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效侯。蓬莱县于家庄村人。鲁苏战区总司令，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一生经历坎坷，从军清朝、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参加过军阀混战、“剿共”，更在抗日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学忠幼年随父在旅顺口教场沟毅军军营中，5岁时，因甲午战争，随母亲飘海返回祖籍蓬莱。1904年肄业于毅军所办随军营学堂。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长、连长。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提拔为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是年6月，授中校衔。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系于学忠的表兄，当上旅长后，电召于学忠到襄阳，任旅炮兵营营长。1921年秋，川鄂战争爆发，于学忠得吴佩孚赏识，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3年9月，于学忠授少将衔，后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驻守宜昌、施南一带。1925年，吴佩孚委于学忠任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辖三个旅，每旅两个团。1926年，于学忠任第八军军长，同年冬任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北伐战争后，于学忠下野，其部队为冯玉祥改编。1927年夏，于学忠到北京拜见张作霖。嗣后造访了张学良，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后晋升为陆军中将。1928年6月，张作霖通电返奉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于学忠部奉命驻山海关，任临绥驻军司令。12月29日，东北“易帜”，于学忠改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
1930年中原大战后，经张学良保荐，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几万东北军退至关内。1932年8月，于学忠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移师天津。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曾一再逼于学忠辞职，遭到于的严词拒绝。后蒋介石强行免去其河北省主席的职务，令其率部西调陕甘，任命其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在天水居住半年，至11月1日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同时，兼任西北“剿匪”军第二陆军总司令。
1936年12月12日，为配合西安事变，于学忠亲自指挥发动了“兰州事变”，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特务营及军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的高级官员，接管了兰州的电台、报馆、银行、机场等要害部门，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学忠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他曾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事变发动后，抗日先锋队改用一一〇师番号。蒋介石扣压张学良后，逼于学忠将其解散。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于将此部编入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
1937年1月30日，于学忠、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中央军进入西安。4月，东北军调驻江苏淮阴附近，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主任。此时，所部整编为2个师。
七七事变爆发后，于学忠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第五十一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于25日退出青岛。1938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被处决后，他接掌了山东军队的指挥大权，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他率部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等。
此时，日军在迅速占领了南京、济南后，继而派遣16个师团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妄图消灭国民党主力，以此沟通华北、华中，向中原推进。在分析敌情之后，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于学忠等集团军司令制定了“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集结10万人马，在徐州以南，沿津浦线依次防守5座城市，以淮河为最后抵抗线，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受命坚守淮河。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在台儿庄一举歼灭南下日军。
1938年1月末，淮河阻击战打响。战前，于学忠通告全军：“此次作战，关系民族生存，本军荣誉，凡我官兵，均应上下一致，抱定牺牲决心，敌纵顽强渡河，务应乘其半渡，与敌决斗，以尽军人天职，如有畏缩不前，擅自后退者，军法所在，绝不姑宽。”在得知重要阵地贾家埠是由他的叔伯兄弟于学道防守后，于学忠在电话中对师长牟中珩说：“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这话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此次战斗中，于学道虽身负重伤，却仍坚守阵地，英勇杀敌。尽管与日军相比，无论人员还是装备，于学忠的部队都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坚决不放弃每一寸土地，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在此一战中，于学忠一直在前线坐镇指挥。8天的拉锯战中，五十一军伤亡近7000人，顶住了敌3个师团的进攻，毙伤日军9000多人，将日军阻挡在淮河边上，使其无力北上，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淮河一战，使于学忠和他的五十一军声威大震，赢得了全国军民的尊重。
淮河激战后，于学忠奉命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坚守防线、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任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率部负责垫后。战区的要求是坚持到5月20日，五十一军没有提前一分钟撤退。一直坚守到20日晚8时，于学忠才率部开始撤离，这时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于学忠部曾被敌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之后，部队各自分散，自选路线，分别向确山、信阳集中待命，在河南明港又奇迹般地陆续集结。由淮河出发时全军近2万人，回来仍有1.5万人，除牺牲者之外，没有擅离一人。于学忠因此受到第五战区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1938年6月开始的保卫武汉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役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国民党军队分左、中、右3个兵团，于学忠任左翼兵团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2个集团军、2个军团暨6个军13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参战，在大别山北麓阻挡日军。
