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前？—前643），姓姜，名小白，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齐国国君，在位43年。齐桓公在位期间，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实现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确立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
齐国自太公吕尚之后，传十三世至齐襄公。其间，齐国内乱迭起、外患杂错、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后庄公、僖公继立，方现转机。但齐襄公当政后，朝纲失常，政局混乱，对外连年征战，丁口减少，土地荒芜。而且齐襄公荒淫无道，长期与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私通，并谋杀鲁桓公，导致齐鲁两国关系恶化。由于齐襄公“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次弟小白奔莒” 。面对混乱的局势，齐襄公的几个弟弟都避祸逃离了齐国。
公元前686年，与齐襄公积有宿怨的公孙无知作乱，杀襄公而自立为君。但不久，公孙无知被杀，一连串的政变使得齐国出现了无君的局面。公子纠和小白得到消息后，连夜回国，争夺君位。
鲁国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并让管仲带兵半路伏击公子小白。“小白详（同‘佯’）死，管仲使人驰报鲁” 小白富有谋略地装死倒在车上，迷惑了管仲。于是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队伍，行动更加迟缓，过了六天才到。而公子小白已在鲍叔牙的护送下，星夜兼程赶回齐国，在齐国贵族国、高两氏的支持下，登基为君，这就是齐桓公。
不肯善罢甘休的鲁国发兵来攻，齐桓公“发兵据鲁” ，两军大战于乾时（今桓台境）。结果鲁军大败，连退路都被切断，鲁庄公弃车而逃，差点做了俘虏。鲍叔牙率军乘胜进击，并致书鲁庄公，略施小计就迫使鲁国杀掉公子纠，将管仲押解回齐。
因为，管仲和鲍叔牙年少时即为至交，“少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鲍叔牙深知管仲能力超群，是国之栋梁。在齐桓公为报一箭之仇，想要杀掉管仲的时候，鲍叔牙极力劝说齐桓公以事业为重，并力荐管仲为相。他说：“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即是说，如果齐桓公只想治理齐国，那么有鲍叔牙和高傒就足够了。如果想成就天下霸业，就非用管仲不可。管仲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强盛，绝不可以失去他。齐桓公听从他的建议，把管仲接到齐国，并与其谈论霸王之术。桓公大喜过望，以其为大夫，委以政事。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位在鲍叔牙之上。管仲十分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由于鲍叔牙的让贤举能，齐桓公的知人善用，管仲得以进居高位，施展他的政治抱负。“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君臣同心，励精图治，整顿朝政，厉行改革，一时间齐国大治，国势强盛。
齐桓公时代，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普遍使用，提高了生产者独立经营的能力，解放了生产力，井田制开始瓦解，私田已经出现，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宗法性旧体制受到冲击，礼崩乐坏的征兆随处可见。基于此，管仲大胆提出“政不旅旧”的主张，提出敢于创新的思想，要求以革新的精神对待旧体制，“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这一指导思想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也与齐桓公所期望的富国强兵相一致，因此受到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保障了改革在全国的顺利完成，内政改革在全国迅速展开。
在政治方面，齐国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和“三选”制度，以加强管理。叁国五鄙即实行国野分治的方法，国都及其近郊地区为“国”，其他地方为“鄙”也就是“野”。“叁其国”即把国度和近郊划分为三部分，设21乡，其中工、商6乡，士15乡。每5家为1轨，轨设轨长。每10轨为1里，里设里司。每4里为1连，连设连长。每10连为1乡，乡设良人。再为臣设三卿，工设三族，商设三乡，泽设三虞，山设三衡，以加强管理。对于野，以30家为1邑，邑设邑司。10邑为1卒，卒设卒帅。10卒为1乡，乡设乡帅。3乡为1县，县设县帅。10县为1属，属设大夫。全国共有5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因而称“五其鄙”。鄙中所住居民皆为农。在划分行政区划的同时，齐国还厘清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属大夫管刑狱，县帅管划分田界，乡帅管一般政事，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
每年正月，五属大夫要向桓公汇报述职，桓公根据政绩来进行奖惩。此外，为了选拔人才，管仲创设了乡村推荐、朝廷试用、国君审核的“三选”制，不拘一格，招揽人才。
