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1820—1886），原名丁琼选，字稚璜，号佩之，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曾担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是晚清洋务运动重要代表人物。
丁宝桢出生于书香人家，祖上三代为官。受家学熏陶，丁宝桢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常常自勉“大丈夫当读万卷书，破千里浪”。道光二十三年（1843）考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丁宝桢为官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洋务派”开始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审视中国问题，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丁宝桢就是洋务运动的积极践行者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并称为“中兴名臣”。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丁宝桢丧母，丁忧回乡。丁忧期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殃及平远。丁宝桢斥家财招募800壮丁平叛。叛乱平定之后，丁宝桢继续为母亲守孝。咸丰五年（1855），贵州爆发了台拱厅（今台江）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势力波及黔东南、黔南、铜仁、播州（今遵义）等地。丁宝桢正处丁忧期满回任之际，朝廷特旨授丁宝桢翰林院编修暂住贵州留军。丁宝桢变卖家产，招募乡勇4000赶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并收复平越（今福泉）。
咸丰十年（1860），丁宝桢升任湖南岳州（今岳阳）知府，临赴新任前，丁宝桢遣散4000乡勇，并倾尽所有，拿着仅存的500两银子聚众于空地，哭泣着对大家说：“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拙，徒手归，奈何？”4000乡勇也都大哭说道：“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便各自散去。咸丰十一年（1861），丁宝桢调任长沙知府，同治二年（1863）授山东按察使，开始了在山东的为政生涯。
丁宝桢赴任山东按察使时，正值僧格林沁率军驻山东剿捻。时僧格林沁以亲王贵倨，目中无人，通省官员除巡抚阎敬铭以外，凡谒见者均不设座。一日，丁宝桢穿着朝服至僧王驻地，向门官递上名刺并说道：“坐则见，否则罢。”僧格林沁佩服丁宝桢自重刚强，设座礼见他。
次年，丁宝桢迁山东布政使，奉僧格林沁之命进攻白莲教军宋景诗部。其间，由于丁宝桢曾差人前往宋景诗军中招抚，朝廷闻知后斥其“擅议招抚”，对其“革职留任”。同治四年（1865），丁宝桢因功迁山东布政使。同治七年（1868）春擢升山东巡抚，任职长达10年。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他积极协助李鸿章在山东开办洋务，创办了山东机器局，加强山东的海防建设，镇压捻军，治理水患，大大推动了山东的近代化进程。丁宝桢在任职山东巡抚期间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捻军。丁宝桢刚刚担任山东巡抚时，正逢东捻军赖文光部由莱阳进攻招远、黄县（今龙口市）。他积极配合李鸿章部淮军防守胶莱河。其部将王心安因堤墙未竣，捻军从此突破，长驱渡河，自安丘、临朐南下。为此，丁宝桢被撤职留任。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张宗禹部又从陕西入河南，再至直隶定州（今河北石家庄），逼近北京。丁宝桢率领3000人，昼夜北援，在捻军之前到达河间（今属河北），与捻军转战于雄县、任丘、高阳一带，并攻取饶阳县城。清廷下诏加封丁宝桢为“太子少保”。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丁宝桢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尽了地方长官的守土之责。
智斩安得海。这是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任上最为人称道的事。安德海昵称“小安子”，“辛酉政变”中为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立下功劳，受到慈禧宠信。他身为六品蓝翎太监，在宫中飞扬跋扈，挑动慈禧、同治母子失和，同治帝恨其入骨，欲杀之而后快。同治八年（1869）七月下旬，借同治即将亲政之际，安德海说动慈禧默许其出京到江南采办龙袍。有清一朝，太监擅自出京即是死罪。七月二十五日，安德海率官船两艘沿运河南下，“所带之人，举动桀骜，且女乐成对，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睹。” 浩浩荡荡驶进山东德州，停在西门码头。自京城传出安德海出京消息后，丁宝桢便饬令德州知府赵新查明上报。赵新微服轻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日，见安德海果然到来，即一面星夜上报丁宝桢，一面差人紧跟安德海所乘之船。丁宝桢急召幕友薛福保等商议处置办法。薛福保闻赵新报安德海船头悬有三足乌旗时说道：“奸阉必死矣。”丁宝桢随即与众人商定“前门拜折，后门杀奸”之计。密折上奏同治帝，以该太监矫称奉旨采办龙衣，沿途“招摇煽惑，真伪不辨”为由，要求将其查拿审办。八月二日，捕安德海于泰安州。八月七日夜，同治御批到达巡抚衙门，丁宝桢即令当夜诛杀安德海于济南西门外丁字街（今饮虎池街）。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人心大快。慈禧看到有关“三足乌”出处时，只恨安德海找死，不但没有治罪丁宝桢，反而更加重用他。
