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自幼胸怀大志，常以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战国时的军事家乐毅自比。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他向刘备提出联合孙权，对抗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建议。刘备称帝后，被拜为丞相。刘备去世，其子刘禅继位，被封为武乡侯，担任益州牧，承担了蜀汉政权的实际责任。他当政期间，对内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对外东联孙吴，六次伐魏，争夺中原，使蜀国一度富强起来。建兴十二年（234），病卒于军中。谥忠武。著有《诸葛忠武侯文集》等。
一、隆中对策
诸葛氏的祖先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手下的将领葛婴。西汉文帝时，为了追录葛婴的反秦之功，将他的孙子封为诸县侯。从此，葛婴的后代便世代居住于此，并把地名和姓氏合在一起，以诸葛为姓。《风俗通》曰：“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
此后经过长期发展，诸葛氏逐渐成为有名的大家族，在两汉时期，该家族中就曾出过大名鼎鼎的诸葛丰、诸葛穉、诸葛礼等秩奉两千石的高官，因此诸葛氏家族被称为琅邪阳都望族。到了东汉末年，诸葛家族的一支从诸县迁到阳都。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诸葛亮出生在琅邪阳都（治今山东沂南南）的一个官宦之家，是汉元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裔。他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字君贡），在东汉末年曾经担任过泰山郡（即今山东泰安）丞。诸葛亮6岁时母亲去世，8岁那年，父亲诸葛珪又因病去世，幼年的诸葛亮成了乱世孤儿。此后，诸葛亮兄弟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照顾。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想剿灭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所杀，实力派袁绍又将宦官斩尽杀绝。随后地方军阀董卓进入京城，掌握朝政。关东实力派以讨伐国贼董卓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至汉献帝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各军阀之间彼此攻伐，战争之酷烈，民生之艰难，前所未有。
出于各种考虑，诸葛玄开始考虑率领部分族人南迁江南。恰在此时，袁术攻占了寿春（今安徽寿县），占据扬州。为了收拢人心，扩大势力，袁术向诸葛玄发出邀请，让他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去任太守。于是诸葛玄带领诸葛亮兄弟去任所报到，但不久汉朝派朱皓来接替诸葛玄。诸葛玄无职闲居，就去投奔他的好友荆州牧刘表，举家迁到襄阳（即今湖北襄阳）。可是不久，诸葛玄就去世了。叔父去世以后，诸葛亮便和幼弟相依为命，结庐于南阳郡（今湖北襄樊城西）山野之中。
诸葛亮结庐的地方山峦起伏，最高的主峰恰好居中，因此名为隆中山。从建安二年（197）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山野之间生活了整整十年。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的这十年，正是东汉末年大动荡的十年。在此期间，中原战火连绵，而独有荆州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四方名士纷纷来荆州避难，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中原学者名士，如颍川人徐元直、石广元、司马徽，博陵人崔州平等。诸葛亮或多或少地与他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中以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等人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这十年里，诸葛亮一边勤于耕作，一边交游名士，精研学问。他浏览了大量的书籍，用心研究历代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在诸多古籍中，他最喜欢阅读《申子》《韩非子》等先秦著作。
诸葛亮身长八尺，俊伟轩昂，一表人才。他常常自比为春秋战国时的两位名相管仲和乐毅，时人都笑他狂妄自大，但他的两位知己朋友博陵（今河北蠡县）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知道他的才能和志向，谓为信然。诸葛亮平时还十分喜欢吟唱《梁父吟》。《梁父吟》是汉朝乐府相和歌辞的楚调曲名。诸葛亮之所以喜欢吟唱《梁父吟》，不仅仅因为这首诗是诸葛亮家乡的曲调，更是因为这首曲子能表现出诸葛亮不凡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和影响最大的要数庞德公和司马徽了。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隐居在襄阳南岘山上，不问政事，躬耕田陇。荆州牧刘表数次携重礼并以高官相许请他下山从政，都被拒绝。诸葛亮听说庞德公以学问和威望名重当时，就经常去拜访他。两人谈古论今，议论天下大事，关系十分密切。在和庞德公的交往中，诸葛亮的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庞德公就越发器重年轻的诸葛亮，认为他是条卧龙，并且将来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于是诸葛亮就获得了“卧龙”的雅号。司马徽不仅是颍川名士，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他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的比较紧密。汉末进入荆州地区的士人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司马徽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士人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思想，诸葛亮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道好友，最著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和他们经常往来，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诸葛亮虽在隆中躬耕垄亩，却不想终老于山野林泉之间，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和更高的人生追求，所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对天下大势有着精准的分析与把握。建安十二年（208）冬，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前后三次到隆中去登门拜访诸葛亮，向诸葛亮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刘备诚恳地表示：现在汉朝衰败，奸臣当道，群雄混战，他自不量力，想申明大义于天下。但是自己才志短浅，能力单薄，可又不肯坐视天下无道，所以特来拜访，企望得到有益的指教。
诸葛亮立即对天下形势做了精辟的分析，提出来一套统一天下的策略。他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群雄四起，割据称雄一方。曹操跟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不足，可是最终战胜了袁绍，由弱变强，这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结果。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不能与他正面交锋争雄。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延续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民心归附，很多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劳。因此，跟他只能交好联合，而不可以谋取他。荆州北面有汉水、沔水，往南可直通南海，东面连接吴郡、会稽郡，西面可通巴郡、蜀郡，是攻守皆可的可靠基地。然而，荆州的主人刘表却没有能力守住它。益州也是一个形势险要、易于攻守的地方，那里沃野千里，自古以来就号称天府之国。当年汉高祖就是凭借益州创建帝业的，可是现今的刘璋昏庸无能，北面又有张鲁威胁他。尽管益州民众勤劳，物产丰富，但他不知道如何安抚百姓。益州有才能和见识的士人，都希望有一个英明的主人去治理它。
诸葛亮又说：将军您是汉帝的后代，天下人都钦佩您的信义，知道您正在广招人才，求贤若渴，那就应该抓紧时机，首先占据荆州，以此为基地，西取益州，励精图治，发展实力。西边跟戎族和好，南边安抚夷越，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政治。一待时机成熟，就命令一智勇将军，统率荆州之军，向宛城和洛阳进发。你自率益州之军，直取秦川。如果能够这样，您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那么汉朝也就能够复兴了。
诸葛亮提出的这些建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
《隆中对》仅三百多字，但是其内容精辟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地理、外交等，从当时的形势展示出历史发展的远景，说明诸葛亮实有才学、见识、分析入微、观察透彻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隆中对》为刘备指明了开创蜀汉基业的道路，也可以说为诸葛亮今后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涯揭开了序幕。
