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禽（生卒年不详），西周初年人，姬姓，字伯禽，亦称禽父。周公旦长子，周代鲁国的开国君主，治理鲁地颇有建树，对鲁地文化影响极深。
伯禽作为周公的长子，自幼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年幼的成王无法处理政务，周公在一旁辅佐，代替成王治理天下。因为成王年幼，尚不明白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周公在教育成王的时候，就在一旁伴读的伯禽身上树立世子的榜样，让成王观摩，成王犯有过错，周公就鞭责伯禽，让成王“足以感喻”，从而教育成王为君之道。这一过程，无意间使得伯禽学到了治国之理，深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
周公对伯禽的教育还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据古史记载，“伯禽随康叔三见周公，三被笞”，即三次叩见其父周公，三次被打。伯禽不知道为什么，就去请教贤人商子，商子让他“观桥梓之树” 。伯禽仔细观察发现，桥树枝干高大，昂然耸立；梓树敦实低矮，卑然顺服。回来后告诉商子，商子告诫他“桥者父道，梓者子道”，伯禽意识到是自己“失子弟之道”，才遭鞭笞。第二天，伯禽叩见周公时，“入门而趋，登堂而跪”，一进门就快步疾走，进入正堂就跪拜，周公对此十分满意，“嘉其得君子之教”。这便是“伯禽趋跪”这一典故的来历。
经过周公的谆谆教导，伯禽养成了为人宽厚，临事有主见，做事又慎重的良好品性。伯禽入仕后，一直做到王室的大祝之官，掌管祭祀告神的赞辞，《大祝禽鼎》《禽簋》上均有记载。周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去世，管叔、蔡叔趁混乱之际，联合武庚及东方诸国起兵造反。周公率军东征，伯禽奉命率国人参战，是东征大军中一支强大而又可靠的力量。
为了控制新占领的土地，周武王封周公于商奄故地，建立鲁国，但因周公要留京辅政，于是就派伯禽代其就国。伯禽勇挑重担，在原东夷大国商奄的土地上建立鲁国，统治原商奄之民和从殷都迁来的“殷民六族”，担负起稳定东部地区局势、充当周朝政权屏障的任务。
由于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而周公在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立下卓越功勋，因而鲁国的地位非一般封国可比。成王七年，伯禽就封，临行时受赐丰厚，分到了“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 等，并被特许可以用天子之礼乐祭祀，受命“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成为周王室在东方最为倚重的封国。
在伯禽就封前，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今王的叔父，我在天下也算是不轻不贱的人。然而我洗一次澡要三次握着湿头发出来，吃一顿饭要三次吐掉嘴中的食物，以接待贤士的来访。即使是这样，我还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可因为自己是国君而骄傲待人。要求伯禽谦逊待人，礼贤下士，只有做到谦以治国，才可以做到“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近足以守身”。还不能怠慢自己的亲属，不要让大臣埋怨没有被任用，故老旧臣没有重大过失，不能弃而不用，也不要求全责备。总之，治国要选贤任能，用人要扬长避短，各尽其才。
可是，伯禽到鲁国后，鲁地的局势并不稳定，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虽然周公东征践奄、迁蒲姑，消灭了东夷最大的两个国家，但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夷人、戎人，怀着狭隘的民族偏见，对新建立的周朝政权怀有敌意，特别是把周朝在东方建立的诸侯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把它搞垮。尤其是鲁国南部的淮夷、徐戎两个少数民族集团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新建的鲁国，经常与鲁国对抗。《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不久，淮夷、徐戎发动乱，严重威胁到周王朝的统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通费，今费县西北），作《肸誓》”。《肸誓》旨在鼓舞士气，严明军纪，鲁国军队在伯禽的率领下，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还击。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伯禽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形势。此时，大获胜利的鲁国已经发展成为北至泰山，南达徐淮，东至黄海，西抵阳谷的东方大国，真正成为周王室控制东方、镇守边疆的屏藩。
