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1902—1963），原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24年7月，罗荣桓考入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学习。1926年秋，他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荣桓被迫离开家乡，进入武汉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并从事学生运动。在此期间，罗荣桓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罗荣桓指挥自卫军智取通城县城，组成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并任党代表。9月初，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与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自卫军被编为该团特务连，罗荣桓任党代表。随后，罗荣桓参加了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罗荣桓所在部队被编为第一团，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三湾改编时，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到1929年古田会议期间，罗荣桓先后任特务连、九连、八连、三营党代表。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6月，罗荣桓调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8月被正式任命为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军军委书记，军长为林彪。1932年3月，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3年5、6月间，罗荣桓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挤，被调离红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9月，红八军团组成，罗荣桓调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12月，红八军团撤销，罗荣桓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其间曾短时间到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1935年6月，罗荣桓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任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罗荣桓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10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下旬，一一五师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六连，抵达晋冀交界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0月，骑兵营收复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随后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11月，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南下，于1938年初到达晋南的赵城一带。1938年3月初，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返回延安治疗，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派兵到山东”，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敌后建立根据地。12月20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1939年元旦，在晋东南的屯留、长子短期休整后，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在罗荣桓率领下，继续向山东进发。3月2日，东进支队从濮城、鄄城一带越过黄河故道，进入鲁西郓城地区。罗荣桓和陈光商定，进入山东后要打一个胜仗，以扩大八路军的影响。3月3日晚，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全团歼灭了驻郓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俘伪团长以下500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樊坝战斗后，罗荣桓和陈光决定留下杨勇和六八六团三营在郓城地区，在这一带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1939年3月6日，罗荣桓率师部及六八六团一、二营继续东进，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同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罗荣桓到达泰西后，首先召开了一一五师高干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12日，他又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的形势，说明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创建泰山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依山（泰山）伴湖（东平湖），向外发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罗荣桓特别强调，主力部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要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兄弟部队。
3月下旬，罗荣桓带领一个骑兵排穿过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到达驻在沂水县王庄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罗荣桓向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等分局负责人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4月下旬，罗荣桓回到泰西。5月5日，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问题：一是武装的领导，二是政权问题。他在讲到政权建设时指出，“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建议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的代表组织泰西联合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泰西的统一行政机关。
一一五师在泰西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日军的关注。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亲自指挥5000余人，分9路开始向泰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日军将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在肥城以南陆房地区。罗荣桓因为去东汶支队，未在师部。陈光指挥部队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当晚突出重围，12日拂晓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与罗荣桓会合。罗荣桓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指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1939年9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特务营等单位，开始分别越过津浦铁路，东进至鲁南。教导大队已于5月先到鲁南费县。10月27日，罗荣桓在鲁南抱犊崮附近的大炉召开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
正当罗荣桓率部开创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湖西发生了“肃托”事件。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1938年12月，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打开了湖西的抗日局面。1939年8月，突然发生了“肃托”事件，短短一个月，数百名党员干部遭到关押，二三百人被杀。罗荣桓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师组织部、保卫部的干部和一支警卫部队，星夜赶赴湖西地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也与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此事件。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来的，这个基本事实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一个个地调查，快刀斩乱麻，除了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被押的干部全部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然后分别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善后处理。郭洪涛离开湖西前，罗荣桓要求保卫部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经罗荣桓本人审阅修改后，委托郭洪涛带往延安。12月下旬，罗荣桓向中共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从而恢复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罗荣桓特别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主张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以前，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率领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军进驻鲁中、鲁南一带。罗荣桓一进入山东，就对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于学忠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沈鸿烈和于学忠不同的政治表现，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他主张，对以于学忠为首的东北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以团结为主，因而在抗日战争前期，于学忠在山东基本上保持着中立态度。而对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他则采取了斗争的方针，对他们的摩擦进行坚决反击。