齐桓公时期对内政的改革整顿，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把士、农、工、商“四民”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区域内，“勿使杂处”，“处士，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促进了各业技术的传承。尤其是对士的安置，使得他们脱离生产，专门讲习道艺和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齐国的军事文化水平。而奖惩及人才选拔制度，自下而上层层统治，又各负其责，“各保治尔所，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 这就加强了国家对个体的直接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把个体从宗法组织中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从而削弱了血缘宗法制对他们的束缚。
在军事方面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法，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 的制度。规定士乡的居民必须服兵役。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伍由轨长率领。每里50人为1小戎，小戎由里司率领。每连200人为卒，卒由连长率领。每乡2000人为1旅，旅由良人率领。5乡1万人为1军，15乡共3军，桓公、国子、高子各率一军。军士农闲时训练，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节省了养兵的费用。对于这些士乡出身的军士，彼此相互熟悉，福祸相依，“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战场上能够做到同仇敌忾，所向披靡，大大提高了齐军的战斗力。
另外，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齐国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的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
在社会经济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征税方式上，齐国打破井田制的固有限制，推行“相地而衰征” 的政策，即按土地实际的肥沃贫瘠情况制定不同的征税标准，这样合情合理的征税方式既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又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此举减少了税收，增加了人口的生育水平，从而提高齐国的总体人口数量。其次，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齐国“通鱼盐之利”，“关市几而不征” ，关市只管稽查而不征收赋税。推行“盐铁官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还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避免富人抢夺穷人的粮食，进一步限制贫富的差距。此举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齐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增强，许多秦人、晋人慕名而来到齐国，为齐效力。齐国由一个滨海蛮夷之地，迅速发展成为春秋各国中最强盛的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周王室的式微，对诸侯的控制力减弱，齐桓公也开始走上了对外称霸的道路。
齐桓公先是与邻国修好，归还给鲁国以前侵占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归还卫国以前侵占的台、原、姑、漆里四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燕国以前侵占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为国内的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寻找借口灭掉周边的小国。
经过改革，齐国实力大增，桓公五年（前681）春，齐国出兵伐鲁，鲁国自知不敌，献地求和，两国会盟于柯（今济南西境）。盟会上，鲁国大夫曹刿挟持齐桓公，逼他“反鲁之侵地” ，齐桓公没有再以大欺小，并最终同意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使得“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齐桓公由此在诸侯之中树立了威信。
同年，齐桓公奉周天子之命，向各诸侯发出通知，约定三月初一，在齐国北杏会盟，共同解决宋国的内乱，确定宋国的国君。由于当时齐桓公威望不高，到了会盟日期，只有宋、陈、邾、蔡四国诸侯到会，而鲁、卫、郑、曹等国都在窥测风向。齐桓公感到有些难堪，想改变会期，管仲劝道：“第一次会盟绝不可失信。常言道：三人成众。现在已然来了四国，可以按时会盟。”五国诸侯会见完毕后，共推齐桓公为盟主，并在会上订立了盟约。盟约规定：一、尊重天子扶助王室；二、共同抵御蛮、戎等部落侵入中原；三、扶弱济困，帮助有困难和弱小的诸侯。
