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暨孙膑故里研究综述
鄄城县孙膑研究会
孙膑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军事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一样被认为是“兵学圣典”，其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国度，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膑兵法》中“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必攻不守”的积极战略，“巧妙造势”的灵活战术，“以人为贵”的治军原则，以“道制胜的”军事哲学，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军事战略家从中吸取到了伟大的战略思想，军事指挥员从中学到了战役战术方法，哲学家从中看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经济学家从中发现了古代军事经济思想的萌芽，管理学家从中追溯到了现代系统论、控制论的渊源，语言学家从中领略到了高超的修辞艺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孙膑及其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十分缺乏，进展缓慢。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孙膑兵法》竹简的发现，是对孙膑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竹简证明，《孙膑兵法》确有此书，孙膑也实有其人，从而让后人分清了孙膑与孙武、《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区别，结束了史学界近千年来的争论，相继出现了多种《孙膑兵法》的注释本。
1988年4月，在山东省菏泽召开桂陵之战遗址论证会，确认桂陵之战发生在今菏泽牡丹园一带。这是对孙膑研究的第二个突破。会议期间，一些专家对孙膑故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多次向菏泽地区社科联的负责人提出：鄄城、郓城一带流传孙膑的很多传说，可能是孙膑的故乡，要组织人员认真调查，找出可靠的材料。山东大学王先进教授也曾向菏泽地区、鄄城县的领导写信，认为孙膑故里在鄄城的可能性很大，希望组织人调查，开展孙膑及其故里的研究。
在史学界专家的关心和支持下，菏泽地区社科联自1990年起组织人员先后在郓城、鄄城一带进行全面调查。经过近一年调查研究，在郓城未发现有关孙膑的任何有价值的材料。1991年3月始，调查重点转移到鄄城东部一带，中共鄄城县委、县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有关乡镇的干部群众积极配合。中共鄄城县委及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到一些孙氏居住的村庄进行调查，走遍了鄄城东北部数十个以孙字命名的村庄，许多孙姓人都说是从孙老家迁出的。6月初，寻访到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此村位于鄄城东北20公里处，是一个2300多人的大村，95％的人姓孙，村内至今尚保存有清代建成的家祠，祠堂中有一副撰于清康熙年间的对联：“右立宗两千年家声未坠，古鄄分支六十世祠庙犹存。”祠堂中安放着孙氏先祖的灵牌，灵牌正中安放着“周齐国军师晋封左丞相始祖孙公讳膑号伯灵暨苏夫人之神主”，每逢年节，附近孙氏族人都来此祭祖。经反复耐心的工作，孙氏族谱保存人孙志一献出了珍藏多年的《孙氏族谱》和《孙氏家祠序》。《孙氏族谱》修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孙懋昭在谱序中写道：“膑字伯灵者，本居山左鄄邑黄河故道之边，曾辅政于齐，与田忌将军并肩齐名，官居军师，建功立业，为齐之栋梁，后安家于此，定名为孙老家，世代脉脉相继。”《孙氏家祠序》作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序载：“始祖孙公讳膑，字伯灵，曾佐齐威王，官居军师。因诞生于兹，后世遂建家焉，名孙老家也。”族谱与家祠序明确指出：孙膑乃孙氏始祖，孙老家是孙膑故里。
《孙氏族谱》被发现后，地县领导人非常重视，中共菏泽地委于1971年7月9日至12日在菏泽召开“全国孙氏族谱暨孙膑故里研讨会。”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田昌五、安作璋、高敏、朱绍侯等参加了会议。中共菏泽地委副书记丁宗山、地区人大工委主任于法杰、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潘兴玺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上，60多位专家、学者听取了家谱保存者的介绍。会议首先从族谱记载的历史事件、世系脉络等方面，断定《孙氏族谱》的可信性，认为该谱所提供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是有历史根据的。其次，根据史料，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围绕孙膑故里这一中心，重点从4个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证。
