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前522—前489），字子有，也称冉有，春秋末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小孔子29岁，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冉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向仁德靠拢，其性情也逐渐完善。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封彭城公，咸淳二年（1266）改封徐公。
关于冉求的家世，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孔子家语》记载：“冉求……仲弓之宗族。”也就是说冉求和仲弓是同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仲弓父，贱人。”仲弓是“贱人”出身，而冉求和仲弓又是同族，那么冉求也应该同样出身于微贱的家族。
冉求性格活泼而爽朗，办事非常果断，又多才多艺。他曾跟随孔子周游列国，鲁哀公三年（前492），季康子派使者召冉求回国，任季氏宰。冉求以出色的政治才干受到季氏的赏识，也以他的多才多艺受到老师的喜爱和师兄弟们的钦佩。从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冉求是位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引人注目。孔子在论述“成人”时，充分肯定了冉求的多才多艺，说他具有“成人”的必要因素之一，承认冉求有君子的德艺。这是孔子对冉求的最高赞誉，委婉地称赞了他的全德全美。事实上，冉求在治国、治事等方面的才能是更为突出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
冉求以政事著称，孔子办私学时共分文学、德行、政事和言语四科。在这四科中，都分别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学生，例如在文学一科有子游、子贡，在德行一科有颜渊、冈子赛、冉伯牛、仲弓，在政事一科有冉有、季路，在言语一科有宰我、子贡。冉求被列入政事科的第一名，可见他在政事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他在这方面非常优秀，所以孔子说：“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公冶长》）不仅孔子肯定冉求，而且季氏也颇为赞赏他。冉求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季氏特意指名请冉求回国帮忙治理国家。回国后，季氏不仅任他为总管，而且还让他率领军队抵御齐军。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春，齐国入侵鲁国，季氏向冉求寻求计策，冉求提出让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中的两位率军抵御齐军，一位在朝留守，结果孟孙氏和叔孙氏都不肯率兵出战，冉求认为那就只能由季氏亲自率师背城一战了。冉求分析说，叔孙、孟孙两家不愿出战是很正常的，因为齐国的执政大权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负国政，面对齐人攻打鲁国而不出战是非常耻辱的，那就不配跟诸侯并列了。听冉求这么一说，季氏觉得只能如此，决定出兵作战。于是，冉求受命率领左师，身先士卒，与齐军激战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挥下，鲁军作战勇猛，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了胜利。齐军仓皇溃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季氏想见好就收，因此没有允许。之后，孔子听说冉求用长矛攻破了齐军的进犯，也表示非常赞赏。
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冉求不是那种在紧急关头怯懦退缩的人，在鲁国遭受齐国进攻的危难时刻，他敢于对季氏直言不讳。而身临战场时，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丝毫不逊于子路，也没有临阵退缩。这样看来，按照孔子对“道”的期望，冉求可能有所不足，但在事关国家安危的时刻，需要执干戈以卫社稷时，他是不退缩，不畏怯，敢担当，敢进言的。在这时，他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勇者。
冉求善于管理财物。孔门弟子所组成的社会集团，有一定的公共经济，而管理这个集团经济的就是冉求。另外，他在季氏那里也经常掌管财务，他的这个才能突出表现在季氏的军赋制度改革中。
在鲁国的改革中，冉求是革新派季孙氏强有力的支持者。春秋末年，各诸侯国都相继进行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前594）开始推行初税亩，就是按田亩征税的改革。成公元年（前590）推行“作丘甲”，也就是兵役法的改革。正当冉求做季孙氏家臣首脑时，季孙氏想进行田赋改革，“以田赋”是比“作丘甲”更进一步的军赋制度改革。冉求帮助季氏进行了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对季氏征收田赋，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按先王之制，有战事时才征收赋税，无战事则免征，对百姓常年征收田赋，这不仅是违制，而且还会增加民众的负担。所以，孔子对冉求未尽劝阻之责很是不满。孔子甚至气愤地对别人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冉求不是孔子自己的学生了，别人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批评他。
