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1528—1588），世居登州（今山东蓬莱），字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明代御倭名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一、将门之后
戚继光的始祖戚详，在元末战乱时迁居濠州（今属安徽）定远县昌义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冬天，朱元璋率领农民军南下定远，戚详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当了一个管辖10人的小头目。此后追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四处转战。当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时候，戚详已升任应天（今江苏南京）卫百户。洪武十四年（1381）他跟随大将傅有德远征云南，英勇战死。朱元璋念戚详是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授予他的儿子戚斌明威将军，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戚家从此以后便世袭这一职位。
戚斌上任后，举家迁往登州，并在此定居。戚斌的孙子戚谏，也就是戚继光的曾祖父，膂力过人，20岁时曾经独搏猛虎。戚谏有两个儿子，长子戚宣后来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但他没有儿子。次子戚宁英年早逝，留下6岁的戚景通和母亲阎氏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戚宣去世后，戚景通作为戚家唯一的子嗣承袭了伯父的职位。他就是一代名将戚继光的父亲。
戚景通对朝廷忠心耿耿。刘六、刘七起义爆发后，奉命率军平叛，在平度和起义军发生遭遇战。他以寡敌众，击破敌人后，驰援邹平，取得了邹平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他升任江南漕运把总。嘉靖七年（1528）闰十月初一，戚继光降生在山东济宁东南60里的鲁桥镇。戚继光出生时，戚景通已经56岁了，老来得子，心情格外激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戚景通望着冉冉升起的旭日，心潮澎湃，给儿子起名继光，表示对儿子将来继承祖先、光耀后人的殷切希望。嘉靖十二年（1533），戚景通调任大宁（今河北保定）都司，6岁的戚继光跟随祖母回到了蓬莱老家。嘉靖十七年（1538），思母心切的戚景通辞官回乡。他的归来给幼年的戚继光以深刻的影响。
生在将门世家，习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戚继光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不仅熟悉明代武术的各个门派，拳法娴熟，而且对刀、枪、棍等各种兵器无不得心应手，而箭法尤其高超。他的一身好武艺在后来的抗倭和练兵中派上了大用场。戚景通除了教授、督促儿子习武外，他勤奋读书的习惯对戚继光也有深刻的影响。戚景通喜欢读书，多年的军旅生涯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习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席地而坐，手不释卷。戚继光从小也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并从中受益匪浅，15岁时就因为博通经史而在家乡小有名气。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得了重病，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就督促戚继光到京城办理袭职手续。当四个月后戚继光终于办完手续从京城赶回时，父亲早已与世长辞，那年戚继光才16岁。
青年时的戚继光就树立了宏伟的志向，他把保家卫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价值观为他以后有所成就奠定了基础。戚继光18岁那年，在一次读兵书时，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小筑渐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嘉靖二十五年（1546），戚继光正式承职，负责管理登州卫的屯田事务。戚继光上任以后，他针对军屯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很多的弊端和陋习，使登州卫的军屯又重新步入正轨。戚继光在公事之余刻苦习武，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乡试中考中武举。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武举会试，不料正好赶上蒙古鞑靼部落进犯京师，他勇敢地参加了这次保卫北京的战斗。年轻的戚继光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引起朝廷的注意，在北京保卫战中崭露头角。
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政府重新划定了九边重镇的防区，规定位于京师北大门、九镇之一的蓟镇负责守卫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石塘岭亓连口共1557华里的边防线。面对如此漫长的边防线和频频袭扰的蒙古部落，明朝政府除了派遣大量的京师军队驻防以外，每年还抽调山东、山西的民兵轮流戍守，以便增强沿边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早已闻名京师的戚继光奉命率领山东六郡的3000民兵到蓟镇驻守。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开始，一连驻守了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怀抱一颗报国之心，日夜巡逻在塞北的边防线上。当时，他写了一首名为《马上作》的诗：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边花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这首诗生动反映了他当时的战斗生活，戚继光就是这样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驻防任务，也是早年戚继光军旅生活的写照。
