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邦辅（1502—1575），字子忠，号东村，兖州府曹州定陶县人。明中期大臣，抗倭名将。他不畏权贵，以廉洁著称。
曹邦辅的高祖曹世才以上，世居山西潞城（今山西长治），从曾祖父曹升起，迁来定陶，并定居于此。祖父曹刚，生有7子。父曹良广最小，夫人徐氏，生有3子，而曹邦辅最小。曹邦辅天赋非凡，文章俊雅，幼年游学于乡校之间，便已颇有名气。
嘉靖十年（1531），曹邦辅参加山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1532）举进士，先后任元城（今河北大名）及南和（今属河北）知县、云南道御史、陕西巡按、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等职。
曹邦辅为官体恤民间疾苦，敢于抨击权贵，秉公执法。任元城知县期间，“岁减里甲，轻徭薄赋”，又放千金赈济贫困百姓。后任云南道御史，弹击奸邪，豪强畏服。巡视河东盐政时，核查盐丁私人通商，革除占窝营私舞弊，创立经商机制，河东盐业大兴，每年的捐税收入倍于常年。在陕西巡按任上，他考核吏治，对宗室杀人反诬陷于人者极为愤慨，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打击邪恶。当时，蒙古部落大举入侵，杀掠人口数以千计，掠夺牛羊达14万之多。陕西总督张珩等官员隐瞒实情，谎报朝廷说打了很多胜仗。曹邦辅巡视得知实情后，上疏弹劾。明世宗知情后大怒，张珩等7人被谪戍，百姓呼为真御史。
嘉靖二十七年（1548），曹邦辅出任湖广副使，补河南。在柘城（今河南东部）时，以师尚诏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据《明史》卷二○五记载：“柘城贼师尚诏反，陷归德，检校董纶率民兵巷战，手刃数贼，与其妻贾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举人陈闻诗为帅。不听，斩从者胁之。闻诗绐曰：‘必欲我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上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缢。贼围太康，都指挥尚允绍与战鄢陵，败绩。允绍复击贼于霍山，贼围之，兵无敢进。”以师尚诏为首的起义军攻破一府八县，杀戮十余万人。曹邦辅督师镇压，士卒如有怯战，即立斩最后者，士卒竞进。叛军大败而逃，被擒杀者达六百余人。叛军坚持四十余天，败走山东莘县，师尚诏被擒。曹邦辅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诏赐银币，升山西右参政，带兵到雁门关防御胡虏，而胡虏刚入侵此地，就被曹邦辅迅速击退。因此，他又受到朝廷赐金，再升任浙江按察使。
曹邦辅还是一位著名的抗倭将领。嘉靖二十二年（1543），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倭寇与明朝海盗汪直、徐海、陈东等勾结，连船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嘉靖二十四年（1545），曹邦辅任考察院右佥都御史，上任不久，适值倭寇登陆劫掠扰乱。倭寇聚柘林、犯南京、破漂水、抵宜兴、进据陶宅，百姓深受其害。曹邦辅亲披甲胄，督军击剿，令副使王崇古围困倭寇。倭寇大败，退入太湖。曹邦辅挥军抵进，追至苏州浒墅关，一日七战七捷，斩杀倭寇三百九十余名，生擒74名。经过十多天的激战，柘林的倭寇基本被消灭。曹邦辅又督军饷，带水兵防御水沟。适值防守东沟的总兵何卿师溃，曹邦辅率师增援，命人以神枪火炮捣毁敌船，前后俘斩六百余人。
奸臣严嵩的干儿子、侍郎赵文华闻倭寇被围，日夜兼程，欲抢夺曹邦辅功劳。当行至杨家桥时，寇已尽歼。曹邦辅捷书先奏。赵文华因邀功不成而怀恨在心，反诬奏曹邦辅“避难击易”，虚报军情。总督杨宜亦奏曹邦辅“故违节制”。他们均以私怨诬曹邦辅三战三败。给事中夏栻、孙浚为此鸣不平。赵文华还京奏言：“贼易灭，督托非人，致败。臣昔论曹邦辅，遂媒孽臣，东南涂炭何时解。”世宗不察虚实，不辨是非，遂下诏逮系曹邦辅，谪戍朔州。时论愤惋不平，吴人立生祠祭祀，以表敬意。
穆宗即位后，隆庆元年（1567），杨博担任吏部尚书时，以曹邦辅善领兵、谙兵法而举荐他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继升兵部右侍郎，再升任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曹邦辅上书言修筑边墙并非上策，应紧急练兵，兵精则边事可安。此后，回京先后任右、左都御史，掌都察院。曹邦辅在治理积弊的同时，“又疏城外扎营之失，守城八战之法”，士卒无不佩服。隆庆二年（1568），升任南京户部尚书。
