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南（1908—1946），原名郑盛宸，掖县郑家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任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支队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
郑耀南自幼读书，1925年秋考入位于掖县的省立第九中学。在校期间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成为反帝爱国的活跃分子。1927年，郑耀南被推选为省立九中学生自治会主席。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底，在济南爱美中学读书的王鼎臣回家度寒假时，带回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关于建立掖县县委的指示。据此，郑耀南在自己家里召开党员会议，建立了中共掖县县委，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次年年初，县委创办了地下党刊——《红星》，郑耀南任主编，宣传革命和党的主张。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等人叛变，对山东各级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郑耀南被迫流亡北平，继而到达察哈尔，参加了爱国将领吉鸿昌发起的抗日起义。旋而返回胶东，在龙口任掖、黄、招三县硝磺局主任。1933年腊月，郑耀南回到家乡掖县后被国民党当局发觉，于大年初一逃往东北。1934年夏，他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学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5年至1936年上半年，他以党内特派员的身份到抚顺煤矿领导工人斗争。1936年秋复回烟台，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同年12月，胶东临时工委遭到破坏，他再次离开烟台，到青岛、即墨等地寻找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耀南从青岛返回掖县，曾在东北军搞过军运工作的张加洛受山东省委的委派回到掖县，在外地求学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也纷纷回到家乡掖县。1937年10月下旬，掖县县委召开会议，研究组织抗日武装工作，由刚回掖县的张加洛传达了华北会议决议精神，郑耀南讲了话。会议决定：立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郑耀南的提议，张加洛任县委书记。会议决定重新登记党员，按全县党员分布情况建立6个分区委；重新登记枪支，每个区委建立一支半公开性的武装；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会上，郑耀南提议由张加洛起草《华北抗战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文章，发至全县党员。会后，郑耀南把已经停刊的《红星》更名为《民声》，重新复刊。通过《民声》报，县委号召全体党员“反流亡”“反妥协”，为参加游击队而斗争。
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了6个分区委和十几个抗日群众组织。郑耀南以身作则，在北障一带组织起一支“人民抗日义勇队”，队伍很快发展成六七十人、枪支较全的抗日武装。1937年12月底，国民党县长刘国斌秘密逃走。中共掖县县委召开会议，认为国民党政府跑了，共产党必须公开出面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会议决定：把党组织领导的各股武装统一起来，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吸收民众参加抗敌前进队；以各股武装人员和枪的多少派出代表，组成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经过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森堂开会协商，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抗日组织。抗委会由5人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任外交委员。县委取得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入掖县城，委任永春堂药店经理、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刘子容为伪县长，其女婿张延善任伪县政府秘书，组织起伪掖县政府。日军只待了一天就离开掖县，留下二三百人的伪保安队。此外，全县10个区，都有伪区队，每队三四十人或六七十人不等。刘子容依仗伪保安队及伪公安局等权力机构，下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平毁抗日工事，还召开大区联庄会区队长会议，企图控制地方武装和政权。针对刘子容的卖国行径，县委研究确定，以“抗敌锄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并迅速建立军政抗敌政府”为中心任务，利用一切关系争取各区区队，在各乡镇、村落成立自卫团，并在《民声》报上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和《乡村民众自卫组织大纲》两篇文章。县委采取“孤立汉奸，争取区队”的策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争取了第六区队、第二区队、第七区队和其他区队一部分人员，他们都同意接受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参加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人（枪）增至四五百，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掖县县委的艰苦努力工作，造成了刘子容仅守着一座孤城的局势。
3月初，中共掖县县委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二月二”赶庙会之机，组织起义，攻打县城，讨伐刘子容，摧毁伪政权。为了进行武装起义，掖县县委安排了两套班子，做出了起义成功与失败的两套预案。郑耀南等率一部分党员与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进行武装起义；张加洛等另组成一个县委会，率一部分党员潜伏起来；一旦起义失败，郑耀南等率部队转入山区打游击，张加洛留在地方秘密开展工作，以便相互支援。县委和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对起义的部署是：成立攻城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赵森堂任参谋长；派人为内应，半夜偷开城门，引起义部队进城；切断县城对外的电话联系，防止刘子容向外求援。
