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生卒年不详），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仕鲁曾击退齐国入侵，仕魏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仕楚则进行变法。著有《吴子》，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吴起在魏国的军事实践
卫国在西周初期是位于黄河中游的一个大国，自春秋以降，国势逐渐衰弱，不为齐、楚、魏、赵等大国所看重。列国争雄的政治格局和小国的尴尬处境，萌发了吴起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的政治抱负。吴起年轻时，家境富裕，但他不满足于过富家子弟的奢侈生活，执意入仕从政，便不惜家财，结交权贵，以求闻达。结果，家财耗尽却并未得到卫国统治者的重视，反而招致了同乡的耻笑。吴起不堪其辱，击杀耻笑者三十余人。吴起杀人后，被迫离开卫国，临行前在卫国都城东门，与其母诀别，吴起“齿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吴起年轻时，曾投奔在曾子的门下求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其“尝学于曾子”。《吕氏春秋·当染》曰：“吴起学于曾子。”曾子即曾参，字子与，鲁国南武城人，是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齐国欲聘曾参为卿，他以在家孝敬父母为由，辞而不就。其妻对后母不敬，曾参逐其妻，终身不娶。曾子曾聚徒讲学，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有弟子七十余人，吴起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位。吴起在随曾子求学期间，母亲去世，一心想成就功名的吴起未回家居丧，这让以孝著称的曾子十分生气，遂断绝了与吴起的师生关系。
吴起离开曾子后，转而学习兵法，并以善于用兵在鲁国为官。此时，与鲁国相邻的齐国，经过田氏代齐的短暂动荡后，政权日渐巩固。田氏在安定了国内局势后，采取了向外进攻的政策。齐宣公四十四年（即鲁元公十七年、前412年），齐宣公派兵进攻鲁国，鲁君十分惊慌，欲拜吴起为将，抵御齐军。有人以吴起的妻子是齐人为由反对吴起为将。为了这千载难逢的立功机遇，吴起竟残忍地杀掉妻子，以示与齐国没有关系。鲁君遂拜吴起为将。吴起率鲁军出征，巧妙地运用多种战术，击退齐军，将鲁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吴起因击败齐军一举成名，跻身于名将之列。吴起的军功，招致了鲁国权贵的妒忌，他们在鲁君面前攻击吴起心狠手辣，为人刻薄，不可重用。他们还散布奇谈怪论说：“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 鲁君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经不起一些人的挑拨，对吴起产生了不应有的疑心。吴起意识到在鲁国难以发展，便离开鲁国，投奔到以任贤著名的魏国。
魏国在魏文侯时期以任贤使能闻名于诸侯，魏文侯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国，主持变革，又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任用西门豹为邺县令治理地方。他还尊儒者卜子夏为师，敬儒士李克、段干木、田子方等人。吴起来到魏国后，魏文侯向李克询问吴起的情况。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魏文侯对“贪而好色”并不介意，对“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却很感兴趣。魏文侯欲图谋大业，正需要用兵之人，遂任吴起为将。吴起攻击秦国，连拔五城，一举令魏人刮目相看。
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在魏国攻伐中山时，有一位士卒身上因病疮而生蛆，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血。这位士兵的母亲知道后，痛哭不止。有人对她说：你儿子只是一位普通士兵，将军亲自为他吸脓，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你还哭什么？这位士兵的母亲说：“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吴起与士卒的关系。正是吴起对士卒的关心爱护，才有士卒的“死不旋踵”，这也是吴起用兵连连得胜的原因之一。由于吴起用兵有方，又廉洁公正，得到了士兵的拥护和爱戴，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太守，以抗拒秦、韩的威胁。
西河位于黄河以西、洛水以东，本属秦地。魏文侯改革后，国势逐渐强盛起来，自公元前413年起不断向秦进攻。这一年，魏军击败秦军，进军到郑（今陕西华县），次年魏太子击又占领秦国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前409年，吴起连续攻取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等城，河西地区遂全部被魏占领。
吴起在任西河守期间，树信于民，得到了百姓的拥护。《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兵甲。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还，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这则故事可能有一定的虚构成分，它与《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徙木南门十分相似，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起在西河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取信于民的措施，对西河的开发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死去，武侯即位。吴起像事文侯一样来事武侯，武侯对吴起也十分敬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吴起经营西河，成为魏国社会稳定、国力强大的重要因素。西河地处魏、秦、韩的交界处，秦、韩两国虎视眈眈，西河却岿然不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吴起创建的“魏武卒”。