第一、从孙老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上论证孙膑的出生地。《史记》载：“膑生阿鄄之间。”阿，即东阿，在今阳谷县东北；鄄，即古鄄城，在今鄄城北部的旧城镇。《孙氏族谱》载：孙老家“处于水之右”，“山左鄄邑。”水，古水名，是战国时黄河的一条支流，汉代消失，大体位置在今鄄、郓两县交界处。孙老家居其右，距今鄄城东北20公里，专家指出，此地正属于阿鄄之间，这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孙膑的出生地是完全相符合的。
第二、从族谱碑文记载中分析论证孙膑是孙氏的始祖。专家、学者从4个方面进行了考证：其一，《孙氏族谱》中的两篇序言和《孙氏家祠序》中都明确记载：孙老家的来历，是因孙膑诞生于此，故定名孙老家。其二，两个史料皆记载：“孙膑辅佐齐威王，官居军师，与田忌将军并肩齐名，建功立业，为齐之栋梁。”这与史书记载孙膑的生平是相符合的。其三，家庙对联曰：“右立宗两千年家声未坠，古鄄分支六十世祠庙犹存。”从战国中期孙膑始，到清初修复祠庙时，已有2000余年，60余世，这与历史时间是相吻合的。其四，族谱中记载孙膑字伯灵，孙氏祠庙中供奉孙膑的神位记载孙膑的夫人是苏氏，这在史料中是前所未有的，但在孙老家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族谱和家祠序中的记载以及孙老家历来延续的供奉传统来看，专家、学者认为孙膑为孙氏的始祖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第三、从孙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考证孙膑故里的久远。族谱序言和家庙碑文不仅记载了孙膑的生平事迹，而且还记载了孙氏家族在历史事件中的变迁情况，专家、学者逐一进行了分析考证。一是孙膑生于“水之右，为孙氏居住点”。可见此村历史之悠久。二是在五代时期，“孙氏被李晋王掠去”，安之山西洪洞。李晋王指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争夺黄河流域的统治权长期混战。《资治通鉴》载：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八月，“晋王自引兵掠郓、濮(鄄城)而还，循河而上”；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率兵攻占濮、郓、曹三州，大肆抢掠，孙老家孙氏就是在这时被李晋王掠去山西安之洪洞县的。三是孙氏“因避金季之乱，复回山左古鄄孙老家”。金朝末年，蒙古族驱兵攻金。山西处于战乱之中，孙氏为避兵灾，又复迁回孙老家旧址，重建家园。四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派林凤翔、李开芳率精兵2万从扬州出师北伐，在天津受阻。次年又派援军，到达山东境内，在临清被清军打败，退至鄄城孙老家一带，当地居民又难免遭受战乱之灾，《孙氏族谱》在这次战乱中部分遗失，当在情理之中。专家、学者认为孙氏家族在历史事件中的变迁情况，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孙老家历尽沧桑，毁而复建，几经演变，在战国立村，是孙膑故里不谬也。
第四、从孙氏的繁衍情况考证孙老家是孙氏家族的大本营。《孙氏族谱》明确记载，从战国中期至今从孙老家先后分支迁移的村庄，仅分布在鄄城、郓城、范县、华县、阳谷一带就有近百个，从孙膑开始繁衍至今，世系排列76世。专家、学者从时间上推算，孙氏家族的世系繁衍与完整的孔氏族谱世系排列大体上是一致的，人口的衍续与历史的发展相符合。
同时，专家、学者还对在孙老家一带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作为孙膑故里的旁证，也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会议经过多方论证，得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孙膑出生在孙老家，孙老家就是孙膑故里。并一致认为，《孙氏族谱》的首次问世，是继1972年临沂银雀山《孙膑兵法》竹简出土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孙膑及其故里提供了极为珍贵可靠的资料。
会后不久，郓城县孙楼、孙林等地也发现了《孙氏族谱》，于是个别研究者对孙老家是否为孙膑故里产生了疑问。郓城的两本《孙氏族谱》，一修于清康熙七年(1698)，一修于1951年。两谱试图证明孙膑故里在郓城孙楼，并声称这一带就是战国古邑廪邱。其实，廪邱古邑在今郓城西北30公里，鄄城东北17.5公里许的宋楼乡孙花园以西(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3-44页)，而孙楼在郓城西南15公里，在鄄城东南22.5公里，在鄄郓公路南6公里，安能说它处于古廪邱境？《史记》载：“膑生阿鄄之间”，其地理位置又怎能与其相符呢？郓城县令氏在康熙七年重修的《孙氏族谱》中考证云：“余略其所近，详其所由来，按孙系周康叔为卫上卿以字为氏，望出太原。”周康叔，是周文王的幼子(姬封)，这分明是属于姬姓世系中的孙氏，又怎能与孙膑扯在一起？《孙姓家世小行》的作者李长庆，与孙氏是交往甚深的老世交，李氏“捧谱展阅，知主人先世为邢侯遗黎”。“邢”指周初之封国邢国，姬姓，侯爵，为周公后裔的封国，于公元前635年为卫国所灭。“侯”，为古代封爵之一。“遗黎”与后裔为同义语。由此观之，郓城之孙氏本出自姬姓孙，与孙膑后裔之世系乃南辕北辙。至于刘××撰文称：“刑邢古通用”，而“侯”字即是对古代士大夫之间的尊称，犹言“君”，进而断言“‘邢侯’遗黎，即泛指孙膑后裔，顺理成章，无复可疑”。查各种志书及历史典籍均无“邢侯即孙膑”的记载，不知刘先生此说出自何处。孙楼的孙氏族人用明代兵部右侍朗孙时致仕后，皇帝钦命孙氏建林的“圣旨”作为证据，其茔联云：“左瞻东鲁，细阅祖德希孔圣；右视西岐，历数宗功效周王。”其实这恰恰说明郓城孙楼之孙氏非孙膑后裔，实为姬姓孙无疑。