二、联吴抗曹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据了荆州，并一举攻取江陵。曹操驻军于江陵，大练水军，扩充战船，准备沿江东讨伐孙权。此时，刘备令其部将关羽等驻军夏口。夏口在长江和汉江的汇合处，地势非常险要，是通向江南的大门。鉴于荆州沦陷，曹军势大气盛，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冷静分析时局，认为曹操矛头首指东吴，孙权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这就具备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于是，诸葛亮决定亲自出使东吴，促进两家联合，共商抗曹大计。
诸葛亮乘船到了孙权的驻地柴桑，在鲁肃的推动下，孙权隆重地接见了诸葛亮。在整个三国历史中，这都可以称得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当时，诸葛亮28岁，孙权27岁。仅谈了一会儿，诸葛亮就敏锐地觉察到孙权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拱手让出父兄打下来的江东六郡，向曹操称臣；另一方面又担心敌不过曹操。针对孙权的这种矛盾心理，诸葛亮晓以利害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诸葛亮的这番话，强烈地震撼着孙权的情感，也极大地刺激了孙权的自尊心。他勃然变色，坚决表示，自己不能拿整个江东和10万甲兵，受别人摆布，决心和曹操抗争到底。接着，诸葛亮又列举了曹军的三大弱点：第一，曹操之众，远来疲敝，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第二，北方之人，不习水战。第三，荆州之民依附曹操，是形势所逼，并非心服口服。
诸葛亮详细地分析了敌情之后，正式向孙权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并规划出这种联盟将导致的后果。他说：您如果确实能派遣猛将统领数万雄兵，与刘备同心协力，定能打败曹操。曹败，必北还，则孙、刘势张，鼎足之形势可成。成败之机，就在今日！诸葛亮的江东之行，使孙权有了战胜曹操的信心。
面对诸葛亮的建议，东吴群臣又经过激烈的辩论，反复地权衡了得失。孙权最终采纳了主战派周瑜、鲁肃等人的意见，严厉斥责了张昭、秦松等投降派，并拔出佩刀，猛地向面前地奏案砍去，斩钉截铁地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曹者，与此案同！” 诸葛亮的联吴抗曹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第一步。
不久，孙权正式同意和刘备联合，一起抗击曹操，并任命主战派首领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3万水军，与诸葛亮一起溯江西上，与樊口的刘备之军会合。于是，联吴抗曹、赤壁大战的帷幕徐徐拉开了。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亲率二十余万大军从江陵顺江东下，讨伐吴国。周瑜率吴国水军3万溯江西上迎敌，刘备、关羽、张飞亲率精兵2000随周瑜西上。双方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相遇。正如诸葛亮、周瑜等所预料的那样，曹操的水军主要是荆州降兵，是狐疑之众，而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兵众，由于水土不服，开始流行疾疫，这大大影响了曹军的战斗力。初次交战，曹军便吃了败仗，退到江北的乌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迅速打败曹操，黄盖向曹操诈降，并向周瑜献计使用“火攻”。周瑜十分赞赏黄盖的密谋，二人进一步周密策划了火攻的具体计划。后来，曹操果然大败于赤壁，向江陵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向江陵进发。
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和孙、刘胜利而告结束。它的胜利，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而孙、刘的联合确保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孙、刘联合，就其外部因素讲，是曹操军事压力的结果；就其内部说，应归功于诸葛亮、鲁肃等人的努力。
三、经营荆州
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荆州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得之地。赤壁之战后，自建安十四年（209）起到建安二十年（215）止，孙、刘两家前后三次瓜分荆州。由于诸葛亮在孙、刘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孙、刘两家三次重分荆州，是诸葛亮亲自导演和实施的。而诸葛亮对荆州的经营也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即从建安十四年（209）到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奉刘备之命率兵入川止，是他协助刘备治理荆州的时期。在这五年中，诸葛亮主要做了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网罗荆州人才。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和地盘经过了多次变化，但总的来看，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呈从小到大的趋势。随着地盘的扩大，对管理行政机构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刘备在荆州期间，归附刘备集团的荆州人士主要有黄忠、庞统、马良、马谡、廖立、蒋琬、陈震、邓方、张存、殷观、习祯、郝普、潘睿诸人。这些人都是刘备在领荆州刺史期间参加刘备集团的荆州人士。他们的出仕与诸葛亮的举荐和努力有很大关系。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蜀汉政权的骨干。
第二，参与荆州的人事安排。刘备占领荆州四郡，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胡三省在解释军师中郎将一职时说：“军师，亦古将军号。曹操初置军师祭酒，而备置军师中郎将，皆以一时军事创置官名也。然军师祭酒止决军谋，中郎将则有兵权。” 荆州是四战之地，北有曹操重兵威胁，东有孙权明争暗夺，因此荆州的人事安排必须考虑政治和军事的全面部署。诸葛亮这个既决军谋又有兵权的军师中郎将，不可能不参与荆州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在治理荆州期间，协助刘备对荆州的人事做了如下的安排：
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扎江北。张飞为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太守、征虏将军，后又驻守南郡。赵云领桂阳太守、裨将军。廖立为长沙太守。郝普为零陵太守。向朗督秭归（治今湖北秭归）、夷道（治今湖北夷都）、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夷陵四县军民事。
观诸葛亮在荆州的人事安排，所重用者，既有刘备的患难兄弟，也有其旧部，又有荆州人士，而且轻重缓急极有层次。
第三，妥善处理与孙吴的关系。如何与孙吴搞好关系，巩固联盟，是诸葛亮治理荆州时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鲁肃是孙吴政权中颇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对与刘备联合共同抗曹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态度。诸葛亮在治理荆州期间，始终与鲁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外，诸葛亮主张重用庞统，也有利用他与孙吴士人关系密切的长处，从而与孙吴稳定同盟的用意。
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还经常与孙权互派使节，通好双方。《三国志·蜀书·廖立传》记载：“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与亮。”这说明双方有友好往来。
当然，荆州与孙吴之间，不完全是和睦友好，有时也发生一些斗争。诸葛亮以自己的智慧，不至于使孙、刘矛盾扩大，表现了对吴斗争力度的节制，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了诸葛亮处理与吴关系时的机智。
第四，绥抚荆州南部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安抚荆州南四郡蛮族的工作是艰辛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蜀汉章武元年（221），当刘备伐吴，进兵秭归时，“武陵蛮夷皆遣使请兵” 。刘备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于是诸县及五溪（蛮）民皆反为蜀” 。孙权恐蛮民起兵牵制陆逊主力拒蜀，还分派军队防御。所有这些，都说明诸葛亮对荆州少数民族的安抚工作不仅卓有成效，而且影响深远。
第五，督统三郡，调发粮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督三郡名义上是征发调税，实际上有双重意义：政治上因三郡新附，进行整顿使政权巩固；经济上有力地支持着刘备集团在荆州以及益州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
诸葛亮治理荆州的五年，使荆州成为刘备事业发展的稳固根据地，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才能和对政治目标的勤奋追求和实干精神。在这五年里，诸葛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他以后成功治理蜀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开国丞相
