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国民代表复选大会、全省总动员委员会、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工农青妇文化各界代表大会，此等为全省人民所选出、所拥护之盛大会议，因抗战之需要、环境之要求已同时召集，联合开幕，汇为一隆盛的联合大会。
当本会开幕之时，适值全国抗战处于空前困难与空前危险之时，而山东因隐藏汉奸顽固分子更为猖獗，投降分裂危机更为严重，故山东处于更加困难更加危险的环境之中，而全省人民亦处于危险困难之严重关头。为救国家，救本省，救身家，均感发扬民意、集中民力之重要。在代表等当选之时即殷殷以此相托，本会开幕之时又复函电交驰，督促本会代表三千八百万人民之公意，迅速选举山东出席国民大会之正式代表，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建立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借以实行民权、集中民力，克服空前之困难与危险，巩固山东之抗日阵地。
在本会三百余代表之中，有国大之初选代表，代表各地区人民之意见；有工农青妇文化界与动员机关之代表，代表全省职业与救亡团体之要求；而乡贤耆老、抗战先进、政党领袖、军队首长以及各政府、各种族、各教派、各阶层之代表亦均萃聚一堂，发表伟论。本会代表既为全省人民所选出，本会之意志即为三千八百万人民之意志，既受人民委托之重，又感同胞督促之殷，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乃本国府法令之精神，适应敌后抗战之要求，经全体代表之郑重讨论一致决议，于七月三十一日票选亓养斋等六十一人为山东出席国民大会之代表，票选范明枢等八十一人为临时省参议会之议员，推选黎玉等二十三人为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之委员。所选各员均在本会监临之下隆重宣誓，而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与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宣告成立。
在国大代表选出，临时参议会与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之后，各动员机关与群众组织即开始分别报告讨论三年来山东之群众工作，总结三年来之经验教训，确立今后努力的目标与方针，并于八月七日隆重成立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各种救国总会。本会开幕以来，历三十余日，应人民之重托，本环境之需要，依国府之法令与代表之努力，幸获如上之成就。自此，山东人民团结抗战之意见，可因国大代表之选出，得以转达于中枢；因临时参议会之成立，全省民意与民力得以集中与发扬；因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之产生，抗战工作得以开展，抗日政权得其指导；因总动委会与各救总会之成立，民众团体有其总的领导，动员工作自今更易开展。掀起人民参政之巨浪，展开群众救亡之高潮，而山东抗日阵地之巩固与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国策之坚持，亦自此奠其始基。在本会闭会之日谨将工作经过昭告我父老兄弟姊妹之前，以示无负三千八百万人民之重托。
尤有进者：坚持山东阵地之抗日政党、抗战军队以及为大会所选出之民意机关、群众组织，乃抗战三年中人民奋斗得来之珍贵成果，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主要保障，必须力予支持，多加爱护，提高其威信，加强其职权，协助其巩固与发展，促其有更大之进步。
联合大会及各机关之一切宣言、号召、纲领、决议，代表人民之公意，适合抗战之要求，必须坚决执行，促其实现。而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发扬民力，更为巩固山东抗日阵地，坚持山东游击战争之主要保障，尤须广为运动，积极推进。
至奉行三民主义、实现抗战纲领、坚持国共合作、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团结到底、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乃争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基础、为全国共同之纲领，尤须坚决遵守，彻底实现。
以上数者均为切要之图，当务之急，勖我鲁民一致努力。
本会同人，既于会中勉告无负人民之重托，愿于会后追随父老兄弟姊妹之后，为爱护抗战所获之成果，坚持团结抗战之国策，实现联合大会之决定，而作最善之努力。
注：本文原载于1940年8月29日《大众日报》。
关于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检讨
罗荣桓
（1940年8月）
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始是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向西北联接大块山区与向南向东南发展大块平原，这已在军事上首先获得了成就。由于反敌人“扫荡”胜利与对顽固派反共高潮的被击退和制止，推动了社会统战工作，争取了地方中间势力，更加发展了军事上的成就。各县联合抗日政权的迅速建立，敌人伪化地区的逐渐缩小与投降派的被孤立，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的结果。
争取地方中间势力转向团结抗战，是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使之走向统一的局面。最近鲁南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鲁南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参议会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是由于社会统战工作执行党中央统战政策的结果；然而这决不能掩饰在执行社会统战工作过程中存在着错误与不充分的地方。首先在社会上层统战工作中以适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杀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这主要是由于右倾错误产生的结果。