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调查，我们终于发现了清顺治十一年(1655年)由鄄城县孙老家孙氏族人孙大儒等纂修的家谱，最终解开了孙膑故里之谜。
顺治年间的《孙氏族谱》，主要材料来源于明代就已有的族谱。明代族谱因明末战乱大部散失，孙氏族人才“极搜罗遗文，详稽宗派，成序家谱”。族谱序言载：“吾始祖讳膑号伯灵者，曾为齐威王军师，因功晋封左丞，诞生于兹，后世丁繁众多，故定名为孙老家，世代冠裳簪缨代不乏人。”顺治《孙氏族谱》不仅明确了孙膑故里为孙老家，还指出附近郓城、巨野一带孙姓并非全是孙膑后人。
谱中记载的孙膑墓地，与现在所发现的孙膑墓地的记载也是非常吻合的。谱中称“相传膑祖及夫人苏氏葬在水西岸里许”。为了搜集更为确凿可靠的史料，我们沿古水进行多方考察，于1991年夏，在鄄城县宋楼乡孙花园附近挖掘出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9年)重修亿城寺石碑。此碑因磨损严重，有些字已不甚清晰，然“(孙)膑墓址深邃”却清晰可辨。该村东小河过去是水故道，亿城寺原址在村北1公里，北魏时兴建，到清代仍香火不断。解放后寺虽已被毁，但最后一代和尚觉立仍健在，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亿城寺前，有孙膑墓，相传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孙膑逝世日)，孙膑族人仍在此设坛祭祀。孙花园至今尚存孙膑著书馆”故址，相传孙膑晚年曾隐居在此，专事著书授徒。
此后，于9月至11月间，又先后在孙花园、孙老家发现孙膑画像和孙膑传影。孙花园的老农民孙学义献出的孙膑画像，是孙膑站像，绘在粗棉布上，布宽1.15米，长2.27米，为双幅缝合，画像身高1.7米，右上角写“始祖孙膑”，左下角撰“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孟冬戊辰”。在孙老家发现的孙膑传影，在粗棉布上绘制，布长2.2米，宽0.93米，为双幅缝制，影高0.73米，四周为黄绢镶边，孙膑端坐在车上，背景为远山近树，浓淡相宜，绘画技法娴熟，衣文、勾脸、景物的点线都很清晰。上篆“始祖膑公传影”，下注“大明万历年岁次乙卯端月”。
孙膑有关资料的相继发现，引起了史学界专家、菏泽地区和鄄城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山东省文物局关天相、台立业、蒋英距、由少平等考古专家，对族谱、画像、碑刻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鉴定。鉴定报告确认，族谱的年代是可靠的，传影实为明代作品。
1992年元月，中共菏泽地委召开“孙膑故里规划建设论证会”。省内外从事史学、文物、建筑、地方志、旅游、文学创作的近70位专家再一次认真分析了所发现的资料，一致认定，孙膑故里为鄄城孙老家，千年历史悬案终于解开。同时各位专家学者还就孙膑故里规划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92年8月鄄城县成立孙膑研究会，继续开展孙膑研究工作。编写了《孙膑初探》(王忠美、周方林主编)、《孙膑故事集》(刘起朝主编、周方林编审)两书，撰写了一批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省、地级报刊上发表。
国内外史学界、新闻界对孙膑故里的发现非常重视。军事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专家亲自到鄄城进行实地考察，日本、台湾、香港和全国一些重点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相继到鄄城孙老家、孙花园参观考察，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后的孙膑及孙膑故里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中肯的指导。日本、东南亚各国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新闻机构都作了大量的报道；国内各大报纸和中央、省电台、电视台也都做了报道，中央电视台大型系列专题片《孙子兵法》、“大京九”系列片，都为孙膑故里拍了专集，中央电视台国际部还制作了5分钟的专题新闻片对外播放。中央、省的领导同志彭冲、赵志浩等以及张爱萍、杨得志、杨成武、王平、张宗逊、陈士榘、伍修权等90余位老将军也纷纷题辞祝贺。
孙膑故里为鄄城孙老家的历史事实已为史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孙膑后裔所接受认可。截至1995年已接待台湾孙膑庙、三修堂、悟道宫宗教界及孙膑信徒5000多人，江苏、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孙膑后裔认祖归宗或谒祖恳亲代表团200多人次。
孙膑故里探析
安作璋朱亚非
(一)
孙膑是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其价值已为举世公认。它不仅用于军事战略上，而且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出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不详，孙膑故里何在，一直是令后世研究者们难以解开的谜。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文物的发现，孙膑故里之谜终于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