赤壁之战后，曹操改变战略方针，把用兵矛头指向了关中。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下令，让钟繇率军西征汉中张鲁，并让夏侯渊出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与钟繇相会。曹操的出兵，使益州之主刘璋六神无主。他认为如果曹操灭掉张鲁据有汉中，巴蜀就危在旦夕了。趁此机会，张松向刘璋提议请刘备来对抗曹操和张鲁。这就为刘备入蜀提供了借口。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派遣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入川。经过众人的合计，刘备、诸葛亮决定了重兵守荆、轻军进益的方针。进军益州的军队，由刘备亲自统率，由庞统任军师中郎将，辅佐刘备。其时，统兵打仗的将领只有黄忠、魏延、卓膺等人，而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马良等则留守荆州。
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年多以后，刘备和刘璋的矛盾渐渐表现出来。不久，刘备以刘璋提供的军资不足为借口，对其进行谴责，刘璋则以杀掉张松相抗。从此，双方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为了整个战略部署，诸葛亮奉刘备之命自荆州率军支援。
建安十九年（214）夏末，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率领的各路大军分别从北、东、南三面会合于成都城下，准备发动夺取益州的最后一战。正在这时，马超率军归降了刘备。不久，刘璋主动开城投降，刘备正式入主益州。刘备夺取益州和汉中后，才真正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诸葛亮携群臣尊刘备为汉中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在洛阳王宫中病逝。同年冬，曹丕代汉称帝。为应付复杂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刘备集团也积极密谋称帝。诸葛亮偕同太傅许靖等上了奏章，指出刘备称帝对于团结众人、完成大业的重要性。刘备恍然大悟，决定接受群臣的拥立。
章武元年（221）四月初六，刘备在百官的陪同下，走上神坛，接受了皇帝的玺绶。从此，刘备便由汉中王变成了蜀汉皇帝。蜀汉王朝的建立，是与曹魏斗争的需要，是刘备、诸葛亮实现复兴汉室的需要，也是诸葛亮一系列艰苦努力的结果。从此，刘备成了蜀汉的开国皇帝。他拜诸葛亮为丞相、假节，诸葛亮遂成为蜀汉政权的开国丞相。
此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孙吴袭取荆州，关羽败死。刘备痛心疾首，誓死夺回荆州，报关羽之仇。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称帝不久便率军沿江东下，讨伐东吴，结果却被年轻的陆逊在猇亭和夷陵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刘备仅以身免，逃归白帝城（治今重庆奉节东），又气又恨，加上年事已高，遂身染重病，危在旦夕。
章武三年（223）二月，刘备病情恶化，自知不久于人世，火速派人入成都宣召诸葛亮。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书后，从成都赶到白帝城。不久，刘备病危，急召诸葛亮于病榻前，嘱以后事：“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流着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驾崩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刘备驾崩后，诸葛亮遵照他的遗愿，留李严镇守永安，自己带领百官奉丧回成都。随后，太子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朝廷中的一切大事都由诸葛亮裁决。“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此，诸葛亮身负刘备托孤重任，开启了辅佐刘氏政权的新时期。
五、诸葛亮治蜀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全面担负起蜀汉的军政重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蜀国，使蜀汉政权在弱势的情况下得以与魏、吴呈鼎立之势。
（一）重修蜀吴联盟。建兴二年（224），诸葛亮派遣尚书邓芝出使东吴，再次与东吴重修盟好。邓芝最终不辱使命，说服孙权，出色地完成了诸葛亮交给他的出使任务，吴、蜀再次结盟。
吴蜀联盟的恢复和发展，对诸葛亮后来的南征平叛和北伐曹魏，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可以说是在刘备死后的困难时期里蜀汉政局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
（二）兴农务工。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建兴二年（223）春，蜀汉开始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的政策。建兴五年（226），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诸葛亮又提出要“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水利建设，其中有两件事最为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诸葛亮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其进行管理。堰官统率1200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九里堤堤长九里，古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令”碑拓片。碑面受风雨侵蚀有些斑驳，但碑文仍清晰。这张碑文拓片，弥补了志书记载的不足，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事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仅农业生产发展显著，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也令人瞩目。
盐是蜀汉的重要产品，制盐业是蜀汉的重要手工行业。左思《蜀都赋》说蜀汉“家有盐泉之井”。在巴郡朐忍县（治今四川云阳）出产的伞子盐更具特色。诸葛亮非常关心盐业生产，还到生产现场进行考察指导。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了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很显然，这是诸葛亮改进之后的火井，以改进后的火井煮盐，显示了诸葛亮对盐业的关注，也表现了他的聪明智慧。
益州地区的冶炼业自秦汉以来就闻名于世，分布有许多冶铁场所。《元和郡县志》记载，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朝贡。《丹铅录》记载：平谷县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饭，即熟，釜下有“诸葛行锅”四字。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冶铁业的发达。
（三）整顿吏治。建兴二年（224），诸葛亮着手整顿吏治。他实行峻刑重法，以图纠正官场的不良风气。诸葛亮特别重视法治，刘备在时，他即同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大概是蜀汉最早的法律条例。
对于吏治，诸葛亮主张公平。他指出：内外上下，宫中（朝廷）府中（丞相府）“俱为一体，阶罚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诸葛亮还亲自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一条一条罗列分明，使蜀汉官吏知所“务”，知所“戒”，知所“恐”，知所“惧”，以此“训励”大家勤于职守 。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诸葛亮执法如山，赏罚严明，又心胸宽广，不挟私报复。这从他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来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一系列事例中均可看出，以至于终诸葛亮之世，蜀国上下对他“咸畏而爱之”。同时，诸葛亮又以“循名责实”来考核官吏，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正是由于在诸葛亮的整顿下，蜀汉官吏大都能够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从而一扫东汉末年官吏贪残昏庸、浮华腐败之风，使蜀国吏治清明，吏风端正。
（四）平定南中。今云南、贵州、四川地区，古称南中，被认为是“夷、越之地” ，居住在那里的夷、越之族是蜀汉的土著部族。这些土著部族强悍勇猛，是当时蜀国的内在之忧。所以，要逐鹿中原，一统天下，必须首先解决治下的土著部族的问题，免除后顾之忧，否则不可能用兵于外。
吴蜀联盟恢复以后，两国互派使节，关系友好。蜀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解决南中之乱的条件已经成熟。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分兵三路开始南征。
马谡向诸葛亮建议说，南中地区偏远险要，不服朝廷管辖已久。今日讨破他们，明天他们又会反叛。他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诸葛亮非常赞赏马谡的这个建议，因为马谡所说的“攻心为上”，跟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既定方针不谋而合。
诸葛亮率领的西路军经过激战，平定了越儁郡高定的叛乱。李恢的中路军经过奋战也击败了益州郡的叛军。马忠率领的东路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扑灭了牂牁郡朱褒的叛乱。