争取封建地主阶级是鲁南社会统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争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方针，绝不是站在拥护他们全部利益上去取消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缩小群众工作范围，更不是损害党的组织去换取他们的同情，使党成为统一战线的集团，而是从尊重他们一般利益开始，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以获得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的实现，与便利于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成为宏伟的抗日力量。正由于这一严重右倾错误过去的存在与现在还没有全部被克服下去，影响了上层社会统战工作没有继续的长进，影响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处在严重的落后状态中；同时亦由于右倾错误的产生与缺乏自主的统战工作，危害了对整个中间势力更广泛、更进一步地争取，在联合抗日政权的工作上，没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关于“三三制”政权，没有大胆地去吸收非党干部工作，没有采取广泛民主方式的领导。自尊自大的狭隘思想，不仅妨碍对整个中间势力的争取，而且妨碍对进步分子的推动，尤为有害的是由于对争取中间势力重要性认识不够，事实上就不会承认鲁南地区的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作用。因此，对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上也就不肯很好地去研究它所具有的特点，也就不会采取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工作方式。这就必然使群众工作束缚在狭小范围以内与形式主义上面。这在我们创造抗日根据地上是最有危害的倾向。
鲁南地区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是极严重的现象。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陈腐守旧，地主拥有大量私人武装，割据乡村，欺压农民，造成了农村非常闭塞黑暗，这是群众运动最大的阻力。群众运动的严重落后，还由于我们工作极不广泛、极不深入与缺乏坚持性，尤以鲁南党大部分组织是处在极幼年的时期，不是由群众运动中开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军事力量推动与统战工作影响之下开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很少与群众有联系的。党的组织分布又极不平衡，根基尤为嫩弱，反映地区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一般的在党内也有反映。因此，更加造成了群众运动的严重落后。虽然我们建立了联合抗日政权，亦是与群众运动很少联系的，也正是联合政权虚弱的根源。关于改善农民生活，还只限于施政纲领的条文上。大部分乡村政权还是“原封未动”，对群众运动没有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群众运动的枷锁仍未被砸碎。这一枷锁的来源主要的是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因此，我们目前群众运动的方针不仅是广泛地组织农民，而且是要广泛地武装农民；不仅是为了实现农民的真正的自卫，而且是为了实现抗日全面游击战与坚持创造巩固根据地。组织与武装农民，是不能分成对立的两方面，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组织农会是农民的自身需要，发展自卫团亦是农民的自身需要。特别在地主拥有大量武装与盘踞乡村欺压农民的情况之下，在敌人点线封锁乡村，摧残乡村，打击农民的情况之下，农民武装自卫是更加迫切的需要。同时农民已经有过自发的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各种自卫武装组织形式，这更加证明农民武装自卫并不是不需要的。自卫团虽然带有广泛的统战性，但可以断定，在普遍发展组织的成分上，大多数是农民，但武器大多是从地主与富有者手里收集来的。这与农会有极大区别。农会是拿武装的农民与没有拿武装的农民，或许农会也不可能拿武器，然而在容易拿到武器与大量拿到武器上是与自卫团还有优劣区别的。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农会容易组织生存，容易产生干部；自卫团是不容易组织生存，不容易产生干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有害的观点，是取消武装农民的观点，是取消广泛群众游击战争的观点，是秘密环境底下狭隘群众运动思想的流毒。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长期的武装斗争；根本不了解民族抗日战争的特点是残酷的持久战；根本不了解尤其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与创造根据地是极残酷持久的斗争过程。同时亦必须克服这样的现象：发展了自卫团而忘记了农会，不去更进一步地巩固自卫团，使之成为农民真正的自己的武装，同样是极其有害的。只有以农会作基础，才能够巩固自卫团成为真正的农民自卫武装，由此农会亦更加有力地代表农民利益，成为联合政府主要的支柱与坚持抗战主要的动力，这是我们群众运动中最中心的任务。
由于群众运动的落后，影响了地方武装不能取得大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改善，影响了主力不能大量的补充与战斗力的增强，使我们扩大革命根据地受到限制。地方武装的嫩弱与不纯洁，既不能成为主力的有力助手，又不能成为主力唯一的补充来源。主力更加被分散与被钳制在既有阵地上，积极自主机动性的削弱与疲于作战的消耗，这是极大的损失。因此，目前尤为必需的是加紧深入发展群众组织，普遍发展自卫武装，生长出大量的游击队、自卫团、基干队，从现在的地方武装中动员一部分参加到主力去，这是党政军民一体的任务，是统一服从于战争利益最积极的表现。必须克服满足于现有地方武装的停滞发展状态，必须克服主力与地方武装造成分离的现象。这里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以爱护党的热诚爱护党所领导的武装，要以忠诚于党的事业保证我们一切武装都是党军。首先，主力应该以十几年所造就的党军模范地去帮助地方武装强大起来，去团结地方武装成为自己有力的助手，尤须纠正主力部队某些干部生硬的态度与蛮干的作风，特别反对那些单纯化的狭隘思想。在现成的地方武装中，要加紧党的建立，开展政治工作，保证执行统战各种政策与统一的供筹制度。还要很警觉地予以必要的改造。因为地方武装有一部分不是从群众运动中动员来的，是由统战工作或一般的社交与通过私人关系收容改编的，各有不同动机与设想。就他们原有性质上说：有的是地主或者是土匪的武装，一般组织成分上很少是纯洁的农民，要使他们变成良好的地方武装——服从群众利益，坚持地方抗战，保护人民政权，接受党的领导，是很困难的。如果忽略了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加紧从各方面动员，争取把他们编到主力去进行改造。而真正可靠的地方武装，只有从群众运动中去建立。
