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东晋大臣，著名将领和军事家。明帝初拜安西将军，假节镇合肥。为王敦所忌，征还。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与王导、卞壶同受诏命辅少主。祖约、苏峻之乱，鉴登坛流涕，誓师勤王。事平，进太尉，封南昌县公。卒年71岁，谥文成，葬于微山湖东郗山之上。有文集十卷传于世。
一、避乱峄山，南渡江东
郗鉴是东汉名士郗虑的玄孙。郗虑在汉献帝时期曾出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此后高平郗氏逐渐成为儒学世家，挤进士族行列。魏晋时期，郗氏仍以儒学传家，这种家风影响了郗鉴的成长及其以后的仕途生涯。史载，郗鉴“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在郗鉴的身上体现了习儒家风的不坠。可是，这种不变的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但在两晋之际，从当时的社会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很可能属于次等士族。然而，即便是属于次等士族，他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利益。所以，这种三公后裔的士族身份，对后来郗鉴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郗鉴最初担任赵王司马伦的掾，但当他察觉到赵王有夺权篡位之心后就称病辞官了。永宁元年（301），司马伦篡位称帝，党众都升任大官，郗鉴却闭门自守，不与他们接触。同年，司马伦被推翻，郗鉴参司空军事，后历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执政时，想重新委任郗鉴新的官职。史载：“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记载，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东海王越为了拉拢郗鉴并没有放弃努力，可是郗鉴最终却没有与他正面合作。尽管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后来，征东大将军苟晞征郗鉴为从事中郎，郗鉴因苟晞和司马越不和，亦不应召。按照当时的习俗和观点来看，虽然郗鉴一再拒绝当局者的征辟，但在时人的眼中东海王司马越等人还是有恩于郗鉴的。他们认为，郗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司马越的故吏身份，这也是郗鉴日后能够在乱中率民自保，并率领流民渡江之关键所在。
由于拥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郗鉴赢得了乡人的尊重，所以乡人大多投靠于他。据《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记载：“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由此可知，永嘉五年（311），汉赵军队攻陷首都洛阳，并俘虏晋怀帝，中国北方就更为混乱，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郗鉴暂时并未南渡，就滞留在了北方。乡人因郗鉴有名望，就推举郗鉴为首领，他带一千多户人到峄山逃避战乱。在峄山落脚之后，司马睿以朝廷的名义，命其代理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峄山。但是，当时郗鉴与荀藩所派的李述和刘琨所派的刘演同时担任兖州刺史，三人由不同行台承制任命，各据一郡，并各自为政，互相对立。同时，兖州亦正受徐龛和石勒两股军事力量侵扰。在战事不息且没有外援而闹饥荒的情况下，人民即使要靠捕野鼠燕子等动物来充饥，也仍不肯叛离郗鉴，并且人数反而渐多，以至于“三年间，众至数万”。不久，朝廷又为他加官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直到永昌初年，郗鉴才开始由北方南下。
郗鉴在任兖州刺史镇守峄山期间，多次被羯胡石勒侵逼，被迫辗转南移。《晋书》卷六十八《纪瞻传》载：“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才，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 很显然，关于郗鉴南渡，《晋书》只是介绍了某些原因，并没有明言其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 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屯驻合肥，未得过江。作为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暂时撇开郗鉴所率流民渡江规模不谈，纪瞻推荐郗鉴于晋元帝，郗鉴以流民帅的身份，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征入朝。田余庆教授认为元帝征鉴为尚书，入居京都，这是对他表示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意思 。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来于合肥与建康之间。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郗鉴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民帅，被东晋政府使用并发挥历史作用的。在以后的平灭王敦叛乱和苏俊叛乱中，郗鉴也立下过汗马功劳。
二、谋灭王敦，平定苏峻
琅邪王氏对司马睿的南渡，起了重要的作用。王导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当时，王导居中策应，王敦控制荆州。永昌元年（322），王敦攻进建康，四月退回武昌，遥控朝政。明帝司马绍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朝廷为了应对王敦，于是拜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显然，明帝使郗鉴出镇合肥，是欲依其流民力量为外援。正如《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所说，“谋杖鉴为外援”。第二年，王敦东移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后，深感郗鉴是块心病，便上表加郗鉴为尚书令。于是，郗鉴再度入朝建康。然而，在路经姑熟的时候，郗鉴却被王敦部下拘留，但因郗鉴名望太大，终于未敢加害。等到郗鉴重新返回建康后，“遂与帝谋灭敦”，参与了平叛密谋。东晋太宁二年（324），王敦遣部将钱凤等人领兵进逼建康，京师上下一片惊慌，群情汹汹。郗鉴认为：敌军兵多不能力敌，王敦来犯已经惹来民众极大的怨恨和反抗意识，应当拖长战事，让其他反抗力量形成并对王敦进攻，借以取胜。司马绍听从了郗鉴的建议，下令固守不出，同时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此时，因朝廷无兵可用，郗鉴推荐了苏峻、刘遐等流民帅。《晋书》卷八十一《刘遐传》云：“遐于太宁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京都，未言有诏见召，王敦复反，郗鉴议召峻及刘遐入援。” 最终，由于流民帅的起用，使战争形势有了改观。此时，四方义兵亦冒起，并成功讨平王敦之乱。这股谋反势力在较短时间内被平定，与郗鉴本人拥有流民武力及威望有着极大的关系。
