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江苏吴县（苏州）人，出生于徐州，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进士及第，历任多处地方官吏，关心民生疾苦，积极整治水患，率兵戍边，发展教育，还推出了“庆历新政”。作为政治家，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身为文学家，他著述颇丰，仅《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如金石般铮铮作响，流传千古，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范仲淹父亲范墉担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诞生于节度使衙署（驻今江苏徐州）。两岁时，其父不幸病故于徐州，家境变得窘困起来。母亲谢氏迫于生计改嫁给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人朱文翰。继父朱文瀚也是个小官吏，曾经先后在安乡（今湖南境）、池州（今安徽境）等地任职，多年漂泊生活拓宽了范仲淹的视野。大约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朱文翰调任淄州（今淄川）长史，范仲淹母子又随其来到山东，定居于朱文翰故里长山朱家村。范仲淹来到朱家后，改随继父姓朱，取名悦。
范仲淹从小就树立了为天下生民谋利造福的志向，坚持刻苦读书。少年时期，常去附近长白山上醴泉寺寄宿读书，致力于科举。那时他生活极其艰苦，每天用小米粥加野菜充饥。范仲淹对醴泉寺三年清苦生活毫不在意，终日以读书为乐。
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虽然清苦，但他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据传，一天范仲淹在寺外看见一只大老鼠拖着一块谷面饼子钻入洞穴。出于好奇，他起身掏鼠窝时发现洞中埋有数只坛子，揭开封布一看，里面竟藏有很多金银。范仲淹悉数放回原处，又将洞穴掩埋起来，依然是吃粥苦读。范仲淹在朝为官后，老僧千里迢迢去看望当年爱徒，临归时范仲淹送给僧师一包普通茶叶。老僧回到寺里，念及范公为人笃厚，便打开茶叶包，只见包里有张纸条，上面写有四句诗：“院中荆树下，埋有金和银。一半修寺庙，一半济贫民”。老僧隐秘揭开，众僧对范仲淹的高尚人格无不产生敬佩之情。
范仲淹在醴泉寺寒窗苦读中，一个偶然事件，暴露了范仲淹身世秘密。《范文正公集·年谱》《家录》记载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一段文字：
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兄弟不乐，日：“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日：“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大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配琴剑径趋南都。
此事在23岁的范仲淹心里激起了很大波澜。他决心离开朱家，发愤图强，独立生活，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到应天府书院（位今商丘，又称南都学舍），开始了他长达五年的读书求学生活。
自幼艰困生活和儒家经典熏陶，养成了他注重实际的作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范仲淹参加了由礼部会试中榜成为进士，不仅能够自立门户，奉养母亲，也开始践行他安邦定国，造福苍生的政治理想。
范仲淹中进士后，被委任为广德军（今安徽境）司理参军，管理狱讼。他刚直不阿，据实办案，接着调任为集庆军（今安徽亳州境）节度推官，并把母亲接来赡养，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到泰州（今江苏境）任西溪镇（今江苏东台）盐仓监官，掌管盐税。期间范仲淹曾经上奏朝廷，提出改革政务，即有名的《奏上时务书》。上书中揭露各种弊政，如：武备废弛而不修，官吏冗滥而不汰等，都切中时弊。可惜因人微言轻，上书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期间，范仲淹曾经在当地府学任教，因其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求学者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鲁地学子。后被尊为“泰山先生”“徂徕先生”的文坛名人孙复、石介就在其列。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再次写成《上执政书》，在丁忧期间越礼给宰相和参知政事上书言政，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其才华和胆量却得到了赏识，为随后到京任职打下了基础。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图书馆，秘阁校理是个中级官职，负责管理校勘书籍等事。年近40担任京官，终于有了接近皇帝，施展抱负的机会。但由于范仲淹敢于直言上谏，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入朝为官的八九年时间内曾3次被贬。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上书请求临朝称制的宋仁宗母亲章献太后还政，结果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离开了京城。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被召回京城不到一年，又因上书反对仁宗废掉郭皇后而被贬至睦州（今浙江淳安）。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召回朝廷，在开封府任职仅一年多时间，又因向仁宗献百官图，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而被黜。
时宋朝西北边境西夏族反叛，范仲淹被派边地，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在边地一面操练兵将，一面大兴营田，与广大将士同甘共苦，奋战三年，终于使宋朝西北边陲转危为安。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中央政府后，范仲淹受命出谋献策，启动了北宋初期重要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施政内容与涉及范围都影响深远，铸就了范仲淹政治生涯中的辉煌。
