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生卒年不详），姓姜名望，因他是齐国第一代国君，齐人追称之“姜太公”或“太公望”。他曾协助周武王灭商，武王尊他为师尚父。因其先祖曾封于吕，因而又被称为吕尚、吕望。姜太公在商、周兴替的金戈铁马中和西周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卓有影响，特别是其兵学思想对其后的《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孙膑兵法》等兵学著作都多有启迪，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居东海之滨
关于姜太公的里籍，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是渭水上游的羌族部落长。羌族本是我国的西部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羌人一直支持周政权，周克商后，姜太公被封于齐。按照这种观点，周灭商以前，姜太公一直生活在我国的西部地区，他并非东方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的里籍是河南汲县。《水经注·清水》：“汲县城西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庙。庙侧高材秀木，翘楚竞茂，相传姜太公故居也。”晋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碑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是“东海上人”，其里籍应在今山东。《孟子·尽心上》：“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路史·国名记甲》云：“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东吕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关于姜太公的里籍，我们倾向于山东说。从炎帝族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
炎帝族群的姜姓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一部分留在渭水上游一带外，另一部分则沿着黄河向东迁移，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即是炎帝族所创造的。他们成为黄河流域里一个势力强劲的部落联盟，在他们继续沿黄河东迁过程中，其中的一支开始到达今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并与东方土著蚩尤部族发生冲突。炎、黄两族联合击败东方的蚩尤部落联盟，炎帝族的姜姓部落可能在这一时期进入今山东北部和东部地区。
夏商至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地区，除居于临淄的齐姜外，还有居于寿光的纪姜，居于莱芜、昌乐的莱姜，居于安丘的淳于姜，居于苍山的向姜，居于章丘的邰氏姜，居于济阳的逄氏姜，居于费县的许由氏之姜等。王献唐先生认为：“商周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其土著人民乃炎帝神农之后”“太公是山东土著的姜姓” 。也就是说，姜太公就出生于这些山东境内的姜姓部族中。
那么，姜太公究竟属于哪一个姜姓国家呢？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应是吕国。《路史·国名记甲》云：“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莒、吕古为一字。从姜太公为“东海上人”和“居东海之滨”这一记载来看，莒地应靠近东海，齐地之莒可能就是姜太公的原籍。由于齐国不行郡县制，对齐人里籍的记述往往不能确指，但称姜太公的里籍在齐地即今山东地区是不会错的。
姜太公归周前的传说很多，有的还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更使人觉得扑朔迷离。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两种不同的传闻。《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西周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司马迁在这里提到姜太公“尝事纣”，《孟子·离娄上》却说“太公辟纣”，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所指的并非是同一时期的事。姜太公是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其先祖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姜太公也算是出身高门，他年轻时对商纣抱有幻想，企图事纣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是有可能的。遗憾的是，商纣淫乐无度，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致使百姓怨望而诸侯叛离，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才离开商纣，隐居东海之滨。所以选择东海之滨作为隐居地，一是这里离商都较远，统治相对薄弱；二则这里是他的故乡。由此说，太公有一个从“事纣”到“避纣”的人生经历。
姜太公避纣于东海之滨，过着十分穷困的生活，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吕尚盖尝穷困”。
姜太公在东海之滨隐居大约三十年后，不甘淡泊的他开始到中原一带闯荡新的生活。他先是在棘津（今河北延津东北）“卖食” ，或“求售与人为庸” ，甚至做“迎客之舍人” ，所干的都是一些低级劳作。后来，姜太公又来到了殷都朝歌。《盐铁论·颂贤》：“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战国策·秦策》：“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由此可知，他屠过牛、做过商贩、干过佣作，其活动地点在棘津、朝歌、孟津一带。
姜太公归周前还曾在距周地较近的磻溪一带活动。《水经注·渭水上》：“（磻）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今人谓之几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鄣秀阻，人迹罕交，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也。其投竿跽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其水清冷神异，北流十二里注入渭……”《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钓于“渭之阳”，而磻溪“北流十二里注入渭”，这都说明姜太公曾在渭水一带活动，这可能是姜太公有意接近周政权，在此等待和寻找合适的机会。
二、佐周灭商
周族在灭商前是今陕西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部族，其始祖名弃，因善于种植，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今陕西武功），号曰后稷，姓姬氏。在商代初年，弃的三世孙公刘，因受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公刘居豳后，“彻田为粮” ，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 ，周族很快发展兴旺起来。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时，为躲避戎狄部落的进攻，又迁移至岐山（今陕西岐山）一带，开始立家室，筑城郭，并且设官分职，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时的周族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逐渐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最强大的方国。
周族的崛起，引起了商的不安，古公亶父之子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季历死后，其子昌继位，号称文王。文王励精图治，积善累德，诸侯皆向往之。一些志士仁人归周，壮大了周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素有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姜太公，便毅然决然去投奔周文王。
姜太公归周后，被周文王尊为师，司马迁在记述姜太公业绩时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简而归之，要者有三点：
其一，暗中积蓄力量，为灭商做充分的准备。当时，周小商大，力量仍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文王不敢公开反对商朝，与商还保持着君臣关系。为了表示周臣服于商，文王自羑里归周后，主动“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商纣为了酬答文王的诚意，也“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之” 。姜太公与周文王所以与商维持着君臣关系，是因为公开反商的机会未到，他们只能韬光养晦，以待天时。
