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生卒年不详），孙武的后代，原名不详，因受膑刑，世人称之曰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其所著《孙膑兵法》所反映出的军事思想丰富而繁博，堪称我国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
一、孙膑生平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关于孙膑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比较简略，因此留下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孙膑里籍问题，太史公只言明他是齐人，是齐国什么地方人就不甚明了，其所言“膑生阿、鄄之间”比较笼统模糊。阿、鄄两地相距百余里，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明人于慎行在其主纂的《兖州府志》中提出孙膑故里“疑为阳谷”，此后多沿袭此说。随着孙膑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又有孙膑故里鄄城说。今山东鄄城县红船乡孙老家村所存清光绪年间手抄本《孙氏族谱》，其序言曰：“膑字号伯灵者，本居山左鄄邑黄河故道之边，曾辅政于齐，与田忌将军并肩齐名，官居军师，建功立业，为齐之梁栋。因安家于此，名为孙老家，世代脉脉相承。传至五代，我孙氏被李晋王掠去，安至晋洪，传至岳祖因避金季之乱，复回山左古鄄孙老家。因其地古路深沟合聚，遂定名为孙古路沟。”一些学者据此断孙膑故里为鄄城。还有人根据清宣统《濮州志》“邑之东南七十里水堡镇，有牛舔碑……相传孙膑曾流憩于此。系牛碑上，为其牛所舔，至今其痕犹存”的记载，以及郓城县内有“孙膑营”“孙膑迷魂阵”等传说，断孙膑故里为郓城。孙膑故里究竟为何地，作者认为三者都有其牵强附会的一面，在没有充分有力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实之前，还是以“膑生阿、鄄之间”为宜。
孙膑所处的时代，正是各国变法图强，积极扩充实力的时期。其中，以魏国变法最早，在政治上废除世卿制，在经济上“尽地力”和“平籴法”，在军事上实行“武卒制”，在法制上则制定了保护国家秩序的《法经》。由于改革给魏国带来了生机，使其成为自战国初期以来最早称霸中原的国家。魏惠王时，自恃强大，四面出击，多方树敌，企图吞并周邻诸国，独霸中原。与此同时，韩、赵、齐、秦诸国也都实行了变法改革，并迅速崛起，实力足以与魏抗衡。于是，诸国为争夺中原，纷争不已。孙膑的少年时期，正处在这动乱之秋，使他认识到战争与国家、民族的安危息息相关，这对他决心习武学兵，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孙膑少时，投奔鬼谷子门下学习兵家之道。鬼谷子相传为楚人，因隐居鬼谷，故名。据说他精通兵学，布阵行师，鬼神莫测，撰《鬼谷子》述其纵横捭阖之术。但是，流传至今的同名著作被大多数学者视为伪书，因此对鬼谷子真相的了解仍有许多疑团。
孙膑随鬼谷子习兵，鬼谷子授之以《孙子兵法》，孙膑很快掌握并多有独到见解，受到鬼谷子的赏识。当时，与孙膑同时受学于鬼谷子的还有庞涓，二人都志在兵学，情趣相投，情感日密，相约日后一旦得志，彼此决不相忘。庞涓迷恋功名富贵，出仕魏国，甚得魏惠王信任，被任为将军。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期，各国都需要军事人才，庞涓自知才不抵孙膑，害怕孙膑被其他诸侯国聘去成为自己的对手，便暗中派人请孙膑到魏国。孙膑以为自己的同学庞涓在魏国为将军，魏国又是中原大国，正是自己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便欣然下山。孙膑来到魏国后，庞涓担心孙膑的才华超越自己，十分嫉妒，便借故断其双足，欲把孙膑隐于魏国而不让外人知道。
孙膑突遭横祸，蒙受奇耻大辱，但他并不屈服，而是身残志坚，并暗中寻找逃离魏国的机会。不久，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孙膑以刑徒暗中相见，说服齐使。齐使以为奇，暗中将孙膑带到齐国，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
田忌是齐国的名将，精通兵学，喜欢延揽宾客。孙膑至齐后，田忌赏识其才学，待之为上宾。当时，齐国贵族经常以赛马赌博，比赛规则为连赛三马，胜多者为赢，田忌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输多赢少。孙膑闻知后，对田忌说，“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十分信任孙膑，便以千金与诸公子赌。赛马即将开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比赛结束后，“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
通过这次赛马，田忌对孙膑更加敬重，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为了振兴齐国，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威王见到孙膑后，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兵法，孙膑从容不迫地讲述了自己的战争观，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结论，把战争看作是战胜敌人、强大自己的必要手段。
齐威王和田忌十分赏识孙膑的军事才能，便以孙膑为军师，经常与他讨论军事问题。《孙膑兵法·威王问》记述了齐威王、田忌与孙膑关于用兵问题的对话，基本阐述了孙膑“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和以“道”制胜、灵活用兵的战术原则，同时也涉及一些有关治军、地形、阵法的问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魏攻赵，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群臣谋议，邹忌主张不救，段干纶认为不救赵于齐不利。齐威王权衡后决定出兵救赵。这次出兵，齐威王欲以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宜为主将。“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述桂陵之战时说：“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孙子曰：‘请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途有市丘，是吾粮途绝也。吾将示之不知事。’于是徙舍而走平陵。……忌子召孙子而问曰：‘事将何为？’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曰：‘齐城、高唐。’……于是段齐城、高唐为两，直将蚁附平陵。……齐城、高唐当术而大败。将军忌子召孙子问曰：‘吾攻平陵不得而亡齐城、高唐，当术而厥，事将何为？’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示之寡。’于是为之。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
从上述记载看，孙膑是桂陵之战的主谋，桂陵之战，田忌与孙膑立了大功，被成侯邹忌所妒嫉。孙膑觉察到田忌与邹忌的矛盾日渐激化，便劝田忌拥兵入朝，驱除邹忌。田忌未能采纳孙膑的意见，结果被邹忌陷害，逃奔楚国。孙膑为田忌谋士，很可能二人共进退，或随田忌亡奔楚，或隐居于齐国某地。孙膑晚年生活如何，生命如何终结，不得而知。田忌奔楚后，孙膑退出了政治舞台。
二、桂陵之战相关问题辨析
桂陵之战，是战国中期一场著名的伏击战例之一。在这场战斗中，齐孙膑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大破魏军于桂陵，生擒魏军主帅庞涓，是孙膑战略战术思想运用的典范。但是，由于史籍记述过于简略，且多有矛盾，对桂陵之战的许多问题都似是而非，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其一，桂陵的地望问题。关于桂陵之战地点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今山东菏泽说 ，再是河南长垣说 ，笔者认为菏泽说较为合理。