南中之乱基本被平定后，蛮人首领孟获再次纠集余众发动叛乱。诸葛亮指挥得当，剿抚并举，很快打败了孟获叛军。孟获最终投降，南中战事彻底结束，也标志着南征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平定南中不但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还增强了经济实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见，平南之战确使蜀汉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六、北伐曹魏及军事贡献
南中地区平定后，诸葛亮立即操练兵马，加强武装力量，积极准备北伐曹魏。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他的儿子曹叡初继帝位，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大好时机。次年，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向汉中挺进，伺机大举进攻曹魏。
临行前，诸葛亮给后主刘禅奏了一个表章，说明他这次北伐的目的，表明他决心统一全国的志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名篇，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既有对蜀汉政治的忧心，又有对后主刘禅的关心；既有周密安排人事的苦心，又有报效先帝知遇之恩的忠心；既有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壮志，又有谋取胜利的信心。
诸葛亮奏上《出师表》后，旋即率领10万大军迅速北上，到了沔北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屯兵汉中，驻扎下来，把这里作为进军祁山的根据地，从此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序幕。
建兴六年（228）春，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兵分两路，出祁山，进军伐魏。关中大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相继叛魏降蜀。然而，先锋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被魏将张郃大败于街亭，导致街亭重镇失守。诸葛亮杀马谡以谢三军，并迁徙西县一千多家到汉中。诸葛亮上书自贬三级，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建兴六年（228）冬，第二次北伐。诸葛亮趁魏军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被吴将陆逊挫败、关中空虚的时机，再次兴兵北上，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遭到魏军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天，蜀军粮尽，诸葛亮只得再次撤回汉中，途中斩杀魏将王双。返回后，他储备粮草，准备再战。
建兴七年（229）春，第三次北伐。诸葛亮举兵北进，攻克武都、阴平二郡，大败魏将郭淮。诸葛亮留下兵将驻守二郡。因兵力不足，诸葛亮谨慎撤退，但由于夺取二郡有功，刘禅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建兴九年（231）春，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出兵包围祁山，魏帝派老将司马懿督军出战。蜀将魏延、吴班、高翔出击，大败魏军。司马懿遂退兵保营，坚守不出。两军对峙时，李严矫诏令诸葛亮退兵，加之军粮已尽，诸葛亮奉旨班师，退回汉中，并于途中射杀魏将张郃。
建兴十二年（234）春，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口，并遣使至吴，约孙权共击魏军。七月，孙权兵败，退回江东。诸葛亮首次使用木牛流马运粮，并分兵屯田，作为长久之计。魏军渡过渭水，背河筑垒，抗拒蜀军。魏将司马懿“坚壁拒守”，“以逸待劳”。两军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八月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由姜维率领蜀军撤回汉中。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运筹帷幄，编著过多种兵书，也发明过许多军用器具，在中国军事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将苑》和《便宜十六策》是他军事思想的集中总结与反映。《将苑》博采《孙子》《吴子》等军事名著，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将领所应具备的各种品质、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防止的弊端和杜绝的恶习，堪称古代为将之道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部专论为将之道的兵书，深受历代军事家的推崇。《便宜十六策》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16个部分，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治军原则，成为后世尊奉的经典。
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八阵图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9个大阵。中军由16个小阵组成，周围8阵各以6个小阵组成，共计64个小阵。此外，还有24对骑兵布于后方，机动配合大方阵作战。这种设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敌人来袭的方向不同或打击的重点不同，可以作出各种相应的变化。从隋唐至明清，有无数兵家学者对诸葛亮八阵图不断进行研究，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的一些军事发明上。“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诸葛亮还十分重视新兵器的研发，在原有连弩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制出一种新式连弩：弩臂上装有箭匣，容箭10支，箭为铁制，长8寸，一次装填能连续发射10支箭，大大提高了射速，取名“元戎”。据说，诸葛亮制造的木牛、流马是为了运输军粮。除此之外，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还有刀、斧、剑、铠甲、蒺藜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还在一些精良的武器的名称之前冠以他的名字。
七、严俭治家
治家严格，是诸葛亮治家的一大特点。
结识刘备以前，诸葛亮同其弟诸葛均一起颠沛流离，对弟弟百般呵护。入蜀后，诸葛亮身为丞相，但他绝不以权谋私，对弟弟要求甚严，致使弟弟官位不显，仅为长水校尉，名义上为禁卫军长官之一，实为闲职，故终身默默无闻。
诸葛亮年过四十，仍无子嗣。为延续香火，他将兄长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过继过来，并为他改字伯松，视为己出。对于这个过继来的诸葛亮家族的唯一传承人，诸葛亮十分喜爱。但是，他对诸葛乔的父爱，绝不是放纵的溺爱，而是通过严格的要求和教育表现出来。
诸葛亮要求儿子做人要从修身养德做起，要有远大志向，要刻苦学习，为将来的事业打好基础，不要虚度年华。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诸葛乔已经24岁，诸葛亮把他带到汉中前线，在高山深谷之中风餐露宿，为军队传输粮秣。他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的亲儿子诸葛瞻出生。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而诸葛亮却担心儿子因此而放弃了后天的努力。他在一封信中表露出忧虑：“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因为“恐不为重器”，诸葛亮对诸葛瞻的要求格外严格，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教育儿子。史载，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这显然与诸葛亮的严格要求和训练有很大关系。
治家以俭，是诸葛亮治家的又一特点。
诸葛亮身为丞相，在家庭生活上却十分简朴。他给李严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诸葛亮家庭生活的节俭，从他给后主的表章中也可反映出来。表章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从上述一信一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治家以俭的特点。
诸葛亮毕竟不是普通人，他治家简朴，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第一，诸葛亮的简朴治家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清人王夫之说：“武侯之言曰：‘淡泊可以明志。’诚淡泊矣，可以质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对僚友，可以示百姓，无待建鼓以亟鸣矣。且夫持大权，建大功，为物望所归，而怀不轨之志者，未有不封殖以厚储于家者也。”
第二，诸葛亮的俭朴治家具有榜样的意义。韩非子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逼下。” 诸葛亮十分赞同孙叔敖，他发布教令说：“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诸葛亮的生活俭朴同样为蜀汉官员树立了榜样，蜀汉的吏治是三国中最为清廉的。
第三，诸葛亮的俭朴治家具有修身的意义。诸葛亮有句名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养德可以修身，节俭可以致静。
由此可见，诸葛亮治家以俭是他的一大优秀品质，而由于诸葛亮的特殊地位，他的持家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秦湘宇）
