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迈步黄河岸边，
浊浪滔天向我呼唤，
祖先的历史象黄河万古奔流，
载着多少辛酸，
多少愤怒，
多少苦难。
…………
五大卷的东明历史文化丛书编撰工作完成，定名为“黄河的记忆”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看到这厚重的大书样稿，
我不由地想到、朦胧地听到那首流行已久的歌曲《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黄河是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见证，
是北方大地上中国民族历史的见证,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见证。黄河沿岸的炎黄子孙经历的许多历史变迁,已进入历史的时空中，
唯有那“浊浪滔天”的黄河从古到今，奔流不息。所以，黄河如果有“记忆”，那么在她的“记忆”中存留着我们生生不息的
“祖先的历史”。黄河从青海发源地流经九省，流经无数个城市、乡村，绵延近万里流入大海，黄河的有关“记忆”不仅时间
悠久，而且地域广阔。黄河关于东明的“记忆”虽然仅只是局部地区的，但局部中蕴含着总体，个别中蕴含着一般，东明地区
这个“局部”、“个别”也体现着“黄河文化”的一般性质。辽远而丰富的“黄河的记忆”显然不限于沿黄的一个县域的历史
文化，不限于豫鲁交界处的山东省东明县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无疑的，东明的历史文化包含于“黄河的记忆”之中。东
明的历史文化也“是”“黄河的记忆”的组成部分，也“属于”“黄河的记忆”。由此，这套丛书定名为“黄河的记忆”，也
有其很大的合理性。
这套东明历史文化丛书的名称要扯上“黄河”，还因为东明自古及今，无论行政区划有何变化，是置邑设县还是归属郡国、
州府、省市有变，这个区域都陪伴和厮守着黄河。黄河以它的博大、宽广、仁慈哺育着这个地区的人民，而且以它的凶猛甚至
暴虐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灾难。世世代代的东明人靠黄河航运、打渔、灌溉、治沙灌淤，获得农林牧渔的丰收，同时，黄河
暴溢、堤溃坝决又使“黄泛区”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于是“治黄”、抗洪、筑坝修堤，永远是这个地区劳苦大众额外的苦役
与地方官吏份内的职事。这也正像开头所引那首歌里所唱的“祖先的历史万古奔流/载着多年辛酸/多少愤怒/多少苦难！”.历
代的东明人“身居黄河边，心系黄河水”。“心系黄河”不仅是亲近黄河、热爱黄河，而且包括惧怕黄河与憎恨黄河。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中永远蕴含着和谐与对立,东明与黄河的关系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东明人以“黄河儿女”自豪,又以“黄
泛区灾民”、“滩区难民”自卑，“不到黄河不死心”并非褒扬黄河，“跳进黄河洗不清”更有对黄河的贬义。东明人与黄河，
就是这样“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东明人回望昨天，反思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到，东明地区的生产、
生活、劳动、创造，东明人的习俗、信仰、语言等，都与黄河密切相关。黄河本是自然的河流，但它是那样长久地、深入地、
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东明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所以，黄河不仅是东明地区历史文化的“见证者”，同时又是这个地区历史生活的
“参与者”。黄河“参与”了东明地区历史文化的活动，无论在这种历史文化活动中黄河的历史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当
东明地区的人民“集体回忆”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这“回忆”不仅应是站立在黄河岸边的“回忆”，是有关“黄河”的回忆，
而且那万古奔流的黄河也参与这种“回忆”了。
二
“回忆”是激发、调动、搜集人的“记忆”.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人的记忆会随着时光流逝而遗忘。一个地区的历史
文化也会随着时事变迁、社会成员的不断故去、史料的泯灭缺失而逐渐“失忆”。新的村庄、城镇不断在建设、在规划，“现
代化”元素缓慢地或快速地渗透到、进入到这些还很不发达的地方，以至于生活在当今，村庄里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
人，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善于“口述历史”的人，也不知道或说不清楚自己的村庄缘何而名，王姓缘何而来，李家缘何而去，
张氏祠堂何时建造，赵家砖楼何时消失。那数不清的禁忌、习俗、规矩多已不被恪守，或虽然恪守也早已不知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那样。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摧毁力度很大，速度很快。儿童手中的变形金刚早已替代了泥娃娃，肯德基、麦当劳似