1940年9月至10月，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主持召开了为时三周的高干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总结的报告，他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对敌顽斗争的方针。所谓“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深入腹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发展人民抗日的力量；“打”，就是打击日军和伪军武装；“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特别是进入山东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孤立顽固派；“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来一一五师入鲁以后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顽斗争的方针。为了加强军事斗争，桃峪会议决定将一一五师部队统一编成六个教导旅，并对师的领导机关进行了加强和健全。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率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941年11月，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5万余日伪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一举歼灭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4日，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转移至沂水以南之留田村，遭到日伪军四面合围，形势危急。罗荣桓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向南突围。5日晚上，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指战员，趁着朦胧月色，静悄悄通过了日军两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这次突围，被随队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称为“无声的战斗”。在多年的对敌斗争中，罗荣桓根据多次反“扫荡”的战斗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就是将部队主力配置在边沿地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掌握有利时机，开展边沿区的斗争，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1942年11月上旬，日军企图切断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蚕食”滨海区的赣榆、东海县一带的马陵山地区（称为海陵区）。罗荣桓亲自部署海陵反“蚕食”战役计划，命令教导二旅向南直插陇海铁路，然后逐个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和赣榆之间的日伪军据点。罗荣桓要求部队动作要迅速，不要平推，要从日伪军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直插日伪军的心脏。教导二旅等部从3日到8日连克日伪军据点16处，恢复了海陵区大部分地区。海陵战役后，为制止日伪军在沭河两岸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清河的反“扫荡”斗争，1943年1月，罗荣桓部署教导二旅发起了郯城战役。战前，教导二旅动员了数千民兵配合主力一部围攻醋大庄等日伪军据点，把“蚕食”的日伪军缠在沭河沿岸，同时动员万余群众破坏了临沂至郯城之间的公路。19日夜，郯城战役打响，经一昼夜战斗，我军全歼了郯城县城的守敌，又乘胜攻占马头镇等18处日伪军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日伪军全部撤退。1942年8月至12月，罗荣桓还抓紧时机，组织了讨伐顽军孙焕彩的三打甲子山战役，歼灭孙焕彩部2000余人，收复了甲子山地区，扭转了滨海抗日根据地中部的局面。
1942年4月，刘少奇从苏北新四军军部回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山东视察工作，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范村。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存在的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报告的基本精神，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在山东全党进行了学习讨论，并贯彻执行。在刘少奇的指导下，罗荣桓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二是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三是妥善地处理了“抗敌自卫军”的问题。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帮助工作，对于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了解决。8月，中共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继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的党、政、军领导重任，集中于罗荣桓一身。在此后两年间，山东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发动战役攻势，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1943年春，东北军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国民党军主力李仙洲部入鲁。如果李仙洲部入鲁，将成为山东各方顽固派的有力支柱，也将使山东八路军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下。面对这一严重局势，罗荣桓一方面要求山东党和部队做好充分的思想政治动员，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坚持山东的三角斗争；一方面则要求紧紧掌握对日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对各部国民党部队，根据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分别采取团结抗日、争取中立与坚决打击的不同对策。6月21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提出：于学忠部西开，我军可给予便利，并相机解决于部原驻地沂山附近某些地区的土著顽固派，求得恢复沂山部分阵地。如李仙洲部北上反共则拟于蒙山地区与之求战，力求歼灭其一部。7月4日，罗荣桓等再电报告上述方针。7月15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方针，并指出：“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不久，于学忠部西越津浦铁路离开山东，于学忠部驻地为八路军接收。李仙洲部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受阻不得入鲁而撤回皖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山东。蒋介石派遣中央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被挫败。
罗荣桓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后，多次下达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有关指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此后，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又亲自到驻地所在村检查指导实施情况。经过了解，发现减租减息斗争进展缓慢和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不法地主的抗拒和破坏，基层政权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有的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1944年4月，山东分局又发布了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着重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右倾思想。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1944年春，山东军区政治部提出了“走一村做一村，走一户做一户”的号召。同年秋，又发出《关于部队协助地方群众斗争的指示》，规定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部队要站在基本群众方面支持群众斗争。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踊跃参军、参战，热情支持八路军，使山东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山东的斗争局面取得了明显的转变。减租减息的开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山东分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指示，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负责人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组织换工，提倡合作，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农副业生产，使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罗荣桓还向部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号召，要求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扬八路军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利；并大力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开盐田，搞运输，办作坊，纺棉线，打草鞋，自制日用品，尽量做到自筹自给，以减轻人民负担。罗荣桓抱病和战士们一起开荒、开盐田。在罗荣桓等军区领导的带动下，山东八路军很快掀起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仅1943年，山东八路军就开垦荒地6700余亩，开盐田2000余亩，生产节约总值4785万元（北海币）。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以后，山东的整风运动在1942年虽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尚未形成热潮，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对整风的认识和重视不够。1943年，山东党政军统一领导后，罗荣桓以极大精力抓了这一运动，要求认真精读规定的文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联系当前形势和抗日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学习成绩的好坏，要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来表现”。罗荣桓经常参加干部的学习活动，病情加剧时，就让战士搬把躺椅，半躺着参加讨论。山东的整风学习和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4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曾经以山东的整风成绩，作为和当时几个地区发生的“左”的倾向相对照的典型材料，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今后各地的坦白运动应采取这种方式”。1944年7月，罗荣桓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向山东分局和省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在整风审干工作中，罗荣桓结合山东实际情况，坚决抵制了“以暴露为主”“大民主”等错误做法。山东整风运动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发展健康，广大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增强了团结，加强了党性。山东是敌后唯一没有搞“抢救运动”的大战略区。
