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生卒年不详），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所著《孙子兵法》不仅揭示了一般的战争规律，而且提出了许多战略命题，为历代军事家所尊崇和应用。由于其身世和生平难以详考，一直有许多人怀疑其存在，也有人认为孙武与孙膑是同一个人，认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同一本书。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汉简，人们的大部分疑团才烟消云散，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
一、孙武的家世及奔吴后的军事实践
关于孙武的里籍，在汉代就存有不同说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则云：“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避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一说他是齐国人，一说他是吴国人。对于其家世，只字未提，从而为这一问题制造了悬案。
唐代官修的《元和姓纂》中提出：“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凯，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 宋代欧阳修在其所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叙述孙子家世说：孙氏“又有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生平，字起宗，齐卿。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也就是说，孙武是齐田完的后裔，因其父孙书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由于人们对于姓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对于孙武里籍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齐国长大的。齐国是姜太公和管仲成就功业的地方，这两位军事家的用兵方略无疑会对孙武起过熏陶和浸润作用。春秋末期，许多诸侯国内部都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的武装兼并，有的还发生了弑君谋位的动乱。例如，在晋国出现了“三家分晋”，鲁国出现了“三桓分鲁”，齐国则发生了“田氏代齐”。田氏即陈氏，是孙武的祖先。当时，齐国内田、鲍、高、国四族为争权夺利，相互角逐。当政的齐景公又昏庸不堪，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孙武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的想法。不久，与孙武同为陈氏后裔的司马穰苴受到鲍、高、国氏的迫害，发疾而死。这可能是孙武决意离开齐国的直接原因。在北方大国国内动乱之际，南方的吴国却表现出蒸蒸日上的生机，特别是寿梦称王以来，国势渐盛。孙武认为吴国是自己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的地方，便毅然投奔到吴国。
孙武为避齐国内乱移居吴国后，在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附近隐居下来，“僻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 。他在潜心研究兵学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吴国的政治风云。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其先祖伍举在楚庄王时以直谏名显一时。其父伍奢在楚平王时为太子建的太傅。当时，费无忌为太子建的少傅，楚平王让费无忌为太子到秦国说亲。秦女容色绝美，无忌劝楚平王自己享用，另外再给太子找一妇人。楚平王遂宠爱秦女，而另给太子娶妇。费无忌以秦女媚于楚平王，得到平王的宠信，遂离太子而事平王。费无忌担心太子即位后会诛杀自己，便在平王面前谗毁太子，并危言耸听，说太子欲起兵叛乱，平王召太子太傅伍奢拷问，伍奢替太子辩解，被平王囚禁。太子建不得不逃往宋国，伍子胥也逃到宋国。
伍子胥来到宋国后，正赶上宋国内乱，又与太子建出奔郑国。因太子建暗中与晋国往来，并企图做晋国的内应而灭郑，事发被郑国诛杀，伍子胥又逃到吴国，并受到吴国的重用。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篡位的野心，向公子光推荐勇士专诸后，便退出官场，耕于田野。孙武与伍子胥相识，大概就在这一时期。二人都因本国内乱而逃亡吴国，同病相怜，这也许是他们结交的原因。
吴国在列国中政局并不稳定。在伍子胥退耕田野后的第五年，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为王后，任用伍子胥为“行人”（古官职），积极筹划攻打楚国。这时，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阖闾。孙武冷静分析了形势，决定视吴王的态度而决定去留。
《史记·孙子列传》记述了孙武见吴王时的情景：
（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尔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
孙子为将后，为吴国与楚国的争霸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吴对楚的征战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分师疲楚。在吴王阖闾即位前，吴王僚的弟弟公子烛庸和盖余正在前线征伐楚国，闻知阖闾弑吴王自立的消息后，遂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三年后（鲁昭公三十年，前512年），阖闾稳定了吴国的政局，便着手谋划攻楚。伍子胥、孙武成为阖闾伐楚的主要谋划人。阖闾问伐楚之计，伍子胥提出将吴国军队改编为三师，轮番出动扰乱楚国，使其军队往来不止，疲于奔命，待楚军疲累不堪，再出动三军大举伐楚，必能获胜。吴王阖闾采纳了这一建议。《左传》中虽没有提到孙武，但从孙子与伍子胥的交往情况和他们在吴国的地位看，伍子胥的这个建议很可能参照了孙武的意见。这正与《孙子兵法·始计篇》中“佚而劳之”的思想相一致。
