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玠（1540—1612），字搢伯，号昆田，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明末著名军事家。邢玠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坚持以“剿戡并用”“以剿促抚”的战略，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在担任援朝战争统帅期间，全权负责、运筹帷幄、举重调度、进退有序，终于取得援朝战争胜利。这两件大事，无疑是其一生最为辉煌的成就。
一、平定播州
邢氏本为河间望族，自邢玠高祖邢庆始迁入益都。邢氏族人为人侠义，乐于助人，能和睦乡里。其父邢镔，“修干伟姿，布衣而慕侠烈”；其母郑氏，“资性淑嬺，佐夫君以孝友”，在乡里都享有较高的威望。早在幼年时期，邢玠就显示出过人的聪明才智，其父临终前曾预言：“孺子有奇骨，非辕下驹，他日必成吾志。”
邢玠虽幼年丧父，却能以其父“处世惟乐善为最，与人交，宁负亏，毋亏人”的遗训为处世准则。乡试中举后，他即“分聘金二十散于亲族”。邢玠于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出任密云县令，时刻不忘“以宽刑缓征为训”，后因政绩卓著调任御史，先后出巡甘肃、陕西等地。在此期间，其母曾绘“泣罪图”授之，希望他能“毋轻民命”。万历初，历任甘肃布政使、右佥都御史，大同巡抚，主持边防多年。他爱兵如子，“闻军士有单衣者，亲制布絮衣数十给之，岁以为常”。长期的戎马生涯，使邢玠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累功进南京兵部右侍郎，为以后的平播、援朝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是明代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震惊中外的“万历三大征”陆续开始。早在万历十七年（1589）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就发动叛乱。播州地处贵州、四川之间，两地地方官互相掣肘，剿抚不定，使事态坐大。后虽有四川抚臣王继光率兵进剿，却以失败告终。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争爆发，明朝廷面临严重的军事、财政危机，无力支持两线作战，力图首先迅速平定播州之乱，然后集中兵力解决朝鲜问题。于是，平播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明朝廷任命邢玠为云贵总督，率军平叛。
邢玠至蜀后，并没有仓促进剿，而是全面地分析了这起土司之乱的原因。针对这起由土司内部矛盾引发的叛乱，邢玠提出了“以剿促戡”“阳剿阴抚”的战略方针，“震以雷霆之威，谕以丹青之信”。首先，官军陈重兵于阵前，造成大兵压境的强大威慑力，形成“我有必剿之形，彼有必败之势”，使杨应龙认识到“出戡即祸轻，待剿即祸重” ，从而以武力迫使其无条件就戡。然后开以大信，“龙来当待以不死，否者国家悬万金购尔头。若早为计，吾不尔欺也” ，恩威并举，软硬兼施。最后，终于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场长达三年的叛乱战争，使朝野上下刮目相看。
平播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得益于正确战略的应用。邢玠之所以采用这一战略，也是有深层次的考虑的。
首先，播州叛乱是由少数民族内部矛盾引起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主剿，势必会造成少数民族的反感，加剧播州局势的动荡。况且，诛杀杨应龙会使当地少数民族土司群龙无首，加剧派系之争，使形势复杂化。据史料记载，“七姓唯恐龙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窜匿其间，又幸龙反，因以为利，院道文移，辄从中阻” 。播州土司的矛盾态度，充分显示了播州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深谙边事的邢玠，自然更明白求“稳”在复杂形势下的重要性。所以，平播战事，一开始就是以“和”为基调的。