从桂陵之战的具体情况看，齐国出兵是从临淄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目的是迫使魏军从赵都邯郸回辙，以解邯郸之围。因此，齐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逼大梁，才能对魏国造成威慑，所以《孙膑兵法》中说齐军“驰梁郊” 。要想“驰梁郊”就要选择一条最近的进军路线，从地理方位上看，菏泽正好处在临淄至大梁的直线上，齐军不可能绕道长垣进逼大梁。再者，此时桂陵属宋地，宋是齐的盟国，利于孙膑设伏布阵。长垣是魏地，孙膑不可能将埋伏地点选在魏国。
从菏泽一带的古地貌看，这一带与史籍中的桂陵地貌相一致。菏泽以菏山、雷泽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有菏山、左山、仿山、历山，多为土山丘陵，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草木繁盛，是埋伏的理想之地。这正与文献中“背伏崇冈、势如支龙之盘” 的记载相符。两千多年来，黄河多次决口，泥沙淤积，原来的沟壑被填平，形成了今天的鲁西南平原。诚如《曹县文献录》所言：“曹县西北七十里，有冈自西北崛，而西南隐。”“冈起恋伏，乍幽乍续”“本皆丘陵，又为黄河填淤，大半湮没”。至今菏泽地区以冈、岭、垅、陵、山、堌堆等为地名者仍有许多。因此说，断桂陵在今山东菏泽是合乎实际的。
其二，败庞涓在桂陵还是马陵。《孙子兵法·擒庞涓》曰：“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明确指出桂陵之战中的孙膑将庞涓擒获。而《史记》在记述桂陵之战时则没有提到庞涓，在记述马陵之战时则说：“（魏）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前后相差十二年，如果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就不会有马陵之战中的庞涓被杀，何是何非，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孙膑兵法·擒庞涓》是《孙膑兵法》的首篇，记述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用兵计谋，从行文和语气看，对孙膑多赞美之辞，显系孙膑弟子辑录，而非孙膑自撰。《史记》中关于庞涓的记载共有7处，但都未提及庞涓参与了桂陵之战，因此人们对孙膑兵法的“擒庞涓”产生了疑问，为了解除这个疑团，有学者认为“擒”“禽”相通。古禽字除“俘获”之意外，还有“制服”的意思，如《淮南子·兵略训》：“吴王夫差西遇晋公，禽之黄池。”《盐铁论·结合》“秦南禽劲越”即是此义。《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并非擒获庞涓，而是制服庞涓。言下之意即：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并未被俘，而是在马陵之战中自杀或被杀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这样解释并无不可，但将《史记》中关于马陵之战的记述与其他史籍相参照，又不能不对马陵之战中孙膑败庞涓产生怀疑。
《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关于孙膑战庞涓的记述有多处矛盾之处：（一）《魏世家》言事系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孙子吴起列传》言事系桂陵之战后十三年即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田敬仲完世家》言齐宣王二年（前318）。（二）《魏世家》言“魏伐赵，赵告急齐”，《孙子吴起列传》言“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田敬仲完世家》则云“韩氏请救于齐”。（三）《魏世家》云“魏遂大兴师，使庞涓为将……过外黄。”从字面理解，魏军似应从魏都大梁至外黄。《孙子吴起列传》云：“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从字面理解，魏军应是从攻韩前线出发。《田敬仲完世家》则未言明魏从何处出兵。（四）《魏世家》与《田敬仲完世家》言庞涓被杀，《孙子吴起列传》言庞涓自杀。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矛盾之处呢？可能是太史公将桂陵之战的一些材料附会在了马陵之战中 。其理由有四。
第一，《孙子吴起列传》所记孙膑减灶以迷惑庞涓，使其“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膑兵法·擒庞涓》则云：孙膑分卒示寡，“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二者所记十分相似。
第二，桂陵之战的主将为田忌，当无问题。太史公所述马陵之战的主将也是田忌，这就出了问题。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威王三十五年（前322），邹忌构谄田忌，“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已经逃亡在外的田忌不可能再担任马陵之战的主将。孙膑与田忌为密友，原在其麾下，也不可能被重用为军师。《竹书纪年》曰：“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与齐田盼战于马陵。”田盼可能是齐马陵之战的主将。田盼者何？齐威王二十四年（前333）曾说“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可见田盼是守卫齐国西北边地的一位将领。其所守地为高唐，正与赵国接近，由他担任马陵之战的主将是很有可能的。太史公误将桂陵之战的主将田忌移植于马陵之战中去，所以未提及田盼。
第三，邹忌参与并议定齐出兵救赵之事，遂有桂陵之战，太史公在《田敬仲完世家》中讲述马陵之战前齐国议救赵之事时也抬出了邹忌。忌死于齐宣王元年（前319），而马陵之战在宣王二年（前318），太史公将已死去的邹忌抬出来，可能误用了桂陵之战的资料。
第四，关于马陵之战，除《史记》外，其他文献也有记述：《竹书纪年》“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与齐田盼战于马陵”。又记：“梁惠王十七年（前353）齐田忌败梁于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盼败梁于马陵”，都未提谁为魏将。既然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擒，就不可能十三年后在马陵之战中再担任魏军主将。太史公将马陵之战魏军主将记为庞涓，显系移植了桂陵之战的情况。
至此可以说，孙膑擒庞涓应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很可能与孙膑没有关系。
三、《孙膑兵法》的成书及其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
《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编撰整理的一部兵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大史公自序》中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明确指出孙膑写有一部兵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颜师古称此处的齐孙子即孙膑。但东汉以后，此书失传了，自《隋书·经籍志》就不见著录了。因此自宋以后许多学者对此提出种种怀疑，甚至认为孙膑即孙武，《孙膑兵法》即《孙子十三篇》，有人虽承认孙武、孙膑为两人，却认为只有孙武的一部《孙子兵法》，孙膑只是对其进行了某些整理润色而已，否定孙膑撰有兵书。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这一千年悬案得以昭示天下。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由于年代久远，损坏严重。经文物工作者整理出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计一万一千余字。失传一千七百余年的《孙膑兵法》终于重见天日，为研究孙膑提供了宝贵资料。