按照“作三师以肄楚”的部署，次年秋吴军侵楚，进攻楚国的潜和六两个城邑，楚军救潜，吴师遂还。吴师又围攻楚国的弦邑，楚师救弦，吴师仍然还师。吴师的这两次军事行动，意在疲劳楚军，待机行事。这年冬天，吴国兴师伐楚，迅速攻克舒，吴王欲乘机围攻楚都郢。孙武审时度势，劝吴王说：“民劳，未可，且待之。” 吴军遂还师。当时楚强吴弱，贸然进攻有可能导致战争失败，孙武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阶段，豫章之战。鲁定公二年（前508），吴、楚之间发生了豫章之战。这一年，楚的属国桐（今安徽桐城县北）叛楚。吴假装讨伐桐，并让楚的属国舒鸠氏（今安徽舒城北）鼓动楚国出兵，楚令尹囊瓦率师进驻豫章。楚军进驻豫章数月，不见吴军前来应战，士卒思归，人心涣散，吴军乘机围攻豫章，楚军大败。吴军又乘机攻克巢城，将守巢的楚公子繁擒获。至此，江淮间的大部分楚国土地被吴国占据，吴在对楚的争霸中取得了主动地位。
第三阶段，柏举之战。鲁定公四年（前506），吴王发动了围攻楚都郢的战争。吴王阖闾采纳了孙武的建议，联合唐、蔡共同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阵。
楚司马沈尹戌与楚将囊瓦商定，由沈尹戌带兵赶到方城，将吴国舟船烧毁，断其退路，然后由囊瓦正面与吴军交战，两面夹击，将吴军击灭。沈尹戌按计划赶往方城，囊瓦却为了争功在部将的怂恿下提前对吴军发动了进攻。吴军且战且退，诱敌至柏举，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乘楚军立足未稳，率五千精兵突袭楚军，楚军大乱。吴王随后率主力掩杀，囊瓦兵败，逃奔郑国。吴军乘胜而前，五战五捷。楚昭王弃城而逃，吴军一举攻克楚都郢。
吴军攻入郢都后，伍子胥报仇心切，纵容部队做了一些烧杀抢掠的事，并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吴军的残暴，激起了楚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吴国虽胜，却在政治上陷入困境。
在吴兵入郢之际，楚臣申包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秦哀公怜之，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于稷。
吴国在击破强楚的同时，还在孙武、伍子胥的协助下，击败了南方的越国，并与北方强国齐、晋相抗衡，使吴国显名于诸侯。
孙武晚年的生活，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历来有种种猜测。《汉书·刑法志》称：“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于后。”唐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也承袭了这一说法，他说：“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孙不传于嗣。” 汉以前未见过有类似的记载，而《汉书》中也未讲明孙武被诛的原委，因此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孙武应是在伍子胥被杀后隐退了。吴王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赐伍子胥自杀。孙武是伍子胥的朋友，又是经过伍子胥的推荐而受到吴王阖闾重用的，新国王夫差自然对孙武也存有戒心。伍子胥死后，孙武失去了知己，同时新吴王不如老吴王对孙武器重。在这种情况下，孙武萌生退隐的意念，遂归隐山林，不再出仕，直至寿终。在吴地，有孙武墓。《越绝书》曰：“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这说明孙武死在吴国。
在吴楚争霸过程中，孙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列传》中说：“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伍子胥列传》也说：“阖闾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鄀。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由此我们说，《左传》在记述吴、楚豫章之战、柏举之战时，虽然都未提到孙武，但孙武是这两次战争的关键人物是不可否认的。
二、《孙子兵法》的成书、流传及历代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学者多认为在春秋时期，具体说应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之前，根据是《史记·孙子列传》中的记载，其中说：“（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宋人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的一些语言表达方式和内容乃“战国相倾之说” 。更有学者因孙武不见于《左传》记载而否定孙武的存在。直到清代，人们对《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仍在争执不休。
那么，《孙子兵法》一书究竟成书于何时呢？从史料记载看，应成书于春秋末期。司马迁关于孙子以十三篇见吴王的记述是可信的，银雀山出土的简书中有“十三扁（篇）”，正好印证了这一问题。至于《孙子兵法》一书中有许多战国时期的语言痕迹，这不足为奇。历代使用兵书者都可能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加工和改造，即使是简书《孙子兵法》也不例外。残简《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远在孙武之后，这显然是后人臆增的文字。《孙子兵法》的篇数，《史记·孙子列传》记为十三篇。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的《见吴王》中也两次提到“十三扁（篇）”，可见《史记》的记载并非虚妄之说。
《孙子兵法》问世后，研究《孙子兵法》也就成为了一门学术。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者，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时期著名兵家尉缭对孙武十分敬佩，《尉缭子·制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中的许多兵学理论沿袭于《孙子兵法》。至于尉缭子是否读过《孙子兵法》，不得而知，但他的军事思想中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应是肯定的。孙武的后人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其中沿袭《孙子兵法》的痕迹更为明显。即使是一些商人，在经营活动中也运用孙武的思想。大商人白圭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由此可知，孙武在战国时代的影响，已超出了军事领域。