其次，邢玠处理边事多年，富有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他认为，处理民族关系要目光长远。在处理播州问题上，他提出了“伐谋为上，浪战为下”的战略，要求把握处理问题的度，主张“受其生降，薄示处分” 。第一，“受降以顺士官之情”，处理民族关系，不可过于严厉，以致伤害民族感情，要给予少数民族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也不能一味纵容，丧失朝廷的威信。故“处之以中国之法”，以儆效尤，体现了政策原则性与战略灵活性的结合。第二，“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援朝御倭是举国上下的第一要务，和平解决播州叛乱共同致力于援朝战争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再次，邢玠做出“以剿促抚”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对双方实力综合比较的基础上的。于彼来说，杨应龙本身就是不可小觑的地方实力派，其“兵骁勇，翦除未为长策” ，进剿没有必胜的把握。况且，播州地势险要，难以攻取，强攻可能会陷入持久战的尴尬境地，得不偿失。于我来说，援朝战争已经爆发，明朝廷兵力捉襟见肘，财力日见告罄，一旦陷入持久战，将会打乱明军的战略布置，影响整个大局。“以剿促戡”战略无疑是邢玠在“知己知彼”基础上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正确选择。
最后，这一战略是邢玠优秀战略思想的体现。邢玠谙熟兵法，灵活运用了兵法中“据外势以待中变”之计。他先是陈重兵于阵前，造成“我外势强彼内势急”的形势；然后利用土司之间的矛盾，实行攻心战术，以分化、瓦解敌军，使杨应龙处于众叛亲离的绝境；最后“临剿一戡”，使杨应龙绝处逢生，大喜过望，不得不俯首听戡。邢玠这一灵活策略，收到了极为理想的效果，所以迅速平定了播州叛乱。
二、援朝御倭
平播战后不久，明政府与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和谈失败，战争又起。日本调兵10万，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月，明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全面负责援朝战争。邢玠上任之初，内外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和谈期间明政府过于麻痹，将大批部队调回国内休整，朝鲜境内仅有总兵麻贵率领的1.7万余人与朝鲜军队配合防守，对日军的突袭猝不及防。朝鲜战场局势骤然紧张，“七月倭夺梁山三浪，遂入庆州，侵闲山。夜袭恭山岛，统制元均风靡，遂失闲山要害。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旦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 。
日军步步紧逼，朝鲜一败涂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在明朝内部，围绕着对于朝鲜的“援”与“不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主和派将领麻贵公开提出放弃朝鲜王京，退守鸭绿江。侍郎周思敬也认为朝鲜战争耗费太大，援朝会造成“民穷兵疲”，且越境救邻对中国没有实际利益，主张不救朝鲜。而主战派代表周孔教却针锋相对地指出，“盖朝鲜与辽东接壤，乃我卧榻之侧也”“若关系国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费” ，所以他坚决主张出兵朝鲜。可以说，邢玠上任之初，朝中对援朝态度依然是游移不定的。
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作为东征主帅，邢玠体现了镇静自若、举重若轻的大将风范，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打击倭寇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邢玠一到朝鲜就目标明确，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的立场：“公既至军中，标剑登坛乃誓曰，必破倭，有死无二。” 他只身奔赴王京，以身涉险，指挥明军在稷山展开阻击战，并大获全胜。在邢玠的鼓舞下，明军摆脱了萎靡状态，士气高涨，信心倍增，援朝明军的人心才逐步安定下来。紧接着，邢玠用“欲擒故纵”之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因和谈失败而欲投降日军的明朝和谈代表沈惟敬。