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自幼胸怀大志，常以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战国时的军事家乐毅自比。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他向刘备提出联合孙权，对抗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建议。刘备称帝后，被拜为丞相。刘备去世，其子刘禅继位，被封为武乡侯，担任益州牧，承担了蜀汉政权的实际责任。他当政期间，对内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对外东联孙吴，六次伐魏，争夺中原，使蜀国一度富强起来。建兴十二年（234），病卒于军中。谥忠武。著有《诸葛忠武侯文集》等。
一、隆中对策
诸葛氏的祖先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手下的将领葛婴。西汉文帝时，为了追录葛婴的反秦之功，将他的孙子封为诸县侯。从此，葛婴的后代便世代居住于此，并把地名和姓氏合在一起，以诸葛为姓。《风俗通》曰：“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
此后经过长期发展，诸葛氏逐渐成为有名的大家族，在两汉时期，该家族中就曾出过大名鼎鼎的诸葛丰、诸葛穉、诸葛礼等秩奉两千石的高官，因此诸葛氏家族被称为琅邪阳都望族。到了东汉末年，诸葛家族的一支从诸县迁到阳都。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诸葛亮出生在琅邪阳都（治今山东沂南南）的一个官宦之家，是汉元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裔。他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字君贡），在东汉末年曾经担任过泰山郡（即今山东泰安）丞。诸葛亮6岁时母亲去世，8岁那年，父亲诸葛珪又因病去世，幼年的诸葛亮成了乱世孤儿。此后，诸葛亮兄弟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照顾。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想剿灭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所杀，实力派袁绍又将宦官斩尽杀绝。随后地方军阀董卓进入京城，掌握朝政。关东实力派以讨伐国贼董卓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至汉献帝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各军阀之间彼此攻伐，战争之酷烈，民生之艰难，前所未有。
出于各种考虑，诸葛玄开始考虑率领部分族人南迁江南。恰在此时，袁术攻占了寿春（今安徽寿县），占据扬州。为了收拢人心，扩大势力，袁术向诸葛玄发出邀请，让他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去任太守。于是诸葛玄带领诸葛亮兄弟去任所报到，但不久汉朝派朱皓来接替诸葛玄。诸葛玄无职闲居，就去投奔他的好友荆州牧刘表，举家迁到襄阳（即今湖北襄阳）。可是不久，诸葛玄就去世了。叔父去世以后，诸葛亮便和幼弟相依为命，结庐于南阳郡（今湖北襄樊城西）山野之中。
诸葛亮结庐的地方山峦起伏，最高的主峰恰好居中，因此名为隆中山。从建安二年（197）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山野之间生活了整整十年。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的这十年，正是东汉末年大动荡的十年。在此期间，中原战火连绵，而独有荆州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四方名士纷纷来荆州避难，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中原学者名士，如颍川人徐元直、石广元、司马徽，博陵人崔州平等。诸葛亮或多或少地与他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中以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等人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这十年里，诸葛亮一边勤于耕作，一边交游名士，精研学问。他浏览了大量的书籍，用心研究历代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在诸多古籍中，他最喜欢阅读《申子》《韩非子》等先秦著作。
诸葛亮身长八尺，俊伟轩昂，一表人才。他常常自比为春秋战国时的两位名相管仲和乐毅，时人都笑他狂妄自大，但他的两位知己朋友博陵（今河北蠡县）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知道他的才能和志向，谓为信然。诸葛亮平时还十分喜欢吟唱《梁父吟》。《梁父吟》是汉朝乐府相和歌辞的楚调曲名。诸葛亮之所以喜欢吟唱《梁父吟》，不仅仅因为这首诗是诸葛亮家乡的曲调，更是因为这首曲子能表现出诸葛亮不凡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和影响最大的要数庞德公和司马徽了。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隐居在襄阳南岘山上，不问政事，躬耕田陇。荆州牧刘表数次携重礼并以高官相许请他下山从政，都被拒绝。诸葛亮听说庞德公以学问和威望名重当时，就经常去拜访他。两人谈古论今，议论天下大事，关系十分密切。在和庞德公的交往中，诸葛亮的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庞德公就越发器重年轻的诸葛亮，认为他是条卧龙，并且将来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于是诸葛亮就获得了“卧龙”的雅号。司马徽不仅是颍川名士，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他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的比较紧密。汉末进入荆州地区的士人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司马徽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士人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思想，诸葛亮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道好友，最著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和他们经常往来，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诸葛亮虽在隆中躬耕垄亩，却不想终老于山野林泉之间，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和更高的人生追求，所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对天下大势有着精准的分析与把握。建安十二年（208）冬，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前后三次到隆中去登门拜访诸葛亮，向诸葛亮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刘备诚恳地表示：现在汉朝衰败，奸臣当道，群雄混战，他自不量力，想申明大义于天下。但是自己才志短浅，能力单薄，可又不肯坐视天下无道，所以特来拜访，企望得到有益的指教。
诸葛亮立即对天下形势做了精辟的分析，提出来一套统一天下的策略。他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群雄四起，割据称雄一方。曹操跟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不足，可是最终战胜了袁绍，由弱变强，这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结果。曹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不能与他正面交锋争雄。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延续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民心归附，很多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劳。因此，跟他只能交好联合，而不可以谋取他。荆州北面有汉水、沔水，往南可直通南海，东面连接吴郡、会稽郡，西面可通巴郡、蜀郡，是攻守皆可的可靠基地。然而，荆州的主人刘表却没有能力守住它。益州也是一个形势险要、易于攻守的地方，那里沃野千里，自古以来就号称天府之国。当年汉高祖就是凭借益州创建帝业的，可是现今的刘璋昏庸无能，北面又有张鲁威胁他。尽管益州民众勤劳，物产丰富，但他不知道如何安抚百姓。益州有才能和见识的士人，都希望有一个英明的主人去治理它。
诸葛亮又说：将军您是汉帝的后代，天下人都钦佩您的信义，知道您正在广招人才，求贤若渴，那就应该抓紧时机，首先占据荆州，以此为基地，西取益州，励精图治，发展实力。西边跟戎族和好，南边安抚夷越，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政治。一待时机成熟，就命令一智勇将军，统率荆州之军，向宛城和洛阳进发。你自率益州之军，直取秦川。如果能够这样，您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那么汉朝也就能够复兴了。
诸葛亮提出的这些建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
《隆中对》仅三百多字，但是其内容精辟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地理、外交等，从当时的形势展示出历史发展的远景，说明诸葛亮实有才学、见识、分析入微、观察透彻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隆中对》为刘备指明了开创蜀汉基业的道路，也可以说为诸葛亮今后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涯揭开了序幕。