《荀子·议兵》对魏武卒作了详细的记载：“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士兵要经过认真严格的挑选，参选者要身穿铠甲，操十二石的强弩，携带五十支箭，肩扛长矛，腰佩利剑，带三天食用的粮食，一天能行走一百里，才有资格入选。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选出的士兵自然个个身强力壮，再经过严格的训练，其战斗力非一般军队能所比。为了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还对士兵之家“复其户”，即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徭役。荀子认为，魏武卒是“危国之兵”，理由是“地虽大，其税必寡” 。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复其户”减少了国家的税收，但养一支少而精的军队，要比养一支庞大而平庸的军队节省不少的军费开支。因此，说魏武卒为“危国之兵”说是站不住脚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魏武卒的精干，才使得西河地区有长达数十年的稳定和发展，秦虽欲夺之而不敢动。
随着吴起在魏国地位的提高，吴起对自己的位置作了错误的估计。相国李悝死后，他认为国内无人与自己抗衡，理所当然地应由他出任相国。但是，魏武侯却任用商文为相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
魏置相，相田文（应为商文，下同），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吴起在魏，受到权贵的嫉妒，引起魏武侯的怀疑，只好离开魏国，投奔楚国。
吴起在魏国达27年之久，他与李悝、西门豹等人一起参与了魏文侯的改革，为魏国开始走向强盛打下了基础。他经营西河，创立魏武卒，使秦国不敢东向，提高了魏国的政治地位。汉代学者班固把吴起在魏国的地位和贡献与孙武在吴、孙膑在齐、商鞅在秦相提并论，其中说：“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横，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 吴起离开魏国后，魏国开始由强变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吴起在楚国的改革
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对君主集权、选贤任能、任法去私、富国强兵、开拓疆土的要求日益强烈，与一些旧制度、旧传统、旧习俗的冲突日益明显。于是，破旧立新的地主阶级变法运动开始在各国陆续展开。最先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实行“平籴法”以平抑粮价。编撰《法经》以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稳定封建秩序。其他中原诸国也进行了变法改革。李悝变法时，吴起正在魏国，这对吴起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楚国在春秋时期作为五霸之一，曾数次挥兵北上，问鼎中原，令中原诸国为之瞠目。进入战国以后，当中原诸国纷纷变法图强时，楚国仍死气沉沉。保守的屈、景、昭三家大夫反对变革，且内部矛盾重重。北方诸国又乘机南侵，楚国屡屡败北。在内外交困之际，楚国于公元前402年发生了“盗杀声王”的事件，实际上是人民起义杀死了楚声王。声王死后，楚人立其子悼王即位。楚悼王面对贫弱落后的局面，决心改革图强，振兴楚国。正在这个时候，吴起因在魏国受到迫害来到楚国。吴起在魏国以镇守西河闻名，入楚后即被楚悼王任命为“宛守”，防御魏、韩对楚的攻击。一年后，又被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其一，限制贵族特权。楚国的贵族，往往有世职，世世代代为某一官职，因而成为官族。地位最高的是屈氏，世为莫敖。其次高的官族，如斗氏，世为郧公。较低的贵族，如鬻拳的后裔，世为大阍。又如钟氏，世为伶人。同族大抵同进退，共荣枯。他们基本上垄断了楚国的仕途，成为楚国社会消极保守的重要因素。吴起变法时就是以贵族为切入点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废公族疏远者。”《韩非子·和氏篇》：“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一言以蔽之，“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 。也就是说，要剥夺贵族的“有余”来补充新兴地主的“不足”。吴起的这些改革，自然要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吴起并不妥协，而是以“迁徙”的形式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用政治手段强迫旧贵族迁徙到荒凉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同时对荒凉地区的开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二，整饬吏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所谓“塞私门之请”，即禁止私门请托。又曰：“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所谓“使私不害公”即不能因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如此一来，楚国吏治为之一新，开始充满了生机。
其三，“一楚国之俗”。荆楚之地，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存有不同的风俗习尚。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与诸侯会于申，郑国的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楚国君臣对此却一无所知。由此可见，楚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之大。吴起自中原而入楚，能切身体验出两地文化的差异。吴起变法时的所谓“一楚国之俗” ，其着眼点应当是以楚国本地风俗为主，并将中原文化的优秀部分移植于楚，包括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意识。但是，这种文化移植是相当困难的。如楚俗以两版筑垣，工效低而不坚固，吴起变法时将中原的四版筑垣法介绍到楚国，提高了工效，但楚人积久成俗，对新方法并不接受。
其四，“抚养战斗之士”。即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淮南子·道应训》则曰：“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总其大意，即革除贵族的部分利益，用它来组建一支坚强的军事力量。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楚国逐渐强盛起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楚国的疆域得以向外扩展。
