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约前324—约前250） ，战国时期齐国人，又作“驺衍”，生活时代晚于孟子早于邹奭，主要活跃于齐威王至齐王建时期。因其创立五德终始之说，善言天地广大之事，雄辩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所以被称为“谈天衍”，与邹忌、邹奭合称齐三邹子。他是齐国稷下学宫晚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的阴阳五行学说受到各国重视。
一、“五德终始说”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一派思想中渗透着另一派的某些观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邹衍早期曾学习儒家学说用以“干世主”，却得不到重用，因此独立门派，成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的学说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联。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史记》的记载表明邹衍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盐铁论?论儒篇》断言：“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邹衍于齐稷下学宫创立的学说使其名显诸侯，之后他曾周游列国。王公大人听闻邹衍的学说都“惧然顾化”，而邹衍所到之处皆受礼遇。据《史记?孟子荀卿传》记载，邹衍到魏国，魏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到燕国，燕昭王亲自手持扫把扫地为邹衍开道，并以学生的身份虚心向邹衍请教。邹衍后来再次路过赵国，平原君请邹衍与公孙龙辩“白马非马”之论，邹衍不同意，并对平原君说：那些凭借繁文缛节来巧言装饰，通过绝妙的比喻来偷换概念、吸引大家的注意却让人感到困惑的事势必会“害大道” 。平原君听到邹衍所言之后便疏远了公孙龙。司马迁为此感慨曰：“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邹衍晚年又一次来到燕国任职，为当时在位的燕王喜谋赵，与赵之战失败后邹衍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邹衍的学说主要由“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以及涉及天文历象的学说三部分构成，其中“五德终始说”为其学说的主干。
邹衍学说的基础是阴阳五行思想，而阴阳五行思想可能在西周甚至商末就已经产生。《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阴阳观念，阴阳被用来划分事物的属性，例如：女性为阴，男性为阳；黑暗为阴，光明为阳；偶数为阴，奇数为阳。阴阳观念的产生早于《易经》，但是阴阳观念真正影响到人们认识事物则是《周易》中占卜思想的逐渐普及。春秋战国之际，阴阳已经被视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两种物质本原。道家与易学家常用此解释世界万物的发展进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此时的阴阳观念已经从认识男女奇偶、四时变化，发展到了解释世界的运行。这种带有循环论思想的阴阳观念对邹衍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行观念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篇》：“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各不相同，水是滋润、向下的，火是炎热、向上的，木是生长的，金是肃杀、变革的，土是生育万物的。此种观念还是一种朴素的五行观，并没有掺杂五行相生相克的概念，但是已经绝不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是已经抽象化，用以比拟一类与此类相似的事物了。学界认为，“到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标志着原始五行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指五种立国资源的‘五行’开始被看作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一个传统的政治概念被引申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 。这种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观念发展到春秋时期，便形成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用以解释自然界各方面的循环发展状态。但是很明显，春秋时期对这种生克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自然界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方面。虽然春秋时期五行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真正使五行观念发展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甚至是传统文化走向的一种学说，则应归功于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创始人邹衍。
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不但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还与齐国滨海地区盛行“奇谈怪论”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另外，邹衍对思孟学派“五行”理论的吸收也是不容忽视的。思孟学派所讲“五行”并不是“水、火、木、金、土”，而是“仁、义、礼、智、圣” 。思孟学派改造了《洪范》中的五行观念，构建起独特的理论体系，但由于较传统五行观念更为复杂难懂，因此荀子作出了“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的批评。邹衍擅长燕齐滨海之地的奇谈怪论，对于思孟学派“僻违”“幽隐”“闭约”的“五行”理论之理解更为透彻。孟子与邹衍皆有游学稷下的经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循环论思想对邹衍的学说当有一定影响。邹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五德终始说”主要包括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祥制度三部分。