二、联吴抗曹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据了荆州，并一举攻取江陵。曹操驻军于江陵，大练水军，扩充战船，准备沿江东讨伐孙权。此时，刘备令其部将关羽等驻军夏口。夏口在长江和汉江的汇合处，地势非常险要，是通向江南的大门。鉴于荆州沦陷，曹军势大气盛，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冷静分析时局，认为曹操矛头首指东吴，孙权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这就具备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于是，诸葛亮决定亲自出使东吴，促进两家联合，共商抗曹大计。
诸葛亮乘船到了孙权的驻地柴桑，在鲁肃的推动下，孙权隆重地接见了诸葛亮。在整个三国历史中，这都可以称得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当时，诸葛亮28岁，孙权27岁。仅谈了一会儿，诸葛亮就敏锐地觉察到孙权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拱手让出父兄打下来的江东六郡，向曹操称臣；另一方面又担心敌不过曹操。针对孙权的这种矛盾心理，诸葛亮晓以利害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诸葛亮的这番话，强烈地震撼着孙权的情感，也极大地刺激了孙权的自尊心。他勃然变色，坚决表示，自己不能拿整个江东和10万甲兵，受别人摆布，决心和曹操抗争到底。接着，诸葛亮又列举了曹军的三大弱点：第一，曹操之众，远来疲敝，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第二，北方之人，不习水战。第三，荆州之民依附曹操，是形势所逼，并非心服口服。
诸葛亮详细地分析了敌情之后，正式向孙权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并规划出这种联盟将导致的后果。他说：您如果确实能派遣猛将统领数万雄兵，与刘备同心协力，定能打败曹操。曹败，必北还，则孙、刘势张，鼎足之形势可成。成败之机，就在今日！诸葛亮的江东之行，使孙权有了战胜曹操的信心。
面对诸葛亮的建议，东吴群臣又经过激烈的辩论，反复地权衡了得失。孙权最终采纳了主战派周瑜、鲁肃等人的意见，严厉斥责了张昭、秦松等投降派，并拔出佩刀，猛地向面前地奏案砍去，斩钉截铁地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曹者，与此案同！” 诸葛亮的联吴抗曹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第一步。
不久，孙权正式同意和刘备联合，一起抗击曹操，并任命主战派首领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3万水军，与诸葛亮一起溯江西上，与樊口的刘备之军会合。于是，联吴抗曹、赤壁大战的帷幕徐徐拉开了。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亲率二十余万大军从江陵顺江东下，讨伐吴国。周瑜率吴国水军3万溯江西上迎敌，刘备、关羽、张飞亲率精兵2000随周瑜西上。双方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相遇。正如诸葛亮、周瑜等所预料的那样，曹操的水军主要是荆州降兵，是狐疑之众，而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兵众，由于水土不服，开始流行疾疫，这大大影响了曹军的战斗力。初次交战，曹军便吃了败仗，退到江北的乌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迅速打败曹操，黄盖向曹操诈降，并向周瑜献计使用“火攻”。周瑜十分赞赏黄盖的密谋，二人进一步周密策划了火攻的具体计划。后来，曹操果然大败于赤壁，向江陵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向江陵进发。
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和孙、刘胜利而告结束。它的胜利，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而孙、刘的联合确保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孙、刘联合，就其外部因素讲，是曹操军事压力的结果；就其内部说，应归功于诸葛亮、鲁肃等人的努力。
三、经营荆州
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荆州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得之地。赤壁之战后，自建安十四年（209）起到建安二十年（215）止，孙、刘两家前后三次瓜分荆州。由于诸葛亮在孙、刘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孙、刘两家三次重分荆州，是诸葛亮亲自导演和实施的。而诸葛亮对荆州的经营也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即从建安十四年（209）到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奉刘备之命率兵入川止，是他协助刘备治理荆州的时期。在这五年中，诸葛亮主要做了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网罗荆州人才。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和地盘经过了多次变化，但总的来看，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呈从小到大的趋势。随着地盘的扩大，对管理行政机构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刘备在荆州期间，归附刘备集团的荆州人士主要有黄忠、庞统、马良、马谡、廖立、蒋琬、陈震、邓方、张存、殷观、习祯、郝普、潘睿诸人。这些人都是刘备在领荆州刺史期间参加刘备集团的荆州人士。他们的出仕与诸葛亮的举荐和努力有很大关系。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蜀汉政权的骨干。
第二，参与荆州的人事安排。刘备占领荆州四郡，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胡三省在解释军师中郎将一职时说：“军师，亦古将军号。曹操初置军师祭酒，而备置军师中郎将，皆以一时军事创置官名也。然军师祭酒止决军谋，中郎将则有兵权。” 荆州是四战之地，北有曹操重兵威胁，东有孙权明争暗夺，因此荆州的人事安排必须考虑政治和军事的全面部署。诸葛亮这个既决军谋又有兵权的军师中郎将，不可能不参与荆州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在治理荆州期间，协助刘备对荆州的人事做了如下的安排：
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扎江北。张飞为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太守、征虏将军，后又驻守南郡。赵云领桂阳太守、裨将军。廖立为长沙太守。郝普为零陵太守。向朗督秭归（治今湖北秭归）、夷道（治今湖北夷都）、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夷陵四县军民事。
观诸葛亮在荆州的人事安排，所重用者，既有刘备的患难兄弟，也有其旧部，又有荆州人士，而且轻重缓急极有层次。
第三，妥善处理与孙吴的关系。如何与孙吴搞好关系，巩固联盟，是诸葛亮治理荆州时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鲁肃是孙吴政权中颇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对与刘备联合共同抗曹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态度。诸葛亮在治理荆州期间，始终与鲁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外，诸葛亮主张重用庞统，也有利用他与孙吴士人关系密切的长处，从而与孙吴稳定同盟的用意。
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还经常与孙权互派使节，通好双方。《三国志·蜀书·廖立传》记载：“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与亮。”这说明双方有友好往来。
当然，荆州与孙吴之间，不完全是和睦友好，有时也发生一些斗争。诸葛亮以自己的智慧，不至于使孙、刘矛盾扩大，表现了对吴斗争力度的节制，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了诸葛亮处理与吴关系时的机智。
第四，绥抚荆州南部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安抚荆州南四郡蛮族的工作是艰辛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蜀汉章武元年（221），当刘备伐吴，进兵秭归时，“武陵蛮夷皆遣使请兵” 。刘备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于是诸县及五溪（蛮）民皆反为蜀” 。孙权恐蛮民起兵牵制陆逊主力拒蜀，还分派军队防御。所有这些，都说明诸葛亮对荆州少数民族的安抚工作不仅卓有成效，而且影响深远。
第五，督统三郡，调发粮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督三郡名义上是征发调税，实际上有双重意义：政治上因三郡新附，进行整顿使政权巩固；经济上有力地支持着刘备集团在荆州以及益州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
诸葛亮治理荆州的五年，使荆州成为刘备事业发展的稳固根据地，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才能和对政治目标的勤奋追求和实干精神。在这五年里，诸葛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他以后成功治理蜀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开国丞相