桓公七年（前679）春，齐桓公召集宋、陈、卫等国诸侯会盟于甄（今鄄城西北），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陈、曹等国诸侯军队伐宋，迫使宋国求和。另外，齐桓公还灭了郯、遂等小国。鲁、宋两国是当时礼乐文化最为发达的两个诸侯国，鲁国多保存周礼，宋国多保存殷礼，当时有“诸侯宋、鲁，于是观礼” 的说法，而齐桓公通过武力迫使鲁、宋两国屈服，走上称霸之路。这一次会盟各诸侯国基本上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诸侯会桓公于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
桓公十九年（前667），齐桓公再次召集鲁、宋、陈、郑在宋国幽地结盟，自此，霸业笃定。同年冬，周惠王派召伯廖赴齐，正式宣布齐桓公为“伯”。“伯”即“霸”，又称“侯伯”或“方伯”，是诸侯首领的意思，齐桓公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原诸侯的霸主。
就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同时，周边夷狄戎蛮对中原各国的扰掠也愈加频繁而严重。在北方，戎狄的实力不断增强，时常侵入内地劫掠；西方的西戎时刻威胁着周王室的安危；在南方，被称为“荆蛮”的楚国，不断向中原扩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齐桓公挺身而出，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在管仲的辅佐下，团结各诸侯国，扶危济困，拯灾恤邻，担负起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并将自己的霸业推向了高峰。
齐桓公“攘夷”的功绩，主要是对付北方的山戎。山戎族是分布在今河北境内的一支民族，又称北戎。当时，他还处于原始游牧阶段，也兼营初级的农业，民风剽悍。在春秋时期不断向南侵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侵犯燕国，燕国向齐求救。于是“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 。齐桓公率军击溃山戎，并打败山戎的盟友孤竹和令支。经过艰苦而激烈的斗争，齐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刜（击）令支，斩孤竹而南归” 。归途中，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境，齐桓公根据“诸侯相送不出境”的礼制，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给了燕国，并劝说燕君学习召公为政，向周天子纳贡。诸侯听说此事，“借（同‘皆’）从齐” 。
救燕回国的第三年，“狄人伐邢”。齐桓公联合宋、曹等国相救，把狄人赶走。但邢国的国都距离狄人的势力范围很近，且战乱中被狄人破坏，于是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并营造了新的都城。
公元前660年，“狄入卫”。喜欢养鹤的卫懿公，不关心政事，不爱护官民，致使狄人长驱直入，结果卫懿公战死，国都陷落，狄人大肆杀掠，卫人四处逃散。正在此时，齐桓公派军把卫国逃出的七百余人和共、滕两邑的人集中在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共有五千余人。给他们搭上临时草棚，立昭伯子申为戴公，并派公子无亏率领300辆兵车，甲士3000人帮助卫国防御狄人。第二年春天，齐桓公带领诸侯帮卫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建立国都。由于齐桓公的妥善安排，邢国人乐于新迁地，就像回家一样，卫国人忘掉了灭国的痛苦，这就是“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齐桓公救邢存卫，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齐桓公的另一被称道的功绩是阻止楚国的北上。身居蛮荒之地的楚国，与中原诸侯向无来往，但楚国的社会发展并不低，华夏文化在楚的浸润也是很深的。楚人在南方垦殖土地，发展生产，吞并弱小部落，逐步强盛起来，由于楚国地处中原之外，对周王室很不恭顺，到春秋时竟自称王，故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作为共同打击的对象。桓公三十年（前656），齐桓公率领宋、鲁、郑、卫、陈、许、曹等八国联军进攻蔡国，接着攻击楚国，大军驻于陉地。齐国责备楚国对周王室不贡“苞茅”，使周王不能顺利举行祭祀。处于守势的楚国承认了不向周王纳贡的错误，而劳师远征的齐国又不敢贸然开战。最后齐、楚两国相互妥协，双方在召陵（今河南偃城县东）结盟，订立盟约，相互退兵，史称“召陵之盟”。由此，齐国暂时阻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国也被迫承认齐国的中原霸主地位。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发生了内乱，当时的周惠王想废除太子，桓公支持并拥立王子姬郑继位，是为周襄王。由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
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的支持，“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 ，即周襄王将只应分给同姓诸侯王的宗庙祭肉、红色弓箭、朝服之车赏赐给齐桓公，并准许他不必拜谢，以示恩宠。但齐桓公还是以耋老之年跪拜受赐，以示“尊王”的诚意。然后，齐桓公开始主持盟会，并又一次订立了盟约，“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兹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无告。” 即要求父慈儿孝，不随意以宠妾为妻，更换太子；各国要选贤任能，改变世官制，不随意诛杀大臣；要修水利，防水患，不损人利己；各国互相救助，和平相处，经济上互通有无，并最后声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这是齐桓公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会合诸侯，所以历史上把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也称作“九合诸侯”。