五德转移。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组成了自然界，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五行相生：土生木、木生金、金生火、火生水、水生土，由此构成了五行相生的闭环。五行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由此构成了五行相克的闭环。土可以生木，木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克土，五行皆类此，所谓五行相生亦相克。邹衍将五行赋予道德属性，称为五德。邹衍不仅将五德用于解释自然万物，还将其运用于社会发展之中，对王朝更替、历史兴衰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五德按照既定顺序相生相克，循环往复。每当一德被制约它的德所克，前德便失去了主导地位，由后德主运。没有任何一德能够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五德轮流主运，此为五德转移。邹衍认为不同朝代代表了不同的“德”，轮到代表某王朝的“德”主运，便预示着此王朝的主政，但是主政的王朝不是永久的，终会再由与其相克之“德”的王朝主政，循环往复。“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邹衍将五德分别配属于历史上的不同王朝，虞主土德，夏主木德，殷主金德，周主火德，由于木克土、火克金，因此夏代虞兴，周代殷盛。后德由前德所生，前德为后德所克，五德转移，朝代更替。按照五德转移的规律，代替周朝火德的，一定是水德的王朝。水德王朝代替周朝之后，一定会有土德王朝重新代替水德王朝，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朝属于水德。《史记·封禅书》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邹衍将五德分别配属不同的王朝，用先验论的方法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发展的原因，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但邹衍从繁杂无序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规律，用先验论和宿命论代替了有意志的神，反映了战国时期天道观的进一步发展。
治各有宜。治各有宜是五德转移的必然要求，五德中的每一种德皆有与之对应的颜色、数字、方位等，当王朝主运时，应当根据所属德确定王朝应当采用的服色等制度。邹衍关于五德所对应的制度有详细的规定，如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按邹衍五德终始说当属水德，于是“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从中可以看出，邹衍所规定的水德对应的制度包括：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用六，严刑峻法。另外音尚大吕、方位当北皆与水德相配。夏朝主木德，其春季对应制度是“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 。邹衍甚至专门对木德所对应各季节的政令制度也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邹衍著作的大量佚失，史籍中仅保留下小部分零散资料，五德所对应制度的详细情况已不可尽知。邹衍这种学说对中国古代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每个新王朝建立之后改正朔、易服色的原因所在。
祥制度。《史记》所载“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中的“符应”，指的便是祥制度。凡是出现五德转移，一德代替另一德开始主运之时，便会出现相应的征兆（符应），此征兆便是王朝兴衰在上天的表现。邹衍五德转移论中用先验论与宿命论代替了有意志的神，但此处却又凭借神秘的上天，此为邹衍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吕氏春秋》中有段文字对祥制度有比较详细的阐述，这段文字极有可能是邹奭或者邹衍的其他后学所作，可以充分体现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关于祥制度的观点：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每当一位帝王将要兴起之时（气盛、德盛），上天必然会降下祥以谴告世人。黄帝将兴之时，出现大蝼蛄与大蚯蚓；禹将兴之时，出现草木秋冬不凋零；商汤将兴之时，出现“金刃生于水”；周文王将兴之时，出现大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征兆与服色制度紧密相连，要求将兴之帝王根据征兆更改服色、变革政治措施。若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治各有宜”之规定，上天也会给予谴告：“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霜；行夏政，阉。”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秘赏赐而大斩伐伤，君危；不然，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 若统治者不按规定行事，上天降下的不仅仅是征兆，还会出现灾异，甚至会惩罚统治者、威胁到统治者的性命。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魏惠王、燕昭王、平原君等皆礼遇之，待若上宾。由于邹衍这种奇谈怪论颇具理论性，融合五行学说，可以系统论述征兆降临的时机与灾异出现的条件，对统治者的震慑作用非常大。
邹衍“五德终始说”多涉及万物构成、历史发展、朝代兴替等广大之事，还有征兆谴告之类的奇谈怪论，因此颇显闳大荒诞。但是，邹衍擅长推理，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与祥制度经过逻辑推理构成了系统紧密的整体：“五德转移”用宿命论与先验论解释了朝代更替的原因，“治各有宜”提供了主运王朝的服色等礼仪制度，“祥制度”为统治者提供征兆与惩罚措施。“五德转移”是五德终始说的基础，“祥制度”是保障，“治各有宜”是核心与根本，前两项理论保证了“治各有宜”的各项制度能够顺利施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新王朝礼仪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是秦汉以来统治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依据。汉代董仲舒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天人感应论”融合进儒家理论之中，不但对儒家礼学、经学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大九州说”