赤壁之战后，曹操改变战略方针，把用兵矛头指向了关中。建安十六年（211）三月，曹操下令，让钟繇率军西征汉中张鲁，并让夏侯渊出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与钟繇相会。曹操的出兵，使益州之主刘璋六神无主。他认为如果曹操灭掉张鲁据有汉中，巴蜀就危在旦夕了。趁此机会，张松向刘璋提议请刘备来对抗曹操和张鲁。这就为刘备入蜀提供了借口。
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派遣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入川。经过众人的合计，刘备、诸葛亮决定了重兵守荆、轻军进益的方针。进军益州的军队，由刘备亲自统率，由庞统任军师中郎将，辅佐刘备。其时，统兵打仗的将领只有黄忠、魏延、卓膺等人，而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马良等则留守荆州。
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年多以后，刘备和刘璋的矛盾渐渐表现出来。不久，刘备以刘璋提供的军资不足为借口，对其进行谴责，刘璋则以杀掉张松相抗。从此，双方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为了整个战略部署，诸葛亮奉刘备之命自荆州率军支援。
建安十九年（214）夏末，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率领的各路大军分别从北、东、南三面会合于成都城下，准备发动夺取益州的最后一战。正在这时，马超率军归降了刘备。不久，刘璋主动开城投降，刘备正式入主益州。刘备夺取益州和汉中后，才真正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诸葛亮携群臣尊刘备为汉中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在洛阳王宫中病逝。同年冬，曹丕代汉称帝。为应付复杂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刘备集团也积极密谋称帝。诸葛亮偕同太傅许靖等上了奏章，指出刘备称帝对于团结众人、完成大业的重要性。刘备恍然大悟，决定接受群臣的拥立。
章武元年（221）四月初六，刘备在百官的陪同下，走上神坛，接受了皇帝的玺绶。从此，刘备便由汉中王变成了蜀汉皇帝。蜀汉王朝的建立，是与曹魏斗争的需要，是刘备、诸葛亮实现复兴汉室的需要，也是诸葛亮一系列艰苦努力的结果。从此，刘备成了蜀汉的开国皇帝。他拜诸葛亮为丞相、假节，诸葛亮遂成为蜀汉政权的开国丞相。
此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孙吴袭取荆州，关羽败死。刘备痛心疾首，誓死夺回荆州，报关羽之仇。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称帝不久便率军沿江东下，讨伐东吴，结果却被年轻的陆逊在猇亭和夷陵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刘备仅以身免，逃归白帝城（治今重庆奉节东），又气又恨，加上年事已高，遂身染重病，危在旦夕。
章武三年（223）二月，刘备病情恶化，自知不久于人世，火速派人入成都宣召诸葛亮。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书后，从成都赶到白帝城。不久，刘备病危，急召诸葛亮于病榻前，嘱以后事：“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流着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驾崩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刘备驾崩后，诸葛亮遵照他的遗愿，留李严镇守永安，自己带领百官奉丧回成都。随后，太子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朝廷中的一切大事都由诸葛亮裁决。“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此，诸葛亮身负刘备托孤重任，开启了辅佐刘氏政权的新时期。
五、诸葛亮治蜀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全面担负起蜀汉的军政重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蜀国，使蜀汉政权在弱势的情况下得以与魏、吴呈鼎立之势。
（一）重修蜀吴联盟。建兴二年（224），诸葛亮派遣尚书邓芝出使东吴，再次与东吴重修盟好。邓芝最终不辱使命，说服孙权，出色地完成了诸葛亮交给他的出使任务，吴、蜀再次结盟。
吴蜀联盟的恢复和发展，对诸葛亮后来的南征平叛和北伐曹魏，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可以说是在刘备死后的困难时期里蜀汉政局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
（二）兴农务工。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建兴二年（223）春，蜀汉开始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的政策。建兴五年（226），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诸葛亮又提出要“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水利建设，其中有两件事最为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诸葛亮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其进行管理。堰官统率1200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九里堤堤长九里，古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令”碑拓片。碑面受风雨侵蚀有些斑驳，但碑文仍清晰。这张碑文拓片，弥补了志书记载的不足，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事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仅农业生产发展显著，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也令人瞩目。
盐是蜀汉的重要产品，制盐业是蜀汉的重要手工行业。左思《蜀都赋》说蜀汉“家有盐泉之井”。在巴郡朐忍县（治今四川云阳）出产的伞子盐更具特色。诸葛亮非常关心盐业生产，还到生产现场进行考察指导。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了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很显然，这是诸葛亮改进之后的火井，以改进后的火井煮盐，显示了诸葛亮对盐业的关注，也表现了他的聪明智慧。
益州地区的冶炼业自秦汉以来就闻名于世，分布有许多冶铁场所。《元和郡县志》记载，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朝贡。《丹铅录》记载：平谷县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饭，即熟，釜下有“诸葛行锅”四字。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冶铁业的发达。
（三）整顿吏治。建兴二年（224），诸葛亮着手整顿吏治。他实行峻刑重法，以图纠正官场的不良风气。诸葛亮特别重视法治，刘备在时，他即同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大概是蜀汉最早的法律条例。
对于吏治，诸葛亮主张公平。他指出：内外上下，宫中（朝廷）府中（丞相府）“俱为一体，阶罚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诸葛亮还亲自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一条一条罗列分明，使蜀汉官吏知所“务”，知所“戒”，知所“恐”，知所“惧”，以此“训励”大家勤于职守 。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诸葛亮执法如山，赏罚严明，又心胸宽广，不挟私报复。这从他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来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一系列事例中均可看出，以至于终诸葛亮之世，蜀国上下对他“咸畏而爱之”。同时，诸葛亮又以“循名责实”来考核官吏，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正是由于在诸葛亮的整顿下，蜀汉官吏大都能够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从而一扫东汉末年官吏贪残昏庸、浮华腐败之风，使蜀国吏治清明，吏风端正。
（四）平定南中。今云南、贵州、四川地区，古称南中，被认为是“夷、越之地” ，居住在那里的夷、越之族是蜀汉的土著部族。这些土著部族强悍勇猛，是当时蜀国的内在之忧。所以，要逐鹿中原，一统天下，必须首先解决治下的土著部族的问题，免除后顾之忧，否则不可能用兵于外。
吴蜀联盟恢复以后，两国互派使节，关系友好。蜀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解决南中之乱的条件已经成熟。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分兵三路开始南征。
马谡向诸葛亮建议说，南中地区偏远险要，不服朝廷管辖已久。今日讨破他们，明天他们又会反叛。他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诸葛亮非常赞赏马谡的这个建议，因为马谡所说的“攻心为上”，跟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既定方针不谋而合。
诸葛亮率领的西路军经过激战，平定了越儁郡高定的叛乱。李恢的中路军经过奋战也击败了益州郡的叛军。马忠率领的东路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扑灭了牂牁郡朱褒的叛乱。
