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与唐尧陵考
崔介
鄄城县志办公室嘱我写一篇关于尧与尧陵的文章。鄄城一带是尧舜遗迹较多的地方，湮没已久。值此改革开放之机，考证表彰，使若干遗迹恢复旧观，使人景仰，并载入县志，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涉及问题较多，能引起大家讨论，也是好事。
一、唐尧所处的时代与环境
唐尧虞舜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正处在父系家长制氏族部落联盟濒临解体的时代。那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不同于殷(商)时代，已有地下发掘的甲骨文字可以证明。《山海经》上写的，也只是春秋以来，经过战国多人辑录的古代神话传说。上古史所记载的历史传说和某些神话传说，虽然有很大区别，但都可以反映出当时历史的影子。时代愈近，历史的传说愈近于真实。例如：殷墟文字未发现之前，对殷(商)历史的文字记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并没有当时的记录可资证明。殷墟文字不仅证明了殷(商)世系古籍的记载基本正确，还发现了后人不知道的英雄人物，如妇好等。春秋战国以及西汉人拟作的古代传说的书，即使互有抵牾，也总会从中反映出上古历史的影子。例如《礼记》是西汉人采录先秦典籍编定的。《礼运》篇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一段记述，固然反映了儒家的理想，也透露出传说中父系氏族公社的影子。
《书经》据说是周代史官采集传闻写成的记录，其中《尧典》说：“汤汤洪水方割，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轲的弟子们写成的《孟子》一书，也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这几段记载，反映了当时水患的严重程度，也正是尧联合各氏族部落同自然作斗争的大环境。
二、唐尧的来历与影响
古史传说：尧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世，舜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五世，这与《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三十世，都是无可稽考的传说。中华民族认同炎帝、黄帝是大家的共同祖先，是合乎道理的。但是，一定要像《世本》、《帝王世纪》那样，把每个人都编进世系里，就违反了氏族部落发展、联合、斗争、融合的历史规律。
我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氏族联合部落首领炎帝，活动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地带，从事农业，号神农氏。所以炎帝可能是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其后裔有烈山氏部落，再后有共工氏部落，其子后土，能平九土，治水成功，奉为社神，“九有”、“九土”实际是九个氏族、九个地方。“九州”之说，也可能来源于共工部落的九个氏族。“四岳”称九州之险，说明是共工部落的外围地区，四岳姜姓，发展为齐、吕、申、许。古羌人的一部，曾东下到今山东地方，更多的散布在陕、甘、青、藏及四川、宁夏广大地区，称为氐羌或羌戎。
当夷人(夷族)和羌人的一些氏族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时，有些氏族部落从北方发展起来，黄帝即是他们想象中的祖先。传说黄帝率以野兽为图腾(族徽)的六个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南下黄河流域，同炎帝(族)、蚩尤(夷族)作战，胜利后发展为二十五个氏族，在黄帝后裔的十二姓中，有的已和夷人中的一些氏族同姓，互相融合了。黄帝的后裔，还有一些是戎狄，后来融为华夏族南下，有些留在原地。《史记·匈奴考》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黄帝的后裔陶唐氏，祁姓，其所以称陶唐氏，可能是在今鲁西南陶地一带发展起来的一个氏族，为避洪水又到今河北中部唐地，《夏书》说：“唯彼陶唐，有此冀方。”《史记·集解》韦昭注：“唯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张晏说：“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其中一支曾迁到山西汾水流域，后裔建立唐国，为周成王所灭。还有一支继续南下到汉水流域，其后裔也建立了国家。河南西南部有唐县，1914年改为唐河县；湖北随州市有唐城镇；丹江自淅川境南流由丹江口入汉江，是他们活动的遗迹。所以有尧子丹朱伐三苗到丹水的传说。
以上记载说明，尧是黄帝族的后裔，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炎帝族、夷族融合了。这便是唐尧的来历。