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逐渐把黄河流域的诸侯联合起来，援助小国抵御戎狄侵扰，对保卫华夏先进文明起了一定作用。由于各国间结盟修好，相互间战争减少，各国还注意社会救济，互通有无，同救灾患，加强了各国间的交往，人民生活得到安定，经济社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霸主地位的稳固，齐桓公也越来越骄纵了。葵丘之会时，连周王的特使宰孔也感觉到“齐侯骄矣” ，因此“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 。而齐桓公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胜过三王，想要封禅泰山，经过管仲的劝导才罢休。
晚年的齐桓公更加骄傲昏庸。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病重，桓公问群臣之中，易牙、竖刁、开方可否代其为相，管仲则认为他们杀掉孩子、背弃亲人、阉割自己来讨好君主，缺少起码的人性，万不可重用。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仍然重用三人，结果三人专权，滥杀群臣。
桓公四十三年（前643），齐桓公重病，易牙、竖刁趁机作乱，并假传齐桓公的命令，堵塞齐宫大门，将齐桓公的宫殿用高墙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也各率党羽争位，五公子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冬十月七日，齐桓公病饿而死。临死之前，齐桓公讨要水喝，一名宫女冒死爬进去送水，得知外面的情况，桓公恨不听管仲之言，悔之晚矣。齐桓公死后，“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殓下葬。
齐桓公一生显赫，是一位有治国才干和雄图大略的统治者，他在自己的国内实施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在春秋列国中成为第一个霸主。虽然争霸战争对社会经济有很大破坏，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对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董兴华）
齐桓公
齐桓公（前？—前643），姓姜，名小白，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齐国国君，在位43年。齐桓公在位期间，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实现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确立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
齐国自太公吕尚之后，传十三世至齐襄公。其间，齐国内乱迭起、外患杂错、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后庄公、僖公继立，方现转机。但齐襄公当政后，朝纲失常，政局混乱，对外连年征战，丁口减少，土地荒芜。而且齐襄公荒淫无道，长期与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私通，并谋杀鲁桓公，导致齐鲁两国关系恶化。由于齐襄公“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次弟小白奔莒” 。面对混乱的局势，齐襄公的几个弟弟都避祸逃离了齐国。
公元前686年，与齐襄公积有宿怨的公孙无知作乱，杀襄公而自立为君。但不久，公孙无知被杀，一连串的政变使得齐国出现了无君的局面。公子纠和小白得到消息后，连夜回国，争夺君位。
鲁国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并让管仲带兵半路伏击公子小白。“小白详（同‘佯’）死，管仲使人驰报鲁” 小白富有谋略地装死倒在车上，迷惑了管仲。于是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队伍，行动更加迟缓，过了六天才到。而公子小白已在鲍叔牙的护送下，星夜兼程赶回齐国，在齐国贵族国、高两氏的支持下，登基为君，这就是齐桓公。
不肯善罢甘休的鲁国发兵来攻，齐桓公“发兵据鲁” ，两军大战于乾时（今桓台境）。结果鲁军大败，连退路都被切断，鲁庄公弃车而逃，差点做了俘虏。鲍叔牙率军乘胜进击，并致书鲁庄公，略施小计就迫使鲁国杀掉公子纠，将管仲押解回齐。
因为，管仲和鲍叔牙年少时即为至交，“少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鲍叔牙深知管仲能力超群，是国之栋梁。在齐桓公为报一箭之仇，想要杀掉管仲的时候，鲍叔牙极力劝说齐桓公以事业为重，并力荐管仲为相。他说：“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即是说，如果齐桓公只想治理齐国，那么有鲍叔牙和高傒就足够了。如果想成就天下霸业，就非用管仲不可。管仲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强盛，绝不可以失去他。齐桓公听从他的建议，把管仲接到齐国，并与其谈论霸王之术。桓公大喜过望，以其为大夫，委以政事。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位在鲍叔牙之上。管仲十分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由于鲍叔牙的让贤举能，齐桓公的知人善用，管仲得以进居高位，施展他的政治抱负。“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君臣同心，励精图治，整顿朝政，厉行改革，一时间齐国大治，国势强盛。