邹衍善于逻辑推理，与“五德终始说”的推论一样，“大九州说”同样运用了“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的思想方法。“大九州说”是邹衍关于地理方面的学说，与“五德终始说”有着内在的联系，邹衍“大九州说”的出现绝非偶然。齐国东临大海，多奇谈怪论，加之战国时期已与日本、朝鲜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居于赤县神州的人对于海外的世界充满好奇。邹衍所处为九州之一，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北方、南方皆有蛮夷，海外有日本、朝鲜等，“推而大之”，中国应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并对赤县神州在世界中的地位作出了推理。当时地理观念还比较狭隘，这种大胆的猜想惊世骇俗，史载“此言诡异，闻者惊骇” 。
“九州”的概念并非邹衍所创，古已有之。《左传·襄公四年》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径启九道。”《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另外，成书于春秋时期的《逸周书》 ，早于邹衍的《墨子》《庄子》等书中，皆有关于“九州”的记载。先秦时期“九州”为中国的代称，九州之外为四海。《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禹贡》曰“声教讫于四海”；《论语》亦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邹衍总结已有的 “九州”“四海”之说 ，结合自己对于空间概念的想象，将地理范围扩展至更为广阔的空间，破除只知赤县神州的狭隘观念：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邹衍认为儒者所称的中国，不过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称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有九州，是为小九州。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州共有九个，是为大九州。邹衍将“四海”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裨海”，大九州之间由裨海阻隔，被裨海包围的中间区域便是一州，州与州之间人民、禽兽互不相通。大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这是天地的界限。上述《史记》文字对邹衍九大洲说有简单的概述，但“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一句令人费解：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州有九个，这就是所谓的“九州”。赤县神州与其余与赤县神州类似的州共计十个，为何名曰“九州”呢？有现代学者主张“九州”为虚指，意同“多州”，并不是实指九个州。但仔细推敲，“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中之“九”实为“八”之误，应当是在流传过程中传抄所导致的。理由有三：第一，邹衍认为中国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八十一是非常确切的数字，绝非泛指多数。九大洲内各含九小州，则九九八十一州，若十大州，则为九十州。第二，邹衍对数字极为敏感，比如水德数用六、木德数用八，精细之至。第三，邹衍佚文及邹衍后学皆作九州。汉代人作《河图括地象》一书，皆本邹衍九大州说：“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卭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信土。”《淮南子》记载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东南神州”即“赤县神州”，位于世界东南，此外还有正南、西南、正西、正中、西北、正北、东北、正东八大州，合计九州。虽然大九州说为邹衍猜想出来的，但是九州并非指多州，而是实际方位与名称皆确定的九个大州。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即天下”的观念仍深入人心，邹衍“大九州说”与时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观念差别极大。“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 邹衍对妄想“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的儒墨之徒感到痛心疾首，特别是看到齐国滨海地区与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交流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顿感天地之广大。于是，他以早已流行的九州说为基础，“推而大之”，对天下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大胆的推理，创立了“大九州说”和“大瀛海说”。虽然邹衍的“大九州说”是推理甚至是猜测出来的，但绝不是凭空捏造的，其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合理分析中国陆海分布情况及总结传统九州说的基础之上的。邹衍“大九州说”中部分内容与现代地理知识相似，例如：州的周围有裨海环绕；由于大海阻隔，人民禽兽不能相通。总之，邹衍“大九州说”反映了战国时期，特别是在齐国滨海海运发达地区的人们眼界的开阔、活动范围的拓展；而他提出的骇人听闻的新奇理论，打破了当时社会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为人们探索更广阔空间提供了启迪。
三、天文历象学说
