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武城）人，崔宏长子。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称颂他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崔浩少年时便承荫做直郎官，喜好文学，博览经史。对于阴阳玄学、诸子百家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广为涉猎，精研其中的义理，当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天兴中，崔浩任给事秘书，不久又转任著作郎。道武帝拓跋珪看他擅长书法，把他留在身边。道武帝晚年，病重多疑，喜怒无常，身边的人往往因小错便获罪。时间长了，道武帝身边的人为避祸，逃的逃，散的散。只有崔浩恭敬、勤勉、恪守其职，有时一整天都不回家。道武帝知道后，大为欣赏，赐给他御粥。
明元帝永兴初年（409），崔浩因正直、有名节，被拜为博士祭酒，赐武城子爵，常常给明元帝讲授经书。明元帝喜好阴阳数术，听说崔浩精通《易》和《洪苑》五行，就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释疑难问题。崔浩综合天文、地理、人事，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吉凶，屡屡得到验证。崔浩日益受宠，明元帝拓跋嗣常常与他商量军国大事。
神瑞二年（415），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颗粒无收，发生粮荒。太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来躲避灾难。明元帝向群臣征求意见，崔浩和周澹进言，认为迁都邺地不是长久之计。迁都之后，鲜卑人和汉民杂居各地，鲜卑人居于山林之中，不服水土，疾疫流行，死伤必然很多。到那时，百姓失望沮丧，周遭各国，尤其是柔然听说后，就会趁机进攻我大魏，平城便会有沦陷的危险。而我军远在河北，距离其地有千里之远，想去营救很困难。如此一来，名实俱损，得不偿失。如果我们不迁都，即使太行山以东发生叛乱，也可轻骑南出，轻易平定，这才是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啊。待春草长出后，牛羊肥壮，乳酪会有，果蔬也不会缺乏，足以坚持到来年秋天谷物成熟时。如果夏收收成不错，形势就会更好了。
明元帝很赞同他俩的言论，但心中仍有疑虑，怕现在的食物坚持不到来年秋天，而来年秋天的粮食又收成不好，那样局势就会很糟糕。崔浩认为，可以把最穷的民户挑选出来，下放到各州去谋生。如果来年庄稼仍然歉收，再想别的办法，万万不可迁都啊。明元帝认同崔浩的说法，挑选部分贫困户到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谷物丰收，国家渡过难关。明元帝很高兴，重赏了崔浩和周澹。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始光中，崔浩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
始光三年（426），太武帝要讨伐夏国，让大臣们朝议这件事。大臣们都表示此事太有风险，不应攻打。只有崔浩同意，他认为夏的土地不过1000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上拂天意，下失民心，正是攻打夏的好时机。太武帝很赞同他的观点，积极备战。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几个儿子争权内斗，最后赫连昌继承王位。太武帝认为讨伐的最佳时机到了，命奚斤等攻击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自己亲率骑兵攻打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破夏军主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始光四年（427），太武帝再度攻打夏国。北魏以少量骑兵直抵夏都城下，故意示弱，引诱夏军出城交战，但夏军坚守不出。崔浩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兵逃到夏都城报信，让赫连昌以为北魏的粮草已尽，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尚未赶到。于是赫连昌中计，引军出城。魏、夏两军交战，突然间飞沙走石，遮天蔽地，局势不利于魏军，太武帝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劝太武帝率军撤退，以后寻找时机再战。崔浩听后大喝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征伐，眼看就要得胜，岂可放弃。夏军孤军冒进，已与后方脱离，我军可埋伏一支精兵，在适当的时机杀出，此战必胜。太武帝大声说：好计策。于是重新部署，夏军大败，赫连昌逃奔，不久也归降北魏。北魏终于平定了夏国。
神麚二年（429），太武帝打算攻击柔然，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可行，保太后也来阻止太武帝，只有崔浩赞成这个策略。
以张渊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柔然是北荒之地，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人民难以驾驭，得到也无用。为何为了无用之地而劳师动众呢？