其二，辅文王修德勤政。姜太公以尧、舜、禹、汤之道教文王，修德积善，尊贤举能，发展生产，富民以教，使周境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风纯朴。《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虞、芮都是周族周围的小方国，他们有争讼到周去评断，这本身就说明周在周边部族中有很高的威望。
其三，武力征讨殷商与国。文王自羑里归周后，在姜太公的佐助下，随着周族力量的增强，开始了由近及远地翦除商羽翼的活动，由事奉商朝转为公开与商朝抗衡，以武力攻伐与商关系密切的密须、耆国、犬戎等，又以武力攻伐商的附属国祟。
文王灭崇以后，周与商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三分天下周据其二。遗憾的是，文王大功未竟便不幸去世。文王去世后，太子发继立，是为周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所谓“师修文王绪业”，亦即继续推行文王制定的策略，完成灭商建国的大业。
姜太公在周武王时期的地位更加提高了，以武王师的身份，对周武王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武王受命九年，太公和武王在孟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演习。《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述说：“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孟津。”手持黄钺和白旄，以示对全军拥有最高指挥权，姜太公是这次观兵的总指挥是无可置疑的。孟津观兵，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充分显示了周族的号召力，说明周伐商得到了众多诸侯的支持，是大势所趋。
与周族势力发展的同时，商王朝却江河日下，国内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从而为周兴兵灭商提供了良好时机。
武王决定伐纣后，占卜以定吉凶，结果龟兆不吉，众人畏惧，不知所措，只有姜太公劝武王出兵。周武王在姜太公的力劝下才决定出师。
周师行至汜水牛头山，又发生了意外事故。当时，风甚雷疾，鼓旗毁折，武王的参乘也惊吓而死，众人犹豫不决，姜太公力排众议，率军前行。“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在意外变故出现后，姜太公表现出坚定的灭商信念和气魄，对于鼓励士气和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武王由犹豫动摇变为坚毅果敢，为最终灭商伐纣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月甲子，周师至商郊牧野，商纣亦发兵七十万拒武王。在这次战斗中，姜太公威风凛凛，指挥若定。《帝王世纪》描写太公指挥战斗的情景说：“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 将姜太公的大将风范表现得栩栩如生。《诗经·大明》描写牧野战况和太公的勇武时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在姜太公的指挥下，周师驰入敌阵，奋勇杀敌。商纣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叛商奔周。商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周取得了灭商的胜利。
牧野之战胜利后，如何对待殷商百姓和各级官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加剧动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姜太公又佐助周武王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所谓“师尚父谋居多”，充分说明了姜太公在商周兴替这一历史变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封齐建国
周武王克商后，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来分而治之，以巩固周的统治。“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师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封太公于齐，是以齐人治齐。
姜太公就国后，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以与莱等东夷方国的争斗最为严峻。莱主要集中在潍淄流域，在商朝末年，莱乘机发展起来。从文献记述看，今山东掖县、高密、平度、龙口都是莱国故地，其地域相当大，是东方一个势力较大的方国。姜太公封齐后与莱展开了争夺领土的斗争，直到齐灵公时才最终灭莱。
姜太公针对齐地的具体情况，“因其俗，简其礼，建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使齐地很快发展起来。
正在这时，周武王去世，周成王诵即位。成王年幼，由周公旦主持军国大政。管叔、蔡叔对周公摄政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篡权。不久，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东夷的燕国、蒲姑氏、徐夷、淮夷也同时反周。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发兵东征。同时，周成王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这里的五侯九伯就是东夷诸国。经过三年征战，周公终于平定了武庚及三叔叛乱，杀死管叔，流放蔡叔，武庚的势力被消灭。在周公东征过程中，姜太公对东夷诸国的征讨，无疑在军事力量上给周公以很大地支持。
姜太公治齐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实际情况，不拘泥既有的礼法，因地制宜，在当地风俗的基础上，灵活地处理军国政务。周人重视宗教与君统，强调尊尊亲亲，通过逐级分封建立了一套亲疏有别、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统治体系，君臣之礼繁文缛节。齐地的东夷地处偏远，受正统思想影响较少，没有如此严格礼节，姜太公封齐后，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允许当地居民以当地的传统习惯行君臣之礼，不仅使政令简单易行，更主要的是从心理上与当地人民贴近了，有利于缓和矛盾和稳定政局。
其二，举贤尚功。《淮南子·齐俗训》云：“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汉书·地理志》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能，尚有功。”姜太公认为治国首先要选贤举能，唯贤是用。从夏商到周初，血缘亲疏成为尊卑贵贱和用人的重要标准。姜太公明显提出以尊贤尚功治齐，对齐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激励人们去为国立功，更主要的是使齐国形成了一个尊重人才的良好政治风气。
其三，以法治国。《尚书·周书》中有《吕刑》篇，《吕刑》可以视为吕尚时代齐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杨向奎先生认为：“申吕称王，不始于周，而始于夏。” 申吕在周初是作为旧方国而复国称王的。吕尚至齐后，将《吕刑》行之国中，并被齐文化所吸收，“《吕刑》讲刑，故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的地区” 。《吕刑》总结了历史上无法可依、滥施刑法导致国家危亡的经验教训，倡导以法治国。
其四，通工商之业，便渔民之利。齐国近海，土地盐碱瘠薄，不利于生长五谷。针对这一情况，姜太公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的工商立国方针，充分利用齐地紧靠大海、鱼盐资源丰富这一自然条件，大力发展鱼盐业。同时，齐地土著居民还有植桑养蚕、制陶、冶炼等传统手工业，姜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由于姜太公政策得当，使齐国经济迅速崛起，改变了穷山恶水的旧面貌，发展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强大国。
四、姜太公与《六韬》的成书
《六韬》，《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姜望撰”。全书以姜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问的形式写成，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自宋以来，学者们多认为《六韬》非姜太公所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之作。其主要观点有三：
其一，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认为，《六韬》为战国时期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托古所作。