创办山东机器局，重视山东海防建设。山东机器局是山东第一个近代化企业。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丁宝桢逐渐认识到洋枪、洋炮要比旧式武器更为奏效。此时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同治十年（1871）丁宝桢上奏朝廷提出自治火器、火药的建议，但直到光绪元年（1875）才获得批准。同年十月，他在济南北郊泺口买民地300余亩，着手基建工程，次年秋大致竣工。“业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房、画图房、物料库、东西厢、文案厅、工匠住房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磺房……亦次第告竣。”
在筹建山东机器局过程当中，丁宝桢十分注意罗致人才，“于本省及外省留心采访精谙机器之员以为制造之用。” 被他聘请来的人才有张茵恒、薛福辰、徐建寅、曾昭吉等，都能独当一面。丁宝桢还主张“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制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乃于国家有利。” 山东机器局没有雇佣任何洋人，避免了外人从中掣肘和浪费资金。山东机器局对山东近代军事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加强山东海防奠定了基础。
十分关注海防的建设。丁宝桢采取购买船炮、修筑炮台、整顿水师、严格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使山东水师面貌有一定程度改观。
关注民生问题，积极治理水患。同治十年（1871），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于水涸时即时动工，并亲自督修。至次年二月，未及两月工竣，费半而功倍。后黄河又决于石庄户，河水夺溜南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为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同治十三年（1874），丁宝桢毅然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丁宝桢在山东为政13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设立山东机器局，开近代工业之先河，为山东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光绪二年（1876）八月，丁宝桢擢升为四川总督。丁宝桢赴四川总督任之际，四川吏治腐败，军务废弛、水利失修、盐政紊乱、财政赤字巨大，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此时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清廷选择丁宝桢接任四川总督寄以厚望，慈禧特书“国之宝桢”条幅赐给他。
丁宝桢在了解了四川情况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财经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政治方面，整顿吏治。他首先选择民众怨声载道的夫马局首先开刀。夫马局相当于驿站，设立于清咸丰年间，初为解决军需供应而设，久之，便成为地方官搜刮民财的工具。丁宝桢接任仅两月，就收到对夫马局的控诉“不下数百纸”。对此，丁宝祯规定：成都通往藏区、途经雅安和广元的南北两路交通要道，为藏区喇嘛官差往来必经之路，酌情保留二成津贴驿站经费外，其余各州县夫马局，自光绪三年（1877）六月起全部撤销。其次，废除各级官员节寿等规礼之费。清末官场不成文的惯例，每到上级官员本人及其父母的节寿时日，都要馈赠礼金，以致私挪公款，收受贿赂，形成恶性循环。丁宝桢毫不犹豫将其废除。
经济方面，恢复发展经济，缓解财政空虚现状。他创办四川机器局、改革盐政、治理都江堰、整顿仓政等。丁宝桢上书朝廷：“英、法两夷，逼处云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机器局制造为西陲异日之军需。” 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次年四月，便能生产枪炮、火药、子弹等，支援广东、江浙和云南边防。到光绪十年（1884），四川机器局已形成了规模生产能力。咸丰以来，盐业秩序混乱，官吏舞弊，奸商投机，大半井灶颓败，川盐面临停歇威胁。丁宝桢大刀阔斧改革盐法，在泸州设立黔边盐务总局，盐井处设厂局，运输沿岸设岸局，产销均由丁宝桢亲自委派官员管理，昔日奸商劣吏无从下手，百姓、朝廷从中得益。改革当年，盐税便增百余万。丁宝桢还积极地兴修水利，治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灌区范围由原来10县扩大到16州县，奠定了都江堰灌区百年来基本格局。
军务方面，整编操练军队。丁宝桢规定四川绿营兵和防军必须严格制定军事课程，逐日进行操练，对各营驻军重新整编，凡绿营将官和防军统领管带，老弱不堪者一律裁汰。严申军纪，禁止军队充当茶坊、烟馆、妓院保护伞。
丁宝桢在四川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四川、云贵和西部各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西部发展做出了贡献。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丁宝桢于四川总督任上病逝。光绪下旨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又赐祭葬，谥“文诚”。
丁宝桢死讯传到山东后，山东乡亲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丁宝桢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当年十月，宝桢灵柩运至济南，士绅百姓空城出迎，“郊野祭吊”，安葬于历城“九里山南麓，华山之阳”（今历城全福立交桥处）。