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十分庞大，行政效率低下，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地区。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以天下为己任，谋虑天下治平之策，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这十条建议即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朝廷表示赞同，在庆历三年至四年间，即公元1043年至1044年新政在皇帝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颁行全国。
范仲淹所陈十事，大体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第一，改革官制，选用贤能；第二，严肃纲纪，修明法令；第三，宽民使富，修武强兵。其中整顿吏治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也抓住了当时宋朝弊政的要害。
宋朝建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大量任用文官，由于选择和升迁制度的弊政，导致吏治腐败越来越严重。因此范仲淹提出要以贤以才选择州县官吏和朝廷官员，改革过去的“磨勘”制和恩荫法。
所谓“磨勘”，是宋代官员的升迁制度，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分好坏都一样，只论年资，不问功过。这种制度严重摧残了官吏的进取心和任事的才干，导致了官吏们人人因循苟安，不思奋发进取，不愿任事干事。因此庆历三年四月，在范仲淹的提议下，宋仁亲令中书、枢密院新定了“磨勘”之制，不再仅仅按资历而且按政绩升迁官吏，主张—般官吏以政务情况磨勘，无能或犯错（罪）者按情况别止进取，官吏中有才干有重大政绩的人不按磨勘年资可超先升迁，这样使官员人人自励，最终实现天下可治。
另外，范仲淹改革恩荫制，修改恩补法。封建王朝皇帝官员可以因皇帝恩典给子孙谋官职，称为“任子”，北宋时这种恩荫制发展到了高峰，尤其是在宋真宗时期出现了滥荫滥赏，以致冗官积重难返的局面。针对这种滥封滥赏的情况，范仲淹主张减少荫子恩泽，对官吏荫子为官加以较大的限制，并专门上奏朝廷讨论恩荫子弟的问题，主持修改颁布新的荫补法，如此使官吏各司其职，减少官吏子孙充塞各部，与地位低微的才士争位的情况，真正减少冗庸之官，使贤能者当政，才能够使天下大治。范仲淹对磨勘、恩荫制的改革，打破了官吏循资升迁和恩荫子孙之法，真正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官僚队伍，使宋朝严重的冗官局面在这一时期也有所缓和。但是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
庆历新政在军政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修武备、选将帅，巩固国防。面对当时西夏对北宋的威胁，范仲淹想仿效唐代的府兵制设立“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的兵农合一的制度，但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没有贯彻实行。所以庆历新政期间在军事上的措施很少。
关于社会经济上的政策主要是厚农桑、减徭役，还有抑侥幸、收民心等。由于“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加之“贫弱之民，困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故范仲淹等建议，“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除之害”，从而达到“下少饥岁，上无贵籴”。
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多，很快就失败了，范仲淹和富弼两个主持变法的核心人物被贬逐出了京城，一大批新政的积极推行者也被罢官。其实早在在范仲淹的改革方案提出之后，欧阳修就预见到改革可能会遭遇失败，他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指出：“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则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欧阳修所料，新政措施实施不久，就遭到守旧官僚的反对，浮议、奸谗、怨怒铺天而来。庆历五年宋仁宗下诏废除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北宋皇祐元年，即公元1049年，60高龄的范仲淹奉命移知杭州。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又移任青州。当时青州南阳河流水不畅，常常泛滥成灾。他就带领百姓疏通河道，加固河堤，使百姓安居乐业。至今，青州仍然流传着范仲淹用乌纱帽镇洪水的故事。第二年（1052）调往颍州，他坚持带病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长逝。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另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
范仲淹一生仕途坎坷，历任多方地方官，每到一处，他总是勤政爱民，凡事以利民为念，为民解忧造福的思想至老不渝。范仲淹作为一代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是兴利除弊，造福苍生的治世能臣，而且卓有远见，重视教育，在任官期间注重兴学育才，举贤荐能，赢得清誉，为后人景仰。
作为一代文人，范仲淹一生的著述也十分丰富。主要有《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5卷，《政府奏议》2卷，《尺牍》5卷，《言行拾遗事录》4卷，《鄱阳遗事录》1卷等。