齐桓公时代，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普遍使用，提高了生产者独立经营的能力，解放了生产力，井田制开始瓦解，私田已经出现，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宗法性旧体制受到冲击，礼崩乐坏的征兆随处可见。基于此，管仲大胆提出“政不旅旧”的主张，提出敢于创新的思想，要求以革新的精神对待旧体制，“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这一指导思想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也与齐桓公所期望的富国强兵相一致，因此受到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保障了改革在全国的顺利完成，内政改革在全国迅速展开。
在政治方面，齐国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和“三选”制度，以加强管理。叁国五鄙即实行国野分治的方法，国都及其近郊地区为“国”，其他地方为“鄙”也就是“野”。“叁其国”即把国度和近郊划分为三部分，设21乡，其中工、商6乡，士15乡。每5家为1轨，轨设轨长。每10轨为1里，里设里司。每4里为1连，连设连长。每10连为1乡，乡设良人。再为臣设三卿，工设三族，商设三乡，泽设三虞，山设三衡，以加强管理。对于野，以30家为1邑，邑设邑司。10邑为1卒，卒设卒帅。10卒为1乡，乡设乡帅。3乡为1县，县设县帅。10县为1属，属设大夫。全国共有5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因而称“五其鄙”。鄙中所住居民皆为农。在划分行政区划的同时，齐国还厘清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属大夫管刑狱，县帅管划分田界，乡帅管一般政事，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
每年正月，五属大夫要向桓公汇报述职，桓公根据政绩来进行奖惩。此外，为了选拔人才，管仲创设了乡村推荐、朝廷试用、国君审核的“三选”制，不拘一格，招揽人才。
齐桓公时期对内政的改革整顿，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把士、农、工、商“四民”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区域内，“勿使杂处”，“处士，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促进了各业技术的传承。尤其是对士的安置，使得他们脱离生产，专门讲习道艺和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齐国的军事文化水平。而奖惩及人才选拔制度，自下而上层层统治，又各负其责，“各保治尔所，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 这就加强了国家对个体的直接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把个体从宗法组织中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从而削弱了血缘宗法制对他们的束缚。
在军事方面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法，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 的制度。规定士乡的居民必须服兵役。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伍由轨长率领。每里50人为1小戎，小戎由里司率领。每连200人为卒，卒由连长率领。每乡2000人为1旅，旅由良人率领。5乡1万人为1军，15乡共3军，桓公、国子、高子各率一军。军士农闲时训练，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节省了养兵的费用。对于这些士乡出身的军士，彼此相互熟悉，福祸相依，“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战场上能够做到同仇敌忾，所向披靡，大大提高了齐军的战斗力。
另外，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齐国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的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