明神宗登基后，下诏赠官给曹邦辅的祖父和父亲。两人均被赠予户部尚书的官衔，曹邦辅的祖母与母亲都被赠尚书夫人，曹邦辅正妻所受之封也如此。至此曹家已是第三次受朝廷封赏。此时，曹邦辅已年满70，四次上疏乞告引退。万历元年（1573），曹邦辅因病回家。万历三年（1575），73岁的曹邦辅卒于家中。他从政廉洁，家无余资，死后赠官太子少保，并诏遣官员为他营修坟墓。多年以后，他在定陶的门生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将他供奉在当地学堂，以为师表。
曹邦辅体貌伟岸，精力充沛，面色红润。他忠孝两全，常有为国捐躯之志，遇事不畏艰险，谈论天下大事时总是神情慷慨激昂。当初，在边关时，他对边关形势已了如指掌，常想为朝廷扫清边患，即使身死疆场也在所不惜。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他为官40年，清正廉洁，始终如一。最初在江浙做官，后来入朝，朝廷要为他加俸禄，他说：“不能替国家讨平盗贼，已是我的过失，哪里还能想着加俸禄呢？”于是，将加俸官打发走。他到北京做官时，也是如此。曹邦辅虽然官至上卿，但拥有的田地只有数顷。告老还乡之后，毫无张扬，默默无闻，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曹邦辅不喜饮酒，也不嗜好音乐，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安静的书斋中披阅文史，整日沉思，有所心得就记录下来。他认为，吴越之地的儒学深受佛教影响，与齐鲁大地的儒学旨趣截然相反；吴越之学，鼓动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要善于投机取巧，而不是以诚相待。这都与孔孟所提倡的儒道背道而驰。他还将自己的观点，著成书并进呈朝廷。很多人认为，这些观点会冒犯皇帝，想劝止他。他说：难道后代人读我的书，就没有一个认同我的吗？曹邦辅从少年至老年，所想所行，都坦坦荡荡，没有一件不光明磊落，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不愧屋漏”吧。
曹邦辅晚年居家，一边著述，一边教授家乡子弟，著有《军机事宜》《名将方略》《樽俎对谈》等。
（王士平）
曹邦辅
曹邦辅（1502—1575），字子忠，号东村，兖州府曹州定陶县人。明中期大臣，抗倭名将。他不畏权贵，以廉洁著称。
曹邦辅的高祖曹世才以上，世居山西潞城（今山西长治），从曾祖父曹升起，迁来定陶，并定居于此。祖父曹刚，生有7子。父曹良广最小，夫人徐氏，生有3子，而曹邦辅最小。曹邦辅天赋非凡，文章俊雅，幼年游学于乡校之间，便已颇有名气。
嘉靖十年（1531），曹邦辅参加山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1532）举进士，先后任元城（今河北大名）及南和（今属河北）知县、云南道御史、陕西巡按、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等职。
曹邦辅为官体恤民间疾苦，敢于抨击权贵，秉公执法。任元城知县期间，“岁减里甲，轻徭薄赋”，又放千金赈济贫困百姓。后任云南道御史，弹击奸邪，豪强畏服。巡视河东盐政时，核查盐丁私人通商，革除占窝营私舞弊，创立经商机制，河东盐业大兴，每年的捐税收入倍于常年。在陕西巡按任上，他考核吏治，对宗室杀人反诬陷于人者极为愤慨，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打击邪恶。当时，蒙古部落大举入侵，杀掠人口数以千计，掠夺牛羊达14万之多。陕西总督张珩等官员隐瞒实情，谎报朝廷说打了很多胜仗。曹邦辅巡视得知实情后，上疏弹劾。明世宗知情后大怒，张珩等7人被谪戍，百姓呼为真御史。
嘉靖二十七年（1548），曹邦辅出任湖广副使，补河南。在柘城（今河南东部）时，以师尚诏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据《明史》卷二○五记载：“柘城贼师尚诏反，陷归德，检校董纶率民兵巷战，手刃数贼，与其妻贾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举人陈闻诗为帅。不听，斩从者胁之。闻诗绐曰：‘必欲我行，毋杀人，毋纵火。’贼许诺，拥上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缢。贼围太康，都指挥尚允绍与战鄢陵，败绩。允绍复击贼于霍山，贼围之，兵无敢进。”以师尚诏为首的起义军攻破一府八县，杀戮十余万人。曹邦辅督师镇压，士卒如有怯战，即立斩最后者，士卒竞进。叛军大败而逃，被擒杀者达六百余人。叛军坚持四十余天，败走山东莘县，师尚诏被擒。曹邦辅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诏赐银币，升山西右参政，带兵到雁门关防御胡虏，而胡虏刚入侵此地，就被曹邦辅迅速击退。因此，他又受到朝廷赐金，再升任浙江按察使。