吴起的变法，损害了一些楚国贵族的切身利益，因而他们对吴起变法持不合作态度，甚至群起而攻之。吴起初任宛守时，曾拜访封于息地（今河南息县）的大贵族屈宜臼，屈宜臼对吴起的造访却不屑一顾。一年后，当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时，屈宜臼又带头反对。
吴起的变法，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因而新法在楚国得以推行。但是，正在变法初见成效之际，楚悼王死去。楚国的形势骤然剧变，“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 。《吕氏春秋·贵卒》记述这一事件时说：“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在射杀吴起时，有七十余位贵族的箭矢误射在楚悼王的身体上。楚悼王葬后，其子楚肃王继位，依照楚国法律将误射王尸的七十余家贵族诛灭。但是，楚肃王并没有继承楚悼王改革变法的遗志，而是将吴起的尸体肢解，以此向反对吴起的昭、荆、屈三家贵族讨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遂告失败。吴起死后，楚国军政大权重归昭、屈、荆三家之手，国势也由强变弱。
三、《吴子》六篇的真伪问题
吴起和孙武、孙膑一样也有兵书流行于世。《韩非子·五蠹》：“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处的吴即指吴起。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说：“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汉代学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吴起》四十八篇。”《隋书·艺文志》仅存有贾诩注《吴起兵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艺文志》则不见著录。宋代晁公武所撰的《郡斋读书志》中录有《吴子》三卷，并说：“《吴子》三卷，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 《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凡六篇云。”
对于《吴子》六篇，清以前基本上无人怀疑是吴起的著作。清代学者姚鼐、姚际恒始认为《吴子》为后人伪托。姚鼐曰：“魏晋以来，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 姚际恒曰：“《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则明确说今本《吴子》系西汉中叶时人所伪托。他说：“《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吴起》四十八篇’……但可惜这书是亡了。现存的《吴子》，仅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共6篇，总计不上五千字，半系吴起与魏文、武二侯之问答，非问答之辞者率冠以‘吴子曰’。辞义浅屑，每于无关重要处袭用《孙子兵法》语句；更如下列数语，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郭氏的这段文字断言今本《吴子》是伪书，作者认为有3个问题值得推敲。
首先，《汉书·艺文志》有《吴子》四十八篇，现存仅六篇。这个问题，似乎无须多言，一部著作在流传过程中或因天灾人祸、或因水火兵燹，有所佚失都是很正常的。许多先秦典籍，都难逃此厄运，所以不能以篇数减少而断为伪书。
其次，《吴子》有些语句抄袭自《孙子兵法》等，这也不能成为《吴子》为伪书的依据。吴起作为兵家，自然要读《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其著作中引用是很正常的事。孙武以后，几乎每部兵学著作都或多或少有与《孙子兵法》相一致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其以前兵学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有战争规律的一致性问题。
再次，仅“以笔调觇之”，就断今本《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似乎证据不足。许多先秦典籍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经过一个整理过程。《六韬》如此，《司马穰苴兵法》如此，《吴子》也是如此。由于长期的流传，许多著作残缺不全。西汉刘向校书时，有许多书都是由不同版本拼合而成。因此，《吴子》中有些西汉人整理的痕迹实属正常，不能以此断《吴子》为汉人伪托。基于这种认识，结论是今本《吴子》仅是残本并经过后人的加工，但他基本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
四、《吴子》的军事思想
吴起的军事思想博大而深邃，他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争经验，丰富了春秋以来的兵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谓文德，即《吴子·图国》中所讲的道、义、礼、仁等四德：“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所谓武备，即加强战备。吴子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吴子所讲的“文德”与“武备”的关系，也就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子·图国》论述了这一关系：“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起以承桑氏之君、有扈氏之君为例，阐述了“文德”和“武备”不可偏废的道理。
在吴起看来，政治和军事是密不可分的。当魏武侯问吴起“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时，吴起回答说：“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以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思想统一是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其二，建置“父子之兵”。“父子之兵”语出《吴子·治兵》：“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吴起认为，兵贵精不在多，因此建立一支素质高、战斗力强的部队至关重要。建立父子之兵，关键是重点培养训练军队中的精华。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对一般士兵也要强化训练。