二、浙江抗倭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的松弛，倭寇的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山东虽不是倭患严重的地区，但也时有倭寇入侵事件发生。洪武二年（1369），倭寇到山东沿海州县进行烧杀抢掠活动。鉴于山东漫长的海岸线和三面环海的特殊地形，明朝政府嘉靖年间在山东设立3营24卫所，即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每营独当一面，又能互相联络，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于戚继光在保卫北京和戍守蓟门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嘉靖三十二年（1553）六月，他被升任总督登莱沿海兵马备倭都指挥使司，负责总督山东备倭事宜。他在备倭期间兢兢业业，改变了整个山东的海防形势。他所取得的业绩，受到朝廷上下的关注和认可。沿海地区日益紧张的海防形势，为戚继光更好地发挥军事指挥才能提供了舞台。
在山东备倭期间，戚继光的军事才能日益显露，备倭成效显著。山东倭患渐轻，而这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却日益严重起来。于是，戚继光又被调到浙江御倭前线。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负责管理军事屯田和军器等事务，并参与了新任巡抚胡宗宪招抚汪直的活动。在戚继光的协助下，胡宗宪终于诱降擒获了汪直。此后，戚继光又向胡宗宪献计离间汪直部下徐海、陈东。由于表现突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在胡宗宪的推荐下，戚继光被任命为参将（参将的职责是平时负责挑选和训练士兵，有战事则率军作战），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当时戚继光年仅29岁，在倭寇异常猖獗的时候担当起了这个重要地区的防务。从此，戚继光驰骋在御倭战场上，开始了他在东南沿海的抗倭生涯。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倭寇八百多人流窜至慈溪界，进攻龙山所。龙山所在戚继光的防区范围之内。一听到倭寇进犯的消息，戚继光来不及训练士兵，为解燃眉之急，临时凑集“流寄杂兵”，前往高家楼迎敌。九月，又一股倭寇自龙山登陆，企图攻占龙山所。浙江巡抚阮鄂亲自督率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宁、绍、台参将戚继光在龙山阻敌，台州知府谭纶也率兵参与了这次战斗。这次战斗由巡抚亲自督战，又有3位猛将——俞大猷、谭纶、戚继光的指挥，明军英勇杀敌，三战三捷，倭寇遭到沉重打击，乘夜色逃走。在这次战斗中，俞大猷、谭纶、戚继光3人一见如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3人以相互激励和劝勉，完全超越了文武异途之限，他们的友谊也在以后的合作中不断加深。
戚继光一直想创建一支新式军队，所以在龙山所战役后，他递交了自己的第一个练兵建议书—《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他再一次递交了练兵建议——《练浙兵议》。在第二次上书后，戚继光得到曹天佑所部3000人。经过戚继光的训练，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屡次取得御倭战斗的胜利。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戚继光第三次提出了练兵建议，要求全部罢去旧军，重新招募新军。当年十月，戚继光到达义乌县，积极展开募兵工作。按照“宁精勿滥”的选兵原则，对应募者进行严格筛选。他专门挑选忠厚老实、能吃苦耐劳的矿工和农民。挑选完毕后，开始填造名册，对所选士兵进行严格的政治考核，确保士兵不敢私自逃亡。然后是编立队伍，并按士兵的年龄、身材、特长等分别授予不同的兵器，开始训练。戚继光不仅注重对新兵进行武艺的训练，更注重对新兵进行协调作战能力的训练，这是戚继光在长期作战中所积累经验的总结。
戚继光特别注重训练士兵之间协调配合的能力。他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创立了鸳鸯阵，以此为基础对士卒进行编制训练。鸳鸯阵由12人组成一队，作为一个作战单位。每队有一名队长，两名藤牌手，两名狼筅手保护藤牌手，长枪手照应狼筅手，短兵手趁机砍杀敌人。鸳鸯阵的编制相当于一个现代步兵班，它是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此后，戚继光率领这支部队，转战浙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戚继光被改任为台、金、严参将，驻兵松门卫，负责倭患较重的台州（治今浙江临海）、金华、严州（治今浙江梅城）三府的防御工作。戚继光到任后，首先整顿卫所，清查卫所户口，淘汰卫所老弱疾病之辈，招回、补充军丁，增强了卫所在防御战斗中的实力。与此同时，戚继光还着手整顿辖区内的海防，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师。
嘉靖四十年（1561）四、五月间，又有大批倭寇乘信风入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四月十九日，企图进犯台州的倭船五十余艘，倭寇两千余人，停泊、驻扎在象山口东塔（今浙江西沪港东北），继而从奉化境内的西凤登陆，并于当晚在宁海一带劫掠，企图吸引明军的主力，而后乘虚侵犯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欲图台州的伎俩后，进行了军事部署：派军分守台州、海门，自己则亲率主力赶赴宁海，进攻宁海倭寇主力。
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战斗，戚家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在这一个月里，戚家军所向披靡，倭寇闻风丧胆，嚣张气焰被彻底扫除。戚继光也因战功于嘉靖四十年（1561）升任都指挥使司。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以及温州参将牛天锡等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取得多次胜利，多次歼灭、击退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浙江全境的倭寇已基本被消灭。
三、御倭福建
福建毗邻浙江，倭寇在进犯浙江的同时，也不时地骚扰、劫掠福建沿海地区。特别是倭寇在浙江地区受到沉重打击后，便乘船南下直逼福建。可是福建的沿海防御系统由于承平日久，缺乏建设，卫所空虚，军务废弛，军队不堪一击。漳州和泉州巡检司的弓兵缺额在50%以上，镇海卫缺额更达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福建巡抚游震得上疏明廷，请求派浙兵援闽。嘉靖皇帝批示胡宗宪予以解决，于是胡宗宪派戚继光率领戚家军6000人以及都府中军都尉戴冲霄率领所部1600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进入福建地区。
倭寇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占领横屿，已达3年之久。戚继光充分了解了横屿的地形后，就与福建监军副使汪道昆，浙江监军副使王春泽、中军都尉戴冲霄以及福建参将张岳等商议作战计划。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初，戚继光率军进攻横屿之倭寇设在陆上的第一个重要据点——张湾。临行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