最近，在山东省鄄城县相继发现有关孙膑的主要文物资料有：
1、在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先后发现两部《孙氏族谱》。一为清顺治十年(1674)写成，一为清光绪九至十一年(1883-1885)写成。两谱均有孙膑故里的记载。族谱成书年代已经文物专家鉴定无误。
2、在鄄城县宋楼乡孙花园村发现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的亿城寺碑。碑文虽已残缺不全，但“右水堡之阳……膑墓址深邃”字样仍清晰可见。在亿城寺前不远处尚保留孙膑土墓一座，墓前供有孙氏族人祭祀用的石香炉。
3、孙老家和孙花园两村先后发现收藏于民间的“孙膑传影”和“画像”两幅。前者孙膑端坐在双轮椅车上，背影为高山丛林。影像绘制在粗棉布上，布长2.2米，宽0.93米，影高0.73米。右上角篆书“始祖膑公传影”，下面是“大明万历岁次乙卯端月”的绘制时间。后者是孙膑画像，原为族人举行祭祖时用。布宽1.15米，长2.27米，画像高1.7米。左下角写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孟冬戊辰”几个正楷字。
4、在孙老家村发现明初建的孙氏家祠。该祠堂经过几次翻修，但基石和立柱仍是明代材料。祠堂面积70平方米，正中供奉着孙膑牌位，上书：“周齐国军师晋封左丞始祖孙公讳膑号伯灵暨苏夫人之神主”。两边是孙膑后世名人的牌位。祠堂里还有一副清康熙年间写的对联，上联是“右立宗两千年家声未坠”，下联是“古鄄分支六十世祠庙犹存”。
5、在孙花园村至今还保存着孙膑著书馆遗址。相传孙膑在桂陵之战后不久，就主动要求弃官归乡，专事著述。原著书馆房屋早已荡然无存，后来孙氏后人在原址建2米高小平房1间，内设孙膑牌位，小房外还有石制香炉2个，以供后人祭祀。值得一提的是该村房屋和街巷建造布局别具一格，似通非通，十分奇特，村里人说是仿照《孙膑兵法》中九宫八卦阵的布局建筑的，从祖辈一直延续至今未变。
(二)
通过以上实物的发现及随后进行的认真调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鄄城孙老家一带，就是孙膑故里。
首先，我们从两部族谱所记载的内容分析。清顺治年间，由县丞孙大儒等主编的《孙氏族谱》在序言中写道：
“吾祖膑号伯灵，为齐国军师，因功晋左丞，诞生於兹，后世繁衍众多，故名孙老家，世代冠裳簪缨，代不乏人……吾族姓实孙武之裔膑祖之后，膑子胜，胜子盖，盖子知，知子念，念子长丰次益，益子卿，卿子凭，凭以下无传……知孙孚为五十四世，各分支绵衍，簪缨相继，为显姓……吾族先曾有家谱，遭明季乱离遗失无存，迄今未经续修……搜罗遗文详稽宗派成序家谱。”
这段序言为孙大儒所写，后面还有与孙大儒同修家谱的族人孙兆元的一段话：
“……只知四十八世岳祖、四十九世，宋末复徙山左，安居右故地遗址，明末遭李闯兵灾，族谱损失数页，祖以下四世不知，只知孙孚为五十四世，各支分派另立村焉。故本支立环祖为一世，瓜瓞绵衍，缨相继遂。”
光绪年间的《孙氏族谱》有许多内容来自于顺治年间的族谱，孙膑六十五代孙孙懋昭和孙懋赏于光绪九年(1883)和十一年(1885)先后作序，其中孙懋昭序言中称：
“膑字号伯灵者，本居山左鄄邑黄河故道之边，曾辅政於齐，与田忌将军并肩齐名，官居军师，建功立业，为齐之栋梁，因安家於此，名为孙老家。世代脉脉相承。传至五代，我孙氏被李晋王掠去，安之晋洪。传至岳(指孙岳)祖，因避金季之乱，复回山左古鄄孙老家，因其地古路深沟合聚，遂定名为孙古路沟。”
以上两部族谱均言明孙膑故里在鄄城孙老家。并认定孙膑及其后人自战国至五代后唐时，均在此繁衍生息。五代时，由于战乱，全族被掠去山西。此事可从史籍中略见一斑：五代初，朱温的后梁政权与山西李克用政权互相争战不息。鄄城属后梁势力范围。但在梁贞明四年(918)八月，晋王(指李存勖)“自魏州如杨刘，引兵略郓、濮(今鄄城)而还，循河而上，军於麻家渡”。(《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到923年，李存勖又一次率兵东进，攻掠濮、郓、曹三州，大肆掳掠。鄄城孙膑后人就是在这段时期被掳掠到山西去的。
大约三百年后，蒙古政权兴起，自1211年起，成吉思汁亲率蒙古军主力南下攻金，战事自山西向河北、河南蔓延。蒙古军为压迫金朝投降，所到之处，大肆杀掠。几年后，金朝就丢弃了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凭借黄河天险又苟延残喘了几年，直到1234年被灭亡。在这个阶段，由于战乱，山西、河北一带大批人民南迁。孙膑四十八代孙岳为避战乱，携家人迁回山东鄄城老家自在情理之中。族谱中除了记载的两次迁徙与历史吻合以外，所记载明末和清咸丰年间两次因战乱导致族谱失散之事与历史事实也相符合。顺治族谱称原谱曾在明末乱离时失散。李自成起兵之后，长时期活动在河南、陕西两省。与河南相毗邻的鄄城也深受影响。自明崇祯十三年(1640)起，活动在曹州一带的农民军首领马应试聚众万余，攻城掠地，处死许多明官吏豪绅，给邻近几县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鄄城孙氏在当地是一大族，所受农民起义的冲击是理所当然的，族谱失落应为常情。光绪年间族谱序言中记载：“咸丰四年，洪秀全之乱，我伯祖讳汉水者，怀谱逃至红船东北侯潭村前被害焉，谱遂失散于兹，越数日知已晚矣，全本四卷，已失其二，仅存后两卷，破坏超半，前两卷仅存数页……。”据史书记载，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随即派林凤祥、李开芳两将率精兵2万从扬州出师北伐。在天津受阻后，洪秀全又派出援军声援。次年春，援军路经鄄城，与清军发生激战，当地又受战乱之灾，孙氏六十四代族长汉水外出避难中途亡故，以致造成族谱损失严重。族谱中这些记载，与历史是完全相符的。从中也可得出，孙氏至少从明代起已有族谱。
