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阳（约前206—前129），齐郡临淄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邹阳活动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文化也出现了发展繁荣的局面。在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诸侯国，诸侯王们都有养士的风气，他们礼贤下士、招揽人才。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大批知识分子都极力寻找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邹阳最初投在吴王刘濞门下。
吴国地理位置优越，通渔盐之利，实力在诸侯国中最为强大。吴王刘濞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招募四方游士。邹阳与严忌、权乘等皆是吴王以文辩著称的门客。随着势力的不断膨胀，刘濞不安于只当诸侯王，于是心生异心。恰遇吴太子赴长安拜见文帝时不慎遇害，更坚定了刘濞的造反之心。但是邹阳并不赞同刘濞的做法，邹阳的政治理想是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发动战争，只会将百姓再次推入水深火热之中。鉴于此，邹阳便撰写了《谏吴王书》，对吴王谆谆劝谏：
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原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
邹阳委婉劝告吴王：顺应着天下人心，才是帝王之术，父子之间的人伦，是上天注定的，不要轻易举兵，以免造成生灵涂炭。虽然邹阳此番上书感情真挚、有理有据，但刚愎自用的吴王刘濞早已被权力蒙蔽了双眼，已然未采纳邹阳之议。无奈之下，邹阳等人见吴王决心已定，不听劝诫，便毅然离开刘濞转而投到梁孝王刘武门下。
景帝三年（前154）刘濞联合赵、楚、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六国诸侯王，以“清君侧”之名，发动了著名的“七国之乱”。但此时中央集权毕竟已经成不可逆转之势，“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吴王刘濞最终落得个“身死国破”的下场。邹阳忠心耿耿，才智出众，选择投靠梁孝王的决定是正确的。
梁王刘武是汉文帝窦皇后的小儿子，汉景帝的同母弟弟，一直受窦皇后的宠爱，地广兵强。“七国之乱”时，他坚定地支持中央，积极配合景帝平叛，成为战功赫赫的诸侯王。但此时的梁孝王依仗太后宠爱和自身实力，竟然觊觎皇位，联合太后，逼迫汉景帝立下“兄终弟及”承诺。加上手下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梁孝王渐渐付诸了实践，谋议刺杀积极议立太子的朝廷大臣袁盎。
邹阳闻知梁王此意后，力谏以为不可行，羊胜、公孙诡在旁乘隙进谗，构陷邹阳而被捕下狱。邹阳的一片赤诚之心又一次遭到了冷遇，悲愤之际再一次上书梁王刘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旁征博引，慷慨陈辞，借古喻今，以大量史实，婉转历数谗言误国害人，揭示“人主沉谄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力劝梁孝王近贤臣、远小人，说理透彻，文采飞扬，情感、技巧都更胜《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为邹阳最著名的代表作，后世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王见书后，感动之余即将邹阳释放。这时汉景帝听从袁盎进言，立7岁的刘彻为太子。对羊胜、公孙诡献谋刺杀袁盎事，景帝追查凶手，梁王不得不令二人自杀以谢罪。梁王谋逆之事败露后，自身也陷入了凶险境地。此时梁王认为邹阳心思缜密，又赤胆忠心，便赐予他千金，让他带去朝廷“化险为夷”。
邹阳见多识广，先去拜见了一位年愈80、足智多谋的齐地人王氏。王氏向邹阳献计，可以通过景帝宠妃王美人的兄长王长君说项，请求景帝不再继续深究。邹阳来到长安后，凭借其高超的表达技巧和出色的口才，终于求得王长君出面求情，使梁王最终解除了危情。这件事使邹阳名声大噪，日益为梁孝王所重用。
邹阳死后，得以归葬故里临淄。《临淄县志》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邹阳一生将自己的才学和智慧都奉献给了维护大汉王朝安宁统一的事业中，是一位典型的忠君爱国的文人，不论文学造诣还是政治影响都令后人称颂。
（张贵芳）
邹 阳