吴起十分重视对士气的激励，他认为立功受赏是最好的激励办法。《吴子·励士》云：“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魏武侯按照吴起的办法奖赏有功之士，三年后，秦国入兵西河，魏国人听说后，不等长官下命令，就有上万人奋起反击。在重赏的同时，吴起还注重罚，对于违背军令者，严惩不贷。有位战士虽然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斩获双首，由于未按军令行事，所以被斩。
魏国正是建立了这样一支“父子之兵”，才为魏国走向强盛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其三，“总文武备，军之将也”。吴起认为将领是军队的核心，因此他对将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吴子·论将》：“夫总文武备，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起还认为，将领应具备把握“四机”的基本素质：“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 气机即激励士气，地机即利用有利地形，事机即创造有利于作战的机会和条件，力机即时刻重视战斗力的充实。此外，将领还必须具有“威、德、仁、勇” 的品质，才能率下安众；必须“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才能取信于众；在战场上，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果敢勇武，不可犹豫不决。此外，作为军队将领，还要懂得详尽地观察敌情、地形和气候，以便针对不同的情况及时决定相应的对策。
其四，随机应变。在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随机应变，才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吴子·应变》以魏武侯与吴起问答的形式论述了在各种情况下应变作战的方法。如：“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猝起，击金鸣鼓于厄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在这里，吴起阐述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地形来掌握主动、以少胜多的具体方法。
在特殊地理环境下，作战方法也不一样。如：“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又如：“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旁。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吴起的应变战术，都是在前人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和自己长期的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倍受后人重视。《韩非子·五蠹》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将吴起与孙子并称。宋人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成为历代兵家的必读之书。《吴子》的兵学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仝晰纲）
吴 起
吴起（生卒年不详），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仕鲁曾击退齐国入侵，仕魏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仕楚则进行变法。著有《吴子》，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吴起在魏国的军事实践
卫国在西周初期是位于黄河中游的一个大国，自春秋以降，国势逐渐衰弱，不为齐、楚、魏、赵等大国所看重。列国争雄的政治格局和小国的尴尬处境，萌发了吴起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的政治抱负。吴起年轻时，家境富裕，但他不满足于过富家子弟的奢侈生活，执意入仕从政，便不惜家财，结交权贵，以求闻达。结果，家财耗尽却并未得到卫国统治者的重视，反而招致了同乡的耻笑。吴起不堪其辱，击杀耻笑者三十余人。吴起杀人后，被迫离开卫国，临行前在卫国都城东门，与其母诀别，吴起“齿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吴起年轻时，曾投奔在曾子的门下求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其“尝学于曾子”。《吕氏春秋·当染》曰：“吴起学于曾子。”曾子即曾参，字子与，鲁国南武城人，是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齐国欲聘曾参为卿，他以在家孝敬父母为由，辞而不就。其妻对后母不敬，曾参逐其妻，终身不娶。曾子曾聚徒讲学，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有弟子七十余人，吴起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位。吴起在随曾子求学期间，母亲去世，一心想成就功名的吴起未回家居丧，这让以孝著称的曾子十分生气，遂断绝了与吴起的师生关系。
吴起离开曾子后，转而学习兵法，并以善于用兵在鲁国为官。此时，与鲁国相邻的齐国，经过田氏代齐的短暂动荡后，政权日渐巩固。田氏在安定了国内局势后，采取了向外进攻的政策。齐宣公四十四年（即鲁元公十七年、前412年），齐宣公派兵进攻鲁国，鲁君十分惊慌，欲拜吴起为将，抵御齐军。有人以吴起的妻子是齐人为由反对吴起为将。为了这千载难逢的立功机遇，吴起竟残忍地杀掉妻子，以示与齐国没有关系。鲁君遂拜吴起为将。吴起率鲁军出征，巧妙地运用多种战术，击退齐军，将鲁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吴起因击败齐军一举成名，跻身于名将之列。吴起的军功，招致了鲁国权贵的妒忌，他们在鲁君面前攻击吴起心狠手辣，为人刻薄，不可重用。他们还散布奇谈怪论说：“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 鲁君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经不起一些人的挑拨，对吴起产生了不应有的疑心。吴起意识到在鲁国难以发展，便离开鲁国，投奔到以任贤著名的魏国。
魏国在魏文侯时期以任贤使能闻名于诸侯，魏文侯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国，主持变革，又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任用西门豹为邺县令治理地方。他还尊儒者卜子夏为师，敬儒士李克、段干木、田子方等人。吴起来到魏国后，魏文侯向李克询问吴起的情况。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魏文侯对“贪而好色”并不介意，对“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却很感兴趣。魏文侯欲图谋大业，正需要用兵之人，遂任吴起为将。吴起攻击秦国，连拔五城，一举令魏人刮目相看。