为了加速与充分地发展根据地，克服整个工作中不连贯的现象，更需要党政军民一体向着一个目标，统一一切工作方法，反对各自为政互不尊重的态度。军政民应该是在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战争的利益上，去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与坚决进行战争的动员，除此以外，不容许有任何自发的思想。严格建立同级工作互相联系制度与自上而下的检查制度，打击官僚、腐化、贪污分子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因为这是最容易损害我们的。从各个工作组织中间，开展自我工作检讨，发展自我工作批评，巩固党的一致，团结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并经过军政民去实现党对全盘战争的领导，是我们充分发展根据地与建设巩固根据地最可靠的保证。
注：本文收录于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58页。
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
罗荣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如果以为这只是今后两年，甚至是一年半载的转瞬间事，而视为无关紧要，毫不在意，那将会造成自己的麻痹，帮助了敌人的凶暴。
整个华北的形势，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山东自然也没有例外。敌人对我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蚕食，由来已久，而目前犹在加紧进行中。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如鲁南、泰山区几乎已全部变为游击区；鲁中沂蒙区亦已被封锁割裂，在交通联系及工作指导上深感困难。
冀鲁边与鲁西，情况更加紧张，因为在那里工作基础还很薄弱，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忍受着过重的负担和损失，而我们对群众生活的改善又是今天才开始注意，才开始深入发掘出并且还要继续发掘出不少严重复杂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非常细心谨慎地去解决，在解决中不是没有困难的。
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和游击区的斗争是更严重更复杂的。在我们工作不甚好的基础上，如不很好很警惕地注意和转变工作，那就很可能继续沦为敌占区或退化成游击区。这一点，决不能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愿意承认而可以马虎过去。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1]是有某些收获的，首先是从其自己占领区以内给我们以“肃清”的打击，并转向对我们游击区与边缘地带推进，加强其纵深封锁和面的占领，形成雄厚的包围与紧缩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包围和紧缩，正在加速发展着。鲁南狭窄的山区，已没有我们可以联系的平原地，也没有可成为我们可靠的结合纽带。随着敌人紧缩地推进，不是各种工作塌台，便是往后向比较基本地区的退却。地方武装的溃散及个别的叛变，仍是异常严重。致使我们久已存在的某种战略基点遭到全部暴露和挫折，这是值得严加警惕和注视的。
上述严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同国内外形势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不认识我们是在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是在敌人点线之间建设抗日根据地，而且又有经济、政治、文化、地理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总之，没有大量的发展游击区，不会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没有很好地坚持的游击区的工作，亦不会有我们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不仅是军事的任务，特别在后一阶段上，更是政治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愈不像战争愈像政治”的话，那么我们的游击战要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还要求我们如何达到有坚固抗日根据地的支撑，同时亦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用什么形式获得坚固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因此，在建设抗日根据地上，没有明确的观念与长期的打算，还表现在对抗日根据地边缘与游击区的坚持工作的忽视。
第二，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其所有的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在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是需要我们立即或准备着改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然而，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的执行仍然是采取忽视的态度。
第三，“大量开辟发展敌区工作与缩小敌占区”，已不是今天的口号。今天的口号，是普遍的巩固精干，并根据我们基本区同边缘游击区，或者敌占区各个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准备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存自己势力与机动上的可能。因此，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而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为了粉碎敌人的任何“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的机关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并没有为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损失。