邹衍被称作“谈天衍”，可见邹衍在天论方面的探讨是比较深刻的。邹衍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天文历象知识，这种具有独特价值的学说对指导生产生活有重大意义。古人十分重视天文历象、阴阳四时。司马迁曾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曾评论道：“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早期天象四时主要用来判断农时，后来逐渐成为吉凶祸福、方术禁忌一类的学说，邹衍学说中的“祥制度”便是此类。《汉书·艺文志》讲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大抵可信。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派长于“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种古老的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正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来源之一。
自古以来，统治者便根据四时以及气候的变化安排生活生产、举行庆典。发展到战国时期，四季对应的政令、农事等规定已经相当明确。邹衍将这种依时行政的传统改造成了独特的月令制度，每个月都必须遵守已经规定好的固定的活动。例如，夏季“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秋季可以“行讨伐，治刑狱”，但不可以“封诸侯，立大官”。这些规定是比较机械的，与古时时政思想已大不相同。邹衍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可以从《管子》中的《四时》《幼官》《五行》篇中得到解读。另外，《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十二纪篇》《淮南子·时则训篇》等也有利于理解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派的天文历象学说。
月令是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重要思想，内容神秘且繁杂。根据天文历象，将一年中的政令、农事、典礼仪式、五行方位等分布于12个月内，每个月有具体的应该施行的条目。《礼记·月令》将五行与四时方位相配：春为木德，色尚青，居东方，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为火德，色尚赤，居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为金德，色尚白，居西方，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为水德，色尚黑，居北方，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夏秋之际为土德，色尚黄，位居中央，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五行与四时方位相配之后，各种天象与政事便有序排列开来。据《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月令》在记述每月应行政令之前先介绍天象、鬼神，然后是物、音、数、味等，最后是对天子车驾衣服的规定。其余月份的规定与此类相仿，但变化纷繁复杂。《管子·幼官》不但规定了不同季节君主应施行的政令，还将一年分为三十六个节气，并规定三十六节气各应采取的措施：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
这样的对应关系丝毫不允许出现差错，否则会招致灾祸：“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春天若行冬政便会寒冷，行秋政便会打雷，行夏政会湿热。邹衍等阴阳家探讨自然界的天文历象，努力找到自然界天文历象与人类社会的对应关系，其主旨在人，即为人的活动提供指导，若违反这种规律，天便会降下灾异予以警告。天道与人道互相感应，天道制约人道，这便是“天人感应”。建立在改造天文历象基础上的天人感应原理，构成了“祥制度”的基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臾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邹衍这种禁忌多而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对自秦代以来神仙方术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邹衍著作颇多，据《史记》记载邹衍曾著“《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载《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汉书》所载《邹子》《邹子终始》应是邹衍著作的合辑，包括了《史记》所载的《主运》《终始》《大圣》等篇。邹衍的著作在西汉、东汉甚至三国时期都可以见到 ，但此后混乱的局势造成了邹衍著作的大量佚失，三国之后邹衍著作不再见录于史籍。虽然其书已佚，但是不少史籍还是记录了邹衍主要的学术思想。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也有邹衍著作的辑佚本，这些都有助于了解邹衍的思想。
邹衍理论学说的形成不仅得益于燕齐海滨地区多奇谈怪论，还与当时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规范已经破碎的礼仪制度有关。邹衍五德终始说不仅完整严密，而且为新政权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迅速成为战国末期阴阳五行说浪潮中的佼佼者。邹衍学说的政治影响力在战国末期体现的并不明显，但秦朝建立后，重用术士，并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礼仪制度。这使邹衍学说的影响范围突破了思想领域的界限，特别是“五德终始说”被汉代儒生董仲舒吸收并进一步阐释发挥成了独特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三统”“三正”理论之后，对中国古代思想和礼仪制度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邹衍的思想脱胎于儒家，并反作用于儒家，与儒家、法家、道家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骨架。邹衍的学说对后世特别是秦汉时期的天地观、历史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儒、法、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的发展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蒲朝府 张芃）