邹阳（约前206—前129），齐郡临淄人，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邹阳活动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文化也出现了发展繁荣的局面。在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诸侯国，诸侯王们都有养士的风气，他们礼贤下士、招揽人才。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大批知识分子都极力寻找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邹阳最初投在吴王刘濞门下。
吴国地理位置优越，通渔盐之利，实力在诸侯国中最为强大。吴王刘濞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招募四方游士。邹阳与严忌、权乘等皆是吴王以文辩著称的门客。随着势力的不断膨胀，刘濞不安于只当诸侯王，于是心生异心。恰遇吴太子赴长安拜见文帝时不慎遇害，更坚定了刘濞的造反之心。但是邹阳并不赞同刘濞的做法，邹阳的政治理想是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发动战争，只会将百姓再次推入水深火热之中。鉴于此，邹阳便撰写了《谏吴王书》，对吴王谆谆劝谏：
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则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乘原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
邹阳委婉劝告吴王：顺应着天下人心，才是帝王之术，父子之间的人伦，是上天注定的，不要轻易举兵，以免造成生灵涂炭。虽然邹阳此番上书感情真挚、有理有据，但刚愎自用的吴王刘濞早已被权力蒙蔽了双眼，已然未采纳邹阳之议。无奈之下，邹阳等人见吴王决心已定，不听劝诫，便毅然离开刘濞转而投到梁孝王刘武门下。
景帝三年（前154）刘濞联合赵、楚、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六国诸侯王，以“清君侧”之名，发动了著名的“七国之乱”。但此时中央集权毕竟已经成不可逆转之势，“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吴王刘濞最终落得个“身死国破”的下场。邹阳忠心耿耿，才智出众，选择投靠梁孝王的决定是正确的。
梁王刘武是汉文帝窦皇后的小儿子，汉景帝的同母弟弟，一直受窦皇后的宠爱，地广兵强。“七国之乱”时，他坚定地支持中央，积极配合景帝平叛，成为战功赫赫的诸侯王。但此时的梁孝王依仗太后宠爱和自身实力，竟然觊觎皇位，联合太后，逼迫汉景帝立下“兄终弟及”承诺。加上手下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梁孝王渐渐付诸了实践，谋议刺杀积极议立太子的朝廷大臣袁盎。
邹阳闻知梁王此意后，力谏以为不可行，羊胜、公孙诡在旁乘隙进谗，构陷邹阳而被捕下狱。邹阳的一片赤诚之心又一次遭到了冷遇，悲愤之际再一次上书梁王刘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旁征博引，慷慨陈辞，借古喻今，以大量史实，婉转历数谗言误国害人，揭示“人主沉谄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力劝梁孝王近贤臣、远小人，说理透彻，文采飞扬，情感、技巧都更胜《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为邹阳最著名的代表作，后世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王见书后，感动之余即将邹阳释放。这时汉景帝听从袁盎进言，立7岁的刘彻为太子。对羊胜、公孙诡献谋刺杀袁盎事，景帝追查凶手，梁王不得不令二人自杀以谢罪。梁王谋逆之事败露后，自身也陷入了凶险境地。此时梁王认为邹阳心思缜密，又赤胆忠心，便赐予他千金，让他带去朝廷“化险为夷”。
邹阳见多识广，先去拜见了一位年愈80、足智多谋的齐地人王氏。王氏向邹阳献计，可以通过景帝宠妃王美人的兄长王长君说项，请求景帝不再继续深究。邹阳来到长安后，凭借其高超的表达技巧和出色的口才，终于求得王长君出面求情，使梁王最终解除了危情。这件事使邹阳名声大噪，日益为梁孝王所重用。
邹阳死后，得以归葬故里临淄。《临淄县志》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邹阳一生将自己的才学和智慧都奉献给了维护大汉王朝安宁统一的事业中，是一位典型的忠君爱国的文人，不论文学造诣还是政治影响都令后人称颂。
（张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