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在魏国攻伐中山时，有一位士卒身上因病疮而生蛆，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血。这位士兵的母亲知道后，痛哭不止。有人对她说：你儿子只是一位普通士兵，将军亲自为他吸脓，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你还哭什么？这位士兵的母亲说：“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吴起与士卒的关系。正是吴起对士卒的关心爱护，才有士卒的“死不旋踵”，这也是吴起用兵连连得胜的原因之一。由于吴起用兵有方，又廉洁公正，得到了士兵的拥护和爱戴，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太守，以抗拒秦、韩的威胁。
西河位于黄河以西、洛水以东，本属秦地。魏文侯改革后，国势逐渐强盛起来，自公元前413年起不断向秦进攻。这一年，魏军击败秦军，进军到郑（今陕西华县），次年魏太子击又占领秦国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前409年，吴起连续攻取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等城，河西地区遂全部被魏占领。
吴起在任西河守期间，树信于民，得到了百姓的拥护。《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兵甲。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还，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这则故事可能有一定的虚构成分，它与《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徙木南门十分相似，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起在西河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取信于民的措施，对西河的开发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死去，武侯即位。吴起像事文侯一样来事武侯，武侯对吴起也十分敬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吴起经营西河，成为魏国社会稳定、国力强大的重要因素。西河地处魏、秦、韩的交界处，秦、韩两国虎视眈眈，西河却岿然不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吴起创建的“魏武卒”。
《荀子·议兵》对魏武卒作了详细的记载：“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士兵要经过认真严格的挑选，参选者要身穿铠甲，操十二石的强弩，携带五十支箭，肩扛长矛，腰佩利剑，带三天食用的粮食，一天能行走一百里，才有资格入选。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选出的士兵自然个个身强力壮，再经过严格的训练，其战斗力非一般军队能所比。为了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还对士兵之家“复其户”，即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徭役。荀子认为，魏武卒是“危国之兵”，理由是“地虽大，其税必寡” 。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复其户”减少了国家的税收，但养一支少而精的军队，要比养一支庞大而平庸的军队节省不少的军费开支。因此，说魏武卒为“危国之兵”说是站不住脚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魏武卒的精干，才使得西河地区有长达数十年的稳定和发展，秦虽欲夺之而不敢动。
随着吴起在魏国地位的提高，吴起对自己的位置作了错误的估计。相国李悝死后，他认为国内无人与自己抗衡，理所当然地应由他出任相国。但是，魏武侯却任用商文为相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
魏置相，相田文（应为商文，下同），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吴起在魏，受到权贵的嫉妒，引起魏武侯的怀疑，只好离开魏国，投奔楚国。
吴起在魏国达27年之久，他与李悝、西门豹等人一起参与了魏文侯的改革，为魏国开始走向强盛打下了基础。他经营西河，创立魏武卒，使秦国不敢东向，提高了魏国的政治地位。汉代学者班固把吴起在魏国的地位和贡献与孙武在吴、孙膑在齐、商鞅在秦相提并论，其中说：“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横，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 吴起离开魏国后，魏国开始由强变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吴起在楚国的改革
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对君主集权、选贤任能、任法去私、富国强兵、开拓疆土的要求日益强烈，与一些旧制度、旧传统、旧习俗的冲突日益明显。于是，破旧立新的地主阶级变法运动开始在各国陆续展开。最先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实行“平籴法”以平抑粮价。编撰《法经》以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稳定封建秩序。其他中原诸国也进行了变法改革。李悝变法时，吴起正在魏国，这对吴起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楚国在春秋时期作为五霸之一，曾数次挥兵北上，问鼎中原，令中原诸国为之瞠目。进入战国以后，当中原诸国纷纷变法图强时，楚国仍死气沉沉。保守的屈、景、昭三家大夫反对变革，且内部矛盾重重。北方诸国又乘机南侵，楚国屡屡败北。在内外交困之际，楚国于公元前402年发生了“盗杀声王”的事件，实际上是人民起义杀死了楚声王。声王死后，楚人立其子悼王即位。楚悼王面对贫弱落后的局面，决心改革图强，振兴楚国。正在这个时候，吴起因在魏国受到迫害来到楚国。吴起在魏国以镇守西河闻名，入楚后即被楚悼王任命为“宛守”，防御魏、韩对楚的攻击。一年后，又被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其一，限制贵族特权。