戚继光的儿子戚耿平任先锋官，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口山时，戚耿平想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军是否跟上来，就回头朝张湾方向回望。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传达，不觉脚下一顿。戚继光发觉，立即询问是什么原因停步不前，中军回寺良说：是戚先锋回顾所致。戚继光大怒，命人将戚耿平绑至马前，斥责道：“你身为前锋，带头违令，如何叫三军将士服从军令。”于是下令按军法就地问斩。身边部将纷纷说情，都无济于事。结果，戚耿平在大路边被斩首示众。
戚家军扫平了横屿倭巢，又南下福清（今福建福清）继续追剿倭寇。八月初八，士兵们趁着退潮，背负干草，排着鸳鸯阵向横屿方向前进。士兵们把草铺在烂泥上，匍匐前进。每进百步，战鼓停息，让士兵休息片刻，整顿好阵形。待战鼓一响，继续前进。戚家军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终于到达横屿岛。倭寇本以为明军无法靠近横屿，这时见他们将要上岸，慌了手脚，赶紧排好阵势，向戚家军冲杀过来，企图将他们赶入淤泥中。由于戚家军训练有素，倭寇反扑无法奏效，只好退守木城，企图凭借壁垒负隅抵抗。倭寇打算突围逃跑，但每次都被戚家军击回。最后，倭寇倾巢而出，与戚家军展开肉搏，戚家军大获全胜，被倭寇侵占3年之久的横屿宣告收复。
福清是倭寇在闽盘踞的另一老巢（约在横屿被倭寇占领前后便有倭寇盘踞）。倭寇在福清的烽头、海口、东澳、大澳等地建立了许多据点，当他们得知明军向福清方向推进后，便与通倭的山贼结合，将主力驻扎于牛田。牛田在福清县城东南30里，是倭寇在福建最大的巢穴。牛田之役，戚家军在各路明军的配合下取得了巨大胜利，歼敌680多名，夺敌器械369件，救回被掳去的民众954人。经过此战，牛田一带的倭寇被全部肃清，福清暂获安定。
盘踞于平海卫的倭寇听说戚继光已率大军到了福建境，决定冒险逃走。戚继光率戚家军进驻东亭（今福建莆田东白塘镇东亭），不顾长途奔波劳累，当即亲往平海卫察看倭巢地形，回来后即与俞大猷、刘显取得联系，共商抗倭大计。
由于指挥得当，平海卫战役歼敌两千四百多人，解救被掳百姓三千多名，是福建战场上继横屿、牛田、林墩三大战役后又一次巨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担任中路军充当主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朝廷也因此升戚继光为都督佥事，不久又升为都督同知，并可荫子为原卫所正千户。
经过平海卫以及连江、宁德等一系列战役，福建的倭寇万余人已基本被消灭，倭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倭寇入侵福建地区的隐患依然存在。于是，在谭纶的支持下，戚继光着手对福建地区的沿海防御系统进行整顿，以保证福建全境的安全。
戚继光刚刚完成对福建地区海防的调整，倭寇又纷纷乘船而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他们分乘大小船舰约六七十艘，计两万七千余人，陆续在福州、泉州、漳州、兴化等地登陆，以致北从福州的烽火门，南到泉州府的福全千户所，都有倭寇出没，福建沿海又燃起了漫天的烽火。十一月初，从兴化、福宁等地沿海登陆的倭寇在南窜过程中，汇集了约两万多人屯聚仙游四门外，围攻仙游城。戚继光得讯后立即派亲兵二百余人入城协守，又亲率大军与谭纶救援仙游。
倭寇的营垒分别驻守于仙游城的东、西、南、北四门外，明军虽没有能力同时攻破倭寇的四个营垒，但四门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明军可以逐一攻取。戚继光决定以主力攻打南门倭寇，得手后随即挥师攻打东、西、北门的倭贼，以求攻打一部，歼灭一部，解除一方威胁。最终，倭寇全线崩溃，历时将近两个月的仙游城解围战终于结束。仙游之捷是以戚家军为主力的明军对倭所取得的又一次胜利，也是一次以寡胜多的著名战役。
四、驻守蓟门
南方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部落是明朝中后期对明政权的两大威胁。倭患平息后，蒙古残部对明朝的威胁日益增长，迫使明朝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北方边境上来。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达汗率军进犯北京，由于明朝的卫所军朽不能战，大批军队龟缩在城内固守，不敢出城，听凭蒙古骑兵在京畿一带大肆抢掠，然后将城外的民房和商店全部烧毁后从容北撤，这就是“庚戌之变”。
为了对付北方蒙古部落对明朝边境的频频袭扰，必须训练出一支精锐的边防军，所以南方的倭患刚刚平息，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朝廷，建议调善于练兵的戚继光到北方“专督练边兵”。隆庆元年（1567）十一月，戚继光离开他战斗生活过多年的福建。
由于戚继光年轻时曾戍守蓟门三年，他对蓟门一带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一到北京，立即给朝廷上《请兵破虏疏》，陈述他抗击鞑靼的方略。他认为要想阻止鞑靼大骑兵集团的冲击，自己也要有相当数量的军队。针对鞑靼骑兵动辄10万的规模，他请求朝廷也给他10万大军，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利。他将这10万大军训练成精锐之师，然后再以这些部队为教导队，把他们分散到沿边九镇和驻京部队，将北疆边防军训练成为劲旅。有了这样一支部队，明朝就可以主动出击鞑靼，摆脱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朝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更让戚继光头疼的是，由于蓟镇靠近京师，自己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各种非议，甚至是掣肘。
尽管自己的进谏未被采纳，原来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依然矢志不渝，尽自己最大努力，抱着谨慎、务实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改善北部边疆做出自己的努力。
戚继光训练10万大军主动出击塞外的设想落空，为拒敌于长城之外，修筑完善的沿边防御工事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隆庆元年（1568），戚继光上《请建空心敌台疏》，要求朝廷准许他对边墙进行整修，一是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墙的两面都要筑有垛口，以备鞑靼突破后发动迂回进攻，造成整个防线的崩溃。他的要求得到了总督谭纶的大力支持，朝廷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隆庆六年（1572），第一期修筑空心敌台的工程基本完工，蓟镇共修筑空心敌台一千多座，而花费只是民间修筑花费的十分之一，既少花钱又多办了事，朝廷对此非常满意。戚继光趁机上书请求再增筑敌台200座，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万历九年（1581），工程全部竣工，蓟镇共修空心敌台1194座，昌镇共修254座。从此，蓟北大地上巍然屹立起一千四百余座敌台，互相联络，蔚为壮观。经过戚继光的督理，空心敌台的创建使得明长城防御体系得到加强。