其次，从《孙氏族谱》所记载的孙膑后裔延续代数看，与历史也是相符合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孙武即死，后百余岁有孙膑。”《旧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有：“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邑於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髌(膑)……。”从上述史料可见，孙膑是孙武孙辈或重孙辈。他后来辅佐齐威王(前356-前320)是战国中期。在《旧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已标明自孙膑到唐末孙伯礼已传至三十七代。四十八代孙岳是13世纪初人，距孙膑约1500年，从孙伯礼至孙岳中间缺十一代，时间为300年，这段时期，恰是孙氏家族被李存勖掳掠到山西的时候。时至今日，孙老家孙氏已延续到七十八代，从孙氏族系发展来看，基本上符合约三十年传一代的规律。族谱中，对孙岳以后各代长门记载都比较详细。顺治年间的族谱提到：“因该谱损失数页，祖(孙)以下四世不知，只知到孙孚为五十四世，各支分派另立村焉……。”经过孙氏后人调查补写，到光绪年间《孙氏族谱》完成时，已把从四十八代孙岳至五十四代孙孚中间这几代长房传人调查清楚。以后各代相承，记载完备，成为一部很完备的家谱。另外，在光绪《孙氏族谱》的附录中，还详细记载了孙氏后裔自五十二世至六十五世向周围各省、府、县、乡迁徙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孙膑后代的分布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再次，从鄄城孙老家一带目前已发现的实物分析，也可得出孙膑故里鄄城说是言之有据的。在这些实物中，有在孙老家之北3.5公里的孙花园村发掘出的明代嘉靖年间重修亿城寺的一块残碑。亿城寺建自北魏，以后历代加以翻修，每年香火不断，最盛时驻有僧人500多人。直到解放后才拆毁。1991年，该村居民在村后亿城寺旧址附近发掘出一批战国时期的铜戈、铜箭头、齐刀币等文物，并发掘出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重修亿城寺残碑一块，碑高2.7米，宽0.9米，碑文中记载了当时重修亿城寺的情况。由于年岁久远，风蚀日晒，碑文中的字大多已辨认不清，但“……右水堡之阳，旧有驿城寺……膑墓址深邃”等字仍隐约可见。现年已80多岁的原亿城寺僧人觉立谈到：亿城寺原名驿城寺，相传为孙膑归隐故里后，齐国一些文武要员仍前来拜访，为食宿方便，便在此建一驿站，后又在驿站的基础上建造寺院。觉立和尚还谈到，过去每年清明和八月十八日(孙膑忌日)，孙姓族人要在亿城寺前一里许的孙膑墓前设棚祭祀，主持祭祀活动的必须是亿城寺内孙姓僧人。因此，孙氏家族中每代须有一人进寺为僧，觉立本人就是进入寺院为僧的孙氏后裔。对于孙花园发现的那张孙膑画像，就是举行祭祀时所用的像。在孙老家、孙花园等孙氏为主的村落，祭祖时间与其它村落亦不同，不是选在七月初一、十月初一，而是定在八月十八日，正是纪念其先人孙膑的忌日。当地民谣有：“始祖升天，八月十八，男不成亲，女不戴花。”在已发掘出的原亿城寺石柱上，还刻有落款为“大明正德八年(1513)八月十八日”的孙氏家族捐款修寺的名单，盖与祭祀孙膑有关。从孙膑墓安葬在亿城寺附近推断，孙膑故里应在此一带，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有落叶归根意识，死后自然不会安葬于远离自己故乡的地方。
在孙老家村发现的孙膑坐像，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画像上书“大明万历岁次乙卯端月(即万历七年，公元1597年)”。从传影所用的粗棉布及镶边的绫子等材料看，当属明朝制品，与画像中题写的年代相符。但从上面的篆书看，似乎是明代人根据以前的传影仿制的。据传影的保存者老农民孙纯武回忆，这幅像是其祖父在40年以前亲手交给他的，在交像时，曾叮嘱：“这是咱孙家老祖先，是祖传下来的，要保存好并世代传下去。”
最后，从鄄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孙膑故里也符合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提到：“膑生阿鄄之间。”春秋战国时期，阿邑在今阳谷城东北约20余公里处，鄄邑约今鄄城县北15公里处的旧城，为齐国最西之边陲。两城相隔约70公里。这一带范围包括今鄄城、郓城、梁山、阳谷和河南范县、濮阳等县的部分地区，该地区自春秋以后即属于齐国范围。如《史记·赵世家》有：“赵成侯五年(前370年)伐齐于鄄”之记载。齐威王曾指责阿大夫“自子之守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鄄，子弗能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到战国末年，即墨大夫还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使泰，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战国策·齐策》)在谭其骧先生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明确标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疆域均包括今鄄城。孙老家在今鄄城县城东北20公里处，距古鄄邑约30公里，距古阿邑60公里，恰好处在阿鄄之间这个地理位置上。
