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及民国初期，财政均为中央集权制，地方收支采用统收统支的办法。后因受
战争影响，财政体制名存实亡。
1940年抗日县政府建立后，实行自筹自集，分散经营的办法。1945年，采用统收
统支办法。
1948年，财政收入全部上交，支出据实向冀鲁豫第五专署财政科报销。1952年，
直接报省财政厅。
1953年，县开始建立总预算，原乡镇财政并入总预算内。按体制规定：工商各税
及农业税等大宗收入全部上缴；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牌照税、契税、其他收入
作为县级财政收入。
1954年，管理体制改为固定比例，划税分成，支出包干。东明县的固定收入为印
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车船牌照税、契税、企业事业收入及其他
收入， 全部留给地方。固定比例收入为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县级得47%。1956
年， 改为营业税、所得税、债款收入，县分成40%，其余未变。1957年，又改为流通
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县分成20%，农业税、债款收入县分成40%；此外留县部
分增加一项利息所得税。
1958年，管理体制为固定分成，调剂分成，以收定支。即按照核定的年度预算，
以固定收入和统一比例分成收入抵充支出之后，不足之数由调剂比例分成解决。地方
工业收入为县的固定收入。统一比例收入有：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利息所得税、
屠宰税、 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农业税、债款收入及其他收入，县分成57%；商
业收入为调剂比例收入，县分成10%。
1958年下半年，实行两放（下放人员、下放资产）、一包（包财政任务）、三统
（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资金管理）的办法。县对公社的财政收支也采取分项计
算，统一上交，支出划定项目，包干结余留用的办法。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出现
了高指标，浮夸风，提出：“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曾一度把国家财产与公社
财务混为一谈，结果出现“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内贫富队拉平，粮财物互
调，不讲经济核算，经营管理混乱，财务上出现“吃大锅饭”的偏向。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即“十二条”）。为执行中央指示，挽回不良影响，以财政部门为主，组织县、社
有关部门，经过多次算帐，终于将平调的粮、财、物基本算清。根据“平调谁的退给
谁”的原则，将平调财物逐级兑现退赔。总共退赔款299.5万元。
1959～1961年，财政管理体制采取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一年一定的办法。规定：
凡县内各项税收和由县管理的企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除附加及自筹外，都作为地方
预算收入；凡属地方财政性的各项支出，均作预算支出，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地
方总额分配比例，比例一年一定。当年核定东明县比例为36%。1960年为29%，1961年
为70%。超收部分按同一比例分配。
1962年执行的是1958年上半年管理体制。
1963年，实行核定比例，总额分成的办法。按照体制规定：收支挂钩，核实总额
分成比例，超收部分按同样比例分成，收入任务完不成，按比例减少地方收入的应自
筹平衡。
1968年，改为“收支两条线”。1971年改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1972年，又规
定省对县实行分成，不搞包干。1974年，实行“固定比例收成”，超收另定留成比例。
支出由上级分配核算指标，包干使用。1978年，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1980
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改之“分灶吃饭”。除工商税收全部
上交外，其余各项全为县级收入、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上级按上年决算的基数给
以“定额补助”。县里根据收入和补助“量入为出，留有余地”，自筹平衡。
1981～1985年，财政管理体制，除改工商税收全部作地方收入外，其余和1980年
体制办法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