从汉代一些军事将领的传记看，他们对《孙子兵法》都相当熟悉，常常引用《孙子兵法》作为治兵的依据。如汉宣帝时，冯奉世在议论平定陇西羌时说：“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此语当引自《孙子兵法·作战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再载。”赵充国在上书中说：“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 这些都引自《孙子兵法》。由此作者认为，冯奉世、赵充国，都曾读过《孙子兵法》，都以《孙子兵法》为治兵之本。东汉末年，曹操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作为一位军事家，在其军旅生涯中，不乏对《孙子兵法》的运用。
曹操所以要注释《孙子兵法》，是因为世人对《孙子兵法》“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 。这句话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其前就有人注释《孙子兵法》，二是前人的注解“失其旨要”。由于见不到曹操以前的《孙子兵法》注本，不敢妄断其高下，从今不见流传和史志中缺乏记载来看，曹操所言“失其旨要”应是合乎实际的。
关于曹操的《孙子兵法》注本，《隋书·经籍志》曰：“《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新唐书·经籍志》则直书《魏武帝注孙子》，书名显系唐人所改。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同时，孙吴的沈友和曹魏的贾诩也各有《孙子兵法》注本。沈友以博学多识、文武兼备名于当时，曾向孙权献并荆州之计。《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的《艺文志》都录有此书。贾诩，武威姑藏（今甘肃武威）人。足智多谋，官渡之战时曾劝张绣降曹，又献计破韩遂、马超，官至太尉，进封魏寿亭侯。《隋书》和《通志》著录有贾诩的《钞孙子兵法》一卷。此外，还有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一卷，这是所见著录最早的《孙子兵法》集注本。晋无名氏注《孙子兵法》，南朝梁时期的《孟氏解孙子》。晋杜预也曾注解过《孙子兵法》，但《隋书·经籍志》与新、旧《唐书》的《艺文志》都未载其书目。由上述可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注解上，即最大限度地阐解孙武的军事理论，以期能在军事实践中灵活运用，其注家自身多是军事家。在这一时期内，所以会有这么多研究成果，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斗争的需要。在这个大分裂时期，战争频仍，人们迫切需要掌握中国传统的兵学理论，而春秋末期形成的《孙子兵法》距魏晋南北朝时期年隔已久，人们对其中的文字表达已不易理解，所以注家纷出。这一局面的出现，对《孙子兵法》的流传和光大起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也是集中在注解上，《通志·艺文志》录有隋萧古撰《孙子注》一卷。《隋书·经籍志》录有《孙子八阵图》一卷，题孙武撰，可能是隋人伪托。《新唐书·艺文志》录有李筌撰《孙子注》二卷、贾林撰《孙子注》一卷，另有《兵书节要》七卷，题孙武撰。此外，还有纪燮撰《孙子集注》三卷、杜牧注《孙子十三篇》一卷、陈皞撰《注孙子》三卷等。
宋朝时期的一大历史特点是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并存，这就决定了军事冲突的不断发生。特别是宋仁宗至神宗时期，宋对辽、夏战争屡屡失利，军事上处于被动局面，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兵学的兴趣。宋仁宗时修《武经总要》，设立武学，士大夫几乎人人言兵。至神宗时命武学博士何去非校订《孙子兵法》等七部兵学著作颁行全国，号称“武经七书”。从此，《孙子兵法》一书从藏之名山大川，开始走向学宫，成为专门的兵学教科书。《宋史·艺文志》录有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关于《十家孙子会注》辑者的事迹及此书的编印过程无从而知。从现存《十家孙子会注》看，注家为曹操、孟氏、李筌、杜佑、贾林、杜牧、陈皞、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共十一家，书名可能是取其成数，故称“十家”。将诸家注解汇集在一起，是宋人在孙子学上的一大贡献。同时，由于宋代的既定国策是“重文轻武”，文人研究《孙子兵法》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迂腐的一面。加之在宋代火器已经发明并在战场上使用，《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与现实发生了一定的脱节，于是《孙子兵法》研究也就走向了误区，即过多地注重文献研究，而缺乏对孙子兵学理论的阐发。在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中，也往往重伦理而轻战术，重“仁”而轻“诈”，这也从一个侧面注解了宋朝兵多粮广何以屡败于辽、夏的原因。
明代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较之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百余部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寅的《武经直解》、张居正的《鳌头七书》（又名《武经直解》）、李贽的《七书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王守仁的《新镌武经七书七种》、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黄邦言的《孙子集注》、郭良翰的《孙武子会解》、王崇献的《孙子释疑》，等等。与以前相比，研究形式多种多样，注解、评论、批点、直解等，不拘一体。从研究者的身份看，既有政治家、军事家，也有学者。他们以忧患意识，立足于实用，积极探索抵御外侮内患的军事斗争理论。在阐述和理解孙子军事理论的同时，有些研究者还不拘条框，进一步发展了孙子的学说。