1939年1月，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辖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等部。他指挥第五十一军和第八十九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艰难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在鲁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政府加强和重建各级地方政权，维护推行军令政令统一，袭击敌之据点和交通路线，以牵制敌人，伺机主动打击敌人。但由于于学忠非蒋嫡系，使其在山东的处境十分微妙。在国民党内部，他得不到重视；对于八路军，他又心存疑虑；在外部，他又受日伪军的不断打击。抗战以来，于学忠部已遭到重大损失，部队减员，地盘缩小，士气低落，处境十分困难。虽对八路军心存顾虑，但于学忠在山东一直坚持“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的原则，与共产党保持了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李仙洲入鲁后，更使于的势力遭到全面弹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对抗李仙洲等的力量，其唯一的结盟对象只能是一直保持较友好关系的共产党。因此，在反共问题上，蒋介石压他也好，沈鸿烈拉他也好，其他顽固派逼他也好，他都不为所动。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潮中，于学忠一直保持中立，他多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保护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员。
于学忠坚持团结抗战，拒不反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强烈不满。1941年夏，沈鸿烈曾收买凶手对其进行暗杀。1943年蒋介石强行调于学忠部出鲁时，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做出决定：对于学忠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礼送于学忠部出鲁”。出鲁后，于1944年3月卸去鲁苏战区总司令等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被蒋介石剥夺了兵权。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被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其去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间，等待全国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于学忠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
(刘晓焕)
于学忠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效侯。蓬莱县于家庄村人。鲁苏战区总司令，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一生经历坎坷，从军清朝、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参加过军阀混战、“剿共”，更在抗日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学忠幼年随父在旅顺口教场沟毅军军营中，5岁时，因甲午战争，随母亲飘海返回祖籍蓬莱。1904年肄业于毅军所办随军营学堂。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长、连长。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被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提拔为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是年6月，授中校衔。
1917年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赵荣华任旅长。赵系于学忠的表兄，当上旅长后，电召于学忠到襄阳，任旅炮兵营营长。1921年秋，川鄂战争爆发，于学忠得吴佩孚赏识，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3年9月，于学忠授少将衔，后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驻守宜昌、施南一带。1925年，吴佩孚委于学忠任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辖三个旅，每旅两个团。1926年，于学忠任第八军军长，同年冬任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北伐战争后，于学忠下野，其部队为冯玉祥改编。1927年夏，于学忠到北京拜见张作霖。嗣后造访了张学良，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后晋升为陆军中将。1928年6月，张作霖通电返奉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于学忠部奉命驻山海关，任临绥驻军司令。12月29日，东北“易帜”，于学忠改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
1930年中原大战后，经张学良保荐，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几万东北军退至关内。1932年8月，于学忠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移师天津。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曾一再逼于学忠辞职，遭到于的严词拒绝。后蒋介石强行免去其河北省主席的职务，令其率部西调陕甘，任命其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在天水居住半年，至11月1日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同时，兼任西北“剿匪”军第二陆军总司令。
1936年12月12日，为配合西安事变，于学忠亲自指挥发动了“兰州事变”，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特务营及军统解除武装，并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的高级官员，接管了兰州的电台、报馆、银行、机场等要害部门，响应和支持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学忠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在此期间，他曾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作了不少努力，并采取措施保存了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事变发动后，抗日先锋队改用一一〇师番号。蒋介石扣压张学良后，逼于学忠将其解散。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于将此部编入五十一军，保存了下来。