邹 衍
邹衍（约前324—约前250） ，战国时期齐国人，又作“驺衍”，生活时代晚于孟子早于邹奭，主要活跃于齐威王至齐王建时期。因其创立五德终始之说，善言天地广大之事，雄辩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所以被称为“谈天衍”，与邹忌、邹奭合称齐三邹子。他是齐国稷下学宫晚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的阴阳五行学说受到各国重视。
一、“五德终始说”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一派思想中渗透着另一派的某些观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邹衍早期曾学习儒家学说用以“干世主”，却得不到重用，因此独立门派，成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的学说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联。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史记》的记载表明邹衍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盐铁论?论儒篇》断言：“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邹衍于齐稷下学宫创立的学说使其名显诸侯，之后他曾周游列国。王公大人听闻邹衍的学说都“惧然顾化”，而邹衍所到之处皆受礼遇。据《史记?孟子荀卿传》记载，邹衍到魏国，魏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到燕国，燕昭王亲自手持扫把扫地为邹衍开道，并以学生的身份虚心向邹衍请教。邹衍后来再次路过赵国，平原君请邹衍与公孙龙辩“白马非马”之论，邹衍不同意，并对平原君说：那些凭借繁文缛节来巧言装饰，通过绝妙的比喻来偷换概念、吸引大家的注意却让人感到困惑的事势必会“害大道” 。平原君听到邹衍所言之后便疏远了公孙龙。司马迁为此感慨曰：“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邹衍晚年又一次来到燕国任职，为当时在位的燕王喜谋赵，与赵之战失败后邹衍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邹衍的学说主要由“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以及涉及天文历象的学说三部分构成，其中“五德终始说”为其学说的主干。
邹衍学说的基础是阴阳五行思想，而阴阳五行思想可能在西周甚至商末就已经产生。《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阴阳观念，阴阳被用来划分事物的属性，例如：女性为阴，男性为阳；黑暗为阴，光明为阳；偶数为阴，奇数为阳。阴阳观念的产生早于《易经》，但是阴阳观念真正影响到人们认识事物则是《周易》中占卜思想的逐渐普及。春秋战国之际，阴阳已经被视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两种物质本原。道家与易学家常用此解释世界万物的发展进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此时的阴阳观念已经从认识男女奇偶、四时变化，发展到了解释世界的运行。这种带有循环论思想的阴阳观念对邹衍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行观念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篇》：“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各不相同，水是滋润、向下的，火是炎热、向上的，木是生长的，金是肃杀、变革的，土是生育万物的。此种观念还是一种朴素的五行观，并没有掺杂五行相生相克的概念，但是已经绝不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是已经抽象化，用以比拟一类与此类相似的事物了。学界认为，“到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标志着原始五行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指五种立国资源的‘五行’开始被看作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一个传统的政治概念被引申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 。这种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观念发展到春秋时期，便形成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用以解释自然界各方面的循环发展状态。但是很明显，春秋时期对这种生克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自然界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方面。虽然春秋时期五行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真正使五行观念发展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甚至是传统文化走向的一种学说，则应归功于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创始人邹衍。
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不但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还与齐国滨海地区盛行“奇谈怪论”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另外，邹衍对思孟学派“五行”理论的吸收也是不容忽视的。思孟学派所讲“五行”并不是“水、火、木、金、土”，而是“仁、义、礼、智、圣” 。思孟学派改造了《洪范》中的五行观念，构建起独特的理论体系，但由于较传统五行观念更为复杂难懂，因此荀子作出了“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的批评。邹衍擅长燕齐滨海之地的奇谈怪论，对于思孟学派“僻违”“幽隐”“闭约”的“五行”理论之理解更为透彻。孟子与邹衍皆有游学稷下的经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循环论思想对邹衍的学说当有一定影响。邹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五德终始说”主要包括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祥制度三部分。
