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前372—前289 ），名轲 ，战国时邹人（今邹县），先秦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又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与其弟子编著有《孟子》一书。
一、生平事迹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到了孟子这一代，其家族已经没落。后人对孟子父母的情况所知甚少。有人说，孟父名激，字公宜，孟母姓李（一作姓仉），又说孟子3岁丧父。这些说法大都晚出，恐不可信。孟母很注重对孟子的教育。《列女传》记载，孟子小时候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为了给孟子提供好的成长环境，孟母将家从墓地附近搬到集市旁边，后来又搬到学宫旁边。孟子玩耍时模仿学宫里的礼仪，为日后成为一代大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列女传》《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年少时不努力学习，孟母愤而将织布机上的布剪断，并告诫孟子：学习就像是织布，如果不勤奋努力，半途而废，就不会有任何成就。从此以后，孟子发奋学习，再也不敢偷懒。这就是著名的孟母断织教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未必完全属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孟母对孟子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 。学者一般认为，孔子、孟子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的门人—孟子。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今平邑），孔门著名弟子，先秦儒家学说重要的传承者与发展者，被后世尊称为“宗圣”。子思，姓孔名伋，孔子的嫡孙，著名思想家，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述圣”。子思、孟子继承并发展了曾子注重内省、强调主观意识活动的思想特点，侧重于发挥儒家思想中“内圣”的一面，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
学有所成之后，孟子可能是先在家乡收徒讲学。《孟子?梁惠王篇》记载，邹穆公在邹、鲁两国的一次冲突之后，与孟子有过谈话。由此可见，孟子可能曾在邹国担任官职。不过，邹国弱小，在剧烈动荡的战国时代难以有所作为，且孟子在邹国并未受到重用。因此，公元前330年前后，孟子走出故乡，开始出游列国。
孟子最先去的是齐国。齐国是春秋战国时的强国，国君齐威王又雄才大略，很有作为。孟子在齐国时，很可能是作为学者，在稷下学宫讲学。战国时，齐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招揽人才，在首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设立了稷下学宫。诸子百家都可以在这里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宽松的学术环境、优厚的物质待遇、众多的学派、丰富的学术活动，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使孟子获得了一些名声。不过，孟子主张的王道和齐国推崇的“霸道”存在严重分歧。最突出的例证是孟子对帮助齐国取得霸主地位的关键人物管仲、晏子都不屑一顾，说他们是曾西（曾子的儿子）都不愿意学的人物，就更不值得效仿了。这就导致孟子在齐国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官职。孟子也保持自尊，不肯去谒见齐威王。
孟子听说宋偃公有意实行王道，就率领弟子们前往宋国。其弟子万章认为，宋国不具备推行王道的条件，甚至可能会因此遭到齐、楚等邻国的厌恶和讨伐，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孟子却很乐观，他以商汤行王道而得天下为例解释说，如果真能行王道，就能无敌于天下，何惧齐、楚？孟子受到宋国君臣的重视，不少施政主张都得以施行。孟子认为，要实行王道，很重要的是要减轻赋税，藏富于民。在农业税收方面，实行十一而税；在工商业方面，废除关卡，取消商业税。然而，在剧烈动荡的战国时代，政府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就导致孟子减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张很难施行。为此，宋国大臣戴盈之特地跟孟子解释：十一税、取消商业税确实是好办法，但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请求先减少一些，等明年再彻底推行。孟子非常不满。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讽刺宋国君臣：有人天天偷邻居家的鸡，被批评为不义，就狡辩说：打算以后少偷些，每月只偷1只，到明年就不偷了。孟子将宋国君臣比喻为偷鸡贼，可见其不满的程度。
经过齐国、宋国的两次挫折，孟子决定暂时返回家乡。可能是考虑到途中会遇到困难和危险，孟子接受了宋偃公、薛邑大夫的馈赠。可是在由薛返邹的途中，孟子师徒还是遇到了断粮的问题，几乎饿死。回到邹国后，孟子的生活一直比较窘迫，常常靠别人的馈赠度日。弟子们都认为孟子应该出仕，一方面可以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目前的窘境。孟子则认为君子固穷，反对为了功利目的而出仕。
在宋国时，孟子结识了滕国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滕文公。滕文公被孟子的学识、气度折服，在其父定公去世后，派老师然友就定公丧礼一事，咨询孟子的意见。滕文公在孟子的力劝之下，决定实行3年之丧，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滕文公守丧期满后，派人“卑辞厚礼”来迎接孟子。滕文公对孟子非常敬重，待为上宾，经常向孟子请教国事，几乎对孟子言听计从。滕文公在孟子的指导下，实行王道，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农学家许行、儒者陈相等都闻讯而来。孟子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比如，恢复井田制的经济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思想、以夏变夷说，还有对仁政思想的具体说明等。这些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滕国的作用却非常有限。滕国是处于齐、楚两大强国之间的弱国，如何周旋于强邻之间，是滕文公和孟子面临的首要难题。孟子也没有办法，只好明确表示无能为力。孟子在宋国时，认为只要行王道，小国也能得天下。但他在滕国的经历表明，这种想法可能过于乐观了。孟子要想实现王道政治，还需要更大的舞台。因此，孟子离开滕国，动身前往魏国。
魏国本是战国初期的强国，但在魏惠王统治时期，魏国东败于齐，在齐、魏桂陵之战（前353）、马陵之战（前341）中，均惨遭失败，太子申被俘，主帅庞涓战死。又西败于秦，丧地700里。再南败于楚，在楚、魏襄陵之战（前323）中，魏国战败，损失襄陵等8邑。魏国的地位急剧衰落。魏惠王深以为耻，决定广纳人才。孟子看到了王道政治实现的可能性，就动身前往魏国。魏惠王在接连战败之后，招揽人才是为了富国强兵、收复失地。因此，魏惠王见到孟子，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反对掠夺土地的战争，他游说魏惠王是为了推行王道政治，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两人的分歧在一开始就暴露无遗，那就是义利之辩，或者说王霸之辩。因此，魏惠王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并未重用。一年后，魏惠王去世，魏襄王继位。孟子认为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不是能实行仁政的理想君主，就离开魏国，再次来到齐国。
孟子再次来到齐国时，齐威王已经去世，齐宣王刚继位不久。齐宣王很尊重孟子，聘为客卿，多次向孟子询问政事。孟子在和齐宣王的交谈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提出了与民同乐、保民而王、轻徭薄赋等主张。在和齐宣王等君主的交往过程中，孟子特别注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他据理直言，无所顾忌，常不留情面地批评齐宣王，使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孟子看来，道德在我、真理在我，胸中自然会有一种“浩然之气”，使得他可以“说大人，则藐之”（劝谏诸侯时，就应该藐视他）。孟子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对后世知识分子保持人格尊严和精神独立，具有重要的榜样作用。孟子还曾作为齐国使者，赴滕国吊唁滕文公的丧事。这一时期发生的齐国侵略燕国的事件，导致孟子离开齐国。燕王哙年老，仰慕尧、舜禅让的事迹，将王位传给燕相子之，引发了燕国内乱。作为燕国的邻国，齐国君臣商议是否要伐燕。孟子认为，王位不是私产，不能私相授受，燕王哙、子之的做法都不对，可以伐燕。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匡章率军伐燕，仅用五十多天就攻占了燕国。然而齐军在燕国胡作非为，没有实行孟子主张的仁政，引发了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被迫撤军。齐宣王觉得有愧于孟子的支持，孟子也对齐宣王非常失望，决定辞职回家。齐宣王亲自挽留孟子，打算在首都临淄给孟子盖一所房子，并给孟子每年一万钟粟的俸禄，让孟子可以在齐国讲学，安度晚年。但孟子知道齐宣王不会实行王道政治，执意离去。