清代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仅研究著作就达一百二十余部，为历代之冠。清初的孙子学研究，主要为武科应试服务，都是对《孙子兵法》各篇篇旨、节旨及重要文句的阐述和注解，文字浅显，语意简明，以适用于武科应试的需要。清中期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以考据见长，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孙星衍有《孙子十家注》、毕以珣有《孙子叙录》，是历代对孙子学零星文献的总汇。考据学者们对孙子的生平和《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篇数、文字校订、注解、佚文辑录等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正是近代兵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时期，出现了《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等兵学著作，初步建立了新的兵学理论体系，而清代的孙子学却仍热衷于文献考据和字句注释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集中反映了孙武的军事思想，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兹将《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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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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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 │ 始计，即战前的打算。主要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道、天、地、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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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 │ 论述作战的指导思想。战争应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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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攻 │ 谋攻即运用谋略胜敌。主要论述作战的方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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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形 │ 论述如何根据敌我双方的强弱形势采取适宜的攻守策略，以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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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势 │ 论述将帅如何在现有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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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 │ 论述将帅如何使战争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使敌虚我实，避实就虚，因敌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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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争 │ 军争，即两军相对而争利。论述了创造有利战争制胜条件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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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 │ 九变，即灵活多变。论述战争中如何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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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 │ 行军，即用兵作战。论述了战争中军队的配置、敌情判断和整饬内部等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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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 │ 论述了不同地形在战术上的利用原则以及地形优劣对战争胜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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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 │ 论述了将帅如何利用九种地形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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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 │ 论述火攻的种类、目的、条件和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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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间 │ 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间谍的种类及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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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作为一部系统、完整、自成体系的军事著作，在中国乃至世界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独特而新颖的思想体系，几乎涉及军事学中理论科学的各个门类，兹择其要而述之。