山东八路军经过1943年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到1944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已经大体恢复到了1940年的状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日军对山东被迫采取了“重点主义”配备兵力的方针。为了粉碎日军的“重点主义”，罗荣桓领导山东军区加强了全面对敌斗争，发动了1944年春、夏、秋、冬季和1945年春季的一系列攻势作战，总的战略意图就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经过一系列攻势作战，山东八路军共歼敌12万人，先后收复了18座县城，根据地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胶济铁路以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胶济铁路以北的两个战略区扩大了联系，还开辟了与华中、冀鲁豫根据地的联系，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山东八路军已由1944年初的9万人，发展到23万人，并且改善了装备，从而增强了八路军反攻的力量。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8月11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各根据地武装部队向敌占区积极进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罗荣桓在会上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8月13日，罗荣桓和黎玉、肖华联合发布动员令，命令山东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之一击，迫其迅速投降。此后，山东部队在8月中旬立即进行整编，共编为8个师，12个警卫旅，4个独立旅，共27万人。分为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南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准备攻取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和烟台等城市。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5路大军收复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35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6万余人。
9月11日，罗荣桓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1.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当时，肖华正在博山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发急电让他赶回山东军区接受新任务。肖华刚刚出发，罗荣桓又接到中共中央几次来电。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并决定罗荣桓到东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再次来电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遵照中共中央的电示，罗荣桓在10月间组织了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去东北。10月24日，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离开山东，奔赴东北。
罗荣桓在山东工作6年，为壮大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创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夺取山东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45年赴东北后，罗荣桓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月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6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其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
（臧济红）
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原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24年7月，罗荣桓考入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学习。1926年秋，他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荣桓被迫离开家乡，进入武汉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并从事学生运动。在此期间，罗荣桓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罗荣桓指挥自卫军智取通城县城，组成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并任党代表。9月初，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与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自卫军被编为该团特务连，罗荣桓任党代表。随后，罗荣桓参加了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罗荣桓所在部队被编为第一团，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三湾改编时，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到1929年古田会议期间，罗荣桓先后任特务连、九连、八连、三营党代表。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6月，罗荣桓调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8月被正式任命为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军军委书记，军长为林彪。1932年3月，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3年5、6月间，罗荣桓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挤，被调离红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9月，红八军团组成，罗荣桓调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12月，红八军团撤销，罗荣桓被任命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其间曾短时间到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1935年6月，罗荣桓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任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罗荣桓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10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下旬，一一五师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六连，抵达晋冀交界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0月，骑兵营收复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随后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11月，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南下，于1938年初到达晋南的赵城一带。1938年3月初，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返回延安治疗，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派兵到山东”，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敌后建立根据地。12月20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1939年元旦，在晋东南的屯留、长子短期休整后，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在罗荣桓率领下，继续向山东进发。3月2日，东进支队从濮城、鄄城一带越过黄河故道，进入鲁西郓城地区。罗荣桓和陈光商定，进入山东后要打一个胜仗，以扩大八路军的影响。3月3日晚，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全团歼灭了驻郓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俘伪团长以下500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樊坝战斗后，罗荣桓和陈光决定留下杨勇和六八六团三营在郓城地区，在这一带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1939年3月6日，罗荣桓率师部及六八六团一、二营继续东进，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同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罗荣桓到达泰西后，首先召开了一一五师高干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12日，他又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的形势，说明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创建泰山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依山（泰山）伴湖（东平湖），向外发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罗荣桓特别强调，主力部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要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兄弟部队。