乎比杂面窝头口感更好，各式真伪外国品牌的皮鞋、旅游鞋已代替妈妈做的千层底布鞋……我们为现代文明的光临喝彩，同时，
我们又时时禁不住为往昔伴随我们生活过的那些“传统”东西的消失而扼腕叹息！时代在变，生活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
远在他乡的人“常回家看看”或不常回家看看，常常有“不知何处是故乡”之感。一个外国哲学家、艺术家提醒现代社会的人
们，要反思、要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现代人处在一个变化迅疾的时代，处在现代文明的步步威逼之
中，时常忘了“我是谁”，忘了“我从哪里来”，以至于产生“我到哪里去”的迷惘。这些都根源于当代社会的“遗忘症”，
即“失忆症”。这套历史文化丛书，“黄河的记忆”，就是基于或已发生或要发生的“群体失忆”而编撰的，是要激发群体的
“回忆”而变成永久的“记忆”，以使东明的历史文化不因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湮没消失。搜集史料，“留住记忆”，如实叙写，
“立此存照”，这应是这套《黄河的记忆》丛书的基本目的。
三
东明县的这部“黄河的记忆”大型历史文化丛书，在编撰理念上体现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前瞻眼光和担当精神：突
显文化，尊重历史，强调真实，重视溯源，全面搜访，细大不遗。在学术文化界，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对文化
传统的反思越来越深刻。但在基层，在非文化、学术、艺术部门，尤其在县域范围内，人们的“文化自觉”还远远不够。一些
地方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着眼于经济、发展旅游等。自觉的文化意识应体现在全方位地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把自
然与文化联系起来，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关注人的“文化生态”，把眼光不仅投向未来，而且注重回望历史，关注文化遗
存。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与评定，显示了人类对自身所依存的自然及人类创造的历史
文化遗产的珍视。东明作为黄河流域的一个小县，除了傍着一条世界知名的大河，似乎并没有太多能引起世人关注的地方，从
层次上看较多属于“草根文化”。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它的“一般”和“平常”,也正是其具有“文
化标本”价值的原因。
丛书的主持者和编撰者既重视物质文化、又重视非物质文化，以通达的“文化眼光”审视东明地区历史文化，摒弃那种狭
隘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从丛书定位和出发点上说，既不是搞“忆苦思甜”，也不是搞“忆穷思富”；既不是专门写东
明人民的浴血革命史、艰苦创业史，也不是专门编名人英雄谱，写先进模范传。对自己的过去，不是一味地写颂诗、赞歌，而
是真实地、客观地、不加褒贬地、具体地搜寻和叙写历史的遗存和还存于人心中的久远的记忆。一座村庄的形成，一座农家院
的变迁，一个族姓的迁留，一座祠堂的存废，一件农具的打造，一件玩具的制作，一种习俗的固守，一种祭祀的传承，一个游
戏的流行，一首儿歌的传唱，一方碑石的刻立……。在这些具体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遗存中，彰显着黄河的历史，凝结
着古老的文化，蕴含着先辈的智慧，寄托着祖先的梦想与希望。编撰者所遵循的原则是保存鲜活，不拒琐细，如实叙写，不加
讳饰。
那些旧石磨、大轱辘车、老年画、顺口溜、土游戏等“老物件”、“老规矩”、“老说法”的宝贵，就在于它们的古老，
在那里边还保留着我们先辈生活的信息。这些历史的遗存是启发和激活我们进行“集体回忆”的“活化石”。在其古拙中显示
着生动，残破中述说着沧桑，发黄中透露着古老，琐碎中蕴含着真实，细节中表现着丰富与鲜活。一旦回忆者、讲述着、编撰
者进入那历史的“语境”中，人们便会感受到历史时空的渺远与深邃，感受到文化积淀的层累与厚重。在这种“场域”中，我
们就不再会站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立场”，操持歌颂与批判的“武器”，把握判分光明与黑暗的“标准”。人类的物质文化
与非物质文化是层积叠累地创造出来的，是“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出来的。任何历史遗存，都有其来龙去脉，都有其变
化发展，都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由此不能不深切地体会到黑格尔所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也就是说，任何在现实中存在或存在过的东西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任何具有合理性的东西都会在现实中存在。人创造了文化，
又在文化中生存。无所不在的文化现象显示着人的生存状态，显示着人生存的正当性、合理性，也显示出人生存的某种荒谬性。
东明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显示着这个地区平民大众的生存状态，显示着中国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平原文化、