由齐返邹的途中，孟子忧心忡忡。此时的孟子已是风烛残年，他怀有一身的学问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渴望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为之奔走数十年而不能实现。社会反而愈发动荡不安，人民的处境愈发艰难困苦。孟子为天下苍生的处境而担忧，但也只能感叹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由此可见孟子身上强烈的自信与深深的无奈。
回到故乡后，孟子以著述和讲学终老。他和万章、公孙丑等弟子一道，总结其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编成《孟子》一书。孟子死后葬于邹（今邹城市区东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
《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的主要材料。《史记》称《孟子》7篇，《汉书》则称《孟子》11篇。东汉学者赵岐认为7篇是内书，4篇是外书，也是伪书。赵岐没有给外书作注，导致其最终失传。《孟子》很早就受到重视。早在汉初，汉文帝就为《孟子》置博士。到了宋代，朱熹将《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并称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孟子》成为显学。元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考试内容，《孟子》就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孟子》一书主要的注本为《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集大成之作）、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孟子》一书中反映的孟子思想主要有包括性善论与性命之学；以民为本、“制民之产”（井田制）、法先王、反对战争、选贤任能、施行仁政的政治思想；具有舍生取义、大丈夫精神的理想人格与修身之道；重视教育和理想人格培养的教育思想等。此外，《孟子》一书的文学成就也比较突出。
二、性善论与性命之学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孟子仁政思想、道德学说、教育理论等的哲学基础。
人性论是先秦时期的重要课题，很多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论述。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认为，人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养成的习性才使得人们的差距变得很大。告子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 ，即人性本没有善恶之分，善恶是后天养成的。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属性，每个人都有，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但是如果任由欲望、情感的无节制发展，就会导致恶。也就是说，就发展趋向而言，人性向恶。因此，有必要对人类社会进行管理控制，通过仁义礼乐、法律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制约人性向恶的发展趋势，以成就人们的善行。孟子则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也对应着仁、义、礼、智等四种道德品质。“四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是比较原始和初级的，处于萌芽状态，孟子称之为“四端”。如果能够保存并发扬这些道德品质，使之得到完善、充实，达到至善的程度，就可以成就善性。反之，如果被物欲蒙蔽，使善良的本性遭到破坏，就可能会成为恶人，与禽兽无异。“四端”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孟子认为，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礼的本质是对仁、义进行调节并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智的核心内容是明白仁、义的道理而努力付诸实践。“四端”以仁、义为主。将仁由事亲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不忍之心爱护百姓，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仁者无敌”。将义由敬兄推而广之，就是敬重尊长。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都要以义为标准。孟子认为人性向善，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只要顺着人性之自然，就可以成为善人。这是极自然的，并不需要付出特别的艰辛。这就为仁义学说的实施找到了自然合理的理由。
针对人的感官容易被物欲蒙蔽的特点，孟子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认为只有克服物欲对感官的诱惑，并时时加以内省（“反身而诚”）、养心（“养吾浩然之气”），才能使“四心”得到充实和完善，孟子称之为“尽性”。在这里，孟子将自然之性和道德之性进行了区分：自然之性（即口、目、耳、鼻等感官对欲望的追求）是人和禽兽共有的，不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也不是努力追求就能得到满足的（依赖于外界环境），因此并不是人性，孟子称之为“命”；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而且只要努力追求就能得到（不依赖于外界环境），这才是“性”。孟子将感官欲望排斥于人性之外，而以追求自身道德的实现和圆满为人性的本质要求，从而确立了充满道德意味的性命论。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定义和理解并不相同，这也是两人分歧的关键所在：荀子认为自然之性与生俱来，是人性；道德之性是后天养成的，不是人性，荀子称之为“伪”。孟子的理解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之性，不过是人的自然本能，“君子不谓性也”。道德之性与生俱来，是人类所特有的人性。告子的看法又与孟子、荀子不同，他认为仁与生俱来，义则来源于外在的事物（即“仁内义外”说，郭店楚简中有类似表达）。根据孟子的性善论，“人皆可为尧舜”，天下大治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根据荀子的性恶论，仁义礼乐、法制的实施就是必需的。二者各有所长。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与生俱来，是受自于天而存在于内心中的“良知”“良能”。只要能充分发挥“良知”“良能”，就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而无需外在的神灵或者政治权威的认可或启迪。孟子的这种思想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主张的“致良知”，均与此有关。
在天命观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观而有所发展。在《孟子》一书中，“天”有多重含义：自然之天、道德之天（道德的终极根源）、天命之天。所谓“天命”，是指“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即不由自身主宰，却能影响或者左右自身命运的某种力量。孟子认为，人应该“尽心”以“知性”，“知性”以“知天”。“尽心”就是尽量扩充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知人性、知天命。可见，孟子所说的天命含有道德因素。知天命者应该躬行上天赋予人的道德使命，努力服务于社会；但也要知道，成败与否不止取决于我，也取决于未知的天命，所以只能尽力去做而不计成败，静静等候天命的安排，这就是“俟命”。虽然人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而应修养身心、培养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使自己能问心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这就是“立命”。追寻道义、真理之所在，义无反顾、矢志不渝，如此一生就是“正命”。