第四，对日伪军工作我们是有了最大的热情，并获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决不能认为可以自满的。过分暴露的政治攻势，急躁的拉伪军反正，不是没有损害的。短促突击的方式，宣传鼓动的一般化，反给了敌人特务、宪兵以猎取破坏我们的间隙，削弱了日伪军同情我们的情绪。
第五，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地方武装，无论在素质上与灵活分散动作上都不够要求，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薄弱或根本没有。尤以对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只给予他们一般的保证，他们是可以不执行我们任何条件的，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往往会使他们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
第六，不睁着眼睛看着敌人来势和细察情况是不会有我们的政治攻势的。虽然我们最近也调查了一些材料和作了一些汇报、通报，但一般地说，这些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距离真正的了解敌人还差得很远。这就必然形成我们对敌斗争的空泛无力。
这些缺点与错误的存在，是会使我们边缘游击区愈益陷于严重地位，对敌斗争上亦招来了破坏与打击，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将要形成最大的危机。敌人的蚕食，我们自己的后退，不是不可想到的事情。因此，必须转变和加强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工作。
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采取麻痹松懈敌人，精干地保存自己力量，并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不丧失坚持相持的信念，这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方针。敌人全部殖民地化的政策，即是发展很凶恶的奴役掠夺，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已经饱受或愈益严重的受到无限的苦情，存在着民族基本仇视的。敌人宣传“解放东亚”，巧妙地修改日本同中国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历史关系，事实上是不可能掩饰的。宣传“剿共自卫”，强调出“互相救，救人自救”一套谜语，无非为了要中国老百姓牺牲良田沃土，大批劳力壮丁，去替皇军修筑护路，封锁道沟，服从其残酷的奴役制。宣传“勤俭增产”，调查土地产量，更不外乎为夺取广大农民最后一口救命粮食，以加强其饿死中国老百姓的经济配给制。日本人加强特务活动，加紧伪化治安，已使伪军、伪组织同样怀着不安。日本人经常利用“杀鸡吓猴”的办法，强迫调整伪军，编制伪组织，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加扩大了对我们的同情。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决不会因此而造成我们的一切好转与反攻胜利的到来，这只是一些便利于我们的条件，使我们有渡过难关，克服黑暗，迎接好转与胜利的可能。中心环节要看我们能否正确地执行方针。因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作为一般研究的参考。
（一）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以配合着党和群众工作的深入隐蔽。首先求得立稳自己脚跟，打击敌人特务活动，使我有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与面的控制。尤以破坏敌人等齐一线圈地向我们紧缩，展开对敌人作彼虚此实的斗争。要发展必要的革命两面派，多争取交伪军朋友，而不是要求轻易地反正工作，以达到破坏敌人的伪化组织体系，挖空敌人。总之，要把机动性与高度原则性结合起来。
（二）排除狭隘公式化的一套，大量将我们的机关人员散布到下层组织中去作坚强深入的隐蔽工作。但应注意将无法存留或不健全的动摇成分送到基本点地区分配工作，或可能给予不重要的任务，个别派遣以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某些重要基点上安放得力干部，使其可能掌握具体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是非常必要的。
（三）特别值得重视的要把某些不可靠的地方武装、坏成分切实清理。有的给以改造，有的欢迎他们在另一种方式下去生存和作一定程度内有利于抗战的活动，有的设法使其枪支转交给党所团结的群众手里去。并调去比较坚强的成分（最好由基干兵团中抽出并且是当地的人）去加强游击基干队小组，在群众中隐蔽生根，建立坚强的情报转递和联络站。各地主要干部，应成为这一游击战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常以游击基干的突击行动，配合着游击小组的分布潜伏，只打击敌人的宣抚班[2]、保甲巡查与公指导班，打击敌人少数出动抢粮及捕抓壮丁、牵走牲口的部队；要善于打击敌人尾背，不打击敌人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不对抗打击敌人；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不张扬旗鼓打击敌人；还必须相当的遵守没有情况不乱击，避免引起暴露和破坏，有了情况要善于袭击，积极配合主力的作战。这一切在今天要成为全党普遍熟习的课目。
（四）没有同群众的联系与适合于群众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是不会有我们边缘游击区的坚持的。因此，必须制止在临到困难便去加重群众负担而产生自流的发展殖民地观念。要广泛深入地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反对敌人统一封锁的配给制，帮助群众对准敌人这一殖民机构组织与管理方法实行舞弊、泄漏、走私、暗藏等办法，甚至成立群众性质之类的斗争小集团，并同小贩、商人与敌占区人民订立彼此交换利益的条件；而且应该使其在民主法令下有这种自由。今后对敌人强迫群众修筑道沟、围寨，在无法抗拒而且不能增加群众不能忍受的痛苦时，我们只有赞助群众去暂时应付，配合着我们对伪军的工作以造成日军的疏忽和松懈。这一切，会使我们获得切实的利益，获得最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同时也就有了我们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基本条件。