范仲淹作为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从进士及第入仕途，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出将入相，荣极一时。与他同为北宋名臣的韩琦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作为一代文学家，他的诗文风格豪迈，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唐辉）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江苏吴县（苏州）人，出生于徐州，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进士及第，历任多处地方官吏，关心民生疾苦，积极整治水患，率兵戍边，发展教育，还推出了“庆历新政”。作为政治家，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身为文学家，他著述颇丰，仅《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如金石般铮铮作响，流传千古，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范仲淹父亲范墉担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诞生于节度使衙署（驻今江苏徐州）。两岁时，其父不幸病故于徐州，家境变得窘困起来。母亲谢氏迫于生计改嫁给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人朱文翰。继父朱文瀚也是个小官吏，曾经先后在安乡（今湖南境）、池州（今安徽境）等地任职，多年漂泊生活拓宽了范仲淹的视野。大约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朱文翰调任淄州（今淄川）长史，范仲淹母子又随其来到山东，定居于朱文翰故里长山朱家村。范仲淹来到朱家后，改随继父姓朱，取名悦。
范仲淹从小就树立了为天下生民谋利造福的志向，坚持刻苦读书。少年时期，常去附近长白山上醴泉寺寄宿读书，致力于科举。那时他生活极其艰苦，每天用小米粥加野菜充饥。范仲淹对醴泉寺三年清苦生活毫不在意，终日以读书为乐。
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虽然清苦，但他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据传，一天范仲淹在寺外看见一只大老鼠拖着一块谷面饼子钻入洞穴。出于好奇，他起身掏鼠窝时发现洞中埋有数只坛子，揭开封布一看，里面竟藏有很多金银。范仲淹悉数放回原处，又将洞穴掩埋起来，依然是吃粥苦读。范仲淹在朝为官后，老僧千里迢迢去看望当年爱徒，临归时范仲淹送给僧师一包普通茶叶。老僧回到寺里，念及范公为人笃厚，便打开茶叶包，只见包里有张纸条，上面写有四句诗：“院中荆树下，埋有金和银。一半修寺庙，一半济贫民”。老僧隐秘揭开，众僧对范仲淹的高尚人格无不产生敬佩之情。
范仲淹在醴泉寺寒窗苦读中，一个偶然事件，暴露了范仲淹身世秘密。《范文正公集·年谱》《家录》记载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一段文字：
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兄弟不乐，日：“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日：“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大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配琴剑径趋南都。
此事在23岁的范仲淹心里激起了很大波澜。他决心离开朱家，发愤图强，独立生活，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到应天府书院（位今商丘，又称南都学舍），开始了他长达五年的读书求学生活。
自幼艰困生活和儒家经典熏陶，养成了他注重实际的作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范仲淹参加了由礼部会试中榜成为进士，不仅能够自立门户，奉养母亲，也开始践行他安邦定国，造福苍生的政治理想。
范仲淹中进士后，被委任为广德军（今安徽境）司理参军，管理狱讼。他刚直不阿，据实办案，接着调任为集庆军（今安徽亳州境）节度推官，并把母亲接来赡养，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到泰州（今江苏境）任西溪镇（今江苏东台）盐仓监官，掌管盐税。期间范仲淹曾经上奏朝廷，提出改革政务，即有名的《奏上时务书》。上书中揭露各种弊政，如：武备废弛而不修，官吏冗滥而不汰等，都切中时弊。可惜因人微言轻，上书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期间，范仲淹曾经在当地府学任教，因其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求学者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鲁地学子。后被尊为“泰山先生”“徂徕先生”的文坛名人孙复、石介就在其列。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再次写成《上执政书》，在丁忧期间越礼给宰相和参知政事上书言政，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其才华和胆量却得到了赏识，为随后到京任职打下了基础。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图书馆，秘阁校理是个中级官职，负责管理校勘书籍等事。年近40担任京官，终于有了接近皇帝，施展抱负的机会。但由于范仲淹敢于直言上谏，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入朝为官的八九年时间内曾3次被贬。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上书请求临朝称制的宋仁宗母亲章献太后还政，结果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离开了京城。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被召回京城不到一年，又因上书反对仁宗废掉郭皇后而被贬至睦州（今浙江淳安）。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召回朝廷，在开封府任职仅一年多时间，又因向仁宗献百官图，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而被黜。
时宋朝西北边境西夏族反叛，范仲淹被派边地，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在边地一面操练兵将，一面大兴营田，与广大将士同甘共苦，奋战三年，终于使宋朝西北边陲转危为安。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中央政府后，范仲淹受命出谋献策，启动了北宋初期重要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施政内容与涉及范围都影响深远，铸就了范仲淹政治生涯中的辉煌。