1937年1月30日，于学忠、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会商，决定坚持和平解决。2月，中央军进入西安。4月，东北军调驻江苏淮阴附近，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主任。此时，所部整编为2个师。
七七事变爆发后，于学忠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第五十一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于25日退出青岛。1938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被处决后，他接掌了山东军队的指挥大权，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他率部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等。
此时，日军在迅速占领了南京、济南后，继而派遣16个师团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妄图消灭国民党主力，以此沟通华北、华中，向中原推进。在分析敌情之后，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于学忠等集团军司令制定了“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集结10万人马，在徐州以南，沿津浦线依次防守5座城市，以淮河为最后抵抗线，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受命坚守淮河。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在台儿庄一举歼灭南下日军。
1938年1月末，淮河阻击战打响。战前，于学忠通告全军：“此次作战，关系民族生存，本军荣誉，凡我官兵，均应上下一致，抱定牺牲决心，敌纵顽强渡河，务应乘其半渡，与敌决斗，以尽军人天职，如有畏缩不前，擅自后退者，军法所在，绝不姑宽。”在得知重要阵地贾家埠是由他的叔伯兄弟于学道防守后，于学忠在电话中对师长牟中珩说：“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这话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此次战斗中，于学道虽身负重伤，却仍坚守阵地，英勇杀敌。尽管与日军相比，无论人员还是装备，于学忠的部队都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坚决不放弃每一寸土地，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在此一战中，于学忠一直在前线坐镇指挥。8天的拉锯战中，五十一军伤亡近7000人，顶住了敌3个师团的进攻，毙伤日军9000多人，将日军阻挡在淮河边上，使其无力北上，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淮河一战，使于学忠和他的五十一军声威大震，赢得了全国军民的尊重。
淮河激战后，于学忠奉命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坚守防线、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任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率部负责垫后。战区的要求是坚持到5月20日，五十一军没有提前一分钟撤退。一直坚守到20日晚8时，于学忠才率部开始撤离，这时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于学忠部曾被敌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之后，部队各自分散，自选路线，分别向确山、信阳集中待命，在河南明港又奇迹般地陆续集结。由淮河出发时全军近2万人，回来仍有1.5万人，除牺牲者之外，没有擅离一人。于学忠因此受到第五战区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1938年6月开始的保卫武汉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役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国民党军队分左、中、右3个兵团，于学忠任左翼兵团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2个集团军、2个军团暨6个军13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参战，在大别山北麓阻挡日军。
1939年1月，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辖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等部。他指挥第五十一军和第八十九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艰难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在鲁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政府加强和重建各级地方政权，维护推行军令政令统一，袭击敌之据点和交通路线，以牵制敌人，伺机主动打击敌人。但由于于学忠非蒋嫡系，使其在山东的处境十分微妙。在国民党内部，他得不到重视；对于八路军，他又心存疑虑；在外部，他又受日伪军的不断打击。抗战以来，于学忠部已遭到重大损失，部队减员，地盘缩小，士气低落，处境十分困难。虽对八路军心存顾虑，但于学忠在山东一直坚持“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的原则，与共产党保持了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李仙洲入鲁后，更使于的势力遭到全面弹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对抗李仙洲等的力量，其唯一的结盟对象只能是一直保持较友好关系的共产党。因此，在反共问题上，蒋介石压他也好，沈鸿烈拉他也好，其他顽固派逼他也好，他都不为所动。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潮中，于学忠一直保持中立，他多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保护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员。
于学忠坚持团结抗战，拒不反共，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强烈不满。1941年夏，沈鸿烈曾收买凶手对其进行暗杀。1943年蒋介石强行调于学忠部出鲁时，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做出决定：对于学忠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礼送于学忠部出鲁”。出鲁后，于1944年3月卸去鲁苏战区总司令等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被蒋介石剥夺了兵权。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8年4月，被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其去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间，等待全国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于学忠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
(刘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