坚持着我们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很好地体会、研究、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注：[1]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指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华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首先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1941年3月起又扩大为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内容是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解放区）三种地区。对解放区以“扫荡”为主；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实行“大检举”。自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本侵略者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每次虽有其不同的内容，但都是对华北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第四次是从1942年4月至6月，其中心口号是所谓“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
[2]宣抚班，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基层机构。
本文刊载于194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刊《战斗生活》第16期。
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的报告提纲
罗荣桓
（1942年9月）
一、什么是敌人的“五次治强运动”[1]？
敌人总的意图，是在巩固华北的占领地，完成对华北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抢掠，准备与发动新的扩大的冒险战争，北进侵犯苏联，南下西进进攻英美。“五次治强运动”的四大目标：
第一，击溃英美势力，建设“新华北”，完成总动员体制，适应战争的需要。
第二，积极“剿共”，加强对我封锁，实行各县地方的“清剿”，破坏我下层组织，推进据点，进行保甲“清剿”。
第三，确保农产，彻底封锁粮食，实行物价紧急对策，膨胀配给制，企图更“圆满”地统制经济。
第四，“革新生活”，要中国老百姓有奴隶的勤劳奉仕[2]的精神，厉行麻醉文化教育，夺取青年。
敌人总的企图是，要全部实现其殖民地化政策与战争掠夺政策。
二、什么是敌人的“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
敌人在一、二、三、四次“治强运动”中，曾获得了一些成果。如通过特务工作，对我进行破坏、威胁、诱降、收买无气节的分子，采取全面的“蚕食”、摧毁、“扫荡”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乘我麻痹疏忽，袭击我后方机关及各种生产，捕杀我人员。敌人搞的这些活动，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失败了。它没有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的资助，相反的，却引起和增添了中国老百姓对它的仇视，尤其掠夺残暴的行为，恰好成了它一切欺骗宣传的对照。伪军、伪组织中大多数人，亦难忍受日军的虐待和凌辱，其内部亦常有利害冲突。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怀着“身在曹营心在汉”[3]的心理，以致替日军办事不力等等。因此，敌人感觉到有想新的办法的必要，不得不在军事之外，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向我们进攻。在这些进攻中，敌人不惜装出进步的面孔，唱出所谓“革新运动”，用“进步”与“革新”的好听名词，达到进一步的奴化中国人民。所以在“四次治强运动”之后，又制造出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比过去更毒辣、更积极。
三、敌人实施“新国民运动”的三大原则
第一，“官民上下合一”。要求调整伪组织机构，要有充分的新文化运动的协助，首先以麻醉奴化青年为主，组织训练“反共自卫团队”。
第二，“知行合一”。要求谍报与破坏要更加相称，大量组织特务活动，改善其欺骗宣传。
第三，“客观性主观性合一”。要求把“以华制华”和“以华灭华”的办法更加灵活与巧妙地结合起来。
四、敌人实施“新国民运动”的六大纲要
第一，“忠国家”。要中国老百姓背叛自己国家，出卖自己儿孙，永做亡国奴才。
第二，“爱东亚”。要中国老百姓奉日本强盗为独占的统治者。
第三，“重道义”。要中国老百姓把日本强盗叫老子。
第四，“尚勤俭”。要中国老百姓变成吃草的牛马，一切财物都奉送日本强盗。
第五，“负责任”。要中国老百姓忠实于日本强盗。
第六，“守纪律”。要中国老百姓不要反抗日本强盗，任其奸淫、抢掠。
敌人宣传“反共”，“要中国老百姓排除党派、阶级、职业、地位、私利、偏见”，一切归于日本强盗。中国人民一切生命财产，都由日本强盗掌握，大家都俯首帖耳地充当奴才。
五、敌人对我“扫荡”
第一，敌人以展开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来推行“五次治强运动”与“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
第二，敌人已开始对我冀南、鲁西及晋察冀地区进行“扫荡”。
第三，敌人在滨海区的动作，先以谣言攻势来惊扰我，使我无从侦察其真实情况，以致发生混乱与疏忽，并使我对其局部推进“蚕食”阴谋，不敢放手予以打击。
第四，敌人“扫荡”利用季节，已成规律性。尤其为了推广其“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更为必然。敌人虽然在战略上对我已改为政治进攻为主，但军事“扫荡”仍然是它的前奏曲。
第五，敌人对我的“扫荡”是严重存在的，不能丝毫侥幸等待。
第六，我们要集中全力反对敌人的“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
六、敌人必然要失败