关于《孙膑兵法》的作者，从现存的篇目看，大部分为孙膑所著。如《地葆》《势备》《兵情》《行篡》《延气》《官一》等，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具体论述了孙膑的军事理论。虽然这些篇目后人可能加工过，但原本当为孙膑所著。另有一部分篇目，记述孙膑的事迹，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其中有些语句的语气对孙膑进行褒崇，这些篇目应是后人根据孙膑的事迹和理论编纂而成。其中，孙膑的对话虽不能肯定是原话，至少其主旨反映了孙膑的思想。还有一些篇目应是孙膑语录的汇编，如《篡卒》《月战》《八阵》等，可能是其弟子整理而成。因此说，《孙膑兵法》是由孙膑及其弟子整理编纂的一部兵学著作，虽经后人整理，仍不失其主旨，是研究孙膑军事思想的最可靠的资料。
从《孙膑兵法》的编写体例看，形式不统一，有战例，如《擒庞涓》，实际上是叙述了齐魏桂陵之战的经过。有对话问答，如《威王问》《地葆》《陈忌问垒》等。有语录汇编，如《篡卒》是六段语录，《月战》是二段语录。从内容上看，各篇单独成篇，各篇的排列顺序也缺乏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说《孙膑兵法》不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军事著作，是经过多次整理的孙膑军事理论的资料汇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分别整理的军事理论汇编。
关于《孙膑兵法》成书的时代，学术界存有争议，作者倾向于战国中期说。
首先，《孙膑兵法》中所涉及的主要史实均属战国中期。《陈忌问垒》篇提到“擒太子申”，这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魏世家》所云“虏魏太子申。”正好相应，对虏太子申的时间虽然有所争议，但几种说法都未超出战国中期的范围。《强兵篇》残简中有“大败赵”“大败燕”等，在战国中期都能寻找到对应的文献资料。《孙膑兵法》中出现的齐威王、田忌、魏惠王、太子申、庞涓等历史人物也都生活在战国中期。
其次，《孙膑兵法》的主要思想，反映出齐国在战国中期的时代特征。战国时期，“诸侯力攻，争相并” ，“战”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各诸侯国都想通过战争来兼并土地，提高本国的政治地位。齐国在“战”中的地位和形势在战国初、中、后期是不同的。战国初期，齐国内部纷争不已，各诸侯国都在觊觎齐国领土，内忧外患严重威胁着田齐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对诸侯国采取和好政策。
战国后期，齐国势力日益削弱，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合攻齐，并取得胜利，不久，乐毅乘机统率燕国军队深入齐国，连下七十余城。齐国大乱，国都临淄被燕军攻破，齐闵王仓皇逃跑。齐国由此削弱，齐、秦对峙局面结束。
只有战国中期，齐威王改革，国势骤增，才得以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中连连取胜。孙膑在见齐威王时提出“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和“战胜而强立”的主张，是基于齐国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如果在战国前期和战国后期，齐国在军事上处处被动，不可能提出如此充满霸气的主张。孙膑还提出了“富国”“强兵” 的思想，这正与战国中期齐威王改革的思想相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膑兵法》形成于战国中期。
再次，《孙膑兵法》在战国后期即流传于世，这也说明它成书于战国中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叙述马陵之战后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这都说明擒庞涓后，孙膑其人和他的兵法一同闻名于当世。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孙膑贵势。”显然，《吕氏春秋》的作者已将孙膑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墨、道并提。由此推论，孙膑应当像孔子、墨子一样也有他的著作。
《孙膑兵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由于孙膑处在战国时期，军队构成和作战方式已与孙武所处的春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此，孙膑又在某些方面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发展。比如孙子认为，战争任何时候都要快速突击。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又说：“故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也。” 《孙膑兵法》则认为，对于强大的敌人，一时难以取胜，可以打持久战，寻机灭敌。当田忌问“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时，孙膑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当田忌问“轻弩趋者何也”时，他回答说：“轻弩趋者，所以甘战持久也。”从速战到根据具体情况的持久战，是《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一大发展。再如《孙子兵法·始计》指出：“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兵法·地形篇》亦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把“地”视作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孙膑兵法》则有《地葆》篇，专门对这一问题详加论述，从军事上分析了各种地形的优劣，指出了各种地形条件与部队给养和兵马健康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种种对作战不利的地形，比《孙子兵法》中对“地形”的论述更加具体和详细。因此，我们说，《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创新。
四、孙膑的军事思想原则
今本《孙膑兵法》虽是残简辑本，文多阙失，但它所反映出的军事思想原则仍然丰富而繁博，堪称我国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
其一，“战胜而强立”。战国时期，除兵车外，步兵、骑兵等兵种逐渐发展成为作战的主力军。同时，兵器军械也较春秋时期有着长足的发展，这些都使大规模军事作战成为可能，战争在解决争端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孙膑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意即只有用武力战胜了敌人才能使自己强大巩固起来。孙膑入齐后，经田忌引荐晋见齐威王，他对威王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这就是说“战”虽然不是永久可恃的手段，却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方法。战争胜利，就可以拯救国家的危亡；战争失败，就会丧失领土、危害国家。因此，战争的胜败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和社稷的安危，特别是在天下纷争、战乱不止的情况下，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实现“天下服” 的统一局面。