三、政治思想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心）。如果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就算是陌生人，也会感到“怵惕恻隐”（恐慌同情）。这说明，“不忍人之心”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之中的，没有它就不能算作人。如果君主将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广到全社会，“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范仲淹将其引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就是仁政，能实现“天下可运于掌”的效果。 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是对孔子的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认为，上天赋予君主权力，使其代天爱民，即“天授”。“天授”是虚的，其表现形式和判断标准则是民众是否认可，即“民授”。如果君主不合格，上天就会另立有德者，即“易命”。如此一来，孟子就将“君权天授”改造成“君权民授”，为推翻暴君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孟子对传统“君权神授”“君权天授”思想进行的重大改造。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社稷之神的职责是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如果做不到，人民就可以不祭祀它。国君最重要的职责是爱护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国君只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杜甫化用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无异于“率兽而食人” ，应该被推翻。因此，孟子对齐宣王讲述贵戚（即王室宗族）之卿的职责时，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又认为，周武王诛杀暴虐人民的商纣王，乃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后人将其归纳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孟子主张“民为贵”，故其政治措施皆以保民、养民为要务。能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能御之”。保民首先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裕，方法是勿夺农时、轻徭薄赋，尤其是要“制民之产”，使人民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上事父母、下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制民之产”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民众就可能为了赚钱，无所不为。作为“制民之产”的具体措施，孟子提出了恢复井田制的重要主张。“井”是指九百亩土地。将一“井”划分为九份，每份一百亩，中间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分给八家作为私田。八家共耕公田而无需额外交租税；做完公田的工作，再料理各自的私田。井田制下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制民之产”的基本标准。孟子对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甚至提出“仁政必自经界始”的思想，认为实行井田制、划分井田的地界是推行仁政的首要工作。可见孟子对恢复井田制非常看重。
孟子主张“法先王”，声称其主张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都来源于古代圣王。先王之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先王”能使施政事半功倍，取得很好的效果。“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如果“不行先王之道”，就会空有“仁心仁闻”而不能恩泽百姓。孟子说的先王包括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而以尧、舜为主。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也“言必称尧、舜”，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孟子说的先王之道，包括选贤任能、轻徭薄赋、重视礼乐教化、发展生产等方面，可简单概括为仁政。孟子将实行仁政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为此，君主需要学习并效法先王，还要有能解释先王之道和治平学问的老师，即“王者师”。君主应以“不召之臣”的礼节待之。君主还应该重用能施行仁政的贤才，与之共治天下。
在君臣关系方面，孟子主张君臣之间以诚相待，反对臣子单方面的愚忠。孟子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 孟子又引用曾子的话，认为晋、楚诸侯虽然极为富贵，但是正义在我、真理在我，我身上的“仁”足以与之分庭抗礼，不比他们差一丝一毫。在孟子看来，出仕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弘道。弘道就要以仁义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能屈从于权贵。对于贵戚（诸侯王宗室）之卿来说，如果君主是昏君，就要反复劝谏；劝谏不听，就可以另立新君。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如果君主是昏君，在反复劝谏不听之后，就可以离开了，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尸位素餐，甚至助纣为虐。
孟子反对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的战争。他在总结春秋以来的长期兼并战争的基础上，提出了“春秋无义战”的著名论断。孟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天子才有讨伐诸侯国的权力；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不合礼制。五霸违背这一原则，去讨伐别的诸侯，是三王的罪人。齐桓公等霸主在周天子衰弱无力的前提下，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有利于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保护华夏文明。后来的诸侯则为了一己之私，互相征伐，置万民于水火之中，是五霸的罪人。孟子形容当时的兼并战争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导致这一切的诸侯们则属“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由此得出了“善战者服上刑”的反战主张。孟子反对用武力兼并的“霸道”来统一天下，而主张用推行仁政的王道来赢得人们的归顺。孟子认为，只有采用王道统一的方法，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五霸推崇的“霸道”，不但不能统一，反而会亡国亡身，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不过，孟子并不反对正义的战争。孟子反复赞扬商汤王、周武王领导的吊民伐罪的战争，认为是“救民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的正义行为，受到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支持，从而可以战无不胜。所以，孟子在论述战争的时候，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
孟子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尧、舜等少数伟人推动的（“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社会的发展规律则是“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社会分工的原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
四、理想人格与修身之道
孟子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包括具有大丈夫精神，能够舍生取义，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善养浩然之气，反身而诚，严于律己、宽于律人等方面。他认为，读书做人的目标是努力成为大丈夫。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可见，大丈夫是指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坚持真理，不为世俗的威逼利诱所折服，具有高尚品质的顶天立地的人。孟子很重视艰难困苦对人的磨炼作用。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又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困境中经受各种磨炼，以顽强的意志面对各种考验，从而充实和提高自己，才能塑造出理想人格，成为大丈夫。孟子还在孔子“杀身成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舍生取义”的观点。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孟子看来，“义”高于生命，当两者产生冲突时，应该舍生取义，以维护道义和人格的尊严与价值。