第一，敌人在政治上基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我则有普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且实行了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策，这同敌人的抢掠残暴行为对照，敌人显然是劣势。敌人内部矛盾，厌战反战，容易接受我宣传。伪军、伪组织相互之间亦存在利害冲突，且与日军亦相矛盾，加以日军今天在国际关系上，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希特勒的惨败更使日军处于孤立。
第二，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和阴谋。针对着敌人“五次治强运动”和“新国民运动”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敌人的“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必须指出，敌人要把华北（山东当然包括在内）变成它进行战争资源的掠夺地，把华北人民所有的生命财产全部拿去，充当战争资本，以便北犯苏联及与同盟国反侵略阵线作战。敌人已经在华北拉走了许多壮丁到东北与南洋去送死，今年还要拉走大批壮丁。敌人实行紧急物价对策，美其名曰“安定民生”，实则以此推行它的配给制度。大小生意都不许中国人做，整个财物都交给日本人来支配。粮食对策也是敌人掠夺与对我封锁的另一种办法，要中国老百姓自己收的粮食都送到它所设立的公库中去，颗粒无存的被搜括去充作它的军用和送到它本国去变卖。
第三，我们要加强边沿地区及接敌游击区的活动，到敌人占领区域去，以小型游击队武装宣传，配合组织广大群众，深入日伪腹心，打击敌人特务活动，瓦解伪组织、伪军，镇压与捕杀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要学习新的斗争组织形式与斗争艺术，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光强调灵活的活动方式是不够的，而且会犯错误的。
第四，动员根据地青年参加青抗先[4]。一切壮丁都加入到民兵中去，保卫家乡。在边沿地区，实行乡村戒严，多采用隐蔽的侦察，清查户口，不要随便留难来往行人及没收东西，否则会引起与接近敌占区群众的对立，这样反而帮助了敌人，封锁了自己，分裂了自己。配合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阻止敌人推进据点，乘其立脚未稳，坚决快打快收；如敌脚既已立稳，则要迅速采用分散游击，四面破袭敌人的交通，封锁敌人，对敌展开政治攻势，造成克服据点的新的条件。
第五，加紧反对敌人秋季“扫荡”的准备工作，要把根据地内与边沿区、接敌游击区的活动，密切的配合起来。我们要使敌人前进的“扫荡”与后继的推进据点及扩大伪化运动脱节，使敌人前进的“扫荡”变为向后的收缩。
注：[1]“五次治强运动”，即日本侵略者进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2]勤劳奉仕，指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其占领区要求中国人民无代价地提供劳动力。
[3]身在曹营心在汉，指罗贯中著《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中徐庶离开刘备进曹营的故事。
[4]青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滨海地区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共中央曾向各抗日根据地转发了这个报告提纲。1942年10月22日，《大众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提纲。同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延安版转载了这个报告提纲。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罗荣桓
（1944年7月1日）
（一）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曾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狭隘经验论，这是有原因的。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教条主义者、与以背诵马列主义现成词句为满足、自以为是的人，是完全冲突的，是不能并存的；又曾有人对毛泽东同志思想是马列主义的，而表现惊奇与愤怨，认为“在偏僻的农村斗争中哪里会有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侮辱了马列主义啊！”这充分说明了这种把马列主义看成了神秘的东西，完全否认了列宁说的“政治在千百万群众中”（《论群众观念》），他也不懂得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是如何的无知无识。这种人特别瞧不起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地方，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又没有到过外国、到过苏联，还不能看外国文书，讲话都是老百姓的话，什么“三大纪律啊！八项注意啊！军队三大任务！”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都是非马列主义的，是一些狭隘的经验论。这是不奇怪的。教条主义者如果不这样高叫，又怎样能吓唬人家、自称“马列主义”者呢？造成宗派教条主义呢？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没有因为教条主义、宗派教条主义而丧失光芒万丈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由于历史的条件而产生的。处在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死亡的阶段，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并且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则已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完成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同时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他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绝不是偶然的，更回答了教条主义者、宗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同志思想发生惊异与愤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如果还说有根据的话，只有死守住马列主义的现成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但中国共产党已不是幼年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已率领着全党继续走向胜利的前途，那么教条主义、宗派教条主义已临到了从党的领导成分上滚开去，当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而将被全党所抛弃。