郗鉴谋划用流民帅灭王敦之策，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流民帅入京，对东晋也有很大危险性，为当朝所忌讳。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作为流民帅的苏峻和祖约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际的重用。据《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记载：“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由于愿望得不到切实的满足，这些流民帅就对朝廷产生一种不满甚至敌对情绪，并最终引发了苏峻、祖约叛乱。及苏峻乱起，郗鉴就责无旁贷了。据《晋书·郗鉴传》载“及祖约、苏峻反，鉴闻难……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曰：‘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凡我同盟，既盟之后，戮力一心，以救社稷。’”郗鉴还以军事家的智谋和眼光分析道：“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同时，他还组织人力，在京口附近筑3个堡垒以抵挡叛军。最后，叛军败走吴兴，纵掠三吴的苏峻之乱很快就被弭平。据《晋书·郗鉴传》称：“鉴遣参军李闳追斩之，降男女万余口。”
三、经营京口，功不可没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在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因为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左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
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有一个历史过程。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早在苏峻之乱时，郗鉴首次提出“静镇京口”之议。此前郗鉴曾于东晋成帝咸和初年，将徐州刺史治所由江北广陵移镇京口，从而开始了对京口的经营。
西晋末年以来，京口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两晋之交，京口周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北方流民。这些北方流民，就成了郗鉴笼络利用和率之迁徙辗转的对象。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一》记载：“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 可见，郗鉴将流民迁往京口、晋陵，曾为他们“处以田宅”，使其“渐得少安” 。这些流民成为开发和护卫京口的重要潜在力量。郗鉴自从成帝咸和元年（326）初镇京口，到成帝咸康五年（339）辞世，前后共经营京口长达13年之久。此后，京口在东晋乃至南朝的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现实作用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田余庆教授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了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郗鉴死后，郗氏家族的势力一直在京口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和较强的控驭能力。直到废帝太和四年（369）桓温驱逐郗愔，郗鉴家族势力在京口的影响才黯然谢幕。
（秦湘宇）
郗 鉴
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东晋大臣，著名将领和军事家。明帝初拜安西将军，假节镇合肥。为王敦所忌，征还。迁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与王导、卞壶同受诏命辅少主。祖约、苏峻之乱，鉴登坛流涕，誓师勤王。事平，进太尉，封南昌县公。卒年71岁，谥文成，葬于微山湖东郗山之上。有文集十卷传于世。
一、避乱峄山，南渡江东
郗鉴是东汉名士郗虑的玄孙。郗虑在汉献帝时期曾出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此后高平郗氏逐渐成为儒学世家，挤进士族行列。魏晋时期，郗氏仍以儒学传家，这种家风影响了郗鉴的成长及其以后的仕途生涯。史载，郗鉴“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在郗鉴的身上体现了习儒家风的不坠。可是，这种不变的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但在两晋之际，从当时的社会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很可能属于次等士族。然而，即便是属于次等士族，他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利益。所以，这种三公后裔的士族身份，对后来郗鉴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郗鉴最初担任赵王司马伦的掾，但当他察觉到赵王有夺权篡位之心后就称病辞官了。永宁元年（301），司马伦篡位称帝，党众都升任大官，郗鉴却闭门自守，不与他们接触。同年，司马伦被推翻，郗鉴参司空军事，后历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执政时，想重新委任郗鉴新的官职。史载：“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记载，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东海王越为了拉拢郗鉴并没有放弃努力，可是郗鉴最终却没有与他正面合作。尽管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后来，征东大将军苟晞征郗鉴为从事中郎，郗鉴因苟晞和司马越不和，亦不应召。按照当时的习俗和观点来看，虽然郗鉴一再拒绝当局者的征辟，但在时人的眼中东海王司马越等人还是有恩于郗鉴的。他们认为，郗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司马越的故吏身份，这也是郗鉴日后能够在乱中率民自保，并率领流民渡江之关键所在。
由于拥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郗鉴赢得了乡人的尊重，所以乡人大多投靠于他。据《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记载：“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由此可知，永嘉五年（311），汉赵军队攻陷首都洛阳，并俘虏晋怀帝，中国北方就更为混乱，然而由于某种原因，郗鉴暂时并未南渡，就滞留在了北方。乡人因郗鉴有名望，就推举郗鉴为首领，他带一千多户人到峄山逃避战乱。在峄山落脚之后，司马睿以朝廷的名义，命其代理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峄山。但是，当时郗鉴与荀藩所派的李述和刘琨所派的刘演同时担任兖州刺史，三人由不同行台承制任命，各据一郡，并各自为政，互相对立。同时，兖州亦正受徐龛和石勒两股军事力量侵扰。在战事不息且没有外援而闹饥荒的情况下，人民即使要靠捕野鼠燕子等动物来充饥，也仍不肯叛离郗鉴，并且人数反而渐多，以至于“三年间，众至数万”。不久，朝廷又为他加官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直到永昌初年，郗鉴才开始由北方南下。