楚国的贵族，往往有世职，世世代代为某一官职，因而成为官族。地位最高的是屈氏，世为莫敖。其次高的官族，如斗氏，世为郧公。较低的贵族，如鬻拳的后裔，世为大阍。又如钟氏，世为伶人。同族大抵同进退，共荣枯。他们基本上垄断了楚国的仕途，成为楚国社会消极保守的重要因素。吴起变法时就是以贵族为切入点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废公族疏远者。”《韩非子·和氏篇》：“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一言以蔽之，“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 。也就是说，要剥夺贵族的“有余”来补充新兴地主的“不足”。吴起的这些改革，自然要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吴起并不妥协，而是以“迁徙”的形式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用政治手段强迫旧贵族迁徙到荒凉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同时对荒凉地区的开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二，整饬吏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所谓“塞私门之请”，即禁止私门请托。又曰：“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所谓“使私不害公”即不能因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如此一来，楚国吏治为之一新，开始充满了生机。
其三，“一楚国之俗”。荆楚之地，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存有不同的风俗习尚。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与诸侯会于申，郑国的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楚国君臣对此却一无所知。由此可见，楚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之大。吴起自中原而入楚，能切身体验出两地文化的差异。吴起变法时的所谓“一楚国之俗” ，其着眼点应当是以楚国本地风俗为主，并将中原文化的优秀部分移植于楚，包括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意识。但是，这种文化移植是相当困难的。如楚俗以两版筑垣，工效低而不坚固，吴起变法时将中原的四版筑垣法介绍到楚国，提高了工效，但楚人积久成俗，对新方法并不接受。
其四，“抚养战斗之士”。即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淮南子·道应训》则曰：“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总其大意，即革除贵族的部分利益，用它来组建一支坚强的军事力量。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楚国逐渐强盛起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楚国的疆域得以向外扩展。
吴起的变法，损害了一些楚国贵族的切身利益，因而他们对吴起变法持不合作态度，甚至群起而攻之。吴起初任宛守时，曾拜访封于息地（今河南息县）的大贵族屈宜臼，屈宜臼对吴起的造访却不屑一顾。一年后，当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时，屈宜臼又带头反对。
吴起的变法，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因而新法在楚国得以推行。但是，正在变法初见成效之际，楚悼王死去。楚国的形势骤然剧变，“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 。《吕氏春秋·贵卒》记述这一事件时说：“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在射杀吴起时，有七十余位贵族的箭矢误射在楚悼王的身体上。楚悼王葬后，其子楚肃王继位，依照楚国法律将误射王尸的七十余家贵族诛灭。但是，楚肃王并没有继承楚悼王改革变法的遗志，而是将吴起的尸体肢解，以此向反对吴起的昭、荆、屈三家贵族讨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遂告失败。吴起死后，楚国军政大权重归昭、屈、荆三家之手，国势也由强变弱。
三、《吴子》六篇的真伪问题
吴起和孙武、孙膑一样也有兵书流行于世。《韩非子·五蠹》：“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处的吴即指吴起。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说：“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汉代学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吴起》四十八篇。”《隋书·艺文志》仅存有贾诩注《吴起兵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艺文志》则不见著录。宋代晁公武所撰的《郡斋读书志》中录有《吴子》三卷，并说：“《吴子》三卷，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 《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凡六篇云。”
对于《吴子》六篇，清以前基本上无人怀疑是吴起的著作。清代学者姚鼐、姚际恒始认为《吴子》为后人伪托。姚鼐曰：“魏晋以来，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 姚际恒曰：“《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则明确说今本《吴子》系西汉中叶时人所伪托。他说：“《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吴起》四十八篇’……但可惜这书是亡了。现存的《吴子》，仅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共6篇，总计不上五千字，半系吴起与魏文、武二侯之问答，非问答之辞者率冠以‘吴子曰’。辞义浅屑，每于无关重要处袭用《孙子兵法》语句；更如下列数语，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郭氏的这段文字断言今本《吴子》是伪书，作者认为有3个问题值得推敲。
首先，《汉书·艺文志》有《吴子》四十八篇，现存仅六篇。这个问题，似乎无须多言，一部著作在流传过程中或因天灾人祸、或因水火兵燹，有所佚失都是很正常的。许多先秦典籍，都难逃此厄运，所以不能以篇数减少而断为伪书。