孙膑“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思想，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与孙膑同时代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儒家主张以“仁”治天下，他们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这种美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诸侯纷争的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孙膑主张用武力来制止天下的纷争，用战争手段实现天下统一，正是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二，以人为贵。孙膑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的论断。以人为贵的治军思想表现为重视百姓、士卒、将帅三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反对无休止的战争，要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要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支持战争。《孙膑兵法·将失》：“民苦其师，可败也。”又《孙膑兵法·篡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所谓“其强在于休民”与“民苦其师可败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军队的战斗力是否强盛，取决于其对百姓关心爱护的程度，“休民”则胜，“民苦其师”则败。
士卒是军队的基础，军队的优胜与否在于士卒是否经过挑选，所谓“兵之胜在于篡卒” 就是这个道理。士卒挑选后，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千方百计提高士气。《孙膑兵法·延气》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士卒的斗志受到激励和鼓舞，自然就可以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将帅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孙膑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仁、义等品质，因为如此才能有效地统率士卒，克敌立功。《孙膑兵法·篡卒》还从治军的角度对将帅提出了“信”“忠”“敢”的要求。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如果做到这三点，就会得到士卒的敬佩和拥护。
仅仅有了人民支持战争、士卒训练有素、将帅指挥有方的条件还不够，还要三者协调一致，也就是所谓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认为，人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在军事理论上有着重大意义。
其三，以“道”制胜。在《孙膑兵法》中数十次出现“道”这一概念。除少数“道”可作为介词使用外，多数“道”可作为规律、方法来讲。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求其道，国故长久。”“而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孙膑兵法·八阵》：“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知八阵之经。”这里的“道”就是指规律和法则。再如，《孙膑兵法·威王问》：“用众用寡有道乎？”“以一击十，有道乎？”“患兵者何也？困敌者何也？壁延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也？请问此六者有道乎？”这里的道则具有方法的意思。孙膑的道无论是规律、规则，还是方法，其主旨大意都是指战争的规律。
孙膑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可以利用“道”来取得战争胜利。《孙膑兵法·势备》以剑、弓弩、舟车、长兵为比喻，来说明阵、势、变、权四者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并作出结论说：“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这是从事物本身固有的特点和属性上，去了解和把握“道”。《孙膑兵法·兵情》则用矢、弩、发分别比喻士卒、将领和国君，认为只有三者都合乎要求，才能克敌制胜，并作出结论说：“故曰，兵胜敌也，不异于弩之中招也。此兵之道也。”这是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掌握“道”。
总之，孙膑战争理论的精髓在于“道”。“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 未达于道，则会导致战争的失败。但是，道并非高深莫测，而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去认知和掌握，反映出了孙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积极的辩证法思想。
其四，因时造势。《吕氏春秋·贵二》曰：“孙膑贵势。”就是说孙膑用兵讲究因地制宜、因时造势，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就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法。齐威王问：“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回答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阵以触其侧。”当齐威王问：“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时，孙膑又回答说：“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齐威王又问：“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膑回答说：“命曰让威，必藏其尾，令之能归。”所谓“让威”，即先让一步，后发制人。
孙膑在用兵时还注意地形和气候的变化，根据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天气使用不同的兵种和战术。《孙膑兵法·八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这是说用兵时要与地形相结合，合理分布战车、骑兵和弩手。《孙膑兵法·地葆》则指出了各种地形条件与作战的关系，如“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等。在《孙膑兵法·月战》中，则提出了“抚时而战”，即遵循和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都反映了孙膑兵法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孙膑还注意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以争取更大的主动。孙膑认为战争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如敌我、主客、攻守、进退、众寡、强弱、奇正、积疏、盈虚、徐疾、动静、险易、治乱、生死、胜败等；同时，这些矛盾又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转化的。孙膑将这种矛盾转化理论运用到战争中，从而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术。他认为“势”是可以创造和转化的，如“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再如“告之不敢，示之不能，坐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惰其志” ，都是利用各种方法麻痹、迷惑敌人，以使形势向有利于我方而转化。《孙膑兵法·客主人分》说：“敌人众，能使之分离而不相救也。”然后“并卒而击之”。即设法将敌人的优势兵力分散，使之相互隔离，变其优势为劣势，我方则集中兵力将其各个击破。
在《孙膑兵法·威王问》中，齐威王与田忌就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局面一一向孙膑请教，孙膑一一给予作答，并提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的思想。所谓“必攻”，就是坚决攻击。所谓“不守”，即不设守之敌。这与《孙子兵法·虚实篇》所云“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是一个道理。由此可见，“必攻不守”是积极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宫磊 仝晰纲）