五、宝贵财富
戚继光戎马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所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中国军事史上宝贵的财富。
《纪效新书》计总叙1卷，正文18卷。总叙包括两篇《公移》、一篇《纪效或问》。两篇《公移》用记辩的形式反复阐明在抗倭战争中练兵的重要性及其可行性。《纪效或问》以问答的形式，就练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图解说明、解答。《纪效新书》是戚继光义乌练兵和在浙作战经验的总结，包含着丰富的军事知识，集中体现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智慧。它不仅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更重要的是它服务于现实，与当时的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因而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戚继光被调往广东任总兵后，《纪效新书》重新校雠印行。重版时，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重刻纪效新书檄文》中称赞该书“信为已效之书，足称不易之法”。校雠后的《纪效新书》为14卷。《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浙江抗倭经验的结晶，同时也是戚继光平时训练和教育戚家军的教本。
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军训理论和方法。他借鉴自己在南方抗倭时训练部队的办法，给部队编发了新的训练教材，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全书共9卷，附杂集6卷。正集9卷依次是：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各1卷，练阵营4卷，练将1卷。此书当时是一卷一本，练将的部分给将领，练兵的部分既给将领又给士兵。《练兵实纪》在很多地方借鉴了《纪效新书》的内容，随着地理条件的不同和戚继光军事经验的积累，《练兵实纪》又创新出了很多的内容。
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武器专家。到了北方之后，对边兵使用的各种武器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在冷兵器方面，针对蒙古骑兵，他在兵器的形制上一律加长，使长刀大枪成为北部边防军的特色。敌人马上的短刀还没有砍到时，明军一丈七八尺长的长枪已经将敌人刺于马下。针对北方气候干燥，南方的竹狼筅容易破裂，他制造出了一种铁狼筅。
在火器方面，当时明军配备的火器主要是鸟铳和佛郎机。戚继光组织人员改革和试制了三眼铳、无敌将军炮、虎尊炮等新式枪炮，作为辅助性火器。武器装备的改善，改变了军队的武器装备结构。在戚继光的步兵营中，每营共有士兵2160名，铳手1080名，火箭手216名，使用火器者占到了60%。车营中火器的使用率更是高达77%。火器的使用提高了战斗力，表明蓟北地区的明军在兵器使用上已经过渡到火器为主的时代。经过戚继光数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蓟镇建立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戚继光在任期间，鞑靼部落和土蛮部落都没有对蓟镇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戚继光修建的沿边防御工事和编组的车兵都未得到大规模实战的检验。所以，戚继光在防守蓟北期间也没有机会建立特别大的战功。如果单纯从表面上看，戚继光在塞北的军事业绩远不如他在东南沿海抗倭期间取得的战绩辉煌。但是，蒙古骑兵同倭寇相比，战斗力更强，对明朝的威胁更大。因为，在戚继光防守塞北期间，明朝的整体国力同以前相比又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在这种条件下，戚继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功地遏制了敌人的入侵企图。和平是在军人胸前最耀眼的奖章，塞北无战事是对戚继光防守蓟北取得成绩的最高褒奖。在他防守蓟北的16年间，边备休饬，明朝的北部边防稳定，可说是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威继光的军事思想也已经臻于成熟。
万历五年（1577）春，戚继光终于病倒了。他在疾病愁苦中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准许他回家养病，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万历十年（1582）六月，一向对戚继光关爱有加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这对深受张居正提携而又手握重兵的戚继光而言非常不利。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到达广东后，广东方面的情况更令他寒心。南方的倭患早已平息，广东承平日久，军队管理混乱，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戚继光巡视了广东沿海的惠州、潮州、肇州、庆州等地方的战备情况。这时，虽然倭寇已经平息，但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深知，只有时刻掌握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才能对各种可能的威胁有效遏制，才能避免重蹈当年倭寇大举来犯时无兵可用的覆辙。他原想在巡视完毕后，对广东全省的沿海防务进行重新的整饬，但是忘我的工作，导致他旧病复发，不得不在当地的小金山休养。在休养期间，戚继光也是身闲心不闲。这期间，他对自己多年笔耕的收获进行了整理。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朝廷罢免了戚继光所任的广东总兵官一职，让他告老还乡。万历十三年（1585）十月，戚继光回到故乡蓬莱。戚继光晚年热衷于地方的公益事业，他捐资重新修葺了蓬莱阁，还修建了家庙。
万历十五年（1588）十二月十九日，戚继光突然发病。第二天鸡叫的时候，这位征战一生的老将军终于闭上了双眼，在贫病交加和无奈中走完了自己60年坎坷的生命历程。戚继光死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朝廷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功劳也多被抹杀，直到崇祯年间才对他死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平反。