沈惟敬的被捕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此举断绝了军情走漏的渠道，使明军取得了战略上的独立地位；其次，沈惟敬的被捕彻底断绝了与日军重新和谈的可能性，斩断了明廷从开战以来在对日问题上和战不定的游移立场，举国上下，一致对外；再次，邢玠当机立断，干净利索地处置沈惟敬，体现了他雷厉风行、果敢英勇的处事作风，借机立威，树立了自己在援朝明军中的威信；最后，逮捕沈惟敬对于朝中的投降派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使得他们不敢像援朝第一阶段那样公然对战争百般掣肘，使前线、中枢能更好地协作。总之，这一系列活动对援朝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邢玠的努力下，援朝战争形势逐步稳定下来，援朝明军在朝鲜战场上逐步站稳了脚跟，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援朝战争形势稳定后，邢玠高据战略指挥中枢，合理调度，多方配合，采取水陆并进、进退灵活、防御完备的战略机制，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为此，邢玠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筹备兵力。邢玠初到朝鲜面临的是“兵已尽撤，募者不至”的兵源危机。为此，邢玠屡次上疏，要求朝廷抽调各省兵力以赴朝鲜。在邢玠的强烈要求下，明朝各路援军陆续开到朝鲜战场，兵源得到不断的补充。针对朝鲜多山地、地势崎岖的特点，邢玠在调兵疏中指出：“朝鲜之地利于步，不利于骑，步兵惟南人可用，宜南北兼募，行浙江抚按委道将各一员，召南兵四千，行顺天抚按委蓟、密、永三道召北兵之有武艺者各二千，共足万人，用南将总领分练。” 既按照战场需要调拨部署军队，又兼顾了本国国防，南北兼募，使兵力部署保持平衡。在邢玠的调度下，大量能征善战的军队，陆续开到朝鲜战场。
明中后期，政局动荡，战事频仍，各地兵力布置捉襟见肘，朝廷顾此失彼。为解决兵员问题，明朝廷曾经公开招募士兵，但兵员质量不高，鱼龙混杂，善后事宜也不易处理。为此，邢玠在处理援朝兵员问题时，提出了起用土兵的设想。他根据自己多年来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经验，针对土司、土兵的特点及起用土兵的利弊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看到的起用土兵有两利：一是土兵骁勇善战，起用土兵能增强军队战斗力，二是土兵本有归宿，善后较易。同时，他也看到了土兵的缺点，即“悍而难制”，驾驭不易。为此，邢玠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然土兵必须土司随行，如无土官，必不可入选。行分作三截，将官专管约束，文官稽查虚冒” 。用土官制土兵，各司其责，因人而治，这样就可以保证令行禁止，万无一失。这些，都体现了邢玠处事独到与周密的特点。同时，起用土兵这一设想也体现了邢玠一贯重视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的思想。
（二）增备水军。朝鲜三面环海，日本水兵猖獗，朝鲜穷于应付。针对这一状况，邢玠认为，如果没有水军配合，陆战难以取得成果。因为，由于缺乏水兵，援朝战场上战略部署会受到影响，军队行动也由于缺乏必要的战略配合、行动策应而受到限制。邢玠曾在用兵方略中直陈缺乏水兵的弊端，多次上书明朝廷要求调拨水兵。在邢玠的强烈要求和明朝廷的大力配合下，朝鲜战场的水兵部署得到很大的改观，福建、吴淞、浙江等地水兵大量开赴朝鲜战场，陈璘，邓子龙等水师名将也相继来到朝鲜。与此同时，朝鲜本国的水军实力也大为提高，涌现出了李舜臣等水师名将，朝鲜人还在对日作战中发明了新式战舰——龟船。邢玠重水军，抓住了朝鲜战场的关键，水军实力的提高，使得朝鲜战场各兵种相互之间有机地配合起来，从而盘活了整个战场，在战略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保障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重视防御。邢玠作为明军主帅，在战略部署中始终保持着大局观念，既在朝鲜战场上采取徐图进取的作战机制，又兼顾国防，在中国东部沿海形成反应灵活的防御屏障。邢玠在给万历皇帝的上疏中提出了自己的方略：“今总兵周于德既至旅顺，令将前后调集水兵，即令统领。如倭果入内地，则相机进剿。如仍据朝鲜则听臣调用，为水陆夹攻之举。量拨水兵一支，留守抚顺，山东总兵李成勋亦统帅舟师出汛于长山岛，以守登莱之门户，备旅顺之应援，而并壮朝鲜之声势。保定总兵暂领所部移驻天津，以固内地，且为旅顺、登莱声援，分布防守，庶保万全。”