孙 膑
孙膑（生卒年不详），孙武的后代，原名不详，因受膑刑，世人称之曰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其所著《孙膑兵法》所反映出的军事思想丰富而繁博，堪称我国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
一、孙膑生平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关于孙膑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比较简略，因此留下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孙膑里籍问题，太史公只言明他是齐人，是齐国什么地方人就不甚明了，其所言“膑生阿、鄄之间”比较笼统模糊。阿、鄄两地相距百余里，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明人于慎行在其主纂的《兖州府志》中提出孙膑故里“疑为阳谷”，此后多沿袭此说。随着孙膑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又有孙膑故里鄄城说。今山东鄄城县红船乡孙老家村所存清光绪年间手抄本《孙氏族谱》，其序言曰：“膑字号伯灵者，本居山左鄄邑黄河故道之边，曾辅政于齐，与田忌将军并肩齐名，官居军师，建功立业，为齐之梁栋。因安家于此，名为孙老家，世代脉脉相承。传至五代，我孙氏被李晋王掠去，安至晋洪，传至岳祖因避金季之乱，复回山左古鄄孙老家。因其地古路深沟合聚，遂定名为孙古路沟。”一些学者据此断孙膑故里为鄄城。还有人根据清宣统《濮州志》“邑之东南七十里水堡镇，有牛舔碑……相传孙膑曾流憩于此。系牛碑上，为其牛所舔，至今其痕犹存”的记载，以及郓城县内有“孙膑营”“孙膑迷魂阵”等传说，断孙膑故里为郓城。孙膑故里究竟为何地，作者认为三者都有其牵强附会的一面，在没有充分有力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实之前，还是以“膑生阿、鄄之间”为宜。
孙膑所处的时代，正是各国变法图强，积极扩充实力的时期。其中，以魏国变法最早，在政治上废除世卿制，在经济上“尽地力”和“平籴法”，在军事上实行“武卒制”，在法制上则制定了保护国家秩序的《法经》。由于改革给魏国带来了生机，使其成为自战国初期以来最早称霸中原的国家。魏惠王时，自恃强大，四面出击，多方树敌，企图吞并周邻诸国，独霸中原。与此同时，韩、赵、齐、秦诸国也都实行了变法改革，并迅速崛起，实力足以与魏抗衡。于是，诸国为争夺中原，纷争不已。孙膑的少年时期，正处在这动乱之秋，使他认识到战争与国家、民族的安危息息相关，这对他决心习武学兵，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孙膑少时，投奔鬼谷子门下学习兵家之道。鬼谷子相传为楚人，因隐居鬼谷，故名。据说他精通兵学，布阵行师，鬼神莫测，撰《鬼谷子》述其纵横捭阖之术。但是，流传至今的同名著作被大多数学者视为伪书，因此对鬼谷子真相的了解仍有许多疑团。
孙膑随鬼谷子习兵，鬼谷子授之以《孙子兵法》，孙膑很快掌握并多有独到见解，受到鬼谷子的赏识。当时，与孙膑同时受学于鬼谷子的还有庞涓，二人都志在兵学，情趣相投，情感日密，相约日后一旦得志，彼此决不相忘。庞涓迷恋功名富贵，出仕魏国，甚得魏惠王信任，被任为将军。在群雄纷争的战国时期，各国都需要军事人才，庞涓自知才不抵孙膑，害怕孙膑被其他诸侯国聘去成为自己的对手，便暗中派人请孙膑到魏国。孙膑以为自己的同学庞涓在魏国为将军，魏国又是中原大国，正是自己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便欣然下山。孙膑来到魏国后，庞涓担心孙膑的才华超越自己，十分嫉妒，便借故断其双足，欲把孙膑隐于魏国而不让外人知道。
孙膑突遭横祸，蒙受奇耻大辱，但他并不屈服，而是身残志坚，并暗中寻找逃离魏国的机会。不久，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孙膑以刑徒暗中相见，说服齐使。齐使以为奇，暗中将孙膑带到齐国，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
田忌是齐国的名将，精通兵学，喜欢延揽宾客。孙膑至齐后，田忌赏识其才学，待之为上宾。当时，齐国贵族经常以赛马赌博，比赛规则为连赛三马，胜多者为赢，田忌常与齐国诸公子赛马，输多赢少。孙膑闻知后，对田忌说，“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十分信任孙膑，便以千金与诸公子赌。赛马即将开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比赛结束后，“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
通过这次赛马，田忌对孙膑更加敬重，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为了振兴齐国，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威王见到孙膑后，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兵法，孙膑从容不迫地讲述了自己的战争观，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结论，把战争看作是战胜敌人、强大自己的必要手段。
齐威王和田忌十分赏识孙膑的军事才能，便以孙膑为军师，经常与他讨论军事问题。《孙膑兵法·威王问》记述了齐威王、田忌与孙膑关于用兵问题的对话，基本阐述了孙膑“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和以“道”制胜、灵活用兵的战术原则，同时也涉及一些有关治军、地形、阵法的问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魏攻赵，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群臣谋议，邹忌主张不救，段干纶认为不救赵于齐不利。齐威王权衡后决定出兵救赵。这次出兵，齐威王欲以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宜为主将。“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述桂陵之战时说：“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孙子曰：‘请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途有市丘，是吾粮途绝也。吾将示之不知事。’于是徙舍而走平陵。……忌子召孙子而问曰：‘事将何为？’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曰：‘齐城、高唐。’……于是段齐城、高唐为两，直将蚁附平陵。……齐城、高唐当术而大败。将军忌子召孙子问曰：‘吾攻平陵不得而亡齐城、高唐，当术而厥，事将何为？’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示之寡。’于是为之。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
从上述记载看，孙膑是桂陵之战的主谋，桂陵之战，田忌与孙膑立了大功，被成侯邹忌所妒嫉。孙膑觉察到田忌与邹忌的矛盾日渐激化，便劝田忌拥兵入朝，驱除邹忌。田忌未能采纳孙膑的意见，结果被邹忌陷害，逃奔楚国。孙膑为田忌谋士，很可能二人共进退，或随田忌亡奔楚，或隐居于齐国某地。孙膑晚年生活如何，生命如何终结，不得而知。田忌奔楚后，孙膑退出了政治舞台。
二、桂陵之战相关问题辨析
桂陵之战，是战国中期一场著名的伏击战例之一。在这场战斗中，齐孙膑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大破魏军于桂陵，生擒魏军主帅庞涓，是孙膑战略战术思想运用的典范。但是，由于史籍记述过于简略，且多有矛盾，对桂陵之战的许多问题都似是而非，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其一，桂陵的地望问题。关于桂陵之战地点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今山东菏泽说 ，再是河南长垣说 ，笔者认为菏泽说较为合理。