五德转移。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组成了自然界，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五行相生：土生木、木生金、金生火、火生水、水生土，由此构成了五行相生的闭环。五行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由此构成了五行相克的闭环。土可以生木，木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克土，五行皆类此，所谓五行相生亦相克。邹衍将五行赋予道德属性，称为五德。邹衍不仅将五德用于解释自然万物，还将其运用于社会发展之中，对王朝更替、历史兴衰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五德按照既定顺序相生相克，循环往复。每当一德被制约它的德所克，前德便失去了主导地位，由后德主运。没有任何一德能够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五德轮流主运，此为五德转移。邹衍认为不同朝代代表了不同的“德”，轮到代表某王朝的“德”主运，便预示着此王朝的主政，但是主政的王朝不是永久的，终会再由与其相克之“德”的王朝主政，循环往复。“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邹衍将五德分别配属于历史上的不同王朝，虞主土德，夏主木德，殷主金德，周主火德，由于木克土、火克金，因此夏代虞兴，周代殷盛。后德由前德所生，前德为后德所克，五德转移，朝代更替。按照五德转移的规律，代替周朝火德的，一定是水德的王朝。水德王朝代替周朝之后，一定会有土德王朝重新代替水德王朝，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朝属于水德。《史记·封禅书》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邹衍将五德分别配属不同的王朝，用先验论的方法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发展的原因，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但邹衍从繁杂无序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规律，用先验论和宿命论代替了有意志的神，反映了战国时期天道观的进一步发展。
治各有宜。治各有宜是五德转移的必然要求，五德中的每一种德皆有与之对应的颜色、数字、方位等，当王朝主运时，应当根据所属德确定王朝应当采用的服色等制度。邹衍关于五德所对应的制度有详细的规定，如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按邹衍五德终始说当属水德，于是“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从中可以看出，邹衍所规定的水德对应的制度包括：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用六，严刑峻法。另外音尚大吕、方位当北皆与水德相配。夏朝主木德，其春季对应制度是“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 。邹衍甚至专门对木德所对应各季节的政令制度也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邹衍著作的大量佚失，史籍中仅保留下小部分零散资料，五德所对应制度的详细情况已不可尽知。邹衍这种学说对中国古代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每个新王朝建立之后改正朔、易服色的原因所在。
祥制度。《史记》所载“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中的“符应”，指的便是祥制度。凡是出现五德转移，一德代替另一德开始主运之时，便会出现相应的征兆（符应），此征兆便是王朝兴衰在上天的表现。邹衍五德转移论中用先验论与宿命论代替了有意志的神，但此处却又凭借神秘的上天，此为邹衍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吕氏春秋》中有段文字对祥制度有比较详细的阐述，这段文字极有可能是邹奭或者邹衍的其他后学所作，可以充分体现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关于祥制度的观点：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每当一位帝王将要兴起之时（气盛、德盛），上天必然会降下祥以谴告世人。黄帝将兴之时，出现大蝼蛄与大蚯蚓；禹将兴之时，出现草木秋冬不凋零；商汤将兴之时，出现“金刃生于水”；周文王将兴之时，出现大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征兆与服色制度紧密相连，要求将兴之帝王根据征兆更改服色、变革政治措施。若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治各有宜”之规定，上天也会给予谴告：“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霜；行夏政，阉。”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秘赏赐而大斩伐伤，君危；不然，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 若统治者不按规定行事，上天降下的不仅仅是征兆，还会出现灾异，甚至会惩罚统治者、威胁到统治者的性命。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魏惠王、燕昭王、平原君等皆礼遇之，待若上宾。由于邹衍这种奇谈怪论颇具理论性，融合五行学说，可以系统论述征兆降临的时机与灾异出现的条件，对统治者的震慑作用非常大。
邹衍“五德终始说”多涉及万物构成、历史发展、朝代兴替等广大之事，还有征兆谴告之类的奇谈怪论，因此颇显闳大荒诞。但是，邹衍擅长推理，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与祥制度经过逻辑推理构成了系统紧密的整体：“五德转移”用宿命论与先验论解释了朝代更替的原因，“治各有宜”提供了主运王朝的服色等礼仪制度，“祥制度”为统治者提供征兆与惩罚措施。“五德转移”是五德终始说的基础，“祥制度”是保障，“治各有宜”是核心与根本，前两项理论保证了“治各有宜”的各项制度能够顺利施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新王朝礼仪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是秦汉以来统治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依据。汉代董仲舒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天人感应论”融合进儒家理论之中，不但对儒家礼学、经学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大九州说”