关于尧对后世的影响。《尧典》说，尧“钦明文思，允恭克俭，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论语·泰伯》说：“子曰：在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帝王世纪》说：“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墨子》说：“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太平御览》说：“韩子曰：尧之王天下，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剪，采橼不断，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庄子》说：“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人欣欣然，人乐其性，”“尧观于华封，华封人曰，嘻，愿圣人富寿多男子，尧说：多男多惧，多富多事，多寿多辱。”《吕氏春秋》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孟子》答咸丘蒙问“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时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上述记载说尧以钦、明、文、思四德以安其民，尊敬让人，德化达到四方，感动了上上下下，任用贤人，亲睦所有氏族，使各个部落协和，风俗改变。尧功德伟大，不干涉人民生活，人民安居乐业，尧衣食住行都很节俭。尧死时，百姓像死了父母，三年不举乐。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尧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的，特别是儒墨两家对他最为尊崇。《书经》起于尧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但对氏族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制度，墨家宣扬为唐虞揖让是不存在的，也为当时儒家特别是孟轲所反对。总之，炎帝与黄帝并称，唐尧与虞舜并称，都存在着民族融合的痕迹。他们都是民族融合的神圣人物，影响深远。
三、尧葬谷林的左证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而不说尧葬何处？为此梁玉绳在他的《史记志疑》一书中提出：“书黄帝葬桥山，而不书颛顼、帝喾葬顿丘，尧葬成阳。史偶不书，非关意义。史以书葬桥山为唤醒求仙之惑，则书舜葬零陵，当作何解？”这个指出是很必要的，不能认为自己见到的才可以写，这不能不说是史记的疏忽。
《吕氏春秋》说：“尧葬谷林。”皇甫谧说：“谷林即城阳。”《括地志》说：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雷泽县本汉成阳县。晋郭缘生《述征记》说：“成阳县东有尧陵，有碑。”(以城西较为准确)。
笔者曾去鄄城县察看谷林尧陵遗址，有明碑记及清末濮州知州缪润绂写的“帝尧陶唐氏之墓”碑。据居民说：“尧陵有祭田四百亩(今为县苗圃)，合抱柏树若干株，均淤埋地下。北部为尧陵，前为尧母庆都灵台，其南有庙有碑。东南部有接官厅，是致祭官员休息之所。”
《大清一统志·唐尧陵》条说：“陵高四丈五尺，广二十余丈，上有庙。”《水经注》说：“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曰灵都，乡曰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渔笋，不敢采捕，前并列数碑，枯柏数株，檀榆成林，二陵南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余。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按郭缘生《述征记》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碑。北魏时期，尧陵区还很完整，清嘉庆间还有相当规模。由此可见，尧陵一带，不仅是鄄城古迹集中之所，也是汉碑晋碑较多之地。宋人洪适著《隶释》一书，所收汉碑，内有尧陵四碑，即可证明。
一是汉济阳太守孟郁修尧庙碑，记载了汉桓帝刘志永康元年(167年)济阴太守河南郾师人孟郁修尧庙的情况，并有汉桓帝延嘉十年(167年即永康上半年)二月奉宣皇帝诏书来祀，使府内百石吴升守卫园陵，列种柏树，及“诏书九月三往大祀”等记载。
二是成阳灵台碑。此碑乃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173年)济阴太守审晃、成阳令管遵等所立，记载了汉尊尧之由和建筑规模以及祭仪之盛况。有尧母墓“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祀，”“汉感赤龙，尧之苗裔，当修尧祠，追远复旧，朝廷克省，帝纳其谋。岁以春秋奉为太牢，祀时廷尉选位……上阙通天，户向少阳，前设大殿，俟神之堂，地既石墀，其下清凉，可舞八佾，以歌大章。”
三是帝尧(陵庙)碑。此碑乃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175)年，故济阴太守刘、后济阴太守张宠集资所立。内有“尧陵庙”及将(匠)作史胡能、守陵掾仇伯等记载。说明了是为尧陵庙立碑，也记载了主修人、匠作人和守陵庙人。
四是汉成阳令唐扶碑。汉灵帝刘宏光和六年(183年)著名经学家闾葵斑(成阳人)，仰慕帝尧后裔成阳令唐扶，在成阳敬老爱幼，赏罚分明，讲经乐道，清正廉洁，吏服其德，民受其恩，监狱空虚，县无坏人的政绩，为其立碑以颂之。此碑因自认是帝尧后裔，也可能在谷林附近。
以上四碑，均可为尧葬谷林的左证。关于后汉祀尧事，在四碑所记之前，汉章帝时已著为祀典了。《大清一统志》：“汉章帝刘元和二年(81年)东巡狩，遣官祀尧于成阳。安帝刘祜延光三年(124年)，复遣使祀尧”。一直到宋朝例敕濮州致祭，诏守陵立户不衰。明清祀尧如故。如：明嘉靖初，都御史陈风梧(濮州人)委濮州知州张环修尧庙，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道撰《濮州帝尧陵祠碑》，考证尧葬谷林，嘉靖二十四年(1545)濮州知州薛孟撰立《祭尧陵碑》，清乾隆元年(1736)山东巡抚岳浚上疏奏请于濮州重修尧陵……。据文献记载，祭祀尧陵，始于公元81年，终于1905年，在长达1824年的漫长岁月里，祀尧之举一直不断，充分说明尧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