3月8日晚，各路攻城部队的领导人集结到玉皇顶，郑耀南下达了武装起义、攻打县城、活捉刘子容的命令。各路部队奋勇挺进，很快就将掖县县城的四门围困起来。不料，事先潜入城内做内应的人被敌人发觉后遭捕，加之部队没有炸药和重武器，缺乏战斗经验，致使攻城遇到困难。僵持之中，郑耀南等人对站在城上的刘子容和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劝说他们不要当汉奸，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但负隅顽抗的刘子容等人，只幻想着日军来援，并没有率队归降之意。这时，天已大亮。郑耀南当机立断，派人把刘子容、张延善住在乡下的亲属捉来。刘子容一见，惊得瘫倒在城墙上，张延善则溜下城去。树倒猢狲散，伪保安队长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门。部队攻入县城后，活捉了刘子容和张延善。接着，贴出了安民布告。
起义胜利后，为了防止日伪军卷土重来，经与各方面磋商，成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张冠五任县长。抗日民主政府发布了施政纲领：(一）废除一切苛捐杂税，3亩地以下免征官税；（二）实行平粜抑价，稳定市场；（三）禁止烧酒，奖励粮食生产；（四）实行抗日民主教育，兴办农村小学；（五）对地主、富农、大商号征收爱国捐，减轻人民负担；（六）镇压汉奸，没收其财产。同时决定将起义部队更名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周亚泉任副支队长，赵森堂任参谋长。支队部按照旧制设立八大处：政治处、参谋处、秘书处、军需处、交际处、军医处、军法处、副官处。支队部下设11个大队，每大队设3个中队，还辖特务、侦察、通讯和盐警等直属大队。支队部决定，除直属大队驻县城留守外，其余大队立即开赴划定地区驻防。支队部还在全县贴出布告，申明保卫胶东，保卫家乡，驱逐日寇；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民主政治，完成地方民选；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等6项政治主张。
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掖县县委决定，以原县委委员为基础成立第三支队党委，张加洛任书记，郑耀南负责军事工作。第三支队党委在大队设政治委员，中队设指导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为了扩大武装，第三支队政治处组织宣传队、剧团，出版《抗战日报》（3日刊），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三支队便由攻城时的四五百人发展到三千五六百人，成为胶东地区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改善部队装备和物资供应，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办起了兵工厂和被服厂；筹建了北海银行，发行北海钞票。为了教育和发动群众，又创办了文艺综合性刊物《海涛》。
在抗战工作中，郑耀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他多次说：对别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只要他们不反共，有爱国思想，愿意抗日，不管他们以前的表现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但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和妄图篡夺军政大权的叛逆者，他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毫不妥协。1938年初，国民党平度县党部常务委员张金铭以“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名义，在平度祝沟一带拉起了一支武装，自封为中将。第三支队成立后，张金铭派人到掖县，委任郑耀南为少将支队长，妄图兼并三支队。郑耀南拒绝了张金铭委任后，张金铭纠集招远、栖霞、莱阳等地的国民党土顽武装，于5月6日对三支队发起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消灭三支队。第三支队立即向全队和全县人民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军民彻底击退张金铭的进犯。三支队英勇反击，很快将顽军赶出了掖县。但因三支队武器低劣，一时难以彻底挫败顽军，双方形成对峙状态。5月10日，三支队派张加洛连夜赶到黄县，请第三军和第八支队支援。三军、八支队、三支队组成“胶东抗日联军”，经过近一个月作战，彻底击溃了张金铭部，稳定了胶东局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顽战役结束后，在三支队内部发生了一场国民党顽固分子阴谋发动叛变、妄图篡夺三支队领导权的殊死斗争。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森堂在三支队成立后，利用其参谋长的职权，暗中安插亲信，扩充私人势力。为此，郑耀南等人同他们进行过有理有节的斗争，希望他们改邪归正，团结抗战。但他们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勾结起来，妄图借召开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之机发动叛乱，杀害郑耀南等人，篡夺三支队的军政大权。郑耀南、张加洛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掉这些害群之马。第二天上午，他们以召开三支队部委会议的名义，当场逮捕了赵森堂、王文锋。同时，李勋臣、滕绍武等人分别在城内外逮捕了杨辅庭、王春塘、张显庭和陶印记，并于7月5日将这6名叛乱分子处决。这一事件的果断处理，使三支队及时清除了内患，纯洁了抗日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权。
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自1938年6月起，对山东各地人民抗日起义武装进行了整编。8月上旬，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王文、宣传部长林一山来到掖县商谈第三支队与第三军的合编问题。通过做思想工作，第三支队指战员愉快地接受了整编，正式编为第三军第六十二团和第五十五团的两个营，郑耀南任第六十二团团长。9月18日，第三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11月，第五支队将所辖部队整编为3个旅，下辖5个团，郑耀南任第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
1939年3月，郑耀南与张家洛等人到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延安，郑耀南先是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继而调任军委一局。1941年8月，军委一局和中央社会部合并，郑耀南任该部某组组长。在延安工作期间，郑耀南因重病医治无效，于1946年2月22日病逝。