其二，明人胡应麟《四部正伪》认为：《六韬》是魏晋以后的兵家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作。
其三，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六韬》是秦汉间人士托古而作。
1972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中有《六韬》残简，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该墓墓葬年代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出土的竹简中并不避讳汉初的几位皇帝，如汉高祖刘邦的“邦”、汉文帝刘恒的“恒”、汉武帝刘彻的“彻”，因此出土竹简至少应在西汉以前。1973年河北定县也出土了《太公》竹简，其中许多内容与今本《六韬》相同或相近，其墓葬年代约在汉五凤三年（前55），这足以说明《六韬》一书在汉以前就已经广泛流传，汉、魏晋伪撰说也就不攻自破。
《六韬》成书于汉代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成书于汉代以前的什么时期，仍有分歧。先秦古籍中最早明确提出《六韬》的是《庄子》一书。《庄子·徐无鬼》曰：“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一些学者据此断定《六韬》出自战国时期 。也有学者认为《六韬》中大量移植兵学言论的主要对象是《尉僚子》和《吴子》，从而断定《六韬》的成书时间在战国时期 。又有学者根据对《史记·留侯世家》的分析，断《六韬》为“秦始皇在位时写成” 。还有学者认为《六韬》是齐桓公时根据周室档案“修复太公法” 而成。作者认为，后者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到齐威王时，齐大夫们再一次对《六韬》进行了修订，从而又杂糅进一些战国时代的特色。
西周以前，很少有以私人著述形式出现的著作，从现有文献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设有记言、记事的史官是确凿无疑的。这说明，商周时期君主大臣的重要谈话和重大事件都有可能被大量地记录下来。《庄子·徐无鬼》所言的“金版六弢”，就是以金版形式记录下来的《六韬》。《群书治要》卷三十一所录《武韬》云：“太公曰：‘天下有地，贤者得之；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贤者取之。’文王曰：‘善，请著之金版。’”这种专门著录善言的金版，与《汉书·晁错传》所言“皆有司之所览刻于玉版藏于金匮”的玉版一样，都是为了长期保存而专门制作的传世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商周史官在记录君臣言行的同时，对于重要的“善言”还以金版的形式进行著录，以传后世。姜太公与周文王有关军事的一些重要对话被以金版的形式著录下来，这就是“金版六弢”。
《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有《周史六弢》，唐颜师古认为《周史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汉书》所以称《周史六弢》，是因为《六韬》源于周代史官所记的金版。从内容上看，《六韬》保留着周代史官著录的痕迹，如1978年周原出土的周初甲骨文中有“衣王田至于帛”的记载，据考古学家考证“衣王”即殷王，“田”即田猎，“帛”在今陕西地区 。对于殷王到过周地这一历史事件，先秦典籍均无记载，敦煌遗书唐人手抄《六韬》却有与之相对应的详细记述：太公曰：“纣之时有西土之邑。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这绝非巧合，而是周代史官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著录。从《六韬》的著述形式看，符合周代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规则，全书内容都以姜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还录有文王与周初名臣散宜生、周公旦等大臣的对话。
《六韬》从周室的金版档案整理成在社会上流传的兵学著作有一个过程。姜太公死后，其后人对太公有关兵学的著录代代相传，在齐桓公时曾进行过整理，并在齐桓公争霸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李卫公问对》云：“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齐桓公“复修太公法”的目的，是为其称霸诸侯服务，因此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具有春秋时期特征的内容糅进其中，并把它用当时通行的语言进行翻译与整理，这正是《六韬》中没有周代档案中佶屈聱牙文风的原因所在。
到齐威王时期，齐国一度企图复霸诸侯，又一次对老祖宗传下的治国治兵之术进行追论和总结。《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齐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段史料说明齐威王时期齐国大夫们曾追论过古代的《司马兵法》。这里所谓古代的《司马兵法》，实际上是周代司马掌管的国家兵学档案，它和姜太公有密切的关系，诚如《李卫公问对》所云：“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 也就是说周代的《司马法》，其根源是姜太公的兵法。由此我们推论，齐威王时期齐大夫们在整理《司马兵法》的同时，对《金版六弢》或《周史六弢》进行整理也是有可能的。这也许正是《六韬》中有一些内容具有战国时代特征的缘故吧。
由于《六韬》主要是记录姜太公答周王问，主要是姜太公的言论，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人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
今本《六韬》是宋代册定《武经七书》时的删定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几经整理，有散失亡佚，也有改纂增补，与原始的《金版六弢》《周史六弢》在语言表述上已多有不同，但并不能据此断 定《六韬》为伪书。因此，《金版六弢》《周史六弢》《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太公》、今本《六韬》都是同一本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其主要内容是周代史官著录在金版上的姜太公与周王有关军事的对话，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文字表述有所变异，但其主体内容没有多少变化。《六韬》虽非姜太公亲自所写，却源于周代史官对姜太公与周王对话的真实记录。因此，《六韬》是目前能见到的研究姜太公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五、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
姜太公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其辅周灭商、封齐建国的事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典籍记述零乱而歧异，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仍嫌朦胧模糊。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人们对英雄崇拜心理的作用，姜太公逐渐被推上了神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姜太公的神话形成过程中，是政府的准宗教行为和民间的宗教情感赋予了姜太公神的光环。
西周至秦汉时期，是姜太公由人到神的初始时期。《诗经·大雅·大明》描写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的勇武形象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将姜太公的大将风范表现得栩栩如生。《史记》引《今文泰誓》：“师尚父左仗黄钺，右把白旄以誓”，这实际上是对姜太公指挥作战的生动表述。《左传》：“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是周王给姜太公征伐权的写实。从上述文献对姜太公的记述看，姜太公是一位勇武果敢、足智多谋的人物，看不出一点神的色彩。屈原《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天问》曰：“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是对姜太公见文王传说的描述，姜太公的形象也是人，而不是神。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姜太公神话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姜太公身上神秘的色彩日渐浓厚，对姜太公佐武王伐纣的故事也衍化出许多神怪奇说，使姜太公的神话达到了顶峰。