（齐晓青）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世居登州（今山东蓬莱），字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明代御倭名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一、将门之后
戚继光的始祖戚详，在元末战乱时迁居濠州（今属安徽）定远县昌义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冬天，朱元璋率领农民军南下定远，戚详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当了一个管辖10人的小头目。此后追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四处转战。当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时候，戚详已升任应天（今江苏南京）卫百户。洪武十四年（1381）他跟随大将傅有德远征云南，英勇战死。朱元璋念戚详是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授予他的儿子戚斌明威将军，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戚家从此以后便世袭这一职位。
戚斌上任后，举家迁往登州，并在此定居。戚斌的孙子戚谏，也就是戚继光的曾祖父，膂力过人，20岁时曾经独搏猛虎。戚谏有两个儿子，长子戚宣后来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但他没有儿子。次子戚宁英年早逝，留下6岁的戚景通和母亲阎氏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戚宣去世后，戚景通作为戚家唯一的子嗣承袭了伯父的职位。他就是一代名将戚继光的父亲。
戚景通对朝廷忠心耿耿。刘六、刘七起义爆发后，奉命率军平叛，在平度和起义军发生遭遇战。他以寡敌众，击破敌人后，驰援邹平，取得了邹平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他升任江南漕运把总。嘉靖七年（1528）闰十月初一，戚继光降生在山东济宁东南60里的鲁桥镇。戚继光出生时，戚景通已经56岁了，老来得子，心情格外激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戚景通望着冉冉升起的旭日，心潮澎湃，给儿子起名继光，表示对儿子将来继承祖先、光耀后人的殷切希望。嘉靖十二年（1533），戚景通调任大宁（今河北保定）都司，6岁的戚继光跟随祖母回到了蓬莱老家。嘉靖十七年（1538），思母心切的戚景通辞官回乡。他的归来给幼年的戚继光以深刻的影响。
生在将门世家，习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戚继光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不仅熟悉明代武术的各个门派，拳法娴熟，而且对刀、枪、棍等各种兵器无不得心应手，而箭法尤其高超。他的一身好武艺在后来的抗倭和练兵中派上了大用场。戚景通除了教授、督促儿子习武外，他勤奋读书的习惯对戚继光也有深刻的影响。戚景通喜欢读书，多年的军旅生涯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习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席地而坐，手不释卷。戚继光从小也养成了这种好习惯，并从中受益匪浅，15岁时就因为博通经史而在家乡小有名气。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得了重病，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就督促戚继光到京城办理袭职手续。当四个月后戚继光终于办完手续从京城赶回时，父亲早已与世长辞，那年戚继光才16岁。
青年时的戚继光就树立了宏伟的志向，他把保家卫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价值观为他以后有所成就奠定了基础。戚继光18岁那年，在一次读兵书时，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小筑渐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嘉靖二十五年（1546），戚继光正式承职，负责管理登州卫的屯田事务。戚继光上任以后，他针对军屯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很多的弊端和陋习，使登州卫的军屯又重新步入正轨。戚继光在公事之余刻苦习武，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乡试中考中武举。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武举会试，不料正好赶上蒙古鞑靼部落进犯京师，他勇敢地参加了这次保卫北京的战斗。年轻的戚继光因为卓越的军事才能引起朝廷的注意，在北京保卫战中崭露头角。
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政府重新划定了九边重镇的防区，规定位于京师北大门、九镇之一的蓟镇负责守卫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石塘岭亓连口共1557华里的边防线。面对如此漫长的边防线和频频袭扰的蒙古部落，明朝政府除了派遣大量的京师军队驻防以外，每年还抽调山东、山西的民兵轮流戍守，以便增强沿边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早已闻名京师的戚继光奉命率领山东六郡的3000民兵到蓟镇驻守。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开始，一连驻守了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怀抱一颗报国之心，日夜巡逻在塞北的边防线上。当时，他写了一首名为《马上作》的诗：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边花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这首诗生动反映了他当时的战斗生活，戚继光就是这样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驻防任务，也是早年戚继光军旅生活的写照。
二、浙江抗倭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的松弛，倭寇的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山东虽不是倭患严重的地区，但也时有倭寇入侵事件发生。洪武二年（1369），倭寇到山东沿海州县进行烧杀抢掠活动。鉴于山东漫长的海岸线和三面环海的特殊地形，明朝政府嘉靖年间在山东设立3营24卫所，即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每营独当一面，又能互相联络，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于戚继光在保卫北京和戍守蓟门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嘉靖三十二年（1553）六月，他被升任总督登莱沿海兵马备倭都指挥使司，负责总督山东备倭事宜。他在备倭期间兢兢业业，改变了整个山东的海防形势。他所取得的业绩，受到朝廷上下的关注和认可。沿海地区日益紧张的海防形势，为戚继光更好地发挥军事指挥才能提供了舞台。