（田同军）
郑耀南
郑耀南（1908—1946），原名郑盛宸，掖县郑家村人。抗日战争时期任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支队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
郑耀南自幼读书，1925年秋考入位于掖县的省立第九中学。在校期间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成为反帝爱国的活跃分子。1927年，郑耀南被推选为省立九中学生自治会主席。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底，在济南爱美中学读书的王鼎臣回家度寒假时，带回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关于建立掖县县委的指示。据此，郑耀南在自己家里召开党员会议，建立了中共掖县县委，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次年年初，县委创办了地下党刊——《红星》，郑耀南任主编，宣传革命和党的主张。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等人叛变，对山东各级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郑耀南被迫流亡北平，继而到达察哈尔，参加了爱国将领吉鸿昌发起的抗日起义。旋而返回胶东，在龙口任掖、黄、招三县硝磺局主任。1933年腊月，郑耀南回到家乡掖县后被国民党当局发觉，于大年初一逃往东北。1934年夏，他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学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5年至1936年上半年，他以党内特派员的身份到抚顺煤矿领导工人斗争。1936年秋复回烟台，任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同年12月，胶东临时工委遭到破坏，他再次离开烟台，到青岛、即墨等地寻找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耀南从青岛返回掖县，曾在东北军搞过军运工作的张加洛受山东省委的委派回到掖县，在外地求学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也纷纷回到家乡掖县。1937年10月下旬，掖县县委召开会议，研究组织抗日武装工作，由刚回掖县的张加洛传达了华北会议决议精神，郑耀南讲了话。会议决定：立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郑耀南的提议，张加洛任县委书记。会议决定重新登记党员，按全县党员分布情况建立6个分区委；重新登记枪支，每个区委建立一支半公开性的武装；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会上，郑耀南提议由张加洛起草《华北抗战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文章，发至全县党员。会后，郑耀南把已经停刊的《红星》更名为《民声》，重新复刊。通过《民声》报，县委号召全体党员“反流亡”“反妥协”，为参加游击队而斗争。
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了6个分区委和十几个抗日群众组织。郑耀南以身作则，在北障一带组织起一支“人民抗日义勇队”，队伍很快发展成六七十人、枪支较全的抗日武装。1937年12月底，国民党县长刘国斌秘密逃走。中共掖县县委召开会议，认为国民党政府跑了，共产党必须公开出面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会议决定：把党组织领导的各股武装统一起来，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吸收民众参加抗敌前进队；以各股武装人员和枪的多少派出代表，组成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经过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森堂开会协商，成立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抗日组织。抗委会由5人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任外交委员。县委取得了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入掖县城，委任永春堂药店经理、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刘子容为伪县长，其女婿张延善任伪县政府秘书，组织起伪掖县政府。日军只待了一天就离开掖县，留下二三百人的伪保安队。此外，全县10个区，都有伪区队，每队三四十人或六七十人不等。刘子容依仗伪保安队及伪公安局等权力机构，下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平毁抗日工事，还召开大区联庄会区队长会议，企图控制地方武装和政权。针对刘子容的卖国行径，县委研究确定，以“抗敌锄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并迅速建立军政抗敌政府”为中心任务，利用一切关系争取各区区队，在各乡镇、村落成立自卫团，并在《民声》报上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和《乡村民众自卫组织大纲》两篇文章。县委采取“孤立汉奸，争取区队”的策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争取了第六区队、第二区队、第七区队和其他区队一部分人员，他们都同意接受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参加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的人（枪）增至四五百，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掖县县委的艰苦努力工作，造成了刘子容仅守着一座孤城的局势。
3月初，中共掖县县委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二月二”赶庙会之机，组织起义，攻打县城，讨伐刘子容，摧毁伪政权。为了进行武装起义，掖县县委安排了两套班子，做出了起义成功与失败的两套预案。郑耀南等率一部分党员与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进行武装起义；张加洛等另组成一个县委会，率一部分党员潜伏起来；一旦起义失败，郑耀南等率部队转入山区打游击，张加洛留在地方秘密开展工作，以便相互支援。县委和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对起义的部署是：成立攻城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赵森堂任参谋长；派人为内应，半夜偷开城门，引起义部队进城；切断县城对外的电话联系，防止刘子容向外求援。