邹衍善于逻辑推理，与“五德终始说”的推论一样，“大九州说”同样运用了“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的思想方法。“大九州说”是邹衍关于地理方面的学说，与“五德终始说”有着内在的联系，邹衍“大九州说”的出现绝非偶然。齐国东临大海，多奇谈怪论，加之战国时期已与日本、朝鲜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居于赤县神州的人对于海外的世界充满好奇。邹衍所处为九州之一，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北方、南方皆有蛮夷，海外有日本、朝鲜等，“推而大之”，中国应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并对赤县神州在世界中的地位作出了推理。当时地理观念还比较狭隘，这种大胆的猜想惊世骇俗，史载“此言诡异，闻者惊骇” 。
“九州”的概念并非邹衍所创，古已有之。《左传·襄公四年》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径启九道。”《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另外，成书于春秋时期的《逸周书》 ，早于邹衍的《墨子》《庄子》等书中，皆有关于“九州”的记载。先秦时期“九州”为中国的代称，九州之外为四海。《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禹贡》曰“声教讫于四海”；《论语》亦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邹衍总结已有的 “九州”“四海”之说 ，结合自己对于空间概念的想象，将地理范围扩展至更为广阔的空间，破除只知赤县神州的狭隘观念：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邹衍认为儒者所称的中国，不过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称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有九州，是为小九州。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州共有九个，是为大九州。邹衍将“四海”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裨海”，大九州之间由裨海阻隔，被裨海包围的中间区域便是一州，州与州之间人民、禽兽互不相通。大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这是天地的界限。上述《史记》文字对邹衍九大洲说有简单的概述，但“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一句令人费解：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州有九个，这就是所谓的“九州”。赤县神州与其余与赤县神州类似的州共计十个，为何名曰“九州”呢？有现代学者主张“九州”为虚指，意同“多州”，并不是实指九个州。但仔细推敲，“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中之“九”实为“八”之误，应当是在流传过程中传抄所导致的。理由有三：第一，邹衍认为中国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八十一是非常确切的数字，绝非泛指多数。九大洲内各含九小州，则九九八十一州，若十大州，则为九十州。第二，邹衍对数字极为敏感，比如水德数用六、木德数用八，精细之至。第三，邹衍佚文及邹衍后学皆作九州。汉代人作《河图括地象》一书，皆本邹衍九大州说：“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卭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信土。”《淮南子》记载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东南神州”即“赤县神州”，位于世界东南，此外还有正南、西南、正西、正中、西北、正北、东北、正东八大州，合计九州。虽然大九州说为邹衍猜想出来的，但是九州并非指多州，而是实际方位与名称皆确定的九个大州。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即天下”的观念仍深入人心，邹衍“大九州说”与时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观念差别极大。“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 邹衍对妄想“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的儒墨之徒感到痛心疾首，特别是看到齐国滨海地区与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交流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顿感天地之广大。于是，他以早已流行的九州说为基础，“推而大之”，对天下的地理环境进行了大胆的推理，创立了“大九州说”和“大瀛海说”。虽然邹衍的“大九州说”是推理甚至是猜测出来的，但绝不是凭空捏造的，其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合理分析中国陆海分布情况及总结传统九州说的基础之上的。邹衍“大九州说”中部分内容与现代地理知识相似，例如：州的周围有裨海环绕；由于大海阻隔，人民禽兽不能相通。总之，邹衍“大九州说”反映了战国时期，特别是在齐国滨海海运发达地区的人们眼界的开阔、活动范围的拓展；而他提出的骇人听闻的新奇理论，打破了当时社会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为人们探索更广阔空间提供了启迪。
三、天文历象学说