邢玠在中国东部构筑了一道北起辽东、南至山东的安全防线，既拱卫了京畿，又确保了援朝战争物资供应，使援朝战争有了巩固的后方，这条防线对于保证战争的顺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完善后勤。邢玠作为援朝战争的总指挥，不仅要统筹策划，还要全盘协调，所以必须心思缜密。朝鲜战场崇山峻岭的地形和紧张的战争形势，使后勤供应面临重重困难。初战时经略宋应昌即曾感慨：“朝鲜之难不难于进兵，而难于运饷，今日军中之事，调兵固难，而运饷尤难。” 邢玠吸取了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的教训，十分重视后勤保障，上任伊始就上奏明朝廷，将辽东贮积粮草运抵朝鲜以备军用，并委派户部设立专官专理粮饷以供明军使用。鉴于朝鲜多山地、道路泥泞、陆路运输效率低下的现实，邢玠认为可以通过海运解决援朝的粮草供应问题。邢玠曾上书明朝廷，认为“海运宜于天津、山东、淮安各处搜集官民渔船二三百只，总共一二次以救目前之急” 。其建议得到明政府的批准。仅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下半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户部就从山东、天津、辽东岁运各24万石，基本上保证了朝鲜战场上的粮食供应。
邢玠在统筹安排、策应调度的同时，积极开展军事进攻，体现了高度的指挥水准和灵活的作战技巧。邢玠的战术指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敌情。他告诫朝廷及其下属，了解敌情要沉着冷静，不可急于求成，不为假象所惑，方能拨云见日，透过战争的迷雾，把握敌军的真正意图。对于敌情的充分了解，使邢玠在对日战争中保持清醒，不贪功冒进，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稳扎稳打，在战略周旋中寻找战机，掌握战略主动权。
（二）布疑兵。在援朝御倭战争第二阶段刚刚开始，日军大兵压境，明军兵力尚未集结的危急形势下，邢玠大布疑兵，虚张声势，使兵力占优的日军摸不清明军的虚实。入朝伊始，邢玠主动在蔚山一带发动了一系列攻势，虽没有取得大的战果，却让日军穷于应付，丝毫没有察觉明军主力尚未集结。邢玠以较少兵力牵制了日军主力，为援军顺利到达争取了时间，使明军化险为夷。
（三）行反间。援朝御倭战争打响后，邢玠针对敌军内部钩心斗角，是和是战意图不一的状况，提出了兵不厌诈、分化瓦解敌军的谋划。他利用日军统帅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等人之间的矛盾，施以离间之计。他将计就计让沈惟敬写信给日军，提出仍愿和谈，劝说小西行长等主和派停止进攻，离间他与主战派加藤清正之间的关系，成功瓦解了敌军攻势，延缓了日军进军步伐，为明军的主力集结争取了时间，是一次以计谋取胜的成功战例。
（四）因地利。邢玠的战术指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不囿于传统的作战模式，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他指出：“朝鲜地理隔越，山水险阻，兵聚一处难以成功，不若因人分任，人各自为战守。” 在此，邢玠看到了朝鲜战场地形崎岖，不利于开展大规模决战的缺陷，因地利有目的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取得了巨大成效。
（五）把握战机。作为军事统帅，邢玠具有敏锐的嗅觉，善于寻找和把握战机。当福建总督金学曾奏报丰臣秀吉已死，国内将乱，侵朝日军“俱有归意”时，邢玠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时刻。于是，明军不失时机地展开全线反击，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底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
三、精于治军
邢玠在援朝战争期间，通过灵活的调度，积极地穿针引线与朝廷、将领、朝鲜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协作的关系，使各方势力得到了调整，消弭了相互掣肘的潜在不利因素，提高了决策效率。
（一）与朝廷关系。明中后期政局混乱不堪，各部省相互扯皮掣肘，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初战时经略宋应昌即曾感慨道：“夫国家亦时常用兵矣，曳襟掣肘未有若今日。” 邢玠初到朝鲜战场，也面临这一问题。
邢玠对于来自朝廷的牵制十分反感。他自担任援朝明军主帅后，就着力改变这一不利状况。他从万历皇帝着手，利用万历皇帝约束群僚，收到了较好效果。首先，邢玠利用自己的威望、才干与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感动了万历皇帝，建立了君臣相互信任的关系，树立了东征之威，坚定了万历皇帝的立场，“使东征文武将吏精气神力不分于毁誉是非之伤” 。在万历皇帝的干预之下，中枢部门掣肘明显减少，决策效率有所提高，整个国家呈现出一致对外的态势，激发了将帅的斗志，保证了援朝战争的顺利开展。