3月8日晚，各路攻城部队的领导人集结到玉皇顶，郑耀南下达了武装起义、攻打县城、活捉刘子容的命令。各路部队奋勇挺进，很快就将掖县县城的四门围困起来。不料，事先潜入城内做内应的人被敌人发觉后遭捕，加之部队没有炸药和重武器，缺乏战斗经验，致使攻城遇到困难。僵持之中，郑耀南等人对站在城上的刘子容和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劝说他们不要当汉奸，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但负隅顽抗的刘子容等人，只幻想着日军来援，并没有率队归降之意。这时，天已大亮。郑耀南当机立断，派人把刘子容、张延善住在乡下的亲属捉来。刘子容一见，惊得瘫倒在城墙上，张延善则溜下城去。树倒猢狲散，伪保安队长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开城门。部队攻入县城后，活捉了刘子容和张延善。接着，贴出了安民布告。
起义胜利后，为了防止日伪军卷土重来，经与各方面磋商，成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张冠五任县长。抗日民主政府发布了施政纲领：(一）废除一切苛捐杂税，3亩地以下免征官税；（二）实行平粜抑价，稳定市场；（三）禁止烧酒，奖励粮食生产；（四）实行抗日民主教育，兴办农村小学；（五）对地主、富农、大商号征收爱国捐，减轻人民负担；（六）镇压汉奸，没收其财产。同时决定将起义部队更名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周亚泉任副支队长，赵森堂任参谋长。支队部按照旧制设立八大处：政治处、参谋处、秘书处、军需处、交际处、军医处、军法处、副官处。支队部下设11个大队，每大队设3个中队，还辖特务、侦察、通讯和盐警等直属大队。支队部决定，除直属大队驻县城留守外，其余大队立即开赴划定地区驻防。支队部还在全县贴出布告，申明保卫胶东，保卫家乡，驱逐日寇；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民主政治，完成地方民选；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等6项政治主张。
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掖县县委决定，以原县委委员为基础成立第三支队党委，张加洛任书记，郑耀南负责军事工作。第三支队党委在大队设政治委员，中队设指导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为了扩大武装，第三支队政治处组织宣传队、剧团，出版《抗战日报》（3日刊），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三支队便由攻城时的四五百人发展到三千五六百人，成为胶东地区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改善部队装备和物资供应，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办起了兵工厂和被服厂；筹建了北海银行，发行北海钞票。为了教育和发动群众，又创办了文艺综合性刊物《海涛》。
在抗战工作中，郑耀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他多次说：对别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只要他们不反共，有爱国思想，愿意抗日，不管他们以前的表现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但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和妄图篡夺军政大权的叛逆者，他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毫不妥协。1938年初，国民党平度县党部常务委员张金铭以“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名义，在平度祝沟一带拉起了一支武装，自封为中将。第三支队成立后，张金铭派人到掖县，委任郑耀南为少将支队长，妄图兼并三支队。郑耀南拒绝了张金铭委任后，张金铭纠集招远、栖霞、莱阳等地的国民党土顽武装，于5月6日对三支队发起突然袭击，企图一举消灭三支队。第三支队立即向全队和全县人民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军民彻底击退张金铭的进犯。三支队英勇反击，很快将顽军赶出了掖县。但因三支队武器低劣，一时难以彻底挫败顽军，双方形成对峙状态。5月10日，三支队派张加洛连夜赶到黄县，请第三军和第八支队支援。三军、八支队、三支队组成“胶东抗日联军”，经过近一个月作战，彻底击溃了张金铭部，稳定了胶东局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顽战役结束后，在三支队内部发生了一场国民党顽固分子阴谋发动叛变、妄图篡夺三支队领导权的殊死斗争。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森堂在三支队成立后，利用其参谋长的职权，暗中安插亲信，扩充私人势力。为此，郑耀南等人同他们进行过有理有节的斗争，希望他们改邪归正，团结抗战。但他们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勾结起来，妄图借召开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之机发动叛乱，杀害郑耀南等人，篡夺三支队的军政大权。郑耀南、张加洛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掉这些害群之马。第二天上午，他们以召开三支队部委会议的名义，当场逮捕了赵森堂、王文锋。同时，李勋臣、滕绍武等人分别在城内外逮捕了杨辅庭、王春塘、张显庭和陶印记，并于7月5日将这6名叛乱分子处决。这一事件的果断处理，使三支队及时清除了内患，纯洁了抗日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权。
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自1938年6月起，对山东各地人民抗日起义武装进行了整编。8月上旬，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王文、宣传部长林一山来到掖县商谈第三支队与第三军的合编问题。通过做思想工作，第三支队指战员愉快地接受了整编，正式编为第三军第六十二团和第五十五团的两个营，郑耀南任第六十二团团长。9月18日，第三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11月，第五支队将所辖部队整编为3个旅，下辖5个团，郑耀南任第二十一旅旅长兼掖（县）黄（县）蓬（莱）三县警备司令。
1939年3月，郑耀南与张家洛等人到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延安，郑耀南先是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继而调任军委一局。1941年8月，军委一局和中央社会部合并，郑耀南任该部某组组长。在延安工作期间，郑耀南因重病医治无效，于1946年2月22日病逝。
（田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