其一，战争观。《孙子兵法》首篇《始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不是单纯地就战争论战争，而是从国家安全和民族存亡的角度去观察战争。把战争看作是与国家存亡、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对于战争应慎之又慎。
孙武主张慎战，但在春秋争霸时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孙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战备十分重视。在不得不攻城作战时，要在战前准备好充足的攻城器械。“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又三月而后已。” 修橹是大盾牌，辒是攻城用的四轮车，距是为攻城而在城外堆积的土山。这些都是攻城所必用的。攻城能否取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攻城器具的准备。战略侦察也属于军备的范畴。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侦察敌情，“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 ，都需谍报人员侦察清楚。对于谍报人员，要特殊对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孙武认为，明君、贤将所以能取胜，就在于他们事先了解敌情，也就是所谓的“先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就是这个道理。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孙子认为战争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支持，战争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会对国家和人民安定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兵贵胜，不贵久” 。
关于战争的目的，孙武认为在于“安国全军”。一切为了取得实际利益，故“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也就是说，要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核心，用最少的牺牲，取得最大的利益。
其二，军事经济思想。经济实力是战争胜利的物质保障，战争需要经济的支持，因此孙武在军事实践中十分关注经济的得失。在战略上，孙武提出“贵速”论，反对“久暴师”，他认识到了“久暴师”要消耗大量的财力，会造成“国用不足”的严重后果。在战术上，孙武提出了“因粮于敌”，即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一可避免运输之劳，二可节约本国财力。在军事实践中，孙武经常运用“因粮于敌”之术。公元前506年，孙武率吴军攻楚，“楚军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 。
后勤供应的基础是本国的经济实力，孙武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如果携带全部军需物资与敌人争夺有利的地形或时机，就不能抢先占领有利地域；如果舍弃全部军需物资与敌人争夺地盘，就会因供应不足而最终失败；而没有辎重、没有粮食、没有物资的军队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勤供应，要视战争的具体情况而定，恰到好处地掌握“量”和“度”。孙武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勤供应还要讲求计划，如果心中无数，就会在度和量的掌握上失误。“量”是后勤供应中最难掌握的，少则不足，多则无益。在物产不十分丰富的条件下，如果不根据战争需要，一味地多供应物资，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孙武认为，行军路线和军队的驻扎地点都需要考虑后勤供应问题。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孙武军事经济思想的丰富性。
其三，伐谋思想。“伐谋”语出《孙子兵法·谋攻篇》，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谓“上兵伐谋”即最好的用兵方法与敌人斗智斗谋。在《孙子兵法》中“伐谋”虽仅一见，但其思想却贯穿于整个兵法中。孙武的伐谋思想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战术性伐谋，即在具体战斗中以智谋胜敌；二是战略性伐谋，即在战争总局的筹划中，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智谋，最终取得全局的胜利。
孙武伐谋思想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特点所决定的。三代以前的战争，强调仁义，重视礼德。“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 成为一种教条式的用兵观念。商周更迭时期的战争虽然已十分重视谋略，但从《司马法》所反映的情况看，仍以仁义为重。进入春秋大国争霸时期，战争出现了“兵以诈立” 的特点，“以正守国，以奇用兵” 也就成为必然。同时，足智尚谋的齐文化为孙武伐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孙武在齐国长大，所有这些都对孙武伐谋思想的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四，军事伦理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军事伦理的见解。孙武在前人军事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将社会伦理与兵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孙武认为，战争的出发点是安国保民，一切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从而将养兵作战与国民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军事行动的最高伦理原则。