3月下旬，罗荣桓带领一个骑兵排穿过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到达驻在沂水县王庄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罗荣桓向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等分局负责人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4月下旬，罗荣桓回到泰西。5月5日，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问题：一是武装的领导，二是政权问题。他在讲到政权建设时指出，“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建议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的代表组织泰西联合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泰西的统一行政机关。
一一五师在泰西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日军的关注。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亲自指挥5000余人，分9路开始向泰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日军将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在肥城以南陆房地区。罗荣桓因为去东汶支队，未在师部。陈光指挥部队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当晚突出重围，12日拂晓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与罗荣桓会合。罗荣桓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指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1939年9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特务营等单位，开始分别越过津浦铁路，东进至鲁南。教导大队已于5月先到鲁南费县。10月27日，罗荣桓在鲁南抱犊崮附近的大炉召开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
正当罗荣桓率部开创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湖西发生了“肃托”事件。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1938年12月，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打开了湖西的抗日局面。1939年8月，突然发生了“肃托”事件，短短一个月，数百名党员干部遭到关押，二三百人被杀。罗荣桓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师组织部、保卫部的干部和一支警卫部队，星夜赶赴湖西地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也与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此事件。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来的，这个基本事实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一个个地调查，快刀斩乱麻，除了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被押的干部全部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然后分别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善后处理。郭洪涛离开湖西前，罗荣桓要求保卫部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经罗荣桓本人审阅修改后，委托郭洪涛带往延安。12月下旬，罗荣桓向中共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从而恢复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罗荣桓特别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主张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以前，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率领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军进驻鲁中、鲁南一带。罗荣桓一进入山东，就对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于学忠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沈鸿烈和于学忠不同的政治表现，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他主张，对以于学忠为首的东北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以团结为主，因而在抗日战争前期，于学忠在山东基本上保持着中立态度。而对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他则采取了斗争的方针，对他们的摩擦进行坚决反击。1940年9月至10月，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主持召开了为时三周的高干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总结的报告，他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对敌顽斗争的方针。所谓“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深入腹地；“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发展人民抗日的力量；“打”，就是打击日军和伪军武装；“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特别是进入山东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孤立顽固派；“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来一一五师入鲁以后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顽斗争的方针。为了加强军事斗争，桃峪会议决定将一一五师部队统一编成六个教导旅，并对师的领导机关进行了加强和健全。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率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941年11月，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5万余日伪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一举歼灭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4日，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转移至沂水以南之留田村，遭到日伪军四面合围，形势危急。罗荣桓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向南突围。5日晚上，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指战员，趁着朦胧月色，静悄悄通过了日军两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这次突围，被随队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称为“无声的战斗”。在多年的对敌斗争中，罗荣桓根据多次反“扫荡”的战斗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就是将部队主力配置在边沿地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掌握有利时机，开展边沿区的斗争，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1942年11月上旬，日军企图切断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蚕食”滨海区的赣榆、东海县一带的马陵山地区（称为海陵区）。罗荣桓亲自部署海陵反“蚕食”战役计划，命令教导二旅向南直插陇海铁路，然后逐个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和赣榆之间的日伪军据点。罗荣桓要求部队动作要迅速，不要平推，要从日伪军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直插日伪军的心脏。教导二旅等部从3日到8日连克日伪军据点16处，恢复了海陵区大部分地区。海陵战役后，为制止日伪军在沭河两岸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清河的反“扫荡”斗争，1943年1月，罗荣桓部署教导二旅发起了郯城战役。战前，教导二旅动员了数千民兵配合主力一部围攻醋大庄等日伪军据点，把“蚕食”的日伪军缠在沭河沿岸，同时动员万余群众破坏了临沂至郯城之间的公路。19日夜，郯城战役打响，经一昼夜战斗，我军全歼了郯城县城的守敌，又乘胜攻占马头镇等18处日伪军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日伪军全部撤退。1942年8月至12月，罗荣桓还抓紧时机，组织了讨伐顽军孙焕彩的三打甲子山战役，歼灭孙焕彩部2000余人，收复了甲子山地区，扭转了滨海抗日根据地中部的局面。