孟子在与弟子公孙丑的谈话中，提出了“浩然之气”的概念。“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是躬行儒家的仁义学说，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真理和道义，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是聚集很多义行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精神气度。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践行仁义，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改初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才能培养出这种至大至强、自尊自信、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浩然之气”既是大丈夫精神，也是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也即现在所说的人间正气。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将道德概念“义”纳入“气”中，为后人提高道德修养指明了一条行义、守义、集义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循此以往，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正气歌》，即受此影响。冯友兰也说，懂得“浩然之气”，才能懂得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孟子认为，修身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儒家学说。在当时，诸子百家各逞己见，到处游说诸侯。孟子称之为“异端”，进行猛烈批评。孟子认为，异端邪说的泛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仁义之说阻塞不行，如同“率兽食人”。孟子批评最猛烈的是杨朱和墨子，称他们为禽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五、教育思想
孟子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弟子众多。孟子前往滕国时，已有弟子和随从数百人。但除了公孙丑、万章等人之外，孟子弟子大都名声不显。原因可能是儒者在战国难以有所作为；许多弟子参与《孟子》的编纂，其主要思想已浓缩在《孟子》一书中；弟子们更多的只是继承孔孟思想，而未有所发展等。不过，孟子学派是韩非子所称的儒学八派之一，可见孟子后学众多，在战国时有较大的影响力。
按照孟子性善论的理论，人人皆有仁、义、礼、智等处于萌芽状态的道德品质。如果放任不管，就可能会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和欲望的引诱而误入歧途。只有通过教育，来培养、巩固、扩充人身上的善端，才能使人不断进步，成为一个品质健全的人。因此，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可能是最早使用“教育”一词的人）。
孟子认为，国家应该重视教育，创办不同层次的学校。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明人伦”，即懂得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觉悟的社会。可见，孟子将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孟子主张“德育第一”，尤其重视励志教育。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所谓“放心”，是指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欲望的诱惑，而丢掉内心中的良知、良能；“求其放心”，就是能保住内心中的良知、良能，并将其培养、巩固和扩充。因此，教师首先要进行励志教育，帮助学生树立道德理想，即“尚志”。孟子将“尚志”解释为“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可见，“尚志”便是以仁义为己任，终生坚持不懈。孟子认为，教师应该对不同的学生都悉心教导，满足学生在学业上的不同需求；又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反对教师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到处炫耀，以无所不能的老师自居。孟子以奕秋教棋的故事，告诫学生：学习贵在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心不在焉；又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鼓励学生培养怀疑精神，不盲从权威。
六、文学成就
《孟子》一书是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的产物，文学成就很高，对后世文学发展有积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一书的语言具有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笔带锋芒、晓畅明快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大概与孟子道义在我、真理在我的大丈夫气概，仁义以为己任、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坦荡正直、光明磊落的人格品质等密不可分。由此，《孟子》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比如“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浩然之气”等警句。
《孟子》一书具有逻辑严密，语言犀利，长于论辩、说理的特点。人称孟子“好辩”。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辩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以生动再现激烈辩论的场景。孟子的辩论常常是环环相扣、步步紧逼，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让对方无法回避和反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孟子还擅长利用比喻、排比、设问、寓言等修辞手法和文学表现形式，来加强说服力，具有很高的论辩技巧。
在文学鉴赏方面，孟子提出了 “以意逆志”（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揣摩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知人论世”（阅读文学作品时，要注意对作者的思想、经历、为人等的把握）、“知言养气”（“知言”指能正确辨别言辞的能力，“养气”即“养吾浩然之气”，知言由养气而来）等重要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孟子有不同的评价。战国时，荀子将子思、孟子并列，韩非子将孟子学派列为儒学八派之一。可见，孟子作为儒学大师之一的身份已经得到公认。到了西汉，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汉文帝时为《孟子》立博士；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孟子、荀子合传，将两人视为孔子及其弟子之后最为重要的儒家学者。从唐代开始，则出现了尊孟运动。韩愈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的传承顺序是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将颜回、曾子、子思、荀子等人都排除在道统之外，创造了“孔孟之道”的概念，为孟子升格为“亚圣”创造了条件。到五代时，《孟子》第一次被列为经书。到了宋代，《孟子》第一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孟子本人则被封为邹国公，第一次获得正式封号。朱熹将《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并称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孟子》成为显学。到了元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孟子》遂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很高地位，俨然在“五经”之上。社会上也出现了“家孔孟、户程朱”的局面。元文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封为“亚圣公”，取得了仅次于孔子的地位（此前的“亚圣”一直是颜回）。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现代学者也多对孟子有很高的正面评价。
作为孔子之后最受推崇的儒学大师，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民本思想、“制民之产”思想、仁政思想、以夏变夷说等，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性命之学对宋明理学的产生有较大的启发作用。他的大丈夫精神、浩然正气说、舍生取义说等，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杀身成仁，成为民族脊梁。因此，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衣抚生）