在山东备倭期间，戚继光的军事才能日益显露，备倭成效显著。山东倭患渐轻，而这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却日益严重起来。于是，戚继光又被调到浙江御倭前线。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负责管理军事屯田和军器等事务，并参与了新任巡抚胡宗宪招抚汪直的活动。在戚继光的协助下，胡宗宪终于诱降擒获了汪直。此后，戚继光又向胡宗宪献计离间汪直部下徐海、陈东。由于表现突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在胡宗宪的推荐下，戚继光被任命为参将（参将的职责是平时负责挑选和训练士兵，有战事则率军作战），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当时戚继光年仅29岁，在倭寇异常猖獗的时候担当起了这个重要地区的防务。从此，戚继光驰骋在御倭战场上，开始了他在东南沿海的抗倭生涯。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倭寇八百多人流窜至慈溪界，进攻龙山所。龙山所在戚继光的防区范围之内。一听到倭寇进犯的消息，戚继光来不及训练士兵，为解燃眉之急，临时凑集“流寄杂兵”，前往高家楼迎敌。九月，又一股倭寇自龙山登陆，企图攻占龙山所。浙江巡抚阮鄂亲自督率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宁、绍、台参将戚继光在龙山阻敌，台州知府谭纶也率兵参与了这次战斗。这次战斗由巡抚亲自督战，又有3位猛将——俞大猷、谭纶、戚继光的指挥，明军英勇杀敌，三战三捷，倭寇遭到沉重打击，乘夜色逃走。在这次战斗中，俞大猷、谭纶、戚继光3人一见如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3人以相互激励和劝勉，完全超越了文武异途之限，他们的友谊也在以后的合作中不断加深。
戚继光一直想创建一支新式军队，所以在龙山所战役后，他递交了自己的第一个练兵建议书—《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嘉靖三十六年（1557）二月，他再一次递交了练兵建议——《练浙兵议》。在第二次上书后，戚继光得到曹天佑所部3000人。经过戚继光的训练，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屡次取得御倭战斗的胜利。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戚继光第三次提出了练兵建议，要求全部罢去旧军，重新招募新军。当年十月，戚继光到达义乌县，积极展开募兵工作。按照“宁精勿滥”的选兵原则，对应募者进行严格筛选。他专门挑选忠厚老实、能吃苦耐劳的矿工和农民。挑选完毕后，开始填造名册，对所选士兵进行严格的政治考核，确保士兵不敢私自逃亡。然后是编立队伍，并按士兵的年龄、身材、特长等分别授予不同的兵器，开始训练。戚继光不仅注重对新兵进行武艺的训练，更注重对新兵进行协调作战能力的训练，这是戚继光在长期作战中所积累经验的总结。
戚继光特别注重训练士兵之间协调配合的能力。他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创立了鸳鸯阵，以此为基础对士卒进行编制训练。鸳鸯阵由12人组成一队，作为一个作战单位。每队有一名队长，两名藤牌手，两名狼筅手保护藤牌手，长枪手照应狼筅手，短兵手趁机砍杀敌人。鸳鸯阵的编制相当于一个现代步兵班，它是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此后，戚继光率领这支部队，转战浙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戚继光被改任为台、金、严参将，驻兵松门卫，负责倭患较重的台州（治今浙江临海）、金华、严州（治今浙江梅城）三府的防御工作。戚继光到任后，首先整顿卫所，清查卫所户口，淘汰卫所老弱疾病之辈，招回、补充军丁，增强了卫所在防御战斗中的实力。与此同时，戚继光还着手整顿辖区内的海防，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师。
嘉靖四十年（1561）四、五月间，又有大批倭寇乘信风入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四月十九日，企图进犯台州的倭船五十余艘，倭寇两千余人，停泊、驻扎在象山口东塔（今浙江西沪港东北），继而从奉化境内的西凤登陆，并于当晚在宁海一带劫掠，企图吸引明军的主力，而后乘虚侵犯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欲图台州的伎俩后，进行了军事部署：派军分守台州、海门，自己则亲率主力赶赴宁海，进攻宁海倭寇主力。
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战斗，戚家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在这一个月里，戚家军所向披靡，倭寇闻风丧胆，嚣张气焰被彻底扫除。戚继光也因战功于嘉靖四十年（1561）升任都指挥使司。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以及温州参将牛天锡等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取得多次胜利，多次歼灭、击退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浙江全境的倭寇已基本被消灭。
三、御倭福建
福建毗邻浙江，倭寇在进犯浙江的同时，也不时地骚扰、劫掠福建沿海地区。特别是倭寇在浙江地区受到沉重打击后，便乘船南下直逼福建。可是福建的沿海防御系统由于承平日久，缺乏建设，卫所空虚，军务废弛，军队不堪一击。漳州和泉州巡检司的弓兵缺额在50%以上，镇海卫缺额更达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福建巡抚游震得上疏明廷，请求派浙兵援闽。嘉靖皇帝批示胡宗宪予以解决，于是胡宗宪派戚继光率领戚家军6000人以及都府中军都尉戴冲霄率领所部1600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进入福建地区。
倭寇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占领横屿，已达3年之久。戚继光充分了解了横屿的地形后，就与福建监军副使汪道昆，浙江监军副使王春泽、中军都尉戴冲霄以及福建参将张岳等商议作战计划。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初，戚继光率军进攻横屿之倭寇设在陆上的第一个重要据点——张湾。临行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