宋元明清时期，是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时期。唐以后，姜太公的政治神话逐渐熄灭，其战神地位被关羽所取代，但姜太公的神话传说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文学作品。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武王伐纣平话》，实际上是以姜太公为主要人物的。到明隆庆、万历年间问世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仍是以元代评话为基础，广采民间神话演绎而成的。在这部书中，姜太公不仅调兵遣将，排列布阵，完成了辅周灭商大业，而且掌“封神榜”，权衡神鬼生死荣辱，使许多既不属于佛教系统又不属于道教系统的民间俗神收归麾下，奠定了姜太公“神上之神”的地位。清人毛宗岗在评论该书时说：“每读《封神演义》，满纸仙道，满目鬼神，觉姜子牙竟一无所用。” 但是，民间百姓并不在乎姜太公的神话是否真实，他们出于对智慧勇武的崇拜，将姜太公的神话代代相传，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人们对姜太公的迷信渐次转化成民俗，姜太公的神话成为人们渴望和追求社会公正、生活安定的一种精神寄托。
姜太公神话的发展，始终与政府的准宗教行为密切相关。西汉末年以来，王莽、刘秀都曾利用谶纬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据，因此谶纬学得到官方的支持，并使谶纬学与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向神学化演进。在这种学术环境下，姜太公开始走向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人们对军事谋略都十分关注，曹操曾注《孙子兵法》，将武备与文治结合。人们崇尚勇武和智谋，姜太公的地位自然是越抬越高。
姜太公正式登祠入庙，由朝廷和官府正式进行祭礼是在唐代。唐朝统治者以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为李姓同宗，所以对道教特别推崇，道教的地位高于其他宗教。姜太公高寿多谋的传说正符合道家的长生神仙说，姜太公借此机遇得以登峰造极，被唐统治者请入庙堂。唐开元十一年（723）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不久确立了节度使制度，为了振兴尚武精神和表彰忠烈、激励节义，唐开元十九年（731），“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 。天宝六年（747）又诏敕：“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并率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肃宗为了激励士气，于上元元年（760）又“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 。武成王庙陪祭的十哲是：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李。由历代名将陪祭，姜太公被尊为武圣，取得了与文宣王孔子并驾齐驱的地位。
入宋以后，姜太公仍被奉为武成王。但是，随着契丹、蒙古、党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姜太公弃商投周并佐周灭商的人生经历显然不适应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形势需要。同时，宋朝统治者祖述自己的谱系出自黄帝，而姜太公则是炎帝之后，又传说姜太公曾火烧轩辕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宋真宗梦蚩尤欲毁轩辕殿，关公奉张天师之命剿灭鬼怪的神话。关羽本是三国时代蜀汉的一员大将，曾被曹操俘获却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诱惑，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毅然又投奔刘备。在关羽死后，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在唐代为姜太公陪享的十哲中也没有关羽，可见其地位并不高。但是，在宋代特殊的情况下，忠烈的关羽替代了有“历史问题”的姜太公。崇宁元年（1102）宋朝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又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又加封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又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封英济王。关羽的地位一再被人为地提高，到明清时期甚至被称为“帝”，各地建有“关帝庙”。关羽神话的出现，使姜太公的神话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变得黯然失色。
在姜太公神话过程中，政府的准宗教行为与民间的宗教信仰相辅相成，互推波澜。如果说政府行为是政治需要的话，民间行为则是一种向往和寄托，希望姜太公役神降魔的法力能保佑百姓的安定，铲除人间的邪恶。
姜太公神话在民间的传播，与道教有一定的关系。唐朝时，唐高祖李渊尊老子为皇祖，道教的地位随着统治者的人为抬举而提高。但道教既不像儒教有师传谱系，也不像佛教体系严明，除了老子、庄子的学说外，其他便没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著作了。传说姜太公高寿，正符合道家的长生神仙说。《汉书·艺文志》将姜太公遗著列于道家，使姜太公具备了道家的基本条件。姜太公的神话在这种形势下正式以道家的身份进入了千家万户。
姜太公神话在民间的传播，还与唐宋时期的武举有关。唐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即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诸科，制举则是皇帝临时下诏进行的考试，名目繁多，多根据需要而临时确定名目，其中有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这可以看作是武举的萌芽。至武则天时期，正式设立武举，为习武之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文举录取者拜文宣王孔子，武举录取者则拜被尊为“武成王”的姜太公。由于科举是轰动全国的大事，各地都十分重视，武举人拜谒太公庙，使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圣贤，成为祭拜的对象，成为勇武智谋的化身。
姜太公神话还在民间传说中不断演义。在姜太公生活过的地方，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在陕西，流传着周文王为姜子牙（太公）驾辕拉车的故事：说姜太公垂钓于磻溪，文王遇见后，请他辅佐周族，并将姜子牙扶上车，亲自驾辕拉车，走了八百步，所以姜子牙保周朝八百年江山。在河南流传着姜子牙火烧轩辕坟的故事：姜子牙从昆仑山学道归来，看到妖魔鬼怪在商纣王朝廷上兴风作浪，就与商大臣比干谋划，在宫殿中的大小门上装上桃木弓、柳木箭，阻止妖魔进入。这些妖魔都是扮成美女的狐狸精，在姜子牙的追赶下逃进轩辕坟，姜子牙放火烧坟，才将狐狸精烧死 。在北方地区还传说，姜太公在封神台上封神，把商、周的阴魂全部发落完毕，正准备宣布自己当玉皇大帝时，突然从案下钻出一位名叫张奎的阴魂，硬缠着姜太公要封号，姜太公无奈，只好把玉皇大帝的座次让给了张奎，自己却一无封号，二无座次，三无香火，只好做寺庙房脊上的神上神 。这些民间传说，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姜太公神话的内容。
姜太公的战神形象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战神崇拜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尚武习俗，曾与黄帝争斗过的蚩尤被民间奉为早期的战神。到秦汉时期，蚩尤的战神地位已经确立。秦始皇东巡时，祭祀名山大川以及各路神灵，其中就有兵主蚩尤。刘邦在沛地起兵前，“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 。《汉书·高祖本纪》应劭注曰：“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自唐开元十九年（731）各州置太公庙后，姜太公就以战神的形象出现在民间，并逐渐替代了蚩尤。
姜太公还以行业神的面目出现在民间。在沿海地区，人们奉姜太公为捕鱼业的祖师，这可能与姜太公是“东海上人”及姜太公善钓的传说有关。有些地区的占卜业也奉姜太公为祖师，供奉其图像神马，这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因为姜太公并不信卜。《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惟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论衡·卜筮》：“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凶吉。’”尊姜太公为占卜业祖师，不过是占卜者受文学形象的影响，以姜太公来充自己的门面而已。
姜太公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几达家喻户晓，经长期的流传和积淀，出现了从迷信向民俗转化的趋势。流传于民间的“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神符，只是人们乞求平安的一种心理寄托。当今在北方地区建造房屋时，房梁上仍要贴上“姜太公在此，上梁大吉”的红纸条幅，这并不意味着房屋的主人具有迷信思想，而是姜太公的神话已积淀成了民风民俗的表现形式。
