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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前200—?),菑川薛邑(今青州北境)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武帝时期以儒生身份入仕,先后出任博士、左内史、御史大夫,后拜为丞相。是西汉以儒术称侯拜相的典型人物,在西汉政坛和儒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
公孙弘年轻时曾担任过狱吏,因获罪被免去了职务,后家里贫困,不得不“牧彘(猪)海上”。他40岁方始专心研学《春秋》及杂说,当时黄老之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尚在民间酝酿。汉武帝即位后,儒学被推为国家主流思想,公孙弘所学《春秋》便有了用武之地。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下召举贤良文学对策,选拔有才学的儒生入朝为官。时公孙弘已经年过六旬,却迎来了人生逆转的起点,他毅然决定前去应征,结果对策出众,正好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思想。公孙弘顺理成章地以贤良被征为博士。但不久因出使匈奴任务完成不利被免去博士资格。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再次下召征贤良文学,公孙弘凭借才学再次被推荐。朝廷出的题目是:“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这次公孙弘进行了更为精彩的应答:
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参加此次应召的有百余人,公孙弘拔得头筹。当时负责考试的太常没有参透公孙弘的深意,觉得他的对策只不过是儒家理论的复述,并没有多少自己的想法融汇其中,于是将他的对策排在下等。当太常将诸儒的对策呈给汉武帝亲览时,汉武帝对位列下等的公孙弘的对策赏识有加,毅然将他的对策擢为第一,待召见公孙弘时,又观这位老者“容貌甚丽”,于是更加赏识于他。这次应召,公孙弘再次被拜为博士。不久他又一次上疏汉武帝,阐述自己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一年内便升为左内史,数年后复迁为御史大夫。元朔二年(前125),公孙弘代替薛泽成为汉朝的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在为官期间政绩突出,对于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左右内史、大行卒史等各式官职,加强对儒生的培养和任用力度。这一建议被汉武帝采纳,此后对儒学的发展和西汉朝臣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长远正面影响。公孙弘本人以儒生身份官至丞相,对天下儒生也是强有力的激励。他所提重用儒生为官的建议,又为儒生的进阶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制度化规范,反过来又会促进学术的发展和维持主流思想的地位。一举改变了西汉朝臣多为武将的格局,文武兼治,既提高了行政的效率,也加强了王朝内部的稳定。
其次,元朔二年(前127),游侠郭解被官府抓获,公孙弘极力主张郭解给予灭族处罚。自春秋战国以来,游侠便是国家的祸患。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常常违法乱纪,为所欲为,破坏国家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公孙弘族灭郭解的主张也被汉武帝采纳。后来历来史学家对公孙弘的这一主张,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王夫之言曰:“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
最后,公孙弘的品德行为也很具垂范后世的作用。公孙弘奉养后母十分孝谨。后母去世后,他按礼服丧三年。公孙弘虽然位极人臣,但生活极为节俭,他常常告诫自己和他人,身为人臣最要命的就是不节俭。他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俸禄也都散给贫困之人,自己则“家无所余”。汉武帝时期,官僚奢靡成风,社会崇侈炫富盛行,公孙弘在这样的环境中数十年如一日,如非诚心诚意所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西汉末年平帝便曾下诏表扬公孙弘勤俭节约的品德:
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
公孙弘在任期间也有部分主张和思路有失偏颇。如他在担任御史大夫时,汉武帝正积极开疆拓土,下令在今朝鲜半岛中部设苍海郡,又北置朔方郡。公孙弘对此数次向汉武帝谏言,希望汉武帝废弃苍海、朔方等郡。元狩元年(前122),淮南、衡山二王谋反,国家陷入纷乱之中,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公孙弘主动请求辞去了丞相之职。
公孙弘作为西汉的一名儒生,以自己的思想和作为,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协助武帝巩固了统治基础,以80有余而寿终于丞相之位,在西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