孟 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 ），名轲 ，战国时邹人（今邹县），先秦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又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与其弟子编著有《孟子》一书。
一、生平事迹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到了孟子这一代，其家族已经没落。后人对孟子父母的情况所知甚少。有人说，孟父名激，字公宜，孟母姓李（一作姓仉），又说孟子3岁丧父。这些说法大都晚出，恐不可信。孟母很注重对孟子的教育。《列女传》记载，孟子小时候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为了给孟子提供好的成长环境，孟母将家从墓地附近搬到集市旁边，后来又搬到学宫旁边。孟子玩耍时模仿学宫里的礼仪，为日后成为一代大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列女传》《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年少时不努力学习，孟母愤而将织布机上的布剪断，并告诫孟子：学习就像是织布，如果不勤奋努力，半途而废，就不会有任何成就。从此以后，孟子发奋学习，再也不敢偷懒。这就是著名的孟母断织教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未必完全属实，但从中可以看出孟母对孟子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 。学者一般认为，孔子、孟子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的门人—孟子。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今平邑），孔门著名弟子，先秦儒家学说重要的传承者与发展者，被后世尊称为“宗圣”。子思，姓孔名伋，孔子的嫡孙，著名思想家，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述圣”。子思、孟子继承并发展了曾子注重内省、强调主观意识活动的思想特点，侧重于发挥儒家思想中“内圣”的一面，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
学有所成之后，孟子可能是先在家乡收徒讲学。《孟子?梁惠王篇》记载，邹穆公在邹、鲁两国的一次冲突之后，与孟子有过谈话。由此可见，孟子可能曾在邹国担任官职。不过，邹国弱小，在剧烈动荡的战国时代难以有所作为，且孟子在邹国并未受到重用。因此，公元前330年前后，孟子走出故乡，开始出游列国。
孟子最先去的是齐国。齐国是春秋战国时的强国，国君齐威王又雄才大略，很有作为。孟子在齐国时，很可能是作为学者，在稷下学宫讲学。战国时，齐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招揽人才，在首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设立了稷下学宫。诸子百家都可以在这里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宽松的学术环境、优厚的物质待遇、众多的学派、丰富的学术活动，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使孟子获得了一些名声。不过，孟子主张的王道和齐国推崇的“霸道”存在严重分歧。最突出的例证是孟子对帮助齐国取得霸主地位的关键人物管仲、晏子都不屑一顾，说他们是曾西（曾子的儿子）都不愿意学的人物，就更不值得效仿了。这就导致孟子在齐国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官职。孟子也保持自尊，不肯去谒见齐威王。
孟子听说宋偃公有意实行王道，就率领弟子们前往宋国。其弟子万章认为，宋国不具备推行王道的条件，甚至可能会因此遭到齐、楚等邻国的厌恶和讨伐，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孟子却很乐观，他以商汤行王道而得天下为例解释说，如果真能行王道，就能无敌于天下，何惧齐、楚？孟子受到宋国君臣的重视，不少施政主张都得以施行。孟子认为，要实行王道，很重要的是要减轻赋税，藏富于民。在农业税收方面，实行十一而税；在工商业方面，废除关卡，取消商业税。然而，在剧烈动荡的战国时代，政府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就导致孟子减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张很难施行。为此，宋国大臣戴盈之特地跟孟子解释：十一税、取消商业税确实是好办法，但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请求先减少一些，等明年再彻底推行。孟子非常不满。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讽刺宋国君臣：有人天天偷邻居家的鸡，被批评为不义，就狡辩说：打算以后少偷些，每月只偷1只，到明年就不偷了。孟子将宋国君臣比喻为偷鸡贼，可见其不满的程度。
经过齐国、宋国的两次挫折，孟子决定暂时返回家乡。可能是考虑到途中会遇到困难和危险，孟子接受了宋偃公、薛邑大夫的馈赠。可是在由薛返邹的途中，孟子师徒还是遇到了断粮的问题，几乎饿死。回到邹国后，孟子的生活一直比较窘迫，常常靠别人的馈赠度日。弟子们都认为孟子应该出仕，一方面可以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目前的窘境。孟子则认为君子固穷，反对为了功利目的而出仕。
在宋国时，孟子结识了滕国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滕文公。滕文公被孟子的学识、气度折服，在其父定公去世后，派老师然友就定公丧礼一事，咨询孟子的意见。滕文公在孟子的力劝之下，决定实行3年之丧，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滕文公守丧期满后，派人“卑辞厚礼”来迎接孟子。滕文公对孟子非常敬重，待为上宾，经常向孟子请教国事，几乎对孟子言听计从。滕文公在孟子的指导下，实行王道，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农学家许行、儒者陈相等都闻讯而来。孟子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比如，恢复井田制的经济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思想、以夏变夷说，还有对仁政思想的具体说明等。这些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滕国的作用却非常有限。滕国是处于齐、楚两大强国之间的弱国，如何周旋于强邻之间，是滕文公和孟子面临的首要难题。孟子也没有办法，只好明确表示无能为力。孟子在宋国时，认为只要行王道，小国也能得天下。但他在滕国的经历表明，这种想法可能过于乐观了。孟子要想实现王道政治，还需要更大的舞台。因此，孟子离开滕国，动身前往魏国。
魏国本是战国初期的强国，但在魏惠王统治时期，魏国东败于齐，在齐、魏桂陵之战（前353）、马陵之战（前341）中，均惨遭失败，太子申被俘，主帅庞涓战死。又西败于秦，丧地700里。再南败于楚，在楚、魏襄陵之战（前323）中，魏国战败，损失襄陵等8邑。魏国的地位急剧衰落。魏惠王深以为耻，决定广纳人才。孟子看到了王道政治实现的可能性，就动身前往魏国。魏惠王在接连战败之后，招揽人才是为了富国强兵、收复失地。因此，魏惠王见到孟子，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反对掠夺土地的战争，他游说魏惠王是为了推行王道政治，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两人的分歧在一开始就暴露无遗，那就是义利之辩，或者说王霸之辩。因此，魏惠王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并未重用。一年后，魏惠王去世，魏襄王继位。孟子认为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不是能实行仁政的理想君主，就离开魏国，再次来到齐国。
孟子再次来到齐国时，齐威王已经去世，齐宣王刚继位不久。齐宣王很尊重孟子，聘为客卿，多次向孟子询问政事。孟子在和齐宣王的交谈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提出了与民同乐、保民而王、轻徭薄赋等主张。在和齐宣王等君主的交往过程中，孟子特别注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他据理直言，无所顾忌，常不留情面地批评齐宣王，使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孟子看来，道德在我、真理在我，胸中自然会有一种“浩然之气”，使得他可以“说大人，则藐之”（劝谏诸侯时，就应该藐视他）。孟子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对后世知识分子保持人格尊严和精神独立，具有重要的榜样作用。孟子还曾作为齐国使者，赴滕国吊唁滕文公的丧事。这一时期发生的齐国侵略燕国的事件，导致孟子离开齐国。燕王哙年老，仰慕尧、舜禅让的事迹，将王位传给燕相子之，引发了燕国内乱。作为燕国的邻国，齐国君臣商议是否要伐燕。孟子认为，王位不是私产，不能私相授受，燕王哙、子之的做法都不对，可以伐燕。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匡章率军伐燕，仅用五十多天就攻占了燕国。然而齐军在燕国胡作非为，没有实行孟子主张的仁政，引发了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被迫撤军。齐宣王觉得有愧于孟子的支持，孟子也对齐宣王非常失望，决定辞职回家。齐宣王亲自挽留孟子，打算在首都临淄给孟子盖一所房子，并给孟子每年一万钟粟的俸禄，让孟子可以在齐国讲学，安度晚年。但孟子知道齐宣王不会实行王道政治，执意离去。