1942年4月，刘少奇从苏北新四军军部回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山东视察工作，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范村。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存在的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报告的基本精神，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在山东全党进行了学习讨论，并贯彻执行。在刘少奇的指导下，罗荣桓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二是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三是妥善地处理了“抗敌自卫军”的问题。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帮助工作，对于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了解决。8月，中共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继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的党、政、军领导重任，集中于罗荣桓一身。在此后两年间，山东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发动战役攻势，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1943年春，东北军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国民党军主力李仙洲部入鲁。如果李仙洲部入鲁，将成为山东各方顽固派的有力支柱，也将使山东八路军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下。面对这一严重局势，罗荣桓一方面要求山东党和部队做好充分的思想政治动员，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坚持山东的三角斗争；一方面则要求紧紧掌握对日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对各部国民党部队，根据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分别采取团结抗日、争取中立与坚决打击的不同对策。6月21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提出：于学忠部西开，我军可给予便利，并相机解决于部原驻地沂山附近某些地区的土著顽固派，求得恢复沂山部分阵地。如李仙洲部北上反共则拟于蒙山地区与之求战，力求歼灭其一部。7月4日，罗荣桓等再电报告上述方针。7月15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方针，并指出：“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不久，于学忠部西越津浦铁路离开山东，于学忠部驻地为八路军接收。李仙洲部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受阻不得入鲁而撤回皖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山东。蒋介石派遣中央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被挫败。
罗荣桓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后，多次下达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有关指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此后，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又亲自到驻地所在村检查指导实施情况。经过了解，发现减租减息斗争进展缓慢和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不法地主的抗拒和破坏，基层政权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有的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1944年4月，山东分局又发布了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着重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右倾思想。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1944年春，山东军区政治部提出了“走一村做一村，走一户做一户”的号召。同年秋，又发出《关于部队协助地方群众斗争的指示》，规定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部队要站在基本群众方面支持群众斗争。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踊跃参军、参战，热情支持八路军，使山东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山东的斗争局面取得了明显的转变。减租减息的开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山东分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指示，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负责人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组织换工，提倡合作，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农副业生产，使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罗荣桓还向部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号召，要求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扬八路军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利；并大力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开盐田，搞运输，办作坊，纺棉线，打草鞋，自制日用品，尽量做到自筹自给，以减轻人民负担。罗荣桓抱病和战士们一起开荒、开盐田。在罗荣桓等军区领导的带动下，山东八路军很快掀起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仅1943年，山东八路军就开垦荒地6700余亩，开盐田2000余亩，生产节约总值4785万元（北海币）。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以后，山东的整风运动在1942年虽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尚未形成热潮，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对整风的认识和重视不够。1943年，山东党政军统一领导后，罗荣桓以极大精力抓了这一运动，要求认真精读规定的文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联系当前形势和抗日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学习成绩的好坏，要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来表现”。罗荣桓经常参加干部的学习活动，病情加剧时，就让战士搬把躺椅，半躺着参加讨论。山东的整风学习和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4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曾经以山东的整风成绩，作为和当时几个地区发生的“左”的倾向相对照的典型材料，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今后各地的坦白运动应采取这种方式”。1944年7月，罗荣桓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向山东分局和省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在整风审干工作中，罗荣桓结合山东实际情况，坚决抵制了“以暴露为主”“大民主”等错误做法。山东整风运动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发展健康，广大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增强了团结，加强了党性。山东是敌后唯一没有搞“抢救运动”的大战略区。
山东八路军经过1943年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到1944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已经大体恢复到了1940年的状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日军对山东被迫采取了“重点主义”配备兵力的方针。为了粉碎日军的“重点主义”，罗荣桓领导山东军区加强了全面对敌斗争，发动了1944年春、夏、秋、冬季和1945年春季的一系列攻势作战，总的战略意图就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经过一系列攻势作战，山东八路军共歼敌12万人，先后收复了18座县城，根据地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胶济铁路以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胶济铁路以北的两个战略区扩大了联系，还开辟了与华中、冀鲁豫根据地的联系，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山东八路军已由1944年初的9万人，发展到23万人，并且改善了装备，从而增强了八路军反攻的力量。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8月11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各根据地武装部队向敌占区积极进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罗荣桓在会上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8月13日，罗荣桓和黎玉、肖华联合发布动员令，命令山东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之一击，迫其迅速投降。此后，山东部队在8月中旬立即进行整编，共编为8个师，12个警卫旅，4个独立旅，共27万人。分为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南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准备攻取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和烟台等城市。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5路大军收复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35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6万余人。
9月11日，罗荣桓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1.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当时，肖华正在博山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发急电让他赶回山东军区接受新任务。肖华刚刚出发，罗荣桓又接到中共中央几次来电。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并决定罗荣桓到东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再次来电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遵照中共中央的电示，罗荣桓在10月间组织了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去东北。10月24日，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离开山东，奔赴东北。
罗荣桓在山东工作6年，为壮大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创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夺取山东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45年赴东北后，罗荣桓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月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6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其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
（臧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