（仝晰纲）
姜太公
姜太公（生卒年不详），姓姜名望，因他是齐国第一代国君，齐人追称之“姜太公”或“太公望”。他曾协助周武王灭商，武王尊他为师尚父。因其先祖曾封于吕，因而又被称为吕尚、吕望。姜太公在商、周兴替的金戈铁马中和西周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卓有影响，特别是其兵学思想对其后的《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孙膑兵法》等兵学著作都多有启迪，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居东海之滨
关于姜太公的里籍，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是渭水上游的羌族部落长。羌族本是我国的西部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羌人一直支持周政权，周克商后，姜太公被封于齐。按照这种观点，周灭商以前，姜太公一直生活在我国的西部地区，他并非东方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的里籍是河南汲县。《水经注·清水》：“汲县城西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庙。庙侧高材秀木，翘楚竞茂，相传姜太公故居也。”晋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碑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姜太公是“东海上人”，其里籍应在今山东。《孟子·尽心上》：“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路史·国名记甲》云：“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东吕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关于姜太公的里籍，我们倾向于山东说。从炎帝族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
炎帝族群的姜姓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一部分留在渭水上游一带外，另一部分则沿着黄河向东迁移，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即是炎帝族所创造的。他们成为黄河流域里一个势力强劲的部落联盟，在他们继续沿黄河东迁过程中，其中的一支开始到达今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并与东方土著蚩尤部族发生冲突。炎、黄两族联合击败东方的蚩尤部落联盟，炎帝族的姜姓部落可能在这一时期进入今山东北部和东部地区。
夏商至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地区，除居于临淄的齐姜外，还有居于寿光的纪姜，居于莱芜、昌乐的莱姜，居于安丘的淳于姜，居于苍山的向姜，居于章丘的邰氏姜，居于济阳的逄氏姜，居于费县的许由氏之姜等。王献唐先生认为：“商周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其土著人民乃炎帝神农之后”“太公是山东土著的姜姓” 。也就是说，姜太公就出生于这些山东境内的姜姓部族中。
那么，姜太公究竟属于哪一个姜姓国家呢？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应是吕国。《路史·国名记甲》云：“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莒、吕古为一字。从姜太公为“东海上人”和“居东海之滨”这一记载来看，莒地应靠近东海，齐地之莒可能就是姜太公的原籍。由于齐国不行郡县制，对齐人里籍的记述往往不能确指，但称姜太公的里籍在齐地即今山东地区是不会错的。
姜太公归周前的传说很多，有的还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更使人觉得扑朔迷离。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两种不同的传闻。《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西周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司马迁在这里提到姜太公“尝事纣”，《孟子·离娄上》却说“太公辟纣”，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所指的并非是同一时期的事。姜太公是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其先祖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姜太公也算是出身高门，他年轻时对商纣抱有幻想，企图事纣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是有可能的。遗憾的是，商纣淫乐无度，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致使百姓怨望而诸侯叛离，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才离开商纣，隐居东海之滨。所以选择东海之滨作为隐居地，一是这里离商都较远，统治相对薄弱；二则这里是他的故乡。由此说，太公有一个从“事纣”到“避纣”的人生经历。
姜太公避纣于东海之滨，过着十分穷困的生活，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吕尚盖尝穷困”。
姜太公在东海之滨隐居大约三十年后，不甘淡泊的他开始到中原一带闯荡新的生活。他先是在棘津（今河北延津东北）“卖食” ，或“求售与人为庸” ，甚至做“迎客之舍人” ，所干的都是一些低级劳作。后来，姜太公又来到了殷都朝歌。《盐铁论·颂贤》：“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战国策·秦策》：“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由此可知，他屠过牛、做过商贩、干过佣作，其活动地点在棘津、朝歌、孟津一带。
姜太公归周前还曾在距周地较近的磻溪一带活动。《水经注·渭水上》：“（磻）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今人谓之几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鄣秀阻，人迹罕交，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也。其投竿跽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其水清冷神异，北流十二里注入渭……”《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钓于“渭之阳”，而磻溪“北流十二里注入渭”，这都说明姜太公曾在渭水一带活动，这可能是姜太公有意接近周政权，在此等待和寻找合适的机会。
二、佐周灭商
周族在灭商前是今陕西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部族，其始祖名弃，因善于种植，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今陕西武功），号曰后稷，姓姬氏。在商代初年，弃的三世孙公刘，因受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公刘居豳后，“彻田为粮” ，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 ，周族很快发展兴旺起来。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时，为躲避戎狄部落的进攻，又迁移至岐山（今陕西岐山）一带，开始立家室，筑城郭，并且设官分职，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时的周族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逐渐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最强大的方国。
周族的崛起，引起了商的不安，古公亶父之子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季历死后，其子昌继位，号称文王。文王励精图治，积善累德，诸侯皆向往之。一些志士仁人归周，壮大了周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素有治国平天下抱负的姜太公，便毅然决然去投奔周文王。
姜太公归周后，被周文王尊为师，司马迁在记述姜太公业绩时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简而归之，要者有三点：
其一，暗中积蓄力量，为灭商做充分的准备。当时，周小商大，力量仍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文王不敢公开反对商朝，与商还保持着君臣关系。为了表示周臣服于商，文王自羑里归周后，主动“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商纣为了酬答文王的诚意，也“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之” 。姜太公与周文王所以与商维持着君臣关系，是因为公开反商的机会未到，他们只能韬光养晦，以待天时。