（二）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继续前进不可分离的。他经过历次严重的考验，每当着党的领导上犯了错误，招致对革命的损失，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来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挽救对革命的损失，胜利的团结了党，巩固发展了革命势力。这特别表现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民族抗战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思想，已成为全党所公认，是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的方向，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的天才战略家，他根据马列主义的科学与实际，说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作为中国革命特殊的规律而发现。
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内有封建反动势力、军阀主义的割据统治，外有各个帝国主义的侵入、划分势力范围，而同军阀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与民主；要有革命的地位，工农的地位，那只有武装斗争。还由于资产阶级大地主叛变了第一次大革命，武装斗争要依靠农村，这是长期的斗争；游击战要有根据地，造成武装斗争的地方割据，并利用军阀的混战（亦是长期存在的），反对四面包围的敌人，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之到来；而且规定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武装群众的力量而打仗。这是一条很明确的武装斗争道路，谁要不依照这条道路做，武装斗争必然遭到失败。因此，在苏维埃的初期，有名的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海陆丰暴动，实际上都没有成功，而只有毛泽东同志为首挽救了秋收暴动的武装，与朱德同志退出湘南暴动的部队会合于井冈山，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以后发展了闽粤赣边的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而其他苏区亦无不是循着毛泽东同志这一武装斗争道路，而获得存在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后期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指导之下的武装斗争，军事方针是过早地提出阶级决战，发展到拼命主义，苏区是损失了十分之九，红军的长征最后又回到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指挥之下，得到挽救，剩下了苏区十分之一。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保守主义，这有什么根据呢？这不过是冒险盲动主义、自以为是的宗派、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斗争道路，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毛泽东同志在建设红军和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给我们很好的示范。他写下的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解决了我们建军的方向。他把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建军的决定因素。他曾亲自下手去建立连队支部，重视小组在班排的分布，规定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建设自觉的纪律，巩固官兵一致，军民一体，反对打骂战士，废除肉刑，有了争取俘虏的政策。他给我们奠定了和培养出革命军队的本质，同一切其他军队、旧的军队完全区别开来，组织一支崭新的军队。但这并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是经过同军阀主义、流寇思想及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不断地作着严重的斗争。因为这些东西从外面和内部经常来袭击党的领导，危害党的领导，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常去同这些脏东西作斗争，是不可能保持我们军队的纯洁，甚至引起变更、分裂党、分裂军队，张国焘分裂主义就是很好的证明。皖南新四军的损失，亦有同样的情形。还有，宗派、教条主义在我们军队中的影响，是促进了大小不同的山头主义的存在，妨碍着党的一元化领导，产生各自分离的独立的现象。这在抗战初期我军中是严重的，尤其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宣传着洋八股，强调正规化、形式化，有的准备去同国民党的军队溶化起来，传播出旧军队的习气，生长起军阀主义的倾向、单纯的军事观点，就不能不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战士，不爱护伤病员。如果我们再不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整风，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抗战阶段上已成为全民族的救星，解放胜利的旗帜。他连续发表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号召全党的整风，改造着全党的思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放出了万丈光芒，表示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示范。