在两部《孙氏族谱》中，还多次提到水这条河流。如顺治族谱称“宋末复徙山左，安居古故地遗址”，光绪族谱首页对联称“右立宗两千年家声未坠，古鄄分支六十世祠庙犹存”。，亦称雍，水是一条古代河流，在《尚书·禹贡》中有“雷夏即泽，沮会同”，《元和郡县志》写道：“唐时犹有雍水在雷泽县西北，会同沮水流入夏泽。”夏泽在今菏泽市东北部，原是一小湖泊，现已干枯。古代的水实际上是黄河一小支流，现已不存。今天孙花园前尚有小湾，此地农民仍称为水河故道。判定孙老家在水河道之西是能成立的。
(三)
孙膑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战国时期，他身任齐国的军师，曾亲自指挥了与魏国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他的足迹遍及于齐、魏交界的鲁西南地区，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遗迹和传说，因此使史籍记载本来就简略的故里更加扑朔迷离。很长时间以来，大多书籍都认为孙膑故里是今聊城地区阳谷县。阳谷说的由来，最早可追溯于明代万历年间大学士于慎行主编的《兖州府志》。该书说：“孙膑营在(东阿)县西南五十里，史传膑生阿鄄之间，疑即其地。”但于慎行并没有肯定孙膑故里在阳谷，仅仅作为一种推测而已。最近已有学者认为，孙膑营是孙膑在桂陵之战中为引诱魏军而设置的军营。在阳谷境内，除孙膑营和桂陵之战时孙膑摆的迷魂阵遗址外，至今尚未找到能够判断孙膑故里的有力佐证。
前段时期，有人写了一本《孙膑故里新考》的小册子，提出孙膑故里郓城说，广泛印发，其主要依据：一是目前郓城境内存有孙膑的种种传说，如清宣统《濮州志》记载：“邑之东南七十里水堡镇，有牛舔碑……相传孙膑曾流憩于此，为其牛所舔，至今其痕犹存，然日久剥落，字不可辨。”(卷一·续古迹考)。此外，郓城境内也有“孙膑营”等村落和迷魂阵遗址。牛舔碑之说，纯系神话传说，所谓孙膑营等遗址，与阳谷县同，故不足为据。其二是郓城县孙楼孙林等孙姓居民为主的村庄也找到了两部《孙氏族谱》，一为清康熙年间写成，一为1951年写成，两谱皆有孙岳的记载，并且孙氏后人墓葬大都在孙林，因此认为孙膑故里应在郓城而非鄄城。但是，经过对该谱稍加分析，就发现有许多问题难以自圆其说，仅举康熙年间《孙氏族谱》下面一段话为例：
“乐善认(孙氏)，吾郓阀阅巨族也，愚父子慕其品行高洁，相与交善……迨捧谱展阅，知主人先世为刑侯遗黎，靖康之际，其初祖避金乱，徙居廪邱，迄今历年五百余。”
持郓城说的人认定“刑侯”二字即指孙膑，刑，即孙膑在魏国所受的刖刑，侯泛指有地位的人。这种说法毫无依据，不能因孙膑受刑而称为刑侯，至今尚不见任何史书中有称孙膑为刑侯的记载。西周初年，周公之子封于邢国(今河北)，为姬姓后代。康熙年间《孙氏族谱》还有：“按孙氏系周康叔后，为卫上卿，以字为氏，望出太原。”康叔是周武王之子，封于卫，他的九世孙惠孙曾任卫上卿，遂以字为姓氏，邢国国君与卫国国君同为周文王后代，同属姬姓，血缘关系一脉相承，因而族谱认为郓城孙氏是邢侯后代或卫康叔后代均是可信的，符合历史事实。很明显，与鄄城孙氏的始祖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孙姓除了卫康叔的后代人外，还有楚国由姓、苏姓转为孙姓的，如孙叔敖；再有一支就是齐国的孙氏，如孙武及其后代孙膑。在菏泽地区，历史上这三支孙姓都有后裔存在。在顺治年间《孙氏族谱》中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如：
“郓城县武安集，孙家林孙姓者，相传为吾支迁出，但古谱失传，当为细询查方知。”
“相传孙林虽讹传为次支迁出，但其中有顺德迁来一支，须等查证。”
“巨野县孙姓甚著，虽旧有行辈，因其谱有孙叔敖之传，并未与其接修，也须细询。”
从上述可见，在顺治年间，孙膑后裔就对郓城、巨野孙氏起源持慎重态度，孙楼的康熙《孙氏族谱》则明确揭示了郓城孙林等孙氏其祖先是卫康叔后代而非孙膑后代。但是由于三支孙姓在千余年的历史中交错相居，来往密切，为壮大家族声势需要，在编写家谱时缺少认真考察分析，把同姓说成是同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鄄城顺治年间《孙氏族谱》的发现和经过对一些史料的考察论证，对孙膑故里之谜的认识逐渐深入，终使同姓不同宗的真相大白。
在郓城发现的《康熙族谱》的序言中，有一句话谈到孙氏祖先有“苏门长啸扬鸾凤之音者”，主张郓城说的人据此认定是指孙膑娶苏秦女儿为妻之事。众所周知，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史记·苏秦列传》中提到他“东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而一些野史也记载了孙膑同样曾师事鬼谷先生，于是就有人推测二人既然是同学，两家联姻应在情理之中。但此种说法如细加推敲，显然难以成立。且不说在历史上两人是否为同学，仅就他们活动年代来看，二人是否相识就令人生疑。孙膑主要活动于齐威王时期(前356-前320)，苏秦主要活动于齐王时期(前300-前284)，现已知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2年，而苏秦死于前284年，已时隔58年之久，据此判断，二人活动的年代应距40年左右。从时间上看，孙膑在齐国大显身手之时，苏秦恐未诞生，即使已出生，也是一稚童。再过20年，苏秦生一女，其长到十七八岁出嫁，又是将近40年。从辈份上分析，孙膑至少比苏秦之女长三辈，根本不是同时代人。苏秦如何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孙膑呢？孙膑的夫人确姓苏，但历史并无记载是苏秦的女儿或与苏秦有关。这传说仅见于民间艺人毫无科学性的演唱，也许因为孙膑、苏秦都是战国时期的名人，把他们拉在一起更具传奇色彩而已。退一步讲，即使孙膑与苏秦有同师关系，但“苏门长啸”这句话也与孙膑、苏秦毫无关系。这句话源出自《太平御览》卷五七一，原文是：“阮籍少时，游苏门，有隐者，籍对之长啸，苏门生莞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啸，是当时的一种口技，魏晋时期文人中十分流行。可见“苏门长啸”这句话并非讲的战国时期之事，最早只能追溯到魏晋时期，与孙膑活动年代已相隔600年之久，更与孙膑与苏夫人的婚姻毫无关系。