其二，辅文王修德勤政。姜太公以尧、舜、禹、汤之道教文王，修德积善，尊贤举能，发展生产，富民以教，使周境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风纯朴。《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虞、芮都是周族周围的小方国，他们有争讼到周去评断，这本身就说明周在周边部族中有很高的威望。
其三，武力征讨殷商与国。文王自羑里归周后，在姜太公的佐助下，随着周族力量的增强，开始了由近及远地翦除商羽翼的活动，由事奉商朝转为公开与商朝抗衡，以武力攻伐与商关系密切的密须、耆国、犬戎等，又以武力攻伐商的附属国祟。
文王灭崇以后，周与商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三分天下周据其二。遗憾的是，文王大功未竟便不幸去世。文王去世后，太子发继立，是为周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所谓“师修文王绪业”，亦即继续推行文王制定的策略，完成灭商建国的大业。
姜太公在周武王时期的地位更加提高了，以武王师的身份，对周武王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武王受命九年，太公和武王在孟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演习。《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述说：“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孟津。”手持黄钺和白旄，以示对全军拥有最高指挥权，姜太公是这次观兵的总指挥是无可置疑的。孟津观兵，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充分显示了周族的号召力，说明周伐商得到了众多诸侯的支持，是大势所趋。
与周族势力发展的同时，商王朝却江河日下，国内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从而为周兴兵灭商提供了良好时机。
武王决定伐纣后，占卜以定吉凶，结果龟兆不吉，众人畏惧，不知所措，只有姜太公劝武王出兵。周武王在姜太公的力劝下才决定出师。
周师行至汜水牛头山，又发生了意外事故。当时，风甚雷疾，鼓旗毁折，武王的参乘也惊吓而死，众人犹豫不决，姜太公力排众议，率军前行。“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在意外变故出现后，姜太公表现出坚定的灭商信念和气魄，对于鼓励士气和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武王由犹豫动摇变为坚毅果敢，为最终灭商伐纣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月甲子，周师至商郊牧野，商纣亦发兵七十万拒武王。在这次战斗中，姜太公威风凛凛，指挥若定。《帝王世纪》描写太公指挥战斗的情景说：“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 将姜太公的大将风范表现得栩栩如生。《诗经·大明》描写牧野战况和太公的勇武时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在姜太公的指挥下，周师驰入敌阵，奋勇杀敌。商纣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叛商奔周。商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周取得了灭商的胜利。
牧野之战胜利后，如何对待殷商百姓和各级官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加剧动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姜太公又佐助周武王恰如其分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所谓“师尚父谋居多”，充分说明了姜太公在商周兴替这一历史变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封齐建国
周武王克商后，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来分而治之，以巩固周的统治。“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师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封太公于齐，是以齐人治齐。
姜太公就国后，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以与莱等东夷方国的争斗最为严峻。莱主要集中在潍淄流域，在商朝末年，莱乘机发展起来。从文献记述看，今山东掖县、高密、平度、龙口都是莱国故地，其地域相当大，是东方一个势力较大的方国。姜太公封齐后与莱展开了争夺领土的斗争，直到齐灵公时才最终灭莱。
姜太公针对齐地的具体情况，“因其俗，简其礼，建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使齐地很快发展起来。
正在这时，周武王去世，周成王诵即位。成王年幼，由周公旦主持军国大政。管叔、蔡叔对周公摄政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篡权。不久，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东夷的燕国、蒲姑氏、徐夷、淮夷也同时反周。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发兵东征。同时，周成王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这里的五侯九伯就是东夷诸国。经过三年征战，周公终于平定了武庚及三叔叛乱，杀死管叔，流放蔡叔，武庚的势力被消灭。在周公东征过程中，姜太公对东夷诸国的征讨，无疑在军事力量上给周公以很大地支持。
姜太公治齐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实际情况，不拘泥既有的礼法，因地制宜，在当地风俗的基础上，灵活地处理军国政务。周人重视宗教与君统，强调尊尊亲亲，通过逐级分封建立了一套亲疏有别、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统治体系，君臣之礼繁文缛节。齐地的东夷地处偏远，受正统思想影响较少，没有如此严格礼节，姜太公封齐后，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允许当地居民以当地的传统习惯行君臣之礼，不仅使政令简单易行，更主要的是从心理上与当地人民贴近了，有利于缓和矛盾和稳定政局。
其二，举贤尚功。《淮南子·齐俗训》云：“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汉书·地理志》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能，尚有功。”姜太公认为治国首先要选贤举能，唯贤是用。从夏商到周初，血缘亲疏成为尊卑贵贱和用人的重要标准。姜太公明显提出以尊贤尚功治齐，对齐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激励人们去为国立功，更主要的是使齐国形成了一个尊重人才的良好政治风气。
其三，以法治国。《尚书·周书》中有《吕刑》篇，《吕刑》可以视为吕尚时代齐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杨向奎先生认为：“申吕称王，不始于周，而始于夏。” 申吕在周初是作为旧方国而复国称王的。吕尚至齐后，将《吕刑》行之国中，并被齐文化所吸收，“《吕刑》讲刑，故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的地区” 。《吕刑》总结了历史上无法可依、滥施刑法导致国家危亡的经验教训，倡导以法治国。
其四，通工商之业，便渔民之利。齐国近海，土地盐碱瘠薄，不利于生长五谷。针对这一情况，姜太公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的工商立国方针，充分利用齐地紧靠大海、鱼盐资源丰富这一自然条件，大力发展鱼盐业。同时，齐地土著居民还有植桑养蚕、制陶、冶炼等传统手工业，姜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由于姜太公政策得当，使齐国经济迅速崛起，改变了穷山恶水的旧面貌，发展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强大国。
四、姜太公与《六韬》的成书
《六韬》，《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姜望撰”。全书以姜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问的形式写成，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自宋以来，学者们多认为《六韬》非姜太公所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之作。其主要观点有三：
其一，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认为，《六韬》为战国时期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托古所作。