南中之乱基本被平定后，蛮人首领孟获再次纠集余众发动叛乱。诸葛亮指挥得当，剿抚并举，很快打败了孟获叛军。孟获最终投降，南中战事彻底结束，也标志着南征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平定南中不但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还增强了经济实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见，平南之战确使蜀汉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六、北伐曹魏及军事贡献
南中地区平定后，诸葛亮立即操练兵马，加强武装力量，积极准备北伐曹魏。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他的儿子曹叡初继帝位，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大好时机。次年，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从成都出发，向汉中挺进，伺机大举进攻曹魏。
临行前，诸葛亮给后主刘禅奏了一个表章，说明他这次北伐的目的，表明他决心统一全国的志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名篇，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的心态，既有对蜀汉政治的忧心，又有对后主刘禅的关心；既有周密安排人事的苦心，又有报效先帝知遇之恩的忠心；既有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壮志，又有谋取胜利的信心。
诸葛亮奏上《出师表》后，旋即率领10万大军迅速北上，到了沔北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屯兵汉中，驻扎下来，把这里作为进军祁山的根据地，从此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序幕。
建兴六年（228）春，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兵分两路，出祁山，进军伐魏。关中大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相继叛魏降蜀。然而，先锋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被魏将张郃大败于街亭，导致街亭重镇失守。诸葛亮杀马谡以谢三军，并迁徙西县一千多家到汉中。诸葛亮上书自贬三级，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建兴六年（228）冬，第二次北伐。诸葛亮趁魏军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被吴将陆逊挫败、关中空虚的时机，再次兴兵北上，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遭到魏军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进行了二十多天，蜀军粮尽，诸葛亮只得再次撤回汉中，途中斩杀魏将王双。返回后，他储备粮草，准备再战。
建兴七年（229）春，第三次北伐。诸葛亮举兵北进，攻克武都、阴平二郡，大败魏将郭淮。诸葛亮留下兵将驻守二郡。因兵力不足，诸葛亮谨慎撤退，但由于夺取二郡有功，刘禅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建兴九年（231）春，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出兵包围祁山，魏帝派老将司马懿督军出战。蜀将魏延、吴班、高翔出击，大败魏军。司马懿遂退兵保营，坚守不出。两军对峙时，李严矫诏令诸葛亮退兵，加之军粮已尽，诸葛亮奉旨班师，退回汉中，并于途中射杀魏将张郃。
建兴十二年（234）春，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口，并遣使至吴，约孙权共击魏军。七月，孙权兵败，退回江东。诸葛亮首次使用木牛流马运粮，并分兵屯田，作为长久之计。魏军渡过渭水，背河筑垒，抗拒蜀军。魏将司马懿“坚壁拒守”，“以逸待劳”。两军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八月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由姜维率领蜀军撤回汉中。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运筹帷幄，编著过多种兵书，也发明过许多军用器具，在中国军事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将苑》和《便宜十六策》是他军事思想的集中总结与反映。《将苑》博采《孙子》《吴子》等军事名著，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将领所应具备的各种品质、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防止的弊端和杜绝的恶习，堪称古代为将之道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部专论为将之道的兵书，深受历代军事家的推崇。《便宜十六策》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16个部分，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治军原则，成为后世尊奉的经典。
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八阵图分别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命名，加上中军共是9个大阵。中军由16个小阵组成，周围8阵各以6个小阵组成，共计64个小阵。此外，还有24对骑兵布于后方，机动配合大方阵作战。这种设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敌人来袭的方向不同或打击的重点不同，可以作出各种相应的变化。从隋唐至明清，有无数兵家学者对诸葛亮八阵图不断进行研究，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的一些军事发明上。“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诸葛亮还十分重视新兵器的研发，在原有连弩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制出一种新式连弩：弩臂上装有箭匣，容箭10支，箭为铁制，长8寸，一次装填能连续发射10支箭，大大提高了射速，取名“元戎”。据说，诸葛亮制造的木牛、流马是为了运输军粮。除此之外，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还有刀、斧、剑、铠甲、蒺藜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还在一些精良的武器的名称之前冠以他的名字。
七、严俭治家
治家严格，是诸葛亮治家的一大特点。
结识刘备以前，诸葛亮同其弟诸葛均一起颠沛流离，对弟弟百般呵护。入蜀后，诸葛亮身为丞相，但他绝不以权谋私，对弟弟要求甚严，致使弟弟官位不显，仅为长水校尉，名义上为禁卫军长官之一，实为闲职，故终身默默无闻。
诸葛亮年过四十，仍无子嗣。为延续香火，他将兄长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过继过来，并为他改字伯松，视为己出。对于这个过继来的诸葛亮家族的唯一传承人，诸葛亮十分喜爱。但是，他对诸葛乔的父爱，绝不是放纵的溺爱，而是通过严格的要求和教育表现出来。
诸葛亮要求儿子做人要从修身养德做起，要有远大志向，要刻苦学习，为将来的事业打好基础，不要虚度年华。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诸葛乔已经24岁，诸葛亮把他带到汉中前线，在高山深谷之中风餐露宿，为军队传输粮秣。他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的亲儿子诸葛瞻出生。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而诸葛亮却担心儿子因此而放弃了后天的努力。他在一封信中表露出忧虑：“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因为“恐不为重器”，诸葛亮对诸葛瞻的要求格外严格，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教育儿子。史载，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这显然与诸葛亮的严格要求和训练有很大关系。
治家以俭，是诸葛亮治家的又一特点。
诸葛亮身为丞相，在家庭生活上却十分简朴。他给李严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诸葛亮家庭生活的节俭，从他给后主的表章中也可反映出来。表章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从上述一信一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治家以俭的特点。
诸葛亮毕竟不是普通人，他治家简朴，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第一，诸葛亮的简朴治家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清人王夫之说：“武侯之言曰：‘淡泊可以明志。’诚淡泊矣，可以质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对僚友，可以示百姓，无待建鼓以亟鸣矣。且夫持大权，建大功，为物望所归，而怀不轨之志者，未有不封殖以厚储于家者也。”
第二，诸葛亮的俭朴治家具有榜样的意义。韩非子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逼下。” 诸葛亮十分赞同孙叔敖，他发布教令说：“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诸葛亮的生活俭朴同样为蜀汉官员树立了榜样，蜀汉的吏治是三国中最为清廉的。
第三，诸葛亮的俭朴治家具有修身的意义。诸葛亮有句名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养德可以修身，节俭可以致静。
由此可见，诸葛亮治家以俭是他的一大优秀品质，而由于诸葛亮的特殊地位，他的持家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秦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