从桂陵之战的具体情况看，齐国出兵是从临淄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目的是迫使魏军从赵都邯郸回辙，以解邯郸之围。因此，齐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逼大梁，才能对魏国造成威慑，所以《孙膑兵法》中说齐军“驰梁郊” 。要想“驰梁郊”就要选择一条最近的进军路线，从地理方位上看，菏泽正好处在临淄至大梁的直线上，齐军不可能绕道长垣进逼大梁。再者，此时桂陵属宋地，宋是齐的盟国，利于孙膑设伏布阵。长垣是魏地，孙膑不可能将埋伏地点选在魏国。
从菏泽一带的古地貌看，这一带与史籍中的桂陵地貌相一致。菏泽以菏山、雷泽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有菏山、左山、仿山、历山，多为土山丘陵，高低起伏，沟壑纵横，草木繁盛，是埋伏的理想之地。这正与文献中“背伏崇冈、势如支龙之盘” 的记载相符。两千多年来，黄河多次决口，泥沙淤积，原来的沟壑被填平，形成了今天的鲁西南平原。诚如《曹县文献录》所言：“曹县西北七十里，有冈自西北崛，而西南隐。”“冈起恋伏，乍幽乍续”“本皆丘陵，又为黄河填淤，大半湮没”。至今菏泽地区以冈、岭、垅、陵、山、堌堆等为地名者仍有许多。因此说，断桂陵在今山东菏泽是合乎实际的。
其二，败庞涓在桂陵还是马陵。《孙子兵法·擒庞涓》曰：“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明确指出桂陵之战中的孙膑将庞涓擒获。而《史记》在记述桂陵之战时则没有提到庞涓，在记述马陵之战时则说：“（魏）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前后相差十二年，如果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就不会有马陵之战中的庞涓被杀，何是何非，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孙膑兵法·擒庞涓》是《孙膑兵法》的首篇，记述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用兵计谋，从行文和语气看，对孙膑多赞美之辞，显系孙膑弟子辑录，而非孙膑自撰。《史记》中关于庞涓的记载共有7处，但都未提及庞涓参与了桂陵之战，因此人们对孙膑兵法的“擒庞涓”产生了疑问，为了解除这个疑团，有学者认为“擒”“禽”相通。古禽字除“俘获”之意外，还有“制服”的意思，如《淮南子·兵略训》：“吴王夫差西遇晋公，禽之黄池。”《盐铁论·结合》“秦南禽劲越”即是此义。《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并非擒获庞涓，而是制服庞涓。言下之意即：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并未被俘，而是在马陵之战中自杀或被杀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这样解释并无不可，但将《史记》中关于马陵之战的记述与其他史籍相参照，又不能不对马陵之战中孙膑败庞涓产生怀疑。
《史记·魏世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关于孙膑战庞涓的记述有多处矛盾之处：（一）《魏世家》言事系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孙子吴起列传》言事系桂陵之战后十三年即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田敬仲完世家》言齐宣王二年（前318）。（二）《魏世家》言“魏伐赵，赵告急齐”，《孙子吴起列传》言“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田敬仲完世家》则云“韩氏请救于齐”。（三）《魏世家》云“魏遂大兴师，使庞涓为将……过外黄。”从字面理解，魏军似应从魏都大梁至外黄。《孙子吴起列传》云：“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从字面理解，魏军应是从攻韩前线出发。《田敬仲完世家》则未言明魏从何处出兵。（四）《魏世家》与《田敬仲完世家》言庞涓被杀，《孙子吴起列传》言庞涓自杀。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矛盾之处呢？可能是太史公将桂陵之战的一些材料附会在了马陵之战中 。其理由有四。
第一，《孙子吴起列传》所记孙膑减灶以迷惑庞涓，使其“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膑兵法·擒庞涓》则云：孙膑分卒示寡，“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二者所记十分相似。
第二，桂陵之战的主将为田忌，当无问题。太史公所述马陵之战的主将也是田忌，这就出了问题。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威王三十五年（前322），邹忌构谄田忌，“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已经逃亡在外的田忌不可能再担任马陵之战的主将。孙膑与田忌为密友，原在其麾下，也不可能被重用为军师。《竹书纪年》曰：“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与齐田盼战于马陵。”田盼可能是齐马陵之战的主将。田盼者何？齐威王二十四年（前333）曾说“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可见田盼是守卫齐国西北边地的一位将领。其所守地为高唐，正与赵国接近，由他担任马陵之战的主将是很有可能的。太史公误将桂陵之战的主将田忌移植于马陵之战中去，所以未提及田盼。
第三，邹忌参与并议定齐出兵救赵之事，遂有桂陵之战，太史公在《田敬仲完世家》中讲述马陵之战前齐国议救赵之事时也抬出了邹忌。忌死于齐宣王元年（前319），而马陵之战在宣王二年（前318），太史公将已死去的邹忌抬出来，可能误用了桂陵之战的资料。
第四，关于马陵之战，除《史记》外，其他文献也有记述：《竹书纪年》“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与齐田盼战于马陵”。又记：“梁惠王十七年（前353）齐田忌败梁于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盼败梁于马陵”，都未提谁为魏将。既然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擒，就不可能十三年后在马陵之战中再担任魏军主将。太史公将马陵之战魏军主将记为庞涓，显系移植了桂陵之战的情况。
至此可以说，孙膑擒庞涓应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很可能与孙膑没有关系。
三、《孙膑兵法》的成书及其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
《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编撰整理的一部兵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大史公自序》中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明确指出孙膑写有一部兵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颜师古称此处的齐孙子即孙膑。但东汉以后，此书失传了，自《隋书·经籍志》就不见著录了。因此自宋以后许多学者对此提出种种怀疑，甚至认为孙膑即孙武，《孙膑兵法》即《孙子十三篇》，有人虽承认孙武、孙膑为两人，却认为只有孙武的一部《孙子兵法》，孙膑只是对其进行了某些整理润色而已，否定孙膑撰有兵书。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这一千年悬案得以昭示天下。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由于年代久远，损坏严重。经文物工作者整理出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计一万一千余字。失传一千七百余年的《孙膑兵法》终于重见天日，为研究孙膑提供了宝贵资料。
关于《孙膑兵法》的作者，从现存的篇目看，大部分为孙膑所著。如《地葆》《势备》《兵情》《行篡》《延气》《官一》等，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具体论述了孙膑的军事理论。虽然这些篇目后人可能加工过，但原本当为孙膑所著。另有一部分篇目，记述孙膑的事迹，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其中有些语句的语气对孙膑进行褒崇，这些篇目应是后人根据孙膑的事迹和理论编纂而成。其中，孙膑的对话虽不能肯定是原话，至少其主旨反映了孙膑的思想。还有一些篇目应是孙膑语录的汇编，如《篡卒》《月战》《八阵》等，可能是其弟子整理而成。因此说，《孙膑兵法》是由孙膑及其弟子整理编纂的一部兵学著作，虽经后人整理，仍不失其主旨，是研究孙膑军事思想的最可靠的资料。
