宋钘来说，尹文“刑名之学”的特点更为明显。由此，《汉书·艺文志》将《尹文子》列入名家，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首先，尹文学说仍然是以道家为基础和主干的，这也是他糅合百家学说的稳固的基础。“情欲寡浅”与“见侮不辱”说承袭自宋钘，内中皆是道家思想。老子所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知其荣，守其辱”等与此思想内在关系紧密。有道家理论做基础，尹文便将儒、墨、名家思想融合。《论语·雍也篇》所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尹文“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之观点类似。尹文还吸收了儒家忠孝信悌的观点，融合“见侮不辱”的理论，创造出了独特的衡量“士”的标准。墨子提出的“非攻”思想被宋钘、尹文所吸收，发挥出了“禁攻寝兵”的学说，并作为追求的救世目标。总之，尹文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采儒家之忠孝信悌、墨家之兼爱非攻、名家之刑名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蒲朝府 张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