在社会经济方面，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征税方式上，齐国打破井田制的固有限制，推行“相地而衰征” 的政策，即按土地实际的肥沃贫瘠情况制定不同的征税标准，这样合情合理的征税方式既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又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此举减少了税收，增加了人口的生育水平，从而提高齐国的总体人口数量。其次，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齐国“通鱼盐之利”，“关市几而不征” ，关市只管稽查而不征收赋税。推行“盐铁官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还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避免富人抢夺穷人的粮食，进一步限制贫富的差距。此举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齐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增强，许多秦人、晋人慕名而来到齐国，为齐效力。齐国由一个滨海蛮夷之地，迅速发展成为春秋各国中最强盛的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周王室的式微，对诸侯的控制力减弱，齐桓公也开始走上了对外称霸的道路。
齐桓公先是与邻国修好，归还给鲁国以前侵占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归还卫国以前侵占的台、原、姑、漆里四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燕国以前侵占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为国内的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寻找借口灭掉周边的小国。
经过改革，齐国实力大增，桓公五年（前681）春，齐国出兵伐鲁，鲁国自知不敌，献地求和，两国会盟于柯（今济南西境）。盟会上，鲁国大夫曹刿挟持齐桓公，逼他“反鲁之侵地” ，齐桓公没有再以大欺小，并最终同意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使得“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齐桓公由此在诸侯之中树立了威信。
同年，齐桓公奉周天子之命，向各诸侯发出通知，约定三月初一，在齐国北杏会盟，共同解决宋国的内乱，确定宋国的国君。由于当时齐桓公威望不高，到了会盟日期，只有宋、陈、邾、蔡四国诸侯到会，而鲁、卫、郑、曹等国都在窥测风向。齐桓公感到有些难堪，想改变会期，管仲劝道：“第一次会盟绝不可失信。常言道：三人成众。现在已然来了四国，可以按时会盟。”五国诸侯会见完毕后，共推齐桓公为盟主，并在会上订立了盟约。盟约规定：一、尊重天子扶助王室；二、共同抵御蛮、戎等部落侵入中原；三、扶弱济困，帮助有困难和弱小的诸侯。
桓公七年（前679）春，齐桓公召集宋、陈、卫等国诸侯会盟于甄（今鄄城西北），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陈、曹等国诸侯军队伐宋，迫使宋国求和。另外，齐桓公还灭了郯、遂等小国。鲁、宋两国是当时礼乐文化最为发达的两个诸侯国，鲁国多保存周礼，宋国多保存殷礼，当时有“诸侯宋、鲁，于是观礼” 的说法，而齐桓公通过武力迫使鲁、宋两国屈服，走上称霸之路。这一次会盟各诸侯国基本上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诸侯会桓公于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
桓公十九年（前667），齐桓公再次召集鲁、宋、陈、郑在宋国幽地结盟，自此，霸业笃定。同年冬，周惠王派召伯廖赴齐，正式宣布齐桓公为“伯”。“伯”即“霸”，又称“侯伯”或“方伯”，是诸侯首领的意思，齐桓公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中原诸侯的霸主。
就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同时，周边夷狄戎蛮对中原各国的扰掠也愈加频繁而严重。在北方，戎狄的实力不断增强，时常侵入内地劫掠；西方的西戎时刻威胁着周王室的安危；在南方，被称为“荆蛮”的楚国，不断向中原扩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齐桓公挺身而出，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在管仲的辅佐下，团结各诸侯国，扶危济困，拯灾恤邻，担负起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并将自己的霸业推向了高峰。
齐桓公“攘夷”的功绩，主要是对付北方的山戎。山戎族是分布在今河北境内的一支民族，又称北戎。当时，他还处于原始游牧阶段，也兼营初级的农业，民风剽悍。在春秋时期不断向南侵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侵犯燕国，燕国向齐求救。于是“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 。齐桓公率军击溃山戎，并打败山戎的盟友孤竹和令支。经过艰苦而激烈的斗争，齐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刜（击）令支，斩孤竹而南归” 。归途中，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境，齐桓公根据“诸侯相送不出境”的礼制，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给了燕国，并劝说燕君学习召公为政，向周天子纳贡。诸侯听说此事，“借（同‘皆’）从齐” 。
救燕回国的第三年，“狄人伐邢”。齐桓公联合宋、曹等国相救，把狄人赶走。但邢国的国都距离狄人的势力范围很近，且战乱中被狄人破坏，于是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并营造了新的都城。