崔浩反驳他们，认为漠北高地，天气凉爽，不生蚊虫，水草丰美，夏季时我们的人民可以北迁。在草原上可以放牧，开垦，怎么不能耕作呢？柔然大臣百姓来降，依照贵贱，各封其官，各分其职，臣民自然拜服，怎么会难以驾驭呢？
当时张渊等反对派人物无言以对。太武帝很高兴，表示我意已决，择日攻打柔然。为了打消太武帝担心宋国趁机北攻的顾虑，崔浩又进言，认为宋国的刘义隆不足为虑。他们现在的实力远远不如刘裕时，如果来攻，就好比苍蝇扑火，有何畏惧？柔然的习惯是夏季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时才集中起来，天寒时南下掠夺。现在正值夏季，柔然兵力分散，正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定成功。怕的是诸将前后顾虑，犹疑不定，不能乘胜深入追击，取得全胜。
待北魏大军入柔然境内后，柔然果真毫无防备，民畜散布于四野，惊恐逃散。魏兵趁势攻打，如入无人之境，获得俘虏、牲畜、车盖数以万计，归降者达三十余万。太武帝沿着弱水西行，行到涿邪山时，诸将疑有埋伏，劝太武帝不要再深入前进。后来听投降的人说，柔然并没有设下埋伏，万千人畜无人统领，往西逃走，太武帝很是遗憾。大军返回，宋军也无动作，正如崔浩所预料的一样。
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打算讨伐北凉，让群臣议论此事。群臣依然反对，认为不可。其中李顺反对得最厉害。李顺是太武帝身边第二大谋士，见识、谋略都超于众人，曾出使北凉12次，对北凉情况了如指掌。但此人贪财，逐渐被北凉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这次就编造谎言说：北凉境内，到处都是枯石，没有水草。当地人民都是引高山融雪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道，让水流尽。我军没有水草，必定人马困乏，到时胜败就很难预料了。太武帝犹豫不定。崔浩反对说：《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如果没有水草，如何来放牧呢？汉朝也绝对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建立郡县。另外雪融后只是湿地皮罢了，怎么会出现引雪水灌溉农田呢？李顺分明是受人金钱，替别人说话，请皇上明察。
太武帝听了崔浩的一番见解，进攻决心已定，训斥奚斤等人，群臣不敢再反对。于是讨伐凉州，不久就平定。凉州之地畜草丰饶，正如崔浩所说，太武帝对崔浩大加赞赏。后来李顺接受贿赂，东窗事发，被处死。
崔浩多谋善断，算无遗策，辅佐太武帝先后平定夏、柔然、北凉，建立了不朽功勋。太武帝极为信任、亲近崔浩。他曾指着崔浩对归降的高车酋长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怀着奇谋良策，胜过千军万马。我征伐前，每次犹豫不决时，都是他解我疑虑，使我下定决心，他的功劳最大”。
太武帝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今后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就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实施。由此可见对崔浩的信任程度。
太武帝有时到崔浩家里向他征询意见，崔浩在仓促间接待皇帝，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端出家常菜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此时圣眷正隆，崔浩的权势、地位都如日中天。正所谓物极必反，极盛之中往往潜伏着祸端，祸端一来，盛就会转衰。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为司徒秘书监，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崔浩等人采集魏国史料，根据实录，编写了《国书》30卷。《国书》写成后，著作史闽湛、郗标请崔浩立石刊载《国书》，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著的《五经注》。二人素来谄媚，主意纯是为讨崔浩欢心，但却害了崔浩。崔浩采纳了两人意见，在天坛东3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130步，用工300万告成。由于《国书》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内容无所避讳，其中还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为人知的早期历史。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边，引来过往行人围观议论。鲜卑贵族看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史，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受过贿赂，但对自己到底犯何罪，糊里糊涂。太武帝亲自审问他，面对这个曾经极其信任自己的人，崔浩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诛杀。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以下也都被杀。清河崔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市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中遭到致命打击。
（董海洋）
崔 浩