周初大分封时，姜尚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回答：“尊尊而亲亲” ，即要在鲁国全面推行周礼。因而伯禽就封，子循父道，以礼治国。而且，鲁国推行周礼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伯禽就国，成王下令将奄国和“殷民六族”赐给伯禽。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这是其他封国所不能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周礼在鲁国推行成为可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伯禽到鲁国后，变革当地的礼俗，推行一种新的礼制，实行三年之丧，借此宣传一系列理论教化，因此三年之后才能回京向周公述职。其后世子孙，亦不遗余力地坚持以礼治国，使得礼仪妇孺熟悉，礼义深入人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时人就感叹“周礼尽在鲁”，鲁国成为周王朝树立的实行礼治的榜样，是各诸侯国观摩演习礼仪的场所，以至于到孔子时谈到“三年之丧”他还自豪地说：“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 当时外地人来到鲁国，如果不欣赏其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因而鲁国享有“礼仪之邦”的美称。
伯禽就鲁，百废待兴，发展经济，安定民生成为当务之急。伯禽临行时请教周公，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好鲁国，周公回答：“务在利民而不以利民者自居。”
鲁国曲阜一带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十分宜于农业、畜牧、蚕桑的发展。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有着悠久而发达的农耕文化。为了尽快地恢复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鲁国在经济上还是沿用当地也已实行多年的政策，鼓励民生。鲁国受封时，伯禽根据周公的教导，采取了“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政策。
“政”即“征”，指征收赋税的方式；“索”即丈量土地的绳索，即采用周王朝的制度来丈量划分土地，而采用商朝的赋税征收方式。这样做是因为，鲁国封于商奄故地，是殷商之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人早已习惯了商朝的赋税征收方式，沿用旧有的征税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的对抗情绪，有利于政策的延续，社会的稳定，并能很好地调动生产积极性。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伯禽在位长达46年（或说三十余年），治理鲁地颇有建树，对鲁地文化影响极深。他平叛定乱，稳固统治，藩屏周室，坚持以礼治国，努力发展生产，使鲁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出现了新局面，奠定了鲁国发展的基础。
（董兴华）
伯 禽
伯禽（生卒年不详），西周初年人，姬姓，字伯禽，亦称禽父。周公旦长子，周代鲁国的开国君主，治理鲁地颇有建树，对鲁地文化影响极深。
伯禽作为周公的长子，自幼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年幼的成王无法处理政务，周公在一旁辅佐，代替成王治理天下。因为成王年幼，尚不明白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周公在教育成王的时候，就在一旁伴读的伯禽身上树立世子的榜样，让成王观摩，成王犯有过错，周公就鞭责伯禽，让成王“足以感喻”，从而教育成王为君之道。这一过程，无意间使得伯禽学到了治国之理，深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
周公对伯禽的教育还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据古史记载，“伯禽随康叔三见周公，三被笞”，即三次叩见其父周公，三次被打。伯禽不知道为什么，就去请教贤人商子，商子让他“观桥梓之树” 。伯禽仔细观察发现，桥树枝干高大，昂然耸立；梓树敦实低矮，卑然顺服。回来后告诉商子，商子告诫他“桥者父道，梓者子道”，伯禽意识到是自己“失子弟之道”，才遭鞭笞。第二天，伯禽叩见周公时，“入门而趋，登堂而跪”，一进门就快步疾走，进入正堂就跪拜，周公对此十分满意，“嘉其得君子之教”。这便是“伯禽趋跪”这一典故的来历。
经过周公的谆谆教导，伯禽养成了为人宽厚，临事有主见，做事又慎重的良好品性。伯禽入仕后，一直做到王室的大祝之官，掌管祭祀告神的赞辞，《大祝禽鼎》《禽簋》上均有记载。周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去世，管叔、蔡叔趁混乱之际，联合武庚及东方诸国起兵造反。周公率军东征，伯禽奉命率国人参战，是东征大军中一支强大而又可靠的力量。
为了控制新占领的土地，周武王封周公于商奄故地，建立鲁国，但因周公要留京辅政，于是就派伯禽代其就国。伯禽勇挑重担，在原东夷大国商奄的土地上建立鲁国，统治原商奄之民和从殷都迁来的“殷民六族”，担负起稳定东部地区局势、充当周朝政权屏障的任务。
由于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而周公在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立下卓越功勋，因而鲁国的地位非一般封国可比。成王七年，伯禽就封，临行时受赐丰厚，分到了“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 等，并被特许可以用天子之礼乐祭祀，受命“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成为周王室在东方最为倚重的封国。