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不是中国一个独有的产物，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事业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这不凭哪一个人的欲望能够成就的。这对我们干部中有些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总想把个人提到第一位，分离党的整个事业，而与党对立起来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对照。领袖绝不是靠吹嘘自己、拉拢捧场所能够如愿以偿的。在我们干部间，确还有不少的人经常强调个人前途为重。有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对工作存在不老实的态度，总想作一鸣惊人的工作，如果不得意，则认为被老干部排挤，找着老干部弱点加以扩大，把整个老干部同自己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党都是黑暗的。而另外也有一种是老干部，由生活不满，没有做到更重要的工作，则牢骚百出，翻遍同行、同事、同入伍的人名，说“谁骑了马啊！谁当了首长啊！”只有他是个官运不通的倒了霉，尤其是见到一个新干部做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可更有话说了：“土包子吃不开了啊！”这两种人各人背上都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在包袱上面各个标着不同的四个字，前者是“自高自大”，后者是“自负功臣”，而包袱里面藏着的东西，都是些个人主义的货色，不要看他们两样，实际他们可以走到一块，由不满、愤怨走到失望，于是共同得出的结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微弱的啊！”这是多么悲痛的事情啊！我们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在他们个人包袱上写上“谨防跌倒”四个字，劝他们好好学习一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精神。还有同样想法的人，感到自己是“气灯面前的洋蜡”，非常满意自己这支“洋蜡”的光亮，但感受到“气灯”的威胁，而又失望起来了。难道不会更感受到毛泽东同志思想万丈光芒的威胁吗？实际上他并没有“洋蜡”那样大的光，只是一根香头小的火，或者只能是在黑夜中的萤火。因为这种超过党的事业所追求个人主义的欲望，是完全失掉光的。这都要求我们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一切。
（四）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整风上有了一些成绩，这特别表现在我们现在要老实得多了，检点得多了，工作也有了成绩了，自以为是的风气，标新立异的想法，你也英雄，我也好汉的互相分歧，一般的收缩起来了。但这是不是就已经很好的改造了思想，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对改造思想还有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许多干部是很费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读得通文件，不见得能领会到文件中的精神，因为他们是缺乏实际的；工农分子出身的读通文件很困难，事务主义的简单想事，很难从总结自己经验中去领会文件。如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整风反省，会使整风平淡起来，不能够坚持下去，贯彻下去。
我们还有不少的部门干部，是完全脱离实际，在那里把整风文件当识字课本看。如这次供给会议、卫生会议的干部，就是如此的。到处闹着动手生产，解决供给困难，发展经济，而我们供给干部仍然把脑袋伏在收支预算表上，后方生产的混乱，浪费贪污，并没有适当的改善。而卫生干部单纯的技术观点，更为严重，离开了政治团结，分离出了党性，存在普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从这里已很难看出整风的踪迹。其他方面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我想都是值得注意的。我还认为个人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打扫房屋、街道、清理厨房、厕所，建立起公共卫生的秩序，亦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个人还没有决心去清洁自己，有的个人在清洁自己，但他住的房屋、走的街道、搞饭吃的厨房、拉屎的茅房，还不懂得去动手清理，这种个人的清洁，一定就不会彻底。因此，我们的整风要求从自己所站的工作岗位上，从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上，与整个党的事业联系上，来暴露自己的思想，才会更全面的认识自己，也认识了人家，改造思想与改造工作完全相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某些范围，某些干部中的整风，应走到这个阶段上来，因为有了一般的读文件与自我反省，如果不改变方式的话，就不可能贯彻下去、坚持下去，对思想的启发与改造，亦不会有更好的成就。
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对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开，还不相信党的宽大政策，或者畏怯同志们对他的小视，这是很不必要的顾虑。这由于不懂得我们的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首领，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而改造着整个的党，这会有什么不敢相信的地方？怕人家小视的地方呢？这是最好改造个人自己的时机了。
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
注：本文是罗荣桓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三周年会上的报告。本文刊载于1944年8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出版的《斗争生活》第32期，次年2月中共胶东区委编印的《斗争》第43期也进行了刊发，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文献与研究》第5期又发表了这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