尽管这次改革有一定的弊端，加重了平民和奴隶的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冉求积极支持了这次改革。鲁国在前483年就开始实行这种新的田赋制，这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由奴隶主贵族转变为新兴封建领主的季孙氏，在冉求的帮助和支持下，他的财富竟然超过了受封于鲁为诸侯的周公。这次田赋改革推动了鲁国经济的发展，也强化了鲁国的军事力量。用增强经济实力、改革军赋制度来加强军事力量，这是冉求比与他同时代人有见地的地方。在这次改革中，冉求虽然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和反对，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季孙氏的后裔在费，费在距今山东费县县城80里处，现称颛臾村。那个地方西北有个小国叫颛臾，是鲁国境内的一个小附属国。季孙氏把持着鲁国朝政，他想借维护鲁国利益之名把颛臾吞掉，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就发生了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因季氏将攻伐颛臾，事关重大，冉有将此事禀告孔子，立即受到孔子的责备。在三次辩驳中，冉求已经今非昔比，变得富有谋略，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孔子首先责备冉求的失职，批评冉求思想糊涂。因为在孔子看来，季氏伐颛臾是个错误的决策。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颛臾一向受到鲁国的礼遇，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二是颛臾本来就在鲁国疆域之中，不存在对鲁国的威胁问题，没有理由去攻伐它。三是从君君臣臣的关系看，颛臾一向向鲁国称臣，臣不犯君，不能任意讨伐。因此综上所述，孔子认为季氏毫无理由攻打颛臾。而冉求道出实情，认为现在不攻伐颛臾，子孙必有后顾之忧，他作为季氏家臣，理应维护季氏的利益。冉求的一番话，有进有退，有理有据，很有谋略，但仍然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直呼姓名，不留情面。因为孔子一向号召以德服人，不主张以力服人。在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上，冉求虽然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但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了。
冉求不重视仁德和礼乐的修养。在孔子教授的四科中，他仅在政事方面比较突出，在文学、德行等方面却非常不够。在有关冉求的所有史料中看，他从来没发表过关于仁、义、礼、孝等儒家道德观念方面的看法，也没向孔子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学习“仁”的力量不够，感到自己学习孔子之道有困难，而孔子批评他根本不努力学习有关“仁”的学说。他也不重视礼乐修养，认为礼乐教化之事，是需要等待贤人君子去做的。他对孔子不是绝对服从，他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
季孙氏死后，他的儿子季康子继续掌握鲁国大权。在冉求的万般努力下，季康子终于同意重新迎接孔子回到鲁国。孔子离开鲁国时55岁，再回鲁国已经69岁了，整整在外游学14年。
冉求的故里据说在山东省枣庄市的庵上村。庵上村位于薛城区陶庄镇西北部，在奚村北一里处。古时候人们讲究叶落归根，有人死葬于故土的习俗，因而冉求墓就在庵上村东的一座小山上，这座小山叫作“绣球山”，山上有奚仲墓。在小山顶端原奚仲墓偏东南15米处竖立着一个石碑，碑上刻着“冉求之墓”的字样。此碑现在已经破碎，但碑座尚存。庵上村内东首有一座庙，庙堂内供奉的就是冉求，虽然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冉子祠经过多次复修，仍然香火不衰。
（李晗）
冉 求
冉求（前522—前489），字子有，也称冉有，春秋末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小孔子29岁，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冉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向仁德靠拢，其性情也逐渐完善。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封彭城公，咸淳二年（1266）改封徐公。
关于冉求的家世，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孔子家语》记载：“冉求……仲弓之宗族。”也就是说冉求和仲弓是同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仲弓父，贱人。”仲弓是“贱人”出身，而冉求和仲弓又是同族，那么冉求也应该同样出身于微贱的家族。
冉求性格活泼而爽朗，办事非常果断，又多才多艺。他曾跟随孔子周游列国，鲁哀公三年（前492），季康子派使者召冉求回国，任季氏宰。冉求以出色的政治才干受到季氏的赏识，也以他的多才多艺受到老师的喜爱和师兄弟们的钦佩。从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冉求是位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引人注目。孔子在论述“成人”时，充分肯定了冉求的多才多艺，说他具有“成人”的必要因素之一，承认冉求有君子的德艺。这是孔子对冉求的最高赞誉，委婉地称赞了他的全德全美。事实上，冉求在治国、治事等方面的才能是更为突出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
冉求以政事著称，孔子办私学时共分文学、德行、政事和言语四科。在这四科中，都分别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学生，例如在文学一科有子游、子贡，在德行一科有颜渊、冈子赛、冉伯牛、仲弓，在政事一科有冉有、季路，在言语一科有宰我、子贡。冉求被列入政事科的第一名，可见他在政事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他在这方面非常优秀，所以孔子说：“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公冶长》）不仅孔子肯定冉求，而且季氏也颇为赞赏他。冉求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季氏特意指名请冉求回国帮忙治理国家。回国后，季氏不仅任他为总管，而且还让他率领军队抵御齐军。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春，齐国入侵鲁国，季氏向冉求寻求计策，冉求提出让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中的两位率军抵御齐军，一位在朝留守，结果孟孙氏和叔孙氏都不肯率兵出战，冉求认为那就只能由季氏亲自率师背城一战了。冉求分析说，叔孙、孟孙两家不愿出战是很正常的，因为齐国的执政大权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负国政，面对齐人攻打鲁国而不出战是非常耻辱的，那就不配跟诸侯并列了。听冉求这么一说，季氏觉得只能如此，决定出兵作战。于是，冉求受命率领左师，身先士卒，与齐军激战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挥下，鲁军作战勇猛，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了胜利。齐军仓皇溃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季氏想见好就收，因此没有允许。之后，孔子听说冉求用长矛攻破了齐军的进犯，也表示非常赞赏。