戚继光的儿子戚耿平任先锋官，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口山时，戚耿平想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军是否跟上来，就回头朝张湾方向回望。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传达，不觉脚下一顿。戚继光发觉，立即询问是什么原因停步不前，中军回寺良说：是戚先锋回顾所致。戚继光大怒，命人将戚耿平绑至马前，斥责道：“你身为前锋，带头违令，如何叫三军将士服从军令。”于是下令按军法就地问斩。身边部将纷纷说情，都无济于事。结果，戚耿平在大路边被斩首示众。
戚家军扫平了横屿倭巢，又南下福清（今福建福清）继续追剿倭寇。八月初八，士兵们趁着退潮，背负干草，排着鸳鸯阵向横屿方向前进。士兵们把草铺在烂泥上，匍匐前进。每进百步，战鼓停息，让士兵休息片刻，整顿好阵形。待战鼓一响，继续前进。戚家军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终于到达横屿岛。倭寇本以为明军无法靠近横屿，这时见他们将要上岸，慌了手脚，赶紧排好阵势，向戚家军冲杀过来，企图将他们赶入淤泥中。由于戚家军训练有素，倭寇反扑无法奏效，只好退守木城，企图凭借壁垒负隅抵抗。倭寇打算突围逃跑，但每次都被戚家军击回。最后，倭寇倾巢而出，与戚家军展开肉搏，戚家军大获全胜，被倭寇侵占3年之久的横屿宣告收复。
福清是倭寇在闽盘踞的另一老巢（约在横屿被倭寇占领前后便有倭寇盘踞）。倭寇在福清的烽头、海口、东澳、大澳等地建立了许多据点，当他们得知明军向福清方向推进后，便与通倭的山贼结合，将主力驻扎于牛田。牛田在福清县城东南30里，是倭寇在福建最大的巢穴。牛田之役，戚家军在各路明军的配合下取得了巨大胜利，歼敌680多名，夺敌器械369件，救回被掳去的民众954人。经过此战，牛田一带的倭寇被全部肃清，福清暂获安定。
盘踞于平海卫的倭寇听说戚继光已率大军到了福建境，决定冒险逃走。戚继光率戚家军进驻东亭（今福建莆田东白塘镇东亭），不顾长途奔波劳累，当即亲往平海卫察看倭巢地形，回来后即与俞大猷、刘显取得联系，共商抗倭大计。
由于指挥得当，平海卫战役歼敌两千四百多人，解救被掳百姓三千多名，是福建战场上继横屿、牛田、林墩三大战役后又一次巨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担任中路军充当主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朝廷也因此升戚继光为都督佥事，不久又升为都督同知，并可荫子为原卫所正千户。
经过平海卫以及连江、宁德等一系列战役，福建的倭寇万余人已基本被消灭，倭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倭寇入侵福建地区的隐患依然存在。于是，在谭纶的支持下，戚继光着手对福建地区的沿海防御系统进行整顿，以保证福建全境的安全。
戚继光刚刚完成对福建地区海防的调整，倭寇又纷纷乘船而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他们分乘大小船舰约六七十艘，计两万七千余人，陆续在福州、泉州、漳州、兴化等地登陆，以致北从福州的烽火门，南到泉州府的福全千户所，都有倭寇出没，福建沿海又燃起了漫天的烽火。十一月初，从兴化、福宁等地沿海登陆的倭寇在南窜过程中，汇集了约两万多人屯聚仙游四门外，围攻仙游城。戚继光得讯后立即派亲兵二百余人入城协守，又亲率大军与谭纶救援仙游。
倭寇的营垒分别驻守于仙游城的东、西、南、北四门外，明军虽没有能力同时攻破倭寇的四个营垒，但四门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明军可以逐一攻取。戚继光决定以主力攻打南门倭寇，得手后随即挥师攻打东、西、北门的倭贼，以求攻打一部，歼灭一部，解除一方威胁。最终，倭寇全线崩溃，历时将近两个月的仙游城解围战终于结束。仙游之捷是以戚家军为主力的明军对倭所取得的又一次胜利，也是一次以寡胜多的著名战役。
四、驻守蓟门
南方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部落是明朝中后期对明政权的两大威胁。倭患平息后，蒙古残部对明朝的威胁日益增长，迫使明朝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北方边境上来。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达汗率军进犯北京，由于明朝的卫所军朽不能战，大批军队龟缩在城内固守，不敢出城，听凭蒙古骑兵在京畿一带大肆抢掠，然后将城外的民房和商店全部烧毁后从容北撤，这就是“庚戌之变”。
为了对付北方蒙古部落对明朝边境的频频袭扰，必须训练出一支精锐的边防军，所以南方的倭患刚刚平息，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朝廷，建议调善于练兵的戚继光到北方“专督练边兵”。隆庆元年（1567）十一月，戚继光离开他战斗生活过多年的福建。
由于戚继光年轻时曾戍守蓟门三年，他对蓟门一带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一到北京，立即给朝廷上《请兵破虏疏》，陈述他抗击鞑靼的方略。他认为要想阻止鞑靼大骑兵集团的冲击，自己也要有相当数量的军队。针对鞑靼骑兵动辄10万的规模，他请求朝廷也给他10万大军，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利。他将这10万大军训练成精锐之师，然后再以这些部队为教导队，把他们分散到沿边九镇和驻京部队，将北疆边防军训练成为劲旅。有了这样一支部队，明朝就可以主动出击鞑靼，摆脱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朝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更让戚继光头疼的是，由于蓟镇靠近京师，自己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各种非议，甚至是掣肘。
尽管自己的进谏未被采纳，原来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依然矢志不渝，尽自己最大努力，抱着谨慎、务实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改善北部边疆做出自己的努力。
戚继光训练10万大军主动出击塞外的设想落空，为拒敌于长城之外，修筑完善的沿边防御工事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隆庆元年（1568），戚继光上《请建空心敌台疏》，要求朝廷准许他对边墙进行整修，一是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墙的两面都要筑有垛口，以备鞑靼突破后发动迂回进攻，造成整个防线的崩溃。他的要求得到了总督谭纶的大力支持，朝廷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隆庆六年（1572），第一期修筑空心敌台的工程基本完工，蓟镇共修筑空心敌台一千多座，而花费只是民间修筑花费的十分之一，既少花钱又多办了事，朝廷对此非常满意。戚继光趁机上书请求再增筑敌台200座，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万历九年（1581），工程全部竣工，蓟镇共修空心敌台1194座，昌镇共修254座。从此，蓟北大地上巍然屹立起一千四百余座敌台，互相联络，蔚为壮观。经过戚继光的督理，空心敌台的创建使得明长城防御体系得到加强。