丁宝桢生前遗稿，后人整理成《丁文诚公奏稿》《丁文诚公遗集》等传世。
（唐辉）
丁宝桢
丁宝桢（1820—1886），原名丁琼选，字稚璜，号佩之，贵州平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曾担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是晚清洋务运动重要代表人物。
丁宝桢出生于书香人家，祖上三代为官。受家学熏陶，丁宝桢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常常自勉“大丈夫当读万卷书，破千里浪”。道光二十三年（1843）考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丁宝桢为官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洋务派”开始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审视中国问题，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丁宝桢就是洋务运动的积极践行者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并称为“中兴名臣”。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丁宝桢丧母，丁忧回乡。丁忧期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殃及平远。丁宝桢斥家财招募800壮丁平叛。叛乱平定之后，丁宝桢继续为母亲守孝。咸丰五年（1855），贵州爆发了台拱厅（今台江）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势力波及黔东南、黔南、铜仁、播州（今遵义）等地。丁宝桢正处丁忧期满回任之际，朝廷特旨授丁宝桢翰林院编修暂住贵州留军。丁宝桢变卖家产，招募乡勇4000赶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并收复平越（今福泉）。
咸丰十年（1860），丁宝桢升任湖南岳州（今岳阳）知府，临赴新任前，丁宝桢遣散4000乡勇，并倾尽所有，拿着仅存的500两银子聚众于空地，哭泣着对大家说：“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拙，徒手归，奈何？”4000乡勇也都大哭说道：“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便各自散去。咸丰十一年（1861），丁宝桢调任长沙知府，同治二年（1863）授山东按察使，开始了在山东的为政生涯。
丁宝桢赴任山东按察使时，正值僧格林沁率军驻山东剿捻。时僧格林沁以亲王贵倨，目中无人，通省官员除巡抚阎敬铭以外，凡谒见者均不设座。一日，丁宝桢穿着朝服至僧王驻地，向门官递上名刺并说道：“坐则见，否则罢。”僧格林沁佩服丁宝桢自重刚强，设座礼见他。
次年，丁宝桢迁山东布政使，奉僧格林沁之命进攻白莲教军宋景诗部。其间，由于丁宝桢曾差人前往宋景诗军中招抚，朝廷闻知后斥其“擅议招抚”，对其“革职留任”。同治四年（1865），丁宝桢因功迁山东布政使。同治七年（1868）春擢升山东巡抚，任职长达10年。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他积极协助李鸿章在山东开办洋务，创办了山东机器局，加强山东的海防建设，镇压捻军，治理水患，大大推动了山东的近代化进程。丁宝桢在任职山东巡抚期间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捻军。丁宝桢刚刚担任山东巡抚时，正逢东捻军赖文光部由莱阳进攻招远、黄县（今龙口市）。他积极配合李鸿章部淮军防守胶莱河。其部将王心安因堤墙未竣，捻军从此突破，长驱渡河，自安丘、临朐南下。为此，丁宝桢被撤职留任。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张宗禹部又从陕西入河南，再至直隶定州（今河北石家庄），逼近北京。丁宝桢率领3000人，昼夜北援，在捻军之前到达河间（今属河北），与捻军转战于雄县、任丘、高阳一带，并攻取饶阳县城。清廷下诏加封丁宝桢为“太子少保”。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丁宝桢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尽了地方长官的守土之责。
智斩安得海。这是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任上最为人称道的事。安德海昵称“小安子”，“辛酉政变”中为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立下功劳，受到慈禧宠信。他身为六品蓝翎太监，在宫中飞扬跋扈，挑动慈禧、同治母子失和，同治帝恨其入骨，欲杀之而后快。同治八年（1869）七月下旬，借同治即将亲政之际，安德海说动慈禧默许其出京到江南采办龙袍。有清一朝，太监擅自出京即是死罪。七月二十五日，安德海率官船两艘沿运河南下，“所带之人，举动桀骜，且女乐成对，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睹。” 浩浩荡荡驶进山东德州，停在西门码头。自京城传出安德海出京消息后，丁宝桢便饬令德州知府赵新查明上报。赵新微服轻车，已在码头等候多日，见安德海果然到来，即一面星夜上报丁宝桢，一面差人紧跟安德海所乘之船。丁宝桢急召幕友薛福保等商议处置办法。薛福保闻赵新报安德海船头悬有三足乌旗时说道：“奸阉必死矣。”丁宝桢随即与众人商定“前门拜折，后门杀奸”之计。密折上奏同治帝，以该太监矫称奉旨采办龙衣，沿途“招摇煽惑，真伪不辨”为由，要求将其查拿审办。八月二日，捕安德海于泰安州。八月七日夜，同治御批到达巡抚衙门，丁宝桢即令当夜诛杀安德海于济南西门外丁字街（今饮虎池街）。消息传出，朝野震动，人心大快。慈禧看到有关“三足乌”出处时，只恨安德海找死，不但没有治罪丁宝桢，反而更加重用他。