从《孙膑兵法》的编写体例看，形式不统一，有战例，如《擒庞涓》，实际上是叙述了齐魏桂陵之战的经过。有对话问答，如《威王问》《地葆》《陈忌问垒》等。有语录汇编，如《篡卒》是六段语录，《月战》是二段语录。从内容上看，各篇单独成篇，各篇的排列顺序也缺乏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说《孙膑兵法》不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军事著作，是经过多次整理的孙膑军事理论的资料汇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分别整理的军事理论汇编。
关于《孙膑兵法》成书的时代，学术界存有争议，作者倾向于战国中期说。
首先，《孙膑兵法》中所涉及的主要史实均属战国中期。《陈忌问垒》篇提到“擒太子申”，这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魏世家》所云“虏魏太子申。”正好相应，对虏太子申的时间虽然有所争议，但几种说法都未超出战国中期的范围。《强兵篇》残简中有“大败赵”“大败燕”等，在战国中期都能寻找到对应的文献资料。《孙膑兵法》中出现的齐威王、田忌、魏惠王、太子申、庞涓等历史人物也都生活在战国中期。
其次，《孙膑兵法》的主要思想，反映出齐国在战国中期的时代特征。战国时期，“诸侯力攻，争相并” ，“战”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各诸侯国都想通过战争来兼并土地，提高本国的政治地位。齐国在“战”中的地位和形势在战国初、中、后期是不同的。战国初期，齐国内部纷争不已，各诸侯国都在觊觎齐国领土，内忧外患严重威胁着田齐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对诸侯国采取和好政策。
战国后期，齐国势力日益削弱，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合攻齐，并取得胜利，不久，乐毅乘机统率燕国军队深入齐国，连下七十余城。齐国大乱，国都临淄被燕军攻破，齐闵王仓皇逃跑。齐国由此削弱，齐、秦对峙局面结束。
只有战国中期，齐威王改革，国势骤增，才得以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中连连取胜。孙膑在见齐威王时提出“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和“战胜而强立”的主张，是基于齐国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如果在战国前期和战国后期，齐国在军事上处处被动，不可能提出如此充满霸气的主张。孙膑还提出了“富国”“强兵” 的思想，这正与战国中期齐威王改革的思想相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膑兵法》形成于战国中期。
再次，《孙膑兵法》在战国后期即流传于世，这也说明它成书于战国中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叙述马陵之战后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这都说明擒庞涓后，孙膑其人和他的兵法一同闻名于当世。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孙膑贵势。”显然，《吕氏春秋》的作者已将孙膑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墨、道并提。由此推论，孙膑应当像孔子、墨子一样也有他的著作。
《孙膑兵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由于孙膑处在战国时期，军队构成和作战方式已与孙武所处的春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此，孙膑又在某些方面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发展。比如孙子认为，战争任何时候都要快速突击。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又说：“故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也。” 《孙膑兵法》则认为，对于强大的敌人，一时难以取胜，可以打持久战，寻机灭敌。当田忌问“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时，孙膑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当田忌问“轻弩趋者何也”时，他回答说：“轻弩趋者，所以甘战持久也。”从速战到根据具体情况的持久战，是《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一大发展。再如《孙子兵法·始计》指出：“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兵法·地形篇》亦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把“地”视作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孙膑兵法》则有《地葆》篇，专门对这一问题详加论述，从军事上分析了各种地形的优劣，指出了各种地形条件与部队给养和兵马健康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种种对作战不利的地形，比《孙子兵法》中对“地形”的论述更加具体和详细。因此，我们说，《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创新。
四、孙膑的军事思想原则
今本《孙膑兵法》虽是残简辑本，文多阙失，但它所反映出的军事思想原则仍然丰富而繁博，堪称我国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
其一，“战胜而强立”。战国时期，除兵车外，步兵、骑兵等兵种逐渐发展成为作战的主力军。同时，兵器军械也较春秋时期有着长足的发展，这些都使大规模军事作战成为可能，战争在解决争端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孙膑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意即只有用武力战胜了敌人才能使自己强大巩固起来。孙膑入齐后，经田忌引荐晋见齐威王，他对威王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这就是说“战”虽然不是永久可恃的手段，却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方法。战争胜利，就可以拯救国家的危亡；战争失败，就会丧失领土、危害国家。因此，战争的胜败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和社稷的安危，特别是在天下纷争、战乱不止的情况下，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实现“天下服” 的统一局面。
孙膑“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思想，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与孙膑同时代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儒家主张以“仁”治天下，他们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这种美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诸侯纷争的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孙膑主张用武力来制止天下的纷争，用战争手段实现天下统一，正是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二，以人为贵。孙膑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的论断。以人为贵的治军思想表现为重视百姓、士卒、将帅三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反对无休止的战争，要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要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支持战争。《孙膑兵法·将失》：“民苦其师，可败也。”又《孙膑兵法·篡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所谓“其强在于休民”与“民苦其师可败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军队的战斗力是否强盛，取决于其对百姓关心爱护的程度，“休民”则胜，“民苦其师”则败。