崔浩（？—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武城）人，崔宏长子。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称颂他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崔浩少年时便承荫做直郎官，喜好文学，博览经史。对于阴阳玄学、诸子百家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广为涉猎，精研其中的义理，当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天兴中，崔浩任给事秘书，不久又转任著作郎。道武帝拓跋珪看他擅长书法，把他留在身边。道武帝晚年，病重多疑，喜怒无常，身边的人往往因小错便获罪。时间长了，道武帝身边的人为避祸，逃的逃，散的散。只有崔浩恭敬、勤勉、恪守其职，有时一整天都不回家。道武帝知道后，大为欣赏，赐给他御粥。
明元帝永兴初年（409），崔浩因正直、有名节，被拜为博士祭酒，赐武城子爵，常常给明元帝讲授经书。明元帝喜好阴阳数术，听说崔浩精通《易》和《洪苑》五行，就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释疑难问题。崔浩综合天文、地理、人事，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吉凶，屡屡得到验证。崔浩日益受宠，明元帝拓跋嗣常常与他商量军国大事。
神瑞二年（415），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颗粒无收，发生粮荒。太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来躲避灾难。明元帝向群臣征求意见，崔浩和周澹进言，认为迁都邺地不是长久之计。迁都之后，鲜卑人和汉民杂居各地，鲜卑人居于山林之中，不服水土，疾疫流行，死伤必然很多。到那时，百姓失望沮丧，周遭各国，尤其是柔然听说后，就会趁机进攻我大魏，平城便会有沦陷的危险。而我军远在河北，距离其地有千里之远，想去营救很困难。如此一来，名实俱损，得不偿失。如果我们不迁都，即使太行山以东发生叛乱，也可轻骑南出，轻易平定，这才是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啊。待春草长出后，牛羊肥壮，乳酪会有，果蔬也不会缺乏，足以坚持到来年秋天谷物成熟时。如果夏收收成不错，形势就会更好了。
明元帝很赞同他俩的言论，但心中仍有疑虑，怕现在的食物坚持不到来年秋天，而来年秋天的粮食又收成不好，那样局势就会很糟糕。崔浩认为，可以把最穷的民户挑选出来，下放到各州去谋生。如果来年庄稼仍然歉收，再想别的办法，万万不可迁都啊。明元帝认同崔浩的说法，挑选部分贫困户到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谷物丰收，国家渡过难关。明元帝很高兴，重赏了崔浩和周澹。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始光中，崔浩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
始光三年（426），太武帝要讨伐夏国，让大臣们朝议这件事。大臣们都表示此事太有风险，不应攻打。只有崔浩同意，他认为夏的土地不过1000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上拂天意，下失民心，正是攻打夏的好时机。太武帝很赞同他的观点，积极备战。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几个儿子争权内斗，最后赫连昌继承王位。太武帝认为讨伐的最佳时机到了，命奚斤等攻击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自己亲率骑兵攻打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破夏军主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始光四年（427），太武帝再度攻打夏国。北魏以少量骑兵直抵夏都城下，故意示弱，引诱夏军出城交战，但夏军坚守不出。崔浩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兵逃到夏都城报信，让赫连昌以为北魏的粮草已尽，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尚未赶到。于是赫连昌中计，引军出城。魏、夏两军交战，突然间飞沙走石，遮天蔽地，局势不利于魏军，太武帝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劝太武帝率军撤退，以后寻找时机再战。崔浩听后大喝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征伐，眼看就要得胜，岂可放弃。夏军孤军冒进，已与后方脱离，我军可埋伏一支精兵，在适当的时机杀出，此战必胜。太武帝大声说：好计策。于是重新部署，夏军大败，赫连昌逃奔，不久也归降北魏。北魏终于平定了夏国。
神麚二年（429），太武帝打算攻击柔然，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可行，保太后也来阻止太武帝，只有崔浩赞成这个策略。
以张渊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柔然是北荒之地，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人民难以驾驭，得到也无用。为何为了无用之地而劳师动众呢？
崔浩反驳他们，认为漠北高地，天气凉爽，不生蚊虫，水草丰美，夏季时我们的人民可以北迁。在草原上可以放牧，开垦，怎么不能耕作呢？柔然大臣百姓来降，依照贵贱，各封其官，各分其职，臣民自然拜服，怎么会难以驾驭呢？