乡村文化、农耕文化和儒释道融合的思想文化的一般特性。人们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深刻的启示。
四
东明县举全县之力编撰这套历史文化丛书的过程，历时两年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考察活动，是全县干部民众参与、
投入的“寻根”活动；是调动激发全体民众回望历史、追溯往古、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集体反思活动。从考
察、审视自己居住的村庄、自己一家一姓的由来开始，展开了一种“集体回忆”“口述历史”的“群众运动”。由“群体的无
意识”到民众的“文化自觉”，其意义远远超过编成一套书本身。这种“群众运动”，由县政协主持和发动，县委、县政府全
力支持，有“官方”的性质，但不是“运动群众”。不是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强迫每人编多少首大跃进民歌，不是像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人人被胁裹进“文革”洪流中，一夜间写多少大字报、大标语，而是自觉地“我参与，我回忆”，“我回忆，回忆我”：
回忆“我”的家庭， “我”的族姓，“我”的老辈儿,“我”的村庄，搜寻村里的老物件、旧纸片，在座谈中、对话中共同回
忆那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有一首著名的儿歌歌名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其实这次文化活动也是听老辈儿“讲那过去的
事情”，每一个贫困或富裕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过去，每一个知名的大村镇或不知名的小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爷爷”和“老
辈儿”见多识广，对“老辈儿的事儿”记忆犹深，更何况还有许多一肚子墨水的“乡村博士”本来就能说善写，具有“文化情
结”。谁家还有一辆四轮大轱辘车，村里那台旧花轿放在哪儿，谁家有明代尚书的遗物，谁家有清朝拔贡写的字迹。那老对联
上的词儿，老年画上的人儿，村民百姓都记得那么清楚。不要说我们都把过去遗忘。“群体记忆”的屏幕一旦被打开，记忆的
碎片一旦被链接、整合，就是一幅生动、具体、鲜活、完整的有关东明的“黄河的回忆”。
东明县政协所主持的这项《黄河的记忆》编撰工程，是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之际
所进行的东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东明县从上到下,全体民众参与了一次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思想解放活动、“文
化启蒙”活动，经历了一次“反思自己，回望历史，体认文化”的过程。无数次的村庄寻访、座谈，类似于文化学家、社会学
家、民俗学家的“田野考察”。平民百姓自觉参与的“群体回忆”、“群体口述”活动，显示了他们的真诚与热情，流利的乡
村土话和标准的东明方言道出了“前朝旧事”,捧出了“乡村古董”。这不是专家教授的“学者沙龙”,也不是高层云集的“高
峰论坛”。但这“乡村沙龙”和“草根论坛”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草根文化”、“乡村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何况乡村文化、民间文化也包含着官方文化、上层文化的因素。平民百姓在解放思想、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如实
道来”，既承认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进步与发展，又不会按照特定的需要大讲假话、空话、套话、官话，不会把困难时期村民因
饥饿浑身浮肿死人无数而大讲生活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不会把“文革”期间的七斗八斗胡批乱斗十年折腾民不聊生说成“文
化大革命，一步一层天”。祖上传下来的旧文书、旧物件在过去会被视为“变天账”，今天拿出来则被认为是祖上的光荣和后
辈的自豪.人们怎样认识昨天那些购粮证、粮票、布票、“公共食堂”饭票呢?怎样认识那些土地证、社员证、红卫兵证、“造
反宣言”呢？睹物思旧，其中的亲切感与陌生感并存，幸福感与苦涩感并存，真实感与荒诞感并存.“百年沧桑几人见,三十年
河西又河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难言对错，难分雅俗，难判革命与反动。认识了，就是进步；记住了，就是财富。
回顾历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东明编撰《黄河的记忆》，其意义与价值并不限于几本书本身；其意义也不限于我们当代人的理
解。也许经过许多年，人们会更深刻更真切地认识这套书的价值。
五
关于这套丛书的动议、策划、主持与编撰，我是远距离的旁观者，也是部分的参与者。我越来越感到，这项工程规模巨大，
意义重大，东明前所未有。我支持这项工程，但又力所不及。我大致了解这项工程启动与进行的过程。
大约三四年前，东明县政协主席杨芳相同志到京，与我专门谈，想在东明的文化建设方面做点事情，做点大一些的、有意
义的事情：东明900多个村庄，大村小庄，有穷有富，百家之姓杂居，世代子孙相守，应该有一部“村庄志”或“东明村落”，
以志其事；还应把东明现能见到的文物、文献及能回忆起来的史事、民俗、艺文等搜集起来，整理汇编。其后，前一届东明县