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冉求不是那种在紧急关头怯懦退缩的人，在鲁国遭受齐国进攻的危难时刻，他敢于对季氏直言不讳。而身临战场时，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丝毫不逊于子路，也没有临阵退缩。这样看来，按照孔子对“道”的期望，冉求可能有所不足，但在事关国家安危的时刻，需要执干戈以卫社稷时，他是不退缩，不畏怯，敢担当，敢进言的。在这时，他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勇者。
冉求善于管理财物。孔门弟子所组成的社会集团，有一定的公共经济，而管理这个集团经济的就是冉求。另外，他在季氏那里也经常掌管财务，他的这个才能突出表现在季氏的军赋制度改革中。
在鲁国的改革中，冉求是革新派季孙氏强有力的支持者。春秋末年，各诸侯国都相继进行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前594）开始推行初税亩，就是按田亩征税的改革。成公元年（前590）推行“作丘甲”，也就是兵役法的改革。正当冉求做季孙氏家臣首脑时，季孙氏想进行田赋改革，“以田赋”是比“作丘甲”更进一步的军赋制度改革。冉求帮助季氏进行了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对季氏征收田赋，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按先王之制，有战事时才征收赋税，无战事则免征，对百姓常年征收田赋，这不仅是违制，而且还会增加民众的负担。所以，孔子对冉求未尽劝阻之责很是不满。孔子甚至气愤地对别人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冉求不是孔子自己的学生了，别人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批评他。
尽管这次改革有一定的弊端，加重了平民和奴隶的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冉求积极支持了这次改革。鲁国在前483年就开始实行这种新的田赋制，这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由奴隶主贵族转变为新兴封建领主的季孙氏，在冉求的帮助和支持下，他的财富竟然超过了受封于鲁为诸侯的周公。这次田赋改革推动了鲁国经济的发展，也强化了鲁国的军事力量。用增强经济实力、改革军赋制度来加强军事力量，这是冉求比与他同时代人有见地的地方。在这次改革中，冉求虽然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和反对，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季孙氏的后裔在费，费在距今山东费县县城80里处，现称颛臾村。那个地方西北有个小国叫颛臾，是鲁国境内的一个小附属国。季孙氏把持着鲁国朝政，他想借维护鲁国利益之名把颛臾吞掉，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就发生了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因季氏将攻伐颛臾，事关重大，冉有将此事禀告孔子，立即受到孔子的责备。在三次辩驳中，冉求已经今非昔比，变得富有谋略，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孔子首先责备冉求的失职，批评冉求思想糊涂。因为在孔子看来，季氏伐颛臾是个错误的决策。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颛臾一向受到鲁国的礼遇，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二是颛臾本来就在鲁国疆域之中，不存在对鲁国的威胁问题，没有理由去攻伐它。三是从君君臣臣的关系看，颛臾一向向鲁国称臣，臣不犯君，不能任意讨伐。因此综上所述，孔子认为季氏毫无理由攻打颛臾。而冉求道出实情，认为现在不攻伐颛臾，子孙必有后顾之忧，他作为季氏家臣，理应维护季氏的利益。冉求的一番话，有进有退，有理有据，很有谋略，但仍然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直呼姓名，不留情面。因为孔子一向号召以德服人，不主张以力服人。在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上，冉求虽然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但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了。
冉求不重视仁德和礼乐的修养。在孔子教授的四科中，他仅在政事方面比较突出，在文学、德行等方面却非常不够。在有关冉求的所有史料中看，他从来没发表过关于仁、义、礼、孝等儒家道德观念方面的看法，也没向孔子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学习“仁”的力量不够，感到自己学习孔子之道有困难，而孔子批评他根本不努力学习有关“仁”的学说。他也不重视礼乐修养，认为礼乐教化之事，是需要等待贤人君子去做的。他对孔子不是绝对服从，他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
季孙氏死后，他的儿子季康子继续掌握鲁国大权。在冉求的万般努力下，季康子终于同意重新迎接孔子回到鲁国。孔子离开鲁国时55岁，再回鲁国已经69岁了，整整在外游学14年。
冉求的故里据说在山东省枣庄市的庵上村。庵上村位于薛城区陶庄镇西北部，在奚村北一里处。古时候人们讲究叶落归根，有人死葬于故土的习俗，因而冉求墓就在庵上村东的一座小山上，这座小山叫作“绣球山”，山上有奚仲墓。在小山顶端原奚仲墓偏东南15米处竖立着一个石碑，碑上刻着“冉求之墓”的字样。此碑现在已经破碎，但碑座尚存。庵上村内东首有一座庙，庙堂内供奉的就是冉求，虽然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冉子祠经过多次复修，仍然香火不衰。
（李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