在《孙子兵法》汉简佚文中，孙子提到：“兵，利也，非好也。”即军事行动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并非穷兵黩武。战与不战，首先应考虑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基于这一认识，在战争过程中，一切都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孙子兵法·军争篇》提出：“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乡”即掠夺敌国之乡，“廓地”即占据敌国地盘，从表面上看是野蛮地掠夺，实际上这正是孙子军事伦理的境界，即在战争过程中尽量减少本国人民的负担。
孙武的军事伦理思想，还表现在将帅的道德修养和将帅与士卒的关系上。孙武对军队的将帅十分重视，把将帅看作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主宰和人民命运的掌握者。因此，对将帅在伦理道德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即智慧谋略，以智取得功利符合道德原则。信，即言必行，行必果。在具体实践中，赏罚分明，失信即失德。仁即仁爱，以仁爱之心爱护士卒，关心士卒的疾苦。勇，即拥有必胜的信心和勇气，面对困难，有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在孙武看来，将帅之勇和智、仁是一体的，否则就是匹夫之勇。严即从严治军和严于律己，不严则乱。在对士卒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的同时，还要自律，以树立人格威严。智、信、仁、勇、严，构成了孙武的将帅伦理观。
其五，“任势”思想。势即形势、态势，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性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势”的力量，主张利用“势”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孙武在《孙子兵法》中也讲究利用势，即所谓“任势”。“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势”是可以变化的，人可以利用势，使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孙武看来，水形因地势而变化，兵势则因敌情而变化。避开敌人的优势，寻找和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使兵势发生变化，这就是兵法中说的奇正之变。孙武认为，兵势有奇有正，兵势的变化，如四季一样，周而复始；像日月一样，奥妙无穷。
那么如何才能使兵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呢？首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士卒素质的优良、纪律严明、士气旺盛，都是兵势的表现形式，要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调动士卒的积极性，使之“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通过恩惠、怀柔的办法使士卒亲附而听命，还要以严格的纪律和赏罚使士卒畏惧而不敢不拼力赴死。其次，还要充分利用地势。《孙子兵法·九地篇》专门论述了地势的复杂性和充分利用地势的军事原则。同时，还要了解敌势，避实击虚，并利用掌握的敌情“动敌”，即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取得最大的主动性，最终使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敌方，并利用这种形势取得最后的胜利。
其六，军事哲学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春秋时期，在军事实践中，卜筮、祈祷之类的鬼神崇拜现象十分普遍。如公元前555年，楚伐郑，晋董叔观察天象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 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令尹“卜战，不吉” 。孙武却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 这里的“先知”，指战争取胜的基本条件，孙武没有去求之于鬼神，而是求之于人，充分显示了孙武军事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特色。
在认识论上，孙武注重对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注重从现象探索事物的本质，对看到的表象进行冷静思考，客观分析，最后得出理性的认识。
对于一切难以认识的事物，孙武则重视在军事实践中进行探索。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孙武还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索其情”即探求其真情和规律。对于战争中的各个方面，都要去调查研究，以免被假象所迷惑。因此，战前的调查研究在战争胜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处理军事情况时，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是孙武军事哲学的一大特色。在《孙子兵法》中，孙武提出了许多的矛盾对立面，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安危、治乱、敌吾、彼己、贵贱、赏罚、勇怯、生死、存亡、劳佚、动静、饱饥、迂直、阴阳、攻守、进退、行止、予取、巧拙、速久、专分、轻重、内外、险易、广狭、长短、迎背、开阖、屈伸，等等。这些矛盾方面，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于矛盾的转化，孙武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通过矛盾转化，使自己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胜利。
（王春彦 仝晰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