邹衍被称作“谈天衍”，可见邹衍在天论方面的探讨是比较深刻的。邹衍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天文历象知识，这种具有独特价值的学说对指导生产生活有重大意义。古人十分重视天文历象、阴阳四时。司马迁曾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曾评论道：“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早期天象四时主要用来判断农时，后来逐渐成为吉凶祸福、方术禁忌一类的学说，邹衍学说中的“祥制度”便是此类。《汉书·艺文志》讲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大抵可信。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派长于“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种古老的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正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来源之一。
自古以来，统治者便根据四时以及气候的变化安排生活生产、举行庆典。发展到战国时期，四季对应的政令、农事等规定已经相当明确。邹衍将这种依时行政的传统改造成了独特的月令制度，每个月都必须遵守已经规定好的固定的活动。例如，夏季“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秋季可以“行讨伐，治刑狱”，但不可以“封诸侯，立大官”。这些规定是比较机械的，与古时时政思想已大不相同。邹衍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可以从《管子》中的《四时》《幼官》《五行》篇中得到解读。另外，《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十二纪篇》《淮南子·时则训篇》等也有利于理解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派的天文历象学说。
月令是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重要思想，内容神秘且繁杂。根据天文历象，将一年中的政令、农事、典礼仪式、五行方位等分布于12个月内，每个月有具体的应该施行的条目。《礼记·月令》将五行与四时方位相配：春为木德，色尚青，居东方，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为火德，色尚赤，居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为金德，色尚白，居西方，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为水德，色尚黑，居北方，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夏秋之际为土德，色尚黄，位居中央，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五行与四时方位相配之后，各种天象与政事便有序排列开来。据《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月令》在记述每月应行政令之前先介绍天象、鬼神，然后是物、音、数、味等，最后是对天子车驾衣服的规定。其余月份的规定与此类相仿，但变化纷繁复杂。《管子·幼官》不但规定了不同季节君主应施行的政令，还将一年分为三十六个节气，并规定三十六节气各应采取的措施：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
这样的对应关系丝毫不允许出现差错，否则会招致灾祸：“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春天若行冬政便会寒冷，行秋政便会打雷，行夏政会湿热。邹衍等阴阳家探讨自然界的天文历象，努力找到自然界天文历象与人类社会的对应关系，其主旨在人，即为人的活动提供指导，若违反这种规律，天便会降下灾异予以警告。天道与人道互相感应，天道制约人道，这便是“天人感应”。建立在改造天文历象基础上的天人感应原理，构成了“祥制度”的基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臾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邹衍这种禁忌多而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对自秦代以来神仙方术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邹衍著作颇多，据《史记》记载邹衍曾著“《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载《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汉书》所载《邹子》《邹子终始》应是邹衍著作的合辑，包括了《史记》所载的《主运》《终始》《大圣》等篇。邹衍的著作在西汉、东汉甚至三国时期都可以见到 ，但此后混乱的局势造成了邹衍著作的大量佚失，三国之后邹衍著作不再见录于史籍。虽然其书已佚，但是不少史籍还是记录了邹衍主要的学术思想。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也有邹衍著作的辑佚本，这些都有助于了解邹衍的思想。
邹衍理论学说的形成不仅得益于燕齐海滨地区多奇谈怪论，还与当时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规范已经破碎的礼仪制度有关。邹衍五德终始说不仅完整严密，而且为新政权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迅速成为战国末期阴阳五行说浪潮中的佼佼者。邹衍学说的政治影响力在战国末期体现的并不明显，但秦朝建立后，重用术士，并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礼仪制度。这使邹衍学说的影响范围突破了思想领域的界限，特别是“五德终始说”被汉代儒生董仲舒吸收并进一步阐释发挥成了独特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三统”“三正”理论之后，对中国古代思想和礼仪制度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邹衍的思想脱胎于儒家，并反作用于儒家，与儒家、法家、道家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骨架。邹衍的学说对后世特别是秦汉时期的天地观、历史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儒、法、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的发展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蒲朝府 张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