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十分庞大，行政效率低下，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地区。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以天下为己任，谋虑天下治平之策，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这十条建议即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朝廷表示赞同，在庆历三年至四年间，即公元1043年至1044年新政在皇帝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地颁行全国。
范仲淹所陈十事，大体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第一，改革官制，选用贤能；第二，严肃纲纪，修明法令；第三，宽民使富，修武强兵。其中整顿吏治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也抓住了当时宋朝弊政的要害。
宋朝建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大量任用文官，由于选择和升迁制度的弊政，导致吏治腐败越来越严重。因此范仲淹提出要以贤以才选择州县官吏和朝廷官员，改革过去的“磨勘”制和恩荫法。
所谓“磨勘”，是宋代官员的升迁制度，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分好坏都一样，只论年资，不问功过。这种制度严重摧残了官吏的进取心和任事的才干，导致了官吏们人人因循苟安，不思奋发进取，不愿任事干事。因此庆历三年四月，在范仲淹的提议下，宋仁亲令中书、枢密院新定了“磨勘”之制，不再仅仅按资历而且按政绩升迁官吏，主张—般官吏以政务情况磨勘，无能或犯错（罪）者按情况别止进取，官吏中有才干有重大政绩的人不按磨勘年资可超先升迁，这样使官员人人自励，最终实现天下可治。
另外，范仲淹改革恩荫制，修改恩补法。封建王朝皇帝官员可以因皇帝恩典给子孙谋官职，称为“任子”，北宋时这种恩荫制发展到了高峰，尤其是在宋真宗时期出现了滥荫滥赏，以致冗官积重难返的局面。针对这种滥封滥赏的情况，范仲淹主张减少荫子恩泽，对官吏荫子为官加以较大的限制，并专门上奏朝廷讨论恩荫子弟的问题，主持修改颁布新的荫补法，如此使官吏各司其职，减少官吏子孙充塞各部，与地位低微的才士争位的情况，真正减少冗庸之官，使贤能者当政，才能够使天下大治。范仲淹对磨勘、恩荫制的改革，打破了官吏循资升迁和恩荫子孙之法，真正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官僚队伍，使宋朝严重的冗官局面在这一时期也有所缓和。但是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
庆历新政在军政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修武备、选将帅，巩固国防。面对当时西夏对北宋的威胁，范仲淹想仿效唐代的府兵制设立“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的兵农合一的制度，但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没有贯彻实行。所以庆历新政期间在军事上的措施很少。
关于社会经济上的政策主要是厚农桑、减徭役，还有抑侥幸、收民心等。由于“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加之“贫弱之民，困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故范仲淹等建议，“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除之害”，从而达到“下少饥岁，上无贵籴”。
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多，很快就失败了，范仲淹和富弼两个主持变法的核心人物被贬逐出了京城，一大批新政的积极推行者也被罢官。其实早在在范仲淹的改革方案提出之后，欧阳修就预见到改革可能会遭遇失败，他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指出：“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则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欧阳修所料，新政措施实施不久，就遭到守旧官僚的反对，浮议、奸谗、怨怒铺天而来。庆历五年宋仁宗下诏废除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北宋皇祐元年，即公元1049年，60高龄的范仲淹奉命移知杭州。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又移任青州。当时青州南阳河流水不畅，常常泛滥成灾。他就带领百姓疏通河道，加固河堤，使百姓安居乐业。至今，青州仍然流传着范仲淹用乌纱帽镇洪水的故事。第二年（1052）调往颍州，他坚持带病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长逝。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另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
范仲淹一生仕途坎坷，历任多方地方官，每到一处，他总是勤政爱民，凡事以利民为念，为民解忧造福的思想至老不渝。范仲淹作为一代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是兴利除弊，造福苍生的治世能臣，而且卓有远见，重视教育，在任官期间注重兴学育才，举贤荐能，赢得清誉，为后人景仰。
作为一代文人，范仲淹一生的著述也十分丰富。主要有《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5卷，《政府奏议》2卷，《尺牍》5卷，《言行拾遗事录》4卷，《鄱阳遗事录》1卷等。
范仲淹作为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从进士及第入仕途，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出将入相，荣极一时。与他同为北宋名臣的韩琦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作为一代文学家，他的诗文风格豪迈，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