五、宝贵财富
戚继光戎马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所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中国军事史上宝贵的财富。
《纪效新书》计总叙1卷，正文18卷。总叙包括两篇《公移》、一篇《纪效或问》。两篇《公移》用记辩的形式反复阐明在抗倭战争中练兵的重要性及其可行性。《纪效或问》以问答的形式，就练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图解说明、解答。《纪效新书》是戚继光义乌练兵和在浙作战经验的总结，包含着丰富的军事知识，集中体现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智慧。它不仅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更重要的是它服务于现实，与当时的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因而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戚继光被调往广东任总兵后，《纪效新书》重新校雠印行。重版时，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重刻纪效新书檄文》中称赞该书“信为已效之书，足称不易之法”。校雠后的《纪效新书》为14卷。《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浙江抗倭经验的结晶，同时也是戚继光平时训练和教育戚家军的教本。
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军训理论和方法。他借鉴自己在南方抗倭时训练部队的办法，给部队编发了新的训练教材，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全书共9卷，附杂集6卷。正集9卷依次是：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各1卷，练阵营4卷，练将1卷。此书当时是一卷一本，练将的部分给将领，练兵的部分既给将领又给士兵。《练兵实纪》在很多地方借鉴了《纪效新书》的内容，随着地理条件的不同和戚继光军事经验的积累，《练兵实纪》又创新出了很多的内容。
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武器专家。到了北方之后，对边兵使用的各种武器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在冷兵器方面，针对蒙古骑兵，他在兵器的形制上一律加长，使长刀大枪成为北部边防军的特色。敌人马上的短刀还没有砍到时，明军一丈七八尺长的长枪已经将敌人刺于马下。针对北方气候干燥，南方的竹狼筅容易破裂，他制造出了一种铁狼筅。
在火器方面，当时明军配备的火器主要是鸟铳和佛郎机。戚继光组织人员改革和试制了三眼铳、无敌将军炮、虎尊炮等新式枪炮，作为辅助性火器。武器装备的改善，改变了军队的武器装备结构。在戚继光的步兵营中，每营共有士兵2160名，铳手1080名，火箭手216名，使用火器者占到了60%。车营中火器的使用率更是高达77%。火器的使用提高了战斗力，表明蓟北地区的明军在兵器使用上已经过渡到火器为主的时代。经过戚继光数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蓟镇建立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戚继光在任期间，鞑靼部落和土蛮部落都没有对蓟镇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戚继光修建的沿边防御工事和编组的车兵都未得到大规模实战的检验。所以，戚继光在防守蓟北期间也没有机会建立特别大的战功。如果单纯从表面上看，戚继光在塞北的军事业绩远不如他在东南沿海抗倭期间取得的战绩辉煌。但是，蒙古骑兵同倭寇相比，战斗力更强，对明朝的威胁更大。因为，在戚继光防守塞北期间，明朝的整体国力同以前相比又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在这种条件下，戚继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功地遏制了敌人的入侵企图。和平是在军人胸前最耀眼的奖章，塞北无战事是对戚继光防守蓟北取得成绩的最高褒奖。在他防守蓟北的16年间，边备休饬，明朝的北部边防稳定，可说是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威继光的军事思想也已经臻于成熟。
万历五年（1577）春，戚继光终于病倒了。他在疾病愁苦中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准许他回家养病，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万历十年（1582）六月，一向对戚继光关爱有加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这对深受张居正提携而又手握重兵的戚继光而言非常不利。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被调任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到达广东后，广东方面的情况更令他寒心。南方的倭患早已平息，广东承平日久，军队管理混乱，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戚继光巡视了广东沿海的惠州、潮州、肇州、庆州等地方的战备情况。这时，虽然倭寇已经平息，但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深知，只有时刻掌握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才能对各种可能的威胁有效遏制，才能避免重蹈当年倭寇大举来犯时无兵可用的覆辙。他原想在巡视完毕后，对广东全省的沿海防务进行重新的整饬，但是忘我的工作，导致他旧病复发，不得不在当地的小金山休养。在休养期间，戚继光也是身闲心不闲。这期间，他对自己多年笔耕的收获进行了整理。万历十二年（1584）十一月，朝廷罢免了戚继光所任的广东总兵官一职，让他告老还乡。万历十三年（1585）十月，戚继光回到故乡蓬莱。戚继光晚年热衷于地方的公益事业，他捐资重新修葺了蓬莱阁，还修建了家庙。
万历十五年（1588）十二月十九日，戚继光突然发病。第二天鸡叫的时候，这位征战一生的老将军终于闭上了双眼，在贫病交加和无奈中走完了自己60年坎坷的生命历程。戚继光死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朝廷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的功劳也多被抹杀，直到崇祯年间才对他死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平反。
（齐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