研究历史，特别是从事历史考证，是一项严肃的任务，既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又要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如果仅凭道听途说、传说或演义进行推测就匆匆得出结论，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会贻误后人，给研究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通过大量事实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孙膑故里应在鄄城县。但由于二千多年来地理、地貌环境的变化，历史上的孙老家与今天的孙老家村也很难说建在同一方位上。所以，如果严格和科学地下一结论，应判定孙膑故里在今天的鄄城县孙老家一带为宜。
鉴定孙膑画像浅谈
关天相
(一)开头的话
菏泽专区为考证战国中期伟大军事家孙膑的故里，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元月，召开过两次全国性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历史资料和古迹文物的论证会。第一次论证会我未能参加，只参加了第二次的论证会。我在这次会中主要鉴定了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绘制的《始祖膑公传影》。下面就谈谈我对这幅传影的看法。
(二)孙膑和《孙膑兵法》
孙膑的名字大概从西汉时期就无人知道。因为膑是一种刑法的名称，孙膑是孙子受刑之后的称呼。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五》里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於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归齐后，先为田忌门客，后经田忌荐之齐王为军师，救赵、救韩、败魏而杀庞涓，擒魏太子申，为齐立大功，扬名天下。故《史记》云：“……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於是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魏果去邯郸，与齐战於桂陵，大破梁军。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於齐。齐使田忌将而往……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乃砍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果夜至砍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这是太史公据史料而写成的正史，但未写出孙膑受刑前的名字。至於《孙膑兵法》连魏武帝曹操都未曾见过，史见於《汉书·艺文志》；在《隋书·经籍志》里就没有《孙膑兵法》了，这书从东汉以后一直失传了1700多年，因而《孙膑兵法》成了古佚书。所以，后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孙膑是否有无此人，尚在两可之间；而《孙膑兵法》似乎没有此书，而是只有《孙膑兵法》(吴孙子)13篇一书，不相信《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孙膑兵法》(齐孙子)有89篇、图4卷的说法。但在1972年4月於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了竹简兵书4种，其中不仅有《孙子兵法》，还有《孙膑兵法》以及《六韬》和《尉缭子》。由此可见，《孙膑兵法》确有是书了，因而孙膑也是确有此人的。
(三)孙膑画像的依据
人物画是我国绘画中发展较早的一种。目前出土的人物画是战国楚墓里的夔风美女图和《驭龙图》帛画。人物都是勾勒、平涂着色的，应算是目前我国最早人物画作品。此后，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各个时期都有墓室中的壁画人物故事，多是比较质朴的人物画。至若传世的名作如：《女史箴图》传为晋顾恺之所作，似为唐人所摹；《明皇合乐图》、《步辇图》、《簪花仕女图》、《高逸图》等均为唐朝画家的作品；又以五代时期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最为精到。至於宋、元、明诸朝代的人物画的作品，多得不胜枚举。总之我国早期的人物画多为描写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此后又发展为佛、道人物画，最后才发展到世俗人物画。以上不论是文人画家，或是宫廷画家，他们的绘画技法都不是这张《始祖膑公传影》绘画技法的源流。那么，画这张传影技法是属於哪种流派的呢？我认为这种人物画的技法来源於元--明以来的小说插图的“绣像画”。
孙膑的画像是没有祖本的。在汉画象石上是有许多历史人物，如帝王有夏禹、纣王、文王、成王等，圣人、名臣有孔子、老子、周公、管仲、蔺相如等，诸侯有秦始皇、齐桓公、吴王、赵王等，武将有廉颇、李牧等，刺客有专诸、荆柯、聂政等，孝子义士有丁兰、王祥、闵子蹇、朱明、程婴等，历史故事有荆柯刺秦王、二杰杀三士、管仲相桓公等，就是没有如《东周列国演义》书中的“孙庞斗智”等故事。其原因在於汉画象石都是东汉的作品，当时已对孙膑的存在怀有疑问，所以没有出现这方面的故事，因而《膑公传影》是没有祖本，而是作者的创作。