政协主席程宪芳同志受杨芳相主席之托，又专门来京谈上述设想，论论具体方案。程宪芳同志在位时已支持和主持编撰过一本
《东明民俗》，颇受赞誉，曾在山东省获奖，对编东明历史文化丛书热心并有信心。还有更前一届政协主席袁书堂同志也很支
持此事。三位主席都是地道的东明“本土干部”，对东明故土情深，又对东明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全面认识。已
经退下来的两位主席全力支持杨芳相主席的工作，这就使丛书的编撰有了主心骨。此后，我与芳相、宪芳、政协秘书长殷文修
等多次电话交谈或面谈，逐步明确丛书编撰的定位、性质、思路和目标等，丛书的轮廓逐步清晰。
此项工程得到东明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肯定。县委书记刘鲁同志、县长王卫东同志等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表示要从组
织、人员、资金等方面全力支持政协作好这项工作，县委、县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及各乡镇全力配合，这为丛书的编撰提供了保
证。我为家乡领导的聚正气、办大事、办好事、重视文化建设的精神所感动。这项包括四卷七册、数百万字的丛书的编撰，是
由一个县“自发”立项启动的，没有上级的具体布置安排，当然也不会有上级资金支持和工作检查；这项“文字工程”，不像
搞仿古建筑，或修广场盖大楼，造成“视觉形象”，能作为“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以显示政绩。但家乡的党政领导、县
政协的同志正是靠一种前瞻意识，“文化自觉”与担当精神，支持和主持这项工程。还有：与其他地区比较，在历史文化方面，
除了近些年历史、文化界对庄子故里在东明逐渐有较明确的认识外，东明既缺少更多声明显赫的历史名人，也并非特别重大历
史事件的发生地；既缺少像曲阜三孔、平遥古城、徽州民居、王家大院等那样古老的建筑文化，也没有特别知名的物产与特产。
改革开放以来，东明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迅速，但也并不是全国、全省的知名强县。东明面积、人口都属
中等，正像东明地处平原一样，东明似乎一切都较“平常”。但东明的领导认识到，这种“普通”“平常”地区的历史文化，
正具有历史文化的普遍性、代表性。并且，乡村物质文化积累本来薄弱，保护历史文化的意识淡薄，最容易在现代文明的冲击
下逐渐丢失和泯灭。挖掘和抢救乡村的历史文化，正是改革开放后这一代人的天职。丛书工程的支持者和主持者意识到自己的
历史责任，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有力的措施，实施这项工程，这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在这项工程的启动和实施中，杨芳相主席作为主持人，以其黄河汉子的魄力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着一个强有力的班子，
进行扎实的有成效的工作。他上下协调，仅为此事就数次到京，就编撰的目标、方案作总体思考与商讨，他还下乡镇、下村庄
亲自参加座谈搜访。在此期间，他曾遭遇重伤，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就又带病投入工作，又两下北京，就编撰和出版事宜奔走。
前政协主席程宪芳本来就是爱思考善写作的“笔杆子”，他协助芳相同志具体实施丛书工程，从分卷分册到各卷大纲细目的安
排，从材料的搜访写作到文字反复修改，从执笔撰写“前言”到出版事宜，发挥了中坚骨干作用。更前一届政协主席袁书堂先
生已年过七十，为这项文化工程的完成不遗余力贡献智慧和力量。我的中学老师王中奇先生也年过七旬，他以儒雅的风度、深
厚的学养、干练的文字著称，为丛书的纲目、文字把关、审改校改竭尽全力。各分卷编者寻玉兰、乔廷思、吴玉峰、李鹏举、
杨洁、陈银生、段增聚等及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多是我熟悉的师长、朋友，还有我熟悉的政协秘书长徐文修同志，都是
各尽其责、各献所长、默默奉献。在各乡镇参与此工程的主事者及编写组的成员，其中也有我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的奉献
精神和出色工作也让我深受感动。
我是一个从东明走出来的惯常“舞文弄墨”的人，从山东到北京，一直与家乡东明有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东明启动一项
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丛书编撰工程，虽不是我之职事，但责无旁贷，为丛书我提出过许多想法、建议，其中定有许多不妥之处。
感谢家乡的信任，此项工程即将完成，我也松了口气。丛书的主持者约我写一篇序，我也愿就此项工程谈点看法、感想。匆匆
草成如上文字，请各位指正。愿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蒸蒸日上，愿家乡的父老乡亲、师长朋友生活幸福，身心健康！

刘守安
草于北京—登封—菏泽—北京
2009年8月6日至8月12日
（本序作者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北京
书法协会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
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