在伯禽就封前，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今王的叔父，我在天下也算是不轻不贱的人。然而我洗一次澡要三次握着湿头发出来，吃一顿饭要三次吐掉嘴中的食物，以接待贤士的来访。即使是这样，我还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可因为自己是国君而骄傲待人。要求伯禽谦逊待人，礼贤下士，只有做到谦以治国，才可以做到“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近足以守身”。还不能怠慢自己的亲属，不要让大臣埋怨没有被任用，故老旧臣没有重大过失，不能弃而不用，也不要求全责备。总之，治国要选贤任能，用人要扬长避短，各尽其才。
可是，伯禽到鲁国后，鲁地的局势并不稳定，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虽然周公东征践奄、迁蒲姑，消灭了东夷最大的两个国家，但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夷人、戎人，怀着狭隘的民族偏见，对新建立的周朝政权怀有敌意，特别是把周朝在东方建立的诸侯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把它搞垮。尤其是鲁国南部的淮夷、徐戎两个少数民族集团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新建的鲁国，经常与鲁国对抗。《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不久，淮夷、徐戎发动乱，严重威胁到周王朝的统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通费，今费县西北），作《肸誓》”。《肸誓》旨在鼓舞士气，严明军纪，鲁国军队在伯禽的率领下，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还击。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伯禽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形势。此时，大获胜利的鲁国已经发展成为北至泰山，南达徐淮，东至黄海，西抵阳谷的东方大国，真正成为周王室控制东方、镇守边疆的屏藩。
周初大分封时，姜尚问周公如何治理鲁国，周公回答：“尊尊而亲亲” ，即要在鲁国全面推行周礼。因而伯禽就封，子循父道，以礼治国。而且，鲁国推行周礼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伯禽就国，成王下令将奄国和“殷民六族”赐给伯禽。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这是其他封国所不能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周礼在鲁国推行成为可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伯禽到鲁国后，变革当地的礼俗，推行一种新的礼制，实行三年之丧，借此宣传一系列理论教化，因此三年之后才能回京向周公述职。其后世子孙，亦不遗余力地坚持以礼治国，使得礼仪妇孺熟悉，礼义深入人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时人就感叹“周礼尽在鲁”，鲁国成为周王朝树立的实行礼治的榜样，是各诸侯国观摩演习礼仪的场所，以至于到孔子时谈到“三年之丧”他还自豪地说：“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 当时外地人来到鲁国，如果不欣赏其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因而鲁国享有“礼仪之邦”的美称。
伯禽就鲁，百废待兴，发展经济，安定民生成为当务之急。伯禽临行时请教周公，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好鲁国，周公回答：“务在利民而不以利民者自居。”
鲁国曲阜一带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十分宜于农业、畜牧、蚕桑的发展。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有着悠久而发达的农耕文化。为了尽快地恢复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鲁国在经济上还是沿用当地也已实行多年的政策，鼓励民生。鲁国受封时，伯禽根据周公的教导，采取了“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政策。
“政”即“征”，指征收赋税的方式；“索”即丈量土地的绳索，即采用周王朝的制度来丈量划分土地，而采用商朝的赋税征收方式。这样做是因为，鲁国封于商奄故地，是殷商之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人早已习惯了商朝的赋税征收方式，沿用旧有的征税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众的对抗情绪，有利于政策的延续，社会的稳定，并能很好地调动生产积极性。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伯禽在位长达46年（或说三十余年），治理鲁地颇有建树，对鲁地文化影响极深。他平叛定乱，稳固统治，藩屏周室，坚持以礼治国，努力发展生产，使鲁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出现了新局面，奠定了鲁国发展的基础。
（董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