(四)绘制的时代和作者的身份
上面探讨了《传影》的依据。这里就具体的问题，来看看它的绘制时代和作者的身份。从绘画技法上来看，是像一位画小说插图“绣像画”的画家，这类画家多半也是绘制庙宇殿堂壁画的工匠画家。他们不仅会画，甚而还会泥塑神像，装修殿宇。从这幅《传影》来看，这位画家的技法熟练，线条圆熟，布景详到，所画车辆更富装饰气息，题字也似一气呵成。题字篆书近似明晚时期风格，应是这时的一位画神像的好手。
以上是从绘画技法来探讨作者的身份和时代的，让我们再从画幅的质地上找一找证据。这幅《传影》是画在白棉布上的。用白棉布做画是从何时开始？为此，我们必须从种棉谈起：我国种棉是在南宋末期，由黄道婆倡导起来的。先在南方，后在北方。我省种植棉花，确切的年月找不到材料，但可断言，必定较南方诸省晚十几年或几十年；可能在元朝中叶时期。因为平阴于慎行主持纂修的《兖州府志》里，就提到兖州一带种植棉花的事。当时棉花是贡品，在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里还出土了两块棉布。一块是棉布单，长295厘米，宽103厘米，另一块是棉布巾，长196厘米，宽55厘米。说明了明初时的棉布同丝绸和金玉同样珍贵，因此才给鲁王陪葬。这两块棉布质地都很细密，同画《传影》的棉布质地相似，而《传影》的棉布长202厘米，宽93厘米。虽然三块棉布的宽度不同，正是说明当时棉布织机，还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织成的布匹就不会一致了。
在棉布上作画，我没有见过明朝以前的实物，也没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就我在1954年於梁山斑鸠店程氏家祠内，看到过一张题为《虞国公程知节像》，年款是大明弘治八年(1496)。比这张《传影》(明万历七年1579)早84年。是画在白棉布上的，但是用石色全部涂了底子，并且描金勾粉的；可惜尺寸记不得了，似与《传影》的宽幅差不多。此外，山东省博物馆还存有两张没有年款的画象，是平原回民马家的祖像，服饰衣冠都是明代装束。由此可见，画祖像、神像、家堂轴用棉布应是从明朝开始的。因此可以断言这幅《始祖膑公传影》确为明代画工的作品，正与孙老家的孙氏家祠建於明代吻合，是无可置疑的。
(五)结束语
关于以布作画，在佛、道方面都有，他们做道场时，挂的《水陵画》(神像)多半是用布画的。此外，在抗日战争之前，济南还有画神像--菩萨、财神以及家堂神轴的，其中也有用布作底来画的。只是晚期布画都用了洋布(即铁机织成的)，与早期棉布是木机织成的不同。由此可见，以布作画是取其坚实，便于悬挂和收存。用于画神像，当是民间的最好的选择，为此，我所见的布画，正是此类作品。
鄄城孙老家《孙氏族谱》鉴定意见
该谱是多次抄本合订而成。按纸质及抄写字体断代：谱序是民国初年抄录；族谱起首及分谱若干页共约二十余页是清初抄写，其余是清末民初抄录。附王生《请假与归杂咏四首》诗一页，似为康熙时期所作。另有碎页谱序三张，应为嘉道抄本。
关天相台立业蒋英炬由少平
1991年12月27日
古廪丘考
安国
近来又有孙膑故里在廪丘之说，并进而认定廪丘即今郓城县之水堡。孙膑故里是否在廪丘？可以姑置不论，而古廪丘即今郓城水堡之说，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符，不可不辨。
廪丘，春秋时本为卫邑，后属于齐。《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齐大夫乌余以廪丘奔晋。是齐得廪丘之后，以与乌余，故乌余始能以之奔晋。又《左传》哀公二十年(前475)公会齐人于廪丘，二十四年(前471)鲁大夫臧石率师会晋伐齐取廪丘。是廪丘复归于齐，旋又为鲁所得。说明春秋时，廪丘曾先后属卫、属齐、属晋、属鲁，为四国争夺之地。至于战国，据《史记·六国年表》，齐宣公五十一年(前405)田会以廪丘反。又《赵世家》敬侯三年(前384)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以上记载说明战国时廪丘仍属齐邑。联系孙膑生平及其指挥的桂陵之战(前355)、马陵之战(前342)，其出生时间当在公元前384年赵齐战争前后。桂陵之战时，孙膑约在三十岁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廪丘在今何处？有的人认为廪丘在今郓城，非也。据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郓城县条下云：“隋开皇中置廪丘县，在郓城西四十五里，侧近卑湿，城居小阜。诗云：‘胡为乎泥中？’盖黎侯寓居之处。今县西廪丘陂中有古城，去古郓城四十许里，地居污下，其为汉黎县城甚明。近《志》误以为古廪丘，盖不知隋置廪丘于此也。古廪丘尚在其西三十里许，不在县境。”这就是说，今郓城县境西四十许里廪丘陂中的古城，乃汉黎县城，亦即隋之廪丘县城，并非古之廪丘，古廪丘尚在其西三十里许，不在郓城县境。
那么，古齐廪丘究竟在今什么地方呢？叶圭绶认为：“齐廪丘当在今范县东南。《魏志》廪丘有左伯冢。《寰字记》左伯桃墓在范县东南五十里新安村。县东南义城寺(东南)有左伯桃墓。县旧《志》羊角城一名义城是也。(新《志》以为不知何据？此因羊［角哀］、左［伯桃］高义以名其城耳)。”说明廪丘、左伯桃墓，新安村、义城寺均在一地，或十分靠近，过去曾属范县，而今则属鄄城。
又，清嘉庆十四年范县知县唐晟修《范县县志》云：“水堡东南九里有廪丘陂，新安村即义城，在水堡北五里，此陂即郓城廪丘陂。隋于其内汉黎县故城置廪丘县。”按：前已述及，此廪丘县乃隋所置，非古廪丘，古廪丘当在水堡北五里新安村即义城寺一带，现属鄄城县。今鄄城县李胡同村(即新安村)有“范县古义士左伯桃墓碑”，亦为古廪丘在今鄄城县境内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