由齐返邹的途中，孟子忧心忡忡。此时的孟子已是风烛残年，他怀有一身的学问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渴望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为之奔走数十年而不能实现。社会反而愈发动荡不安，人民的处境愈发艰难困苦。孟子为天下苍生的处境而担忧，但也只能感叹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由此可见孟子身上强烈的自信与深深的无奈。
回到故乡后，孟子以著述和讲学终老。他和万章、公孙丑等弟子一道，总结其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编成《孟子》一书。孟子死后葬于邹（今邹城市区东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
《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的主要材料。《史记》称《孟子》7篇，《汉书》则称《孟子》11篇。东汉学者赵岐认为7篇是内书，4篇是外书，也是伪书。赵岐没有给外书作注，导致其最终失传。《孟子》很早就受到重视。早在汉初，汉文帝就为《孟子》置博士。到了宋代，朱熹将《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并称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孟子》成为显学。元仁宗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考试内容，《孟子》就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孟子》一书主要的注本为《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集大成之作）、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孟子》一书中反映的孟子思想主要有包括性善论与性命之学；以民为本、“制民之产”（井田制）、法先王、反对战争、选贤任能、施行仁政的政治思想；具有舍生取义、大丈夫精神的理想人格与修身之道；重视教育和理想人格培养的教育思想等。此外，《孟子》一书的文学成就也比较突出。
二、性善论与性命之学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孟子仁政思想、道德学说、教育理论等的哲学基础。
人性论是先秦时期的重要课题，很多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论述。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认为，人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养成的习性才使得人们的差距变得很大。告子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 ，即人性本没有善恶之分，善恶是后天养成的。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属性，每个人都有，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但是如果任由欲望、情感的无节制发展，就会导致恶。也就是说，就发展趋向而言，人性向恶。因此，有必要对人类社会进行管理控制，通过仁义礼乐、法律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制约人性向恶的发展趋势，以成就人们的善行。孟子则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也对应着仁、义、礼、智等四种道德品质。“四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而是比较原始和初级的，处于萌芽状态，孟子称之为“四端”。如果能够保存并发扬这些道德品质，使之得到完善、充实，达到至善的程度，就可以成就善性。反之，如果被物欲蒙蔽，使善良的本性遭到破坏，就可能会成为恶人，与禽兽无异。“四端”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孟子认为，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礼的本质是对仁、义进行调节并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智的核心内容是明白仁、义的道理而努力付诸实践。“四端”以仁、义为主。将仁由事亲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不忍之心爱护百姓，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仁者无敌”。将义由敬兄推而广之，就是敬重尊长。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都要以义为标准。孟子认为人性向善，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只要顺着人性之自然，就可以成为善人。这是极自然的，并不需要付出特别的艰辛。这就为仁义学说的实施找到了自然合理的理由。
针对人的感官容易被物欲蒙蔽的特点，孟子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认为只有克服物欲对感官的诱惑，并时时加以内省（“反身而诚”）、养心（“养吾浩然之气”），才能使“四心”得到充实和完善，孟子称之为“尽性”。在这里，孟子将自然之性和道德之性进行了区分：自然之性（即口、目、耳、鼻等感官对欲望的追求）是人和禽兽共有的，不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也不是努力追求就能得到满足的（依赖于外界环境），因此并不是人性，孟子称之为“命”；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而且只要努力追求就能得到（不依赖于外界环境），这才是“性”。孟子将感官欲望排斥于人性之外，而以追求自身道德的实现和圆满为人性的本质要求，从而确立了充满道德意味的性命论。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定义和理解并不相同，这也是两人分歧的关键所在：荀子认为自然之性与生俱来，是人性；道德之性是后天养成的，不是人性，荀子称之为“伪”。孟子的理解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之性，不过是人的自然本能，“君子不谓性也”。道德之性与生俱来，是人类所特有的人性。告子的看法又与孟子、荀子不同，他认为仁与生俱来，义则来源于外在的事物（即“仁内义外”说，郭店楚简中有类似表达）。根据孟子的性善论，“人皆可为尧舜”，天下大治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根据荀子的性恶论，仁义礼乐、法制的实施就是必需的。二者各有所长。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与生俱来，是受自于天而存在于内心中的“良知”“良能”。只要能充分发挥“良知”“良能”，就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而无需外在的神灵或者政治权威的认可或启迪。孟子的这种思想对宋明理学影响很大，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王阳明主张的“致良知”，均与此有关。
在天命观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观而有所发展。在《孟子》一书中，“天”有多重含义：自然之天、道德之天（道德的终极根源）、天命之天。所谓“天命”，是指“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即不由自身主宰，却能影响或者左右自身命运的某种力量。孟子认为，人应该“尽心”以“知性”，“知性”以“知天”。“尽心”就是尽量扩充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知人性、知天命。可见，孟子所说的天命含有道德因素。知天命者应该躬行上天赋予人的道德使命，努力服务于社会；但也要知道，成败与否不止取决于我，也取决于未知的天命，所以只能尽力去做而不计成败，静静等候天命的安排，这就是“俟命”。虽然人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而应修养身心、培养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使自己能问心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这就是“立命”。追寻道义、真理之所在，义无反顾、矢志不渝，如此一生就是“正命”。