创办山东机器局，重视山东海防建设。山东机器局是山东第一个近代化企业。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丁宝桢逐渐认识到洋枪、洋炮要比旧式武器更为奏效。此时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同治十年（1871）丁宝桢上奏朝廷提出自治火器、火药的建议，但直到光绪元年（1875）才获得批准。同年十月，他在济南北郊泺口买民地300余亩，着手基建工程，次年秋大致竣工。“业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房、画图房、物料库、东西厢、文案厅、工匠住房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磺房……亦次第告竣。”
在筹建山东机器局过程当中，丁宝桢十分注意罗致人才，“于本省及外省留心采访精谙机器之员以为制造之用。” 被他聘请来的人才有张茵恒、薛福辰、徐建寅、曾昭吉等，都能独当一面。丁宝桢还主张“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制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乃于国家有利。” 山东机器局没有雇佣任何洋人，避免了外人从中掣肘和浪费资金。山东机器局对山东近代军事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加强山东海防奠定了基础。
十分关注海防的建设。丁宝桢采取购买船炮、修筑炮台、整顿水师、严格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使山东水师面貌有一定程度改观。
关注民生问题，积极治理水患。同治十年（1871），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于水涸时即时动工，并亲自督修。至次年二月，未及两月工竣，费半而功倍。后黄河又决于石庄户，河水夺溜南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为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同治十三年（1874），丁宝桢毅然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丁宝桢在山东为政13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设立山东机器局，开近代工业之先河，为山东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光绪二年（1876）八月，丁宝桢擢升为四川总督。丁宝桢赴四川总督任之际，四川吏治腐败，军务废弛、水利失修、盐政紊乱、财政赤字巨大，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此时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清廷选择丁宝桢接任四川总督寄以厚望，慈禧特书“国之宝桢”条幅赐给他。
丁宝桢在了解了四川情况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财经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政治方面，整顿吏治。他首先选择民众怨声载道的夫马局首先开刀。夫马局相当于驿站，设立于清咸丰年间，初为解决军需供应而设，久之，便成为地方官搜刮民财的工具。丁宝桢接任仅两月，就收到对夫马局的控诉“不下数百纸”。对此，丁宝祯规定：成都通往藏区、途经雅安和广元的南北两路交通要道，为藏区喇嘛官差往来必经之路，酌情保留二成津贴驿站经费外，其余各州县夫马局，自光绪三年（1877）六月起全部撤销。其次，废除各级官员节寿等规礼之费。清末官场不成文的惯例，每到上级官员本人及其父母的节寿时日，都要馈赠礼金，以致私挪公款，收受贿赂，形成恶性循环。丁宝桢毫不犹豫将其废除。
经济方面，恢复发展经济，缓解财政空虚现状。他创办四川机器局、改革盐政、治理都江堰、整顿仓政等。丁宝桢上书朝廷：“英、法两夷，逼处云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机器局制造为西陲异日之军需。” 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次年四月，便能生产枪炮、火药、子弹等，支援广东、江浙和云南边防。到光绪十年（1884），四川机器局已形成了规模生产能力。咸丰以来，盐业秩序混乱，官吏舞弊，奸商投机，大半井灶颓败，川盐面临停歇威胁。丁宝桢大刀阔斧改革盐法，在泸州设立黔边盐务总局，盐井处设厂局，运输沿岸设岸局，产销均由丁宝桢亲自委派官员管理，昔日奸商劣吏无从下手，百姓、朝廷从中得益。改革当年，盐税便增百余万。丁宝桢还积极地兴修水利，治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灌区范围由原来10县扩大到16州县，奠定了都江堰灌区百年来基本格局。
军务方面，整编操练军队。丁宝桢规定四川绿营兵和防军必须严格制定军事课程，逐日进行操练，对各营驻军重新整编，凡绿营将官和防军统领管带，老弱不堪者一律裁汰。严申军纪，禁止军队充当茶坊、烟馆、妓院保护伞。
丁宝桢在四川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四川、云贵和西部各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西部发展做出了贡献。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丁宝桢于四川总督任上病逝。光绪下旨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又赐祭葬，谥“文诚”。
丁宝桢死讯传到山东后，山东乡亲联名具奏朝廷，请求将丁宝桢灵柩运回山东安葬。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当年十月，宝桢灵柩运至济南，士绅百姓空城出迎，“郊野祭吊”，安葬于历城“九里山南麓，华山之阳”（今历城全福立交桥处）。
丁宝桢生前遗稿，后人整理成《丁文诚公奏稿》《丁文诚公遗集》等传世。
（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