公元前660年，“狄入卫”。喜欢养鹤的卫懿公，不关心政事，不爱护官民，致使狄人长驱直入，结果卫懿公战死，国都陷落，狄人大肆杀掠，卫人四处逃散。正在此时，齐桓公派军把卫国逃出的七百余人和共、滕两邑的人集中在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共有五千余人。给他们搭上临时草棚，立昭伯子申为戴公，并派公子无亏率领300辆兵车，甲士3000人帮助卫国防御狄人。第二年春天，齐桓公带领诸侯帮卫国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建立国都。由于齐桓公的妥善安排，邢国人乐于新迁地，就像回家一样，卫国人忘掉了灭国的痛苦，这就是“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齐桓公救邢存卫，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齐桓公的另一被称道的功绩是阻止楚国的北上。身居蛮荒之地的楚国，与中原诸侯向无来往，但楚国的社会发展并不低，华夏文化在楚的浸润也是很深的。楚人在南方垦殖土地，发展生产，吞并弱小部落，逐步强盛起来，由于楚国地处中原之外，对周王室很不恭顺，到春秋时竟自称王，故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作为共同打击的对象。桓公三十年（前656），齐桓公率领宋、鲁、郑、卫、陈、许、曹等八国联军进攻蔡国，接着攻击楚国，大军驻于陉地。齐国责备楚国对周王室不贡“苞茅”，使周王不能顺利举行祭祀。处于守势的楚国承认了不向周王纳贡的错误，而劳师远征的齐国又不敢贸然开战。最后齐、楚两国相互妥协，双方在召陵（今河南偃城县东）结盟，订立盟约，相互退兵，史称“召陵之盟”。由此，齐国暂时阻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国也被迫承认齐国的中原霸主地位。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发生了内乱，当时的周惠王想废除太子，桓公支持并拥立王子姬郑继位，是为周襄王。由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
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的支持，“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 ，即周襄王将只应分给同姓诸侯王的宗庙祭肉、红色弓箭、朝服之车赏赐给齐桓公，并准许他不必拜谢，以示恩宠。但齐桓公还是以耋老之年跪拜受赐，以示“尊王”的诚意。然后，齐桓公开始主持盟会，并又一次订立了盟约，“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兹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无告。” 即要求父慈儿孝，不随意以宠妾为妻，更换太子；各国要选贤任能，改变世官制，不随意诛杀大臣；要修水利，防水患，不损人利己；各国互相救助，和平相处，经济上互通有无，并最后声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这是齐桓公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会合诸侯，所以历史上把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也称作“九合诸侯”。
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逐渐把黄河流域的诸侯联合起来，援助小国抵御戎狄侵扰，对保卫华夏先进文明起了一定作用。由于各国间结盟修好，相互间战争减少，各国还注意社会救济，互通有无，同救灾患，加强了各国间的交往，人民生活得到安定，经济社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霸主地位的稳固，齐桓公也越来越骄纵了。葵丘之会时，连周王的特使宰孔也感觉到“齐侯骄矣” ，因此“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 。而齐桓公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胜过三王，想要封禅泰山，经过管仲的劝导才罢休。
晚年的齐桓公更加骄傲昏庸。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病重，桓公问群臣之中，易牙、竖刁、开方可否代其为相，管仲则认为他们杀掉孩子、背弃亲人、阉割自己来讨好君主，缺少起码的人性，万不可重用。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仍然重用三人，结果三人专权，滥杀群臣。
桓公四十三年（前643），齐桓公重病，易牙、竖刁趁机作乱，并假传齐桓公的命令，堵塞齐宫大门，将齐桓公的宫殿用高墙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也各率党羽争位，五公子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冬十月七日，齐桓公病饿而死。临死之前，齐桓公讨要水喝，一名宫女冒死爬进去送水，得知外面的情况，桓公恨不听管仲之言，悔之晚矣。齐桓公死后，“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殓下葬。
齐桓公一生显赫，是一位有治国才干和雄图大略的统治者，他在自己的国内实施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在春秋列国中成为第一个霸主。虽然争霸战争对社会经济有很大破坏，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对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董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