曹邦辅还是一位著名的抗倭将领。嘉靖二十二年（1543），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倭寇与明朝海盗汪直、徐海、陈东等勾结，连船数百，蔽海而至，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嘉靖二十四年（1545），曹邦辅任考察院右佥都御史，上任不久，适值倭寇登陆劫掠扰乱。倭寇聚柘林、犯南京、破漂水、抵宜兴、进据陶宅，百姓深受其害。曹邦辅亲披甲胄，督军击剿，令副使王崇古围困倭寇。倭寇大败，退入太湖。曹邦辅挥军抵进，追至苏州浒墅关，一日七战七捷，斩杀倭寇三百九十余名，生擒74名。经过十多天的激战，柘林的倭寇基本被消灭。曹邦辅又督军饷，带水兵防御水沟。适值防守东沟的总兵何卿师溃，曹邦辅率师增援，命人以神枪火炮捣毁敌船，前后俘斩六百余人。
奸臣严嵩的干儿子、侍郎赵文华闻倭寇被围，日夜兼程，欲抢夺曹邦辅功劳。当行至杨家桥时，寇已尽歼。曹邦辅捷书先奏。赵文华因邀功不成而怀恨在心，反诬奏曹邦辅“避难击易”，虚报军情。总督杨宜亦奏曹邦辅“故违节制”。他们均以私怨诬曹邦辅三战三败。给事中夏栻、孙浚为此鸣不平。赵文华还京奏言：“贼易灭，督托非人，致败。臣昔论曹邦辅，遂媒孽臣，东南涂炭何时解。”世宗不察虚实，不辨是非，遂下诏逮系曹邦辅，谪戍朔州。时论愤惋不平，吴人立生祠祭祀，以表敬意。
穆宗即位后，隆庆元年（1567），杨博担任吏部尚书时，以曹邦辅善领兵、谙兵法而举荐他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继升兵部右侍郎，再升任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曹邦辅上书言修筑边墙并非上策，应紧急练兵，兵精则边事可安。此后，回京先后任右、左都御史，掌都察院。曹邦辅在治理积弊的同时，“又疏城外扎营之失，守城八战之法”，士卒无不佩服。隆庆二年（1568），升任南京户部尚书。
明神宗登基后，下诏赠官给曹邦辅的祖父和父亲。两人均被赠予户部尚书的官衔，曹邦辅的祖母与母亲都被赠尚书夫人，曹邦辅正妻所受之封也如此。至此曹家已是第三次受朝廷封赏。此时，曹邦辅已年满70，四次上疏乞告引退。万历元年（1573），曹邦辅因病回家。万历三年（1575），73岁的曹邦辅卒于家中。他从政廉洁，家无余资，死后赠官太子少保，并诏遣官员为他营修坟墓。多年以后，他在定陶的门生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将他供奉在当地学堂，以为师表。
曹邦辅体貌伟岸，精力充沛，面色红润。他忠孝两全，常有为国捐躯之志，遇事不畏艰险，谈论天下大事时总是神情慷慨激昂。当初，在边关时，他对边关形势已了如指掌，常想为朝廷扫清边患，即使身死疆场也在所不惜。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他为官40年，清正廉洁，始终如一。最初在江浙做官，后来入朝，朝廷要为他加俸禄，他说：“不能替国家讨平盗贼，已是我的过失，哪里还能想着加俸禄呢？”于是，将加俸官打发走。他到北京做官时，也是如此。曹邦辅虽然官至上卿，但拥有的田地只有数顷。告老还乡之后，毫无张扬，默默无闻，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差别。
曹邦辅不喜饮酒，也不嗜好音乐，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安静的书斋中披阅文史，整日沉思，有所心得就记录下来。他认为，吴越之地的儒学深受佛教影响，与齐鲁大地的儒学旨趣截然相反；吴越之学，鼓动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要善于投机取巧，而不是以诚相待。这都与孔孟所提倡的儒道背道而驰。他还将自己的观点，著成书并进呈朝廷。很多人认为，这些观点会冒犯皇帝，想劝止他。他说：难道后代人读我的书，就没有一个认同我的吗？曹邦辅从少年至老年，所想所行，都坦坦荡荡，没有一件不光明磊落，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不愧屋漏”吧。
曹邦辅晚年居家，一边著述，一边教授家乡子弟，著有《军机事宜》《名将方略》《樽俎对谈》等。
（王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