当时张渊等反对派人物无言以对。太武帝很高兴，表示我意已决，择日攻打柔然。为了打消太武帝担心宋国趁机北攻的顾虑，崔浩又进言，认为宋国的刘义隆不足为虑。他们现在的实力远远不如刘裕时，如果来攻，就好比苍蝇扑火，有何畏惧？柔然的习惯是夏季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时才集中起来，天寒时南下掠夺。现在正值夏季，柔然兵力分散，正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定成功。怕的是诸将前后顾虑，犹疑不定，不能乘胜深入追击，取得全胜。
待北魏大军入柔然境内后，柔然果真毫无防备，民畜散布于四野，惊恐逃散。魏兵趁势攻打，如入无人之境，获得俘虏、牲畜、车盖数以万计，归降者达三十余万。太武帝沿着弱水西行，行到涿邪山时，诸将疑有埋伏，劝太武帝不要再深入前进。后来听投降的人说，柔然并没有设下埋伏，万千人畜无人统领，往西逃走，太武帝很是遗憾。大军返回，宋军也无动作，正如崔浩所预料的一样。
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打算讨伐北凉，让群臣议论此事。群臣依然反对，认为不可。其中李顺反对得最厉害。李顺是太武帝身边第二大谋士，见识、谋略都超于众人，曾出使北凉12次，对北凉情况了如指掌。但此人贪财，逐渐被北凉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这次就编造谎言说：北凉境内，到处都是枯石，没有水草。当地人民都是引高山融雪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道，让水流尽。我军没有水草，必定人马困乏，到时胜败就很难预料了。太武帝犹豫不定。崔浩反对说：《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如果没有水草，如何来放牧呢？汉朝也绝对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建立郡县。另外雪融后只是湿地皮罢了，怎么会出现引雪水灌溉农田呢？李顺分明是受人金钱，替别人说话，请皇上明察。
太武帝听了崔浩的一番见解，进攻决心已定，训斥奚斤等人，群臣不敢再反对。于是讨伐凉州，不久就平定。凉州之地畜草丰饶，正如崔浩所说，太武帝对崔浩大加赞赏。后来李顺接受贿赂，东窗事发，被处死。
崔浩多谋善断，算无遗策，辅佐太武帝先后平定夏、柔然、北凉，建立了不朽功勋。太武帝极为信任、亲近崔浩。他曾指着崔浩对归降的高车酋长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怀着奇谋良策，胜过千军万马。我征伐前，每次犹豫不决时，都是他解我疑虑，使我下定决心，他的功劳最大”。
太武帝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今后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就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实施。由此可见对崔浩的信任程度。
太武帝有时到崔浩家里向他征询意见，崔浩在仓促间接待皇帝，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端出家常菜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此时圣眷正隆，崔浩的权势、地位都如日中天。正所谓物极必反，极盛之中往往潜伏着祸端，祸端一来，盛就会转衰。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为司徒秘书监，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崔浩等人采集魏国史料，根据实录，编写了《国书》30卷。《国书》写成后，著作史闽湛、郗标请崔浩立石刊载《国书》，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著的《五经注》。二人素来谄媚，主意纯是为讨崔浩欢心，但却害了崔浩。崔浩采纳了两人意见，在天坛东3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130步，用工300万告成。由于《国书》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内容无所避讳，其中还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为人知的早期历史。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边，引来过往行人围观议论。鲜卑贵族看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史，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受过贿赂，但对自己到底犯何罪，糊里糊涂。太武帝亲自审问他，面对这个曾经极其信任自己的人，崔浩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诛杀。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以下也都被杀。清河崔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市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中遭到致命打击。
（董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