三、政治思想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心）。如果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就算是陌生人，也会感到“怵惕恻隐”（恐慌同情）。这说明，“不忍人之心”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之中的，没有它就不能算作人。如果君主将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推广到全社会，“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范仲淹将其引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就是仁政，能实现“天下可运于掌”的效果。 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是对孔子的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认为，上天赋予君主权力，使其代天爱民，即“天授”。“天授”是虚的，其表现形式和判断标准则是民众是否认可，即“民授”。如果君主不合格，上天就会另立有德者，即“易命”。如此一来，孟子就将“君权天授”改造成“君权民授”，为推翻暴君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孟子对传统“君权神授”“君权天授”思想进行的重大改造。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社稷之神的职责是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如果做不到，人民就可以不祭祀它。国君最重要的职责是爱护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国君只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杜甫化用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无异于“率兽而食人” ，应该被推翻。因此，孟子对齐宣王讲述贵戚（即王室宗族）之卿的职责时，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又认为，周武王诛杀暴虐人民的商纣王，乃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后人将其归纳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孟子主张“民为贵”，故其政治措施皆以保民、养民为要务。能做到“保民而王”，则天下“莫能御之”。保民首先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裕，方法是勿夺农时、轻徭薄赋，尤其是要“制民之产”，使人民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上事父母、下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制民之产”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民众就可能为了赚钱，无所不为。作为“制民之产”的具体措施，孟子提出了恢复井田制的重要主张。“井”是指九百亩土地。将一“井”划分为九份，每份一百亩，中间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分给八家作为私田。八家共耕公田而无需额外交租税；做完公田的工作，再料理各自的私田。井田制下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制民之产”的基本标准。孟子对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甚至提出“仁政必自经界始”的思想，认为实行井田制、划分井田的地界是推行仁政的首要工作。可见孟子对恢复井田制非常看重。
孟子主张“法先王”，声称其主张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都来源于古代圣王。先王之道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先王”能使施政事半功倍，取得很好的效果。“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如果“不行先王之道”，就会空有“仁心仁闻”而不能恩泽百姓。孟子说的先王包括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而以尧、舜为主。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也“言必称尧、舜”，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孟子说的先王之道，包括选贤任能、轻徭薄赋、重视礼乐教化、发展生产等方面，可简单概括为仁政。孟子将实行仁政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为此，君主需要学习并效法先王，还要有能解释先王之道和治平学问的老师，即“王者师”。君主应以“不召之臣”的礼节待之。君主还应该重用能施行仁政的贤才，与之共治天下。
在君臣关系方面，孟子主张君臣之间以诚相待，反对臣子单方面的愚忠。孟子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 孟子又引用曾子的话，认为晋、楚诸侯虽然极为富贵，但是正义在我、真理在我，我身上的“仁”足以与之分庭抗礼，不比他们差一丝一毫。在孟子看来，出仕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弘道。弘道就要以仁义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能屈从于权贵。对于贵戚（诸侯王宗室）之卿来说，如果君主是昏君，就要反复劝谏；劝谏不听，就可以另立新君。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如果君主是昏君，在反复劝谏不听之后，就可以离开了，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尸位素餐，甚至助纣为虐。
孟子反对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的战争。他在总结春秋以来的长期兼并战争的基础上，提出了“春秋无义战”的著名论断。孟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天子才有讨伐诸侯国的权力；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不合礼制。五霸违背这一原则，去讨伐别的诸侯，是三王的罪人。齐桓公等霸主在周天子衰弱无力的前提下，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有利于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保护华夏文明。后来的诸侯则为了一己之私，互相征伐，置万民于水火之中，是五霸的罪人。孟子形容当时的兼并战争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导致这一切的诸侯们则属“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由此得出了“善战者服上刑”的反战主张。孟子反对用武力兼并的“霸道”来统一天下，而主张用推行仁政的王道来赢得人们的归顺。孟子认为，只有采用王道统一的方法，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五霸推崇的“霸道”，不但不能统一，反而会亡国亡身，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不过，孟子并不反对正义的战争。孟子反复赞扬商汤王、周武王领导的吊民伐罪的战争，认为是“救民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的正义行为，受到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支持，从而可以战无不胜。所以，孟子在论述战争的时候，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
孟子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尧、舜等少数伟人推动的（“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社会的发展规律则是“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社会分工的原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
四、理想人格与修身之道
孟子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包括具有大丈夫精神，能够舍生取义，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善养浩然之气，反身而诚，严于律己、宽于律人等方面。他认为，读书做人的目标是努力成为大丈夫。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可见，大丈夫是指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坚持真理，不为世俗的威逼利诱所折服，具有高尚品质的顶天立地的人。孟子很重视艰难困苦对人的磨炼作用。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又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困境中经受各种磨炼，以顽强的意志面对各种考验，从而充实和提高自己，才能塑造出理想人格，成为大丈夫。孟子还在孔子“杀身成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舍生取义”的观点。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孟子看来，“义”高于生命，当两者产生冲突时，应该舍生取义，以维护道义和人格的尊严与价值。