郗鉴在任兖州刺史镇守峄山期间，多次被羯胡石勒侵逼，被迫辗转南移。《晋书》卷六十八《纪瞻传》载：“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才，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 很显然，关于郗鉴南渡，《晋书》只是介绍了某些原因，并没有明言其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 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屯驻合肥，未得过江。作为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暂时撇开郗鉴所率流民渡江规模不谈，纪瞻推荐郗鉴于晋元帝，郗鉴以流民帅的身份，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征入朝。田余庆教授认为元帝征鉴为尚书，入居京都，这是对他表示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意思 。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来于合肥与建康之间。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郗鉴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民帅，被东晋政府使用并发挥历史作用的。在以后的平灭王敦叛乱和苏俊叛乱中，郗鉴也立下过汗马功劳。
二、谋灭王敦，平定苏峻
琅邪王氏对司马睿的南渡，起了重要的作用。王导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当时，王导居中策应，王敦控制荆州。永昌元年（322），王敦攻进建康，四月退回武昌，遥控朝政。明帝司马绍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朝廷为了应对王敦，于是拜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显然，明帝使郗鉴出镇合肥，是欲依其流民力量为外援。正如《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所说，“谋杖鉴为外援”。第二年，王敦东移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后，深感郗鉴是块心病，便上表加郗鉴为尚书令。于是，郗鉴再度入朝建康。然而，在路经姑熟的时候，郗鉴却被王敦部下拘留，但因郗鉴名望太大，终于未敢加害。等到郗鉴重新返回建康后，“遂与帝谋灭敦”，参与了平叛密谋。东晋太宁二年（324），王敦遣部将钱凤等人领兵进逼建康，京师上下一片惊慌，群情汹汹。郗鉴认为：敌军兵多不能力敌，王敦来犯已经惹来民众极大的怨恨和反抗意识，应当拖长战事，让其他反抗力量形成并对王敦进攻，借以取胜。司马绍听从了郗鉴的建议，下令固守不出，同时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此时，因朝廷无兵可用，郗鉴推荐了苏峻、刘遐等流民帅。《晋书》卷八十一《刘遐传》云：“遐于太宁初移屯泗口，王含反，遐与苏峻俱京都，未言有诏见召，王敦复反，郗鉴议召峻及刘遐入援。” 最终，由于流民帅的起用，使战争形势有了改观。此时，四方义兵亦冒起，并成功讨平王敦之乱。这股谋反势力在较短时间内被平定，与郗鉴本人拥有流民武力及威望有着极大的关系。
郗鉴谋划用流民帅灭王敦之策，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流民帅入京，对东晋也有很大危险性，为当朝所忌讳。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作为流民帅的苏峻和祖约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际的重用。据《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记载：“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由于愿望得不到切实的满足，这些流民帅就对朝廷产生一种不满甚至敌对情绪，并最终引发了苏峻、祖约叛乱。及苏峻乱起，郗鉴就责无旁贷了。据《晋书·郗鉴传》载“及祖约、苏峻反，鉴闻难……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曰：‘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凡我同盟，既盟之后，戮力一心，以救社稷。’”郗鉴还以军事家的智谋和眼光分析道：“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同时，他还组织人力，在京口附近筑3个堡垒以抵挡叛军。最后，叛军败走吴兴，纵掠三吴的苏峻之乱很快就被弭平。据《晋书·郗鉴传》称：“鉴遣参军李闳追斩之，降男女万余口。”
三、经营京口，功不可没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在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因为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左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
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有一个历史过程。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早在苏峻之乱时，郗鉴首次提出“静镇京口”之议。此前郗鉴曾于东晋成帝咸和初年，将徐州刺史治所由江北广陵移镇京口，从而开始了对京口的经营。
西晋末年以来，京口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两晋之交，京口周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北方流民。这些北方流民，就成了郗鉴笼络利用和率之迁徙辗转的对象。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一》记载：“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 可见，郗鉴将流民迁往京口、晋陵，曾为他们“处以田宅”，使其“渐得少安” 。这些流民成为开发和护卫京口的重要潜在力量。郗鉴自从成帝咸和元年（326）初镇京口，到成帝咸康五年（339）辞世，前后共经营京口长达13年之久。此后，京口在东晋乃至南朝的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现实作用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田余庆教授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说，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了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郗鉴死后，郗氏家族的势力一直在京口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和较强的控驭能力。直到废帝太和四年（369）桓温驱逐郗愔，郗鉴家族势力在京口的影响才黯然谢幕。
（秦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