（二）军队内部关系。援朝战争期间，调兵遍天下，这些明军过去彼此互不统属，关系难以处理。邢玠上任后，恩威并施，利用自己的威信，辅之以灵活的策略，使众将听命于自己。对一些害群之马，他也果断处置，以儆效尤，从而保障了主帅的权威，而各部将领也大都能以大局为重。
（三）与朝鲜关系。援朝战争，必须要得到朝鲜当局的配合。入朝后，邢玠严明军纪，确保军队秋毫无犯，使军队得到朝鲜民众的拥护。注重搞好援朝明军与朝鲜军队的战略配合，使两国将士同心协力共同致力于御倭战争中。当朝鲜国王因陷入丁应泰弹劾案中消极避世时，邢玠积极劝解，晓以大义，使他感恩戴德，保证了中朝两国在大敌当前之际的精诚合作。
邢玠虽是文人出身，但一生戎马倥偬，谙熟军旅。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邢玠形成了自己的治军思想，经他治理的军队都具有极强的战斗力。邢玠的治军思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军纪严。明朝后期军纪败坏，扰民事件层出不穷，邢玠曾为此专门上书万历皇帝，请求朝廷颁严旨禁绝。邢玠的上书，得到了万历的首肯。他下诏要求：“总督经理约束将士。不许丝毫骚扰，犯者即行斩首” 。在万历皇帝的严旨和邢玠等人的强力贯彻下，明军军纪得到改善。
（二）赏罚信。邢玠坚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原则。对于战死朝鲜的总兵王保的恤典问题，邢玠曾亲自上书请表。对于临阵脱逃的大将杨元、陈愚衷、马呈文、郝三聘等人，一律重处，毫不姑息。对于阻挠误事、且散布谣言的天津兵备副使徐守恩，邢玠毫不留情地加以弹劾。邢玠信赏罚的立场，鼓舞了士气，军队作战效率有了显著提高。
（三）恤下属。邢玠为人，不贪功，不诿过，与将士共甘苦。蔚山之役后，邢玠积极为别人请功，对于自己却只字不提。在万历皇帝要穷治东征之罪时，邢玠却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过错。邢玠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他得到了将士的拥护，保障了援朝明军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四、树名海外
援朝战争胜利后，邢玠提出了一套周密完备的善后措施。他力主暂时留驻朝鲜部分军队，协助朝鲜增强防备，对朝鲜战后之事做了细致安排：
留驻水陆军2万人分戍朝鲜要地，待局势彻底好转后再逐渐撤离；保证朝鲜驻军的饷银、武器及粮食，分别从辽东、山东、天津等沿海港口经海运提供；保证陆上交通线的安全，在朝鲜釜山、巨济岛、竹岛等沿海日军有可能窜犯地区“就以水步兵分驻扼要，以兵马居中驰援”。
邢玠主持的这场长达四年的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使得已经日薄西山的明王朝得以保留自己的尊严，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朝鲜先驱借路”，进而吞并中国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的狂妄计划，使困扰明朝开国以来200多年的倭寇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不但捍卫了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维护了本国的国防安全。对于指挥这场战争的主帅邢玠，世人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明朝廷对于邢玠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授予其“太子太保衔” 。
朝鲜举国上下也感激涕零。他们赞美援朝之功，为邢玠“立生祠，标铜柱于釜山”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邢玠率军班师回国，朝鲜军民挥泪言别，父老乡亲拥途相送，朝鲜廷臣卢谡挥笔题诗赠别，感激、留恋之情溢于言表：
秉钺青丘春凯旋，龙旌西拂鸭江烟。
提封依旧三千里，社稷重新二百年。
遗泽在人缄骨髓，典刑留画俨神仙。
拥途无计攀星驾，父老怀恩漼迸泉。
鱼符龙节总东师，秉羽威风摄海夷。
星陨赤芒沉绝塞，关浮紫气压归旗。
功高上国山河裂，名动藩邦草木知。
听取讴谣声载路，金戈包虎凯旋时。
邢玠援朝的功绩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倍受称颂，邢玠家乡曾建有柱史坊昭示其功绩。
（王丽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