其二，明人胡应麟《四部正伪》认为：《六韬》是魏晋以后的兵家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作。
其三，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六韬》是秦汉间人士托古而作。
1972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中有《六韬》残简，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该墓墓葬年代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出土的竹简中并不避讳汉初的几位皇帝，如汉高祖刘邦的“邦”、汉文帝刘恒的“恒”、汉武帝刘彻的“彻”，因此出土竹简至少应在西汉以前。1973年河北定县也出土了《太公》竹简，其中许多内容与今本《六韬》相同或相近，其墓葬年代约在汉五凤三年（前55），这足以说明《六韬》一书在汉以前就已经广泛流传，汉、魏晋伪撰说也就不攻自破。
《六韬》成书于汉代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成书于汉代以前的什么时期，仍有分歧。先秦古籍中最早明确提出《六韬》的是《庄子》一书。《庄子·徐无鬼》曰：“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一些学者据此断定《六韬》出自战国时期 。也有学者认为《六韬》中大量移植兵学言论的主要对象是《尉僚子》和《吴子》，从而断定《六韬》的成书时间在战国时期 。又有学者根据对《史记·留侯世家》的分析，断《六韬》为“秦始皇在位时写成” 。还有学者认为《六韬》是齐桓公时根据周室档案“修复太公法” 而成。作者认为，后者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到齐威王时，齐大夫们再一次对《六韬》进行了修订，从而又杂糅进一些战国时代的特色。
西周以前，很少有以私人著述形式出现的著作，从现有文献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设有记言、记事的史官是确凿无疑的。这说明，商周时期君主大臣的重要谈话和重大事件都有可能被大量地记录下来。《庄子·徐无鬼》所言的“金版六弢”，就是以金版形式记录下来的《六韬》。《群书治要》卷三十一所录《武韬》云：“太公曰：‘天下有地，贤者得之；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贤者取之。’文王曰：‘善，请著之金版。’”这种专门著录善言的金版，与《汉书·晁错传》所言“皆有司之所览刻于玉版藏于金匮”的玉版一样，都是为了长期保存而专门制作的传世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商周史官在记录君臣言行的同时，对于重要的“善言”还以金版的形式进行著录，以传后世。姜太公与周文王有关军事的一些重要对话被以金版的形式著录下来，这就是“金版六弢”。
《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有《周史六弢》，唐颜师古认为《周史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汉书》所以称《周史六弢》，是因为《六韬》源于周代史官所记的金版。从内容上看，《六韬》保留着周代史官著录的痕迹，如1978年周原出土的周初甲骨文中有“衣王田至于帛”的记载，据考古学家考证“衣王”即殷王，“田”即田猎，“帛”在今陕西地区 。对于殷王到过周地这一历史事件，先秦典籍均无记载，敦煌遗书唐人手抄《六韬》却有与之相对应的详细记述：太公曰：“纣之时有西土之邑。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这绝非巧合，而是周代史官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著录。从《六韬》的著述形式看，符合周代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规则，全书内容都以姜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还录有文王与周初名臣散宜生、周公旦等大臣的对话。
《六韬》从周室的金版档案整理成在社会上流传的兵学著作有一个过程。姜太公死后，其后人对太公有关兵学的著录代代相传，在齐桓公时曾进行过整理，并在齐桓公争霸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李卫公问对》云：“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齐桓公“复修太公法”的目的，是为其称霸诸侯服务，因此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具有春秋时期特征的内容糅进其中，并把它用当时通行的语言进行翻译与整理，这正是《六韬》中没有周代档案中佶屈聱牙文风的原因所在。
到齐威王时期，齐国一度企图复霸诸侯，又一次对老祖宗传下的治国治兵之术进行追论和总结。《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齐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段史料说明齐威王时期齐国大夫们曾追论过古代的《司马兵法》。这里所谓古代的《司马兵法》，实际上是周代司马掌管的国家兵学档案，它和姜太公有密切的关系，诚如《李卫公问对》所云：“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 也就是说周代的《司马法》，其根源是姜太公的兵法。由此我们推论，齐威王时期齐大夫们在整理《司马兵法》的同时，对《金版六弢》或《周史六弢》进行整理也是有可能的。这也许正是《六韬》中有一些内容具有战国时代特征的缘故吧。
由于《六韬》主要是记录姜太公答周王问，主要是姜太公的言论，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人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
今本《六韬》是宋代册定《武经七书》时的删定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几经整理，有散失亡佚，也有改纂增补，与原始的《金版六弢》《周史六弢》在语言表述上已多有不同，但并不能据此断 定《六韬》为伪书。因此，《金版六弢》《周史六弢》《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太公》、今本《六韬》都是同一本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其主要内容是周代史官著录在金版上的姜太公与周王有关军事的对话，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文字表述有所变异，但其主体内容没有多少变化。《六韬》虽非姜太公亲自所写，却源于周代史官对姜太公与周王对话的真实记录。因此，《六韬》是目前能见到的研究姜太公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五、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
姜太公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其辅周灭商、封齐建国的事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典籍记述零乱而歧异，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仍嫌朦胧模糊。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人们对英雄崇拜心理的作用，姜太公逐渐被推上了神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姜太公的神话形成过程中，是政府的准宗教行为和民间的宗教情感赋予了姜太公神的光环。
西周至秦汉时期，是姜太公由人到神的初始时期。《诗经·大雅·大明》描写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的勇武形象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将姜太公的大将风范表现得栩栩如生。《史记》引《今文泰誓》：“师尚父左仗黄钺，右把白旄以誓”，这实际上是对姜太公指挥作战的生动表述。《左传》：“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是周王给姜太公征伐权的写实。从上述文献对姜太公的记述看，姜太公是一位勇武果敢、足智多谋的人物，看不出一点神的色彩。屈原《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天问》曰：“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是对姜太公见文王传说的描述，姜太公的形象也是人，而不是神。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姜太公神话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姜太公身上神秘的色彩日渐浓厚，对姜太公佐武王伐纣的故事也衍化出许多神怪奇说，使姜太公的神话达到了顶峰。