孟子在与弟子公孙丑的谈话中，提出了“浩然之气”的概念。“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是躬行儒家的仁义学说，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真理和道义，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是聚集很多义行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精神气度。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践行仁义，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改初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才能培养出这种至大至强、自尊自信、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浩然之气”既是大丈夫精神，也是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也即现在所说的人间正气。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将道德概念“义”纳入“气”中，为后人提高道德修养指明了一条行义、守义、集义的道路。无数仁人志士循此以往，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正气歌》，即受此影响。冯友兰也说，懂得“浩然之气”，才能懂得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孟子认为，修身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儒家学说。在当时，诸子百家各逞己见，到处游说诸侯。孟子称之为“异端”，进行猛烈批评。孟子认为，异端邪说的泛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仁义之说阻塞不行，如同“率兽食人”。孟子批评最猛烈的是杨朱和墨子，称他们为禽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五、教育思想
孟子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弟子众多。孟子前往滕国时，已有弟子和随从数百人。但除了公孙丑、万章等人之外，孟子弟子大都名声不显。原因可能是儒者在战国难以有所作为；许多弟子参与《孟子》的编纂，其主要思想已浓缩在《孟子》一书中；弟子们更多的只是继承孔孟思想，而未有所发展等。不过，孟子学派是韩非子所称的儒学八派之一，可见孟子后学众多，在战国时有较大的影响力。
按照孟子性善论的理论，人人皆有仁、义、礼、智等处于萌芽状态的道德品质。如果放任不管，就可能会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和欲望的引诱而误入歧途。只有通过教育，来培养、巩固、扩充人身上的善端，才能使人不断进步，成为一个品质健全的人。因此，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可能是最早使用“教育”一词的人）。
孟子认为，国家应该重视教育，创办不同层次的学校。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明人伦”，即懂得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觉悟的社会。可见，孟子将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孟子主张“德育第一”，尤其重视励志教育。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所谓“放心”，是指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欲望的诱惑，而丢掉内心中的良知、良能；“求其放心”，就是能保住内心中的良知、良能，并将其培养、巩固和扩充。因此，教师首先要进行励志教育，帮助学生树立道德理想，即“尚志”。孟子将“尚志”解释为“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可见，“尚志”便是以仁义为己任，终生坚持不懈。孟子认为，教师应该对不同的学生都悉心教导，满足学生在学业上的不同需求；又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反对教师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到处炫耀，以无所不能的老师自居。孟子以奕秋教棋的故事，告诫学生：学习贵在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心不在焉；又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鼓励学生培养怀疑精神，不盲从权威。
六、文学成就
《孟子》一书是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的产物，文学成就很高，对后世文学发展有积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一书的语言具有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笔带锋芒、晓畅明快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大概与孟子道义在我、真理在我的大丈夫气概，仁义以为己任、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坦荡正直、光明磊落的人格品质等密不可分。由此，《孟子》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比如“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浩然之气”等警句。
《孟子》一书具有逻辑严密，语言犀利，长于论辩、说理的特点。人称孟子“好辩”。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辩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以生动再现激烈辩论的场景。孟子的辩论常常是环环相扣、步步紧逼，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让对方无法回避和反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孟子还擅长利用比喻、排比、设问、寓言等修辞手法和文学表现形式，来加强说服力，具有很高的论辩技巧。
在文学鉴赏方面，孟子提出了 “以意逆志”（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揣摩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知人论世”（阅读文学作品时，要注意对作者的思想、经历、为人等的把握）、“知言养气”（“知言”指能正确辨别言辞的能力，“养气”即“养吾浩然之气”，知言由养气而来）等重要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孟子有不同的评价。战国时，荀子将子思、孟子并列，韩非子将孟子学派列为儒学八派之一。可见，孟子作为儒学大师之一的身份已经得到公认。到了西汉，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汉文帝时为《孟子》立博士；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孟子、荀子合传，将两人视为孔子及其弟子之后最为重要的儒家学者。从唐代开始，则出现了尊孟运动。韩愈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的传承顺序是尧、舜、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将颜回、曾子、子思、荀子等人都排除在道统之外，创造了“孔孟之道”的概念，为孟子升格为“亚圣”创造了条件。到五代时，《孟子》第一次被列为经书。到了宋代，《孟子》第一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孟子本人则被封为邹国公，第一次获得正式封号。朱熹将《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并称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孟子》成为显学。到了元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孟子》遂在儒家经典中占据了很高地位，俨然在“五经”之上。社会上也出现了“家孔孟、户程朱”的局面。元文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封为“亚圣公”，取得了仅次于孔子的地位（此前的“亚圣”一直是颜回）。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现代学者也多对孟子有很高的正面评价。
作为孔子之后最受推崇的儒学大师，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民本思想、“制民之产”思想、仁政思想、以夏变夷说等，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性命之学对宋明理学的产生有较大的启发作用。他的大丈夫精神、浩然正气说、舍生取义说等，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杀身成仁，成为民族脊梁。因此，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衣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