士卒是军队的基础，军队的优胜与否在于士卒是否经过挑选，所谓“兵之胜在于篡卒” 就是这个道理。士卒挑选后，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千方百计提高士气。《孙膑兵法·延气》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士卒的斗志受到激励和鼓舞，自然就可以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将帅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孙膑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仁、义等品质，因为如此才能有效地统率士卒，克敌立功。《孙膑兵法·篡卒》还从治军的角度对将帅提出了“信”“忠”“敢”的要求。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如果做到这三点，就会得到士卒的敬佩和拥护。
仅仅有了人民支持战争、士卒训练有素、将帅指挥有方的条件还不够，还要三者协调一致，也就是所谓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认为，人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在军事理论上有着重大意义。
其三，以“道”制胜。在《孙膑兵法》中数十次出现“道”这一概念。除少数“道”可作为介词使用外，多数“道”可作为规律、方法来讲。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求其道，国故长久。”“而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孙膑兵法·八阵》：“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知八阵之经。”这里的“道”就是指规律和法则。再如，《孙膑兵法·威王问》：“用众用寡有道乎？”“以一击十，有道乎？”“患兵者何也？困敌者何也？壁延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也？请问此六者有道乎？”这里的道则具有方法的意思。孙膑的道无论是规律、规则，还是方法，其主旨大意都是指战争的规律。
孙膑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可以利用“道”来取得战争胜利。《孙膑兵法·势备》以剑、弓弩、舟车、长兵为比喻，来说明阵、势、变、权四者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并作出结论说：“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这是从事物本身固有的特点和属性上，去了解和把握“道”。《孙膑兵法·兵情》则用矢、弩、发分别比喻士卒、将领和国君，认为只有三者都合乎要求，才能克敌制胜，并作出结论说：“故曰，兵胜敌也，不异于弩之中招也。此兵之道也。”这是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掌握“道”。
总之，孙膑战争理论的精髓在于“道”。“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 未达于道，则会导致战争的失败。但是，道并非高深莫测，而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去认知和掌握，反映出了孙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积极的辩证法思想。
其四，因时造势。《吕氏春秋·贵二》曰：“孙膑贵势。”就是说孙膑用兵讲究因地制宜、因时造势，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就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法。齐威王问：“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回答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阵以触其侧。”当齐威王问：“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时，孙膑又回答说：“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齐威王又问：“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膑回答说：“命曰让威，必藏其尾，令之能归。”所谓“让威”，即先让一步，后发制人。
孙膑在用兵时还注意地形和气候的变化，根据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天气使用不同的兵种和战术。《孙膑兵法·八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这是说用兵时要与地形相结合，合理分布战车、骑兵和弩手。《孙膑兵法·地葆》则指出了各种地形条件与作战的关系，如“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等。在《孙膑兵法·月战》中，则提出了“抚时而战”，即遵循和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都反映了孙膑兵法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孙膑还注意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以争取更大的主动。孙膑认为战争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如敌我、主客、攻守、进退、众寡、强弱、奇正、积疏、盈虚、徐疾、动静、险易、治乱、生死、胜败等；同时，这些矛盾又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转化的。孙膑将这种矛盾转化理论运用到战争中，从而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术。他认为“势”是可以创造和转化的，如“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再如“告之不敢，示之不能，坐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惰其志” ，都是利用各种方法麻痹、迷惑敌人，以使形势向有利于我方而转化。《孙膑兵法·客主人分》说：“敌人众，能使之分离而不相救也。”然后“并卒而击之”。即设法将敌人的优势兵力分散，使之相互隔离，变其优势为劣势，我方则集中兵力将其各个击破。
在《孙膑兵法·威王问》中，齐威王与田忌就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局面一一向孙膑请教，孙膑一一给予作答，并提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的思想。所谓“必攻”，就是坚决攻击。所谓“不守”，即不设守之敌。这与《孙子兵法·虚实篇》所云“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是一个道理。由此可见，“必攻不守”是积极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宫磊 仝晰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