其次，《吴子》有些语句抄袭自《孙子兵法》等，这也不能成为《吴子》为伪书的依据。吴起作为兵家，自然要读《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其著作中引用是很正常的事。孙武以后，几乎每部兵学著作都或多或少有与《孙子兵法》相一致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其以前兵学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有战争规律的一致性问题。
再次，仅“以笔调觇之”，就断今本《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似乎证据不足。许多先秦典籍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经过一个整理过程。《六韬》如此，《司马穰苴兵法》如此，《吴子》也是如此。由于长期的流传，许多著作残缺不全。西汉刘向校书时，有许多书都是由不同版本拼合而成。因此，《吴子》中有些西汉人整理的痕迹实属正常，不能以此断《吴子》为汉人伪托。基于这种认识，结论是今本《吴子》仅是残本并经过后人的加工，但他基本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
四、《吴子》的军事思想
吴起的军事思想博大而深邃，他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争经验，丰富了春秋以来的兵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谓文德，即《吴子·图国》中所讲的道、义、礼、仁等四德：“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所谓武备，即加强战备。吴子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吴子所讲的“文德”与“武备”的关系，也就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子·图国》论述了这一关系：“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起以承桑氏之君、有扈氏之君为例，阐述了“文德”和“武备”不可偏废的道理。
在吴起看来，政治和军事是密不可分的。当魏武侯问吴起“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时，吴起回答说：“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以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思想统一是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其二，建置“父子之兵”。“父子之兵”语出《吴子·治兵》：“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吴起认为，兵贵精不在多，因此建立一支素质高、战斗力强的部队至关重要。建立父子之兵，关键是重点培养训练军队中的精华。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对一般士兵也要强化训练。
吴起十分重视对士气的激励，他认为立功受赏是最好的激励办法。《吴子·励士》云：“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魏武侯按照吴起的办法奖赏有功之士，三年后，秦国入兵西河，魏国人听说后，不等长官下命令，就有上万人奋起反击。在重赏的同时，吴起还注重罚，对于违背军令者，严惩不贷。有位战士虽然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斩获双首，由于未按军令行事，所以被斩。
魏国正是建立了这样一支“父子之兵”，才为魏国走向强盛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其三，“总文武备，军之将也”。吴起认为将领是军队的核心，因此他对将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吴子·论将》：“夫总文武备，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起还认为，将领应具备把握“四机”的基本素质：“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 气机即激励士气，地机即利用有利地形，事机即创造有利于作战的机会和条件，力机即时刻重视战斗力的充实。此外，将领还必须具有“威、德、仁、勇” 的品质，才能率下安众；必须“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才能取信于众；在战场上，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果敢勇武，不可犹豫不决。此外，作为军队将领，还要懂得详尽地观察敌情、地形和气候，以便针对不同的情况及时决定相应的对策。
其四，随机应变。在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随机应变，才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吴子·应变》以魏武侯与吴起问答的形式论述了在各种情况下应变作战的方法。如：“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猝起，击金鸣鼓于厄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在这里，吴起阐述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地形来掌握主动、以少胜多的具体方法。
在特殊地理环境下，作战方法也不一样。如：“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又如：“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旁。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吴起的应变战术，都是在前人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和自己长期的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倍受后人重视。《韩非子·五蠹》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将吴起与孙子并称。宋人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成为历代兵家的必读之书。《吴子》的兵学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仝晰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