宋元明清时期，是姜太公神话的文化积淀时期。唐以后，姜太公的政治神话逐渐熄灭，其战神地位被关羽所取代，但姜太公的神话传说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文学作品。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武王伐纣平话》，实际上是以姜太公为主要人物的。到明隆庆、万历年间问世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仍是以元代评话为基础，广采民间神话演绎而成的。在这部书中，姜太公不仅调兵遣将，排列布阵，完成了辅周灭商大业，而且掌“封神榜”，权衡神鬼生死荣辱，使许多既不属于佛教系统又不属于道教系统的民间俗神收归麾下，奠定了姜太公“神上之神”的地位。清人毛宗岗在评论该书时说：“每读《封神演义》，满纸仙道，满目鬼神，觉姜子牙竟一无所用。” 但是，民间百姓并不在乎姜太公的神话是否真实，他们出于对智慧勇武的崇拜，将姜太公的神话代代相传，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人们对姜太公的迷信渐次转化成民俗，姜太公的神话成为人们渴望和追求社会公正、生活安定的一种精神寄托。
姜太公神话的发展，始终与政府的准宗教行为密切相关。西汉末年以来，王莽、刘秀都曾利用谶纬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据，因此谶纬学得到官方的支持，并使谶纬学与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向神学化演进。在这种学术环境下，姜太公开始走向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人们对军事谋略都十分关注，曹操曾注《孙子兵法》，将武备与文治结合。人们崇尚勇武和智谋，姜太公的地位自然是越抬越高。
姜太公正式登祠入庙，由朝廷和官府正式进行祭礼是在唐代。唐朝统治者以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为李姓同宗，所以对道教特别推崇，道教的地位高于其他宗教。姜太公高寿多谋的传说正符合道家的长生神仙说，姜太公借此机遇得以登峰造极，被唐统治者请入庙堂。唐开元十一年（723）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不久确立了节度使制度，为了振兴尚武精神和表彰忠烈、激励节义，唐开元十九年（731），“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以张良配享” 。天宝六年（747）又诏敕：“乡贡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并率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肃宗为了激励士气，于上元元年（760）又“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 。武成王庙陪祭的十哲是：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李。由历代名将陪祭，姜太公被尊为武圣，取得了与文宣王孔子并驾齐驱的地位。
入宋以后，姜太公仍被奉为武成王。但是，随着契丹、蒙古、党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姜太公弃商投周并佐周灭商的人生经历显然不适应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形势需要。同时，宋朝统治者祖述自己的谱系出自黄帝，而姜太公则是炎帝之后，又传说姜太公曾火烧轩辕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宋真宗梦蚩尤欲毁轩辕殿，关公奉张天师之命剿灭鬼怪的神话。关羽本是三国时代蜀汉的一员大将，曾被曹操俘获却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诱惑，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毅然又投奔刘备。在关羽死后，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在唐代为姜太公陪享的十哲中也没有关羽，可见其地位并不高。但是，在宋代特殊的情况下，忠烈的关羽替代了有“历史问题”的姜太公。崇宁元年（1102）宋朝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又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又加封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又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封英济王。关羽的地位一再被人为地提高，到明清时期甚至被称为“帝”，各地建有“关帝庙”。关羽神话的出现，使姜太公的神话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变得黯然失色。
在姜太公神话过程中，政府的准宗教行为与民间的宗教信仰相辅相成，互推波澜。如果说政府行为是政治需要的话，民间行为则是一种向往和寄托，希望姜太公役神降魔的法力能保佑百姓的安定，铲除人间的邪恶。
姜太公神话在民间的传播，与道教有一定的关系。唐朝时，唐高祖李渊尊老子为皇祖，道教的地位随着统治者的人为抬举而提高。但道教既不像儒教有师传谱系，也不像佛教体系严明，除了老子、庄子的学说外，其他便没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著作了。传说姜太公高寿，正符合道家的长生神仙说。《汉书·艺文志》将姜太公遗著列于道家，使姜太公具备了道家的基本条件。姜太公的神话在这种形势下正式以道家的身份进入了千家万户。
姜太公神话在民间的传播，还与唐宋时期的武举有关。唐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即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诸科，制举则是皇帝临时下诏进行的考试，名目繁多，多根据需要而临时确定名目，其中有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这可以看作是武举的萌芽。至武则天时期，正式设立武举，为习武之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文举录取者拜文宣王孔子，武举录取者则拜被尊为“武成王”的姜太公。由于科举是轰动全国的大事，各地都十分重视，武举人拜谒太公庙，使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圣贤，成为祭拜的对象，成为勇武智谋的化身。
姜太公神话还在民间传说中不断演义。在姜太公生活过的地方，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在陕西，流传着周文王为姜子牙（太公）驾辕拉车的故事：说姜太公垂钓于磻溪，文王遇见后，请他辅佐周族，并将姜子牙扶上车，亲自驾辕拉车，走了八百步，所以姜子牙保周朝八百年江山。在河南流传着姜子牙火烧轩辕坟的故事：姜子牙从昆仑山学道归来，看到妖魔鬼怪在商纣王朝廷上兴风作浪，就与商大臣比干谋划，在宫殿中的大小门上装上桃木弓、柳木箭，阻止妖魔进入。这些妖魔都是扮成美女的狐狸精，在姜子牙的追赶下逃进轩辕坟，姜子牙放火烧坟，才将狐狸精烧死 。在北方地区还传说，姜太公在封神台上封神，把商、周的阴魂全部发落完毕，正准备宣布自己当玉皇大帝时，突然从案下钻出一位名叫张奎的阴魂，硬缠着姜太公要封号，姜太公无奈，只好把玉皇大帝的座次让给了张奎，自己却一无封号，二无座次，三无香火，只好做寺庙房脊上的神上神 。这些民间传说，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姜太公神话的内容。
姜太公的战神形象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战神崇拜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尚武习俗，曾与黄帝争斗过的蚩尤被民间奉为早期的战神。到秦汉时期，蚩尤的战神地位已经确立。秦始皇东巡时，祭祀名山大川以及各路神灵，其中就有兵主蚩尤。刘邦在沛地起兵前，“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 。《汉书·高祖本纪》应劭注曰：“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自唐开元十九年（731）各州置太公庙后，姜太公就以战神的形象出现在民间，并逐渐替代了蚩尤。
姜太公还以行业神的面目出现在民间。在沿海地区，人们奉姜太公为捕鱼业的祖师，这可能与姜太公是“东海上人”及姜太公善钓的传说有关。有些地区的占卜业也奉姜太公为祖师，供奉其图像神马，这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因为姜太公并不信卜。《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惟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论衡·卜筮》：“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凶吉。’”尊姜太公为占卜业祖师，不过是占卜者受文学形象的影响，以姜太公来充自己的门面而已。
姜太公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几达家喻户晓，经长期的流传和积淀，出现了从迷信向民俗转化的趋势。流传于民间的“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神符，只是人们乞求平安的一种心理寄托。当今在北方地区建造房屋时，房梁上仍要贴上“姜太公在此，上梁大吉”的红纸条幅，这并不意味着房屋的主人具有迷信思想，而是姜太公的神话已积淀成了民风民俗的表现形式。
（仝晰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