根据以上事实，说明帝尧、尧母、尧妃均葬谷林。《史记·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通鉴外纪》说：“郑玄曰：尧游成阳而死，葬焉。成阳在今为县。”尧都平阳，葬谷林，是出游东巡死在途中的吗？根据“尧老舜摄”的话，这不可能。因为尧母庆都陵在成阳，就不是东巡事出偶然的了。三代后的人，总是对上古的事以今拟古，把氏族部落联盟领袖说成帝王，把联盟说成是统一的国家，把联盟领袖住的地方当作都市。岂知那时部落常常因为适应生活环境的需要而作必要的移动，或者是所属各部落分别住在几个地方。尧开始住在陶地(今定陶一带，包括成阳)，后又住在唐地(今河北唐县一带)，这就是陶唐氏的由来。可知尧原在东方，其所以有都平阳之说，当系洪水之际，避居汾水流域高原地带的行动，其后仍迁居成阳一带，死后乃葬谷林。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之墟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予涿鹿之阿，少与颛顼之墟皆在鲁、卫，帝喾居于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城。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无可考，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其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者，盖自周始。”
尧居东方是正常的，在平阳是临时性的，这个论断，理由充分。因而“尧崩于成阳，葬于谷林”是十分可信的。为什么“尧崩于成阳，葬于谷林”是十分可信的。为什么山西临汾(古平阳)也有尧陵呢？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尧陵，在临汾县东七十里。《城冢记》俗谓之神林，陵高百五十尺，广二百余步，《通志》(山西)：陶唐氏陵前皆山，惟此地为平土。深丈余，有金泰定二年碑记，明初访历代帝王陵墓，而临汾阙如，县志明嘉靖间，立守冢道士五，置守冢户十，取陵前闲田给焉。按：《汉书》、《括地志》、《述征记》、《皇览》、《文献通考》诸书均载，尧葬成阳谷林，惟《城冢记》载在平阳，而非唐宋前书，难以征信。”
国家文物局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辞典》尧陵条说：“相传为唐初所建，金泰和二年(1202年)碑文记载：唐太宗征辽曾驻跸于此。因谒尧陵，遂塑己像。元中统间道士姜善信，奉元世祖(忽必烈)命，修筑尧陵，祠内碑碣十余通，记尧王功绩与陵宇沿革。”李唐以陇西族自山西起家，李渊从唐公到国号唐，后又尊为唐高祖。李世民推崇唐尧建尧陵，纪念唐尧同加封老子是同一意图，是可以理解的。建陵是出于对唐尧的崇敬，对民族的团结前进是有益的，但不能以“尧都平阳”之说，否定“尧葬谷林”的事实。
为什么东平又有尧陵呢？对这个问题，清山东巡抚岳浚在《濮州改祀尧陵议》的奏折中讲得十分清楚：“东平一陵，实属沿误，随委员查视，尧陵实濮州城东南六十里古雷泽之东谷林庄前，有享殿三间在焉，谷林寺旧设祀田一顷二十亩，濠地四十亩，州官春秋祭享。”东平建有尧陵之原因，在于“自金末黄河屡决，谷林旧迹无存。至明洪武间未经深究，始于东平茸陵建庙以祀尧，伪以传伪，相沿已久”。《一统志》也说：“自金末河决，尧祀移于东平州芦泉山之阳，然尧陵自在谷林，不在东平。”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从建陵年代上讲，濮州陵最早，建于东汉，山西临汾则建于唐，东平尧陵建于明；从修建陵(庙)次数上讲，濮州最多，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五次：东汉三次，明一次，清一次；从祀尧时间上讲，濮州最长，长达1824年，历朝历代均未间断；从陵庙规模上讲，濮州尧陵最大。由此可以证明“尧葬谷林”的事实。
四、尧舜遗迹为什么在成阳(今鄄城)一带特别多？
尧陵庙、庆都陵庙已如上述。还有今黄河西岸的丹朱墓(村名丹朱堆，现名丹朱村)。据1957年河南省博物馆发掘，地表耕地土层厚30厘米，近代乱土层20-106厘米，以下战国文化层40-60厘米，出土有素面陶瓮、陶豆等残片；再下西周文化层，厚35厘米，有陶罐、陶豆、陶鬲、大口樽、小口樽、陶瓮等残片。最下为龙山文化后期，厚约100厘米，出土陶片中有陶豆、陶罐、陶盘、陶盆、陶大口樽、绳纹陶片等。此外还有烧土火坑、旧灰层、兽骨、石器、骨器等。这个丹朱遗址，1976年已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黄淮河平原地区河济的古兖州之域、连接河南东北部地方，东有泰峄山脉、西接太行山脉，东有大野泽，黄河由大山附近东北行，在天津附近入海，且有曹南山、黄陵冈、仿山、历山，又有帝丘、襄丘、廪丘、顿丘、陶丘、葵丘、寿丘以及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的商丘等许多高地。又据传说原濮州有七十二堆，丹朱堆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可以避水患的地方，就成为农业聚落据点。黄河泛滥时冲积的黄土是比较肥沃的，原始植被是繁茂的草原，焚草松土，即能耕作，雨量又集中在生长季节，适于发展农业。是有利于各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重要地区。
《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这里所指的东夷，与下文的“文王……西夷之人也”对照，当然不能认为文王是夷族，但舜决不是文王的姬姓族。《史记》说：“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这里所谓冀州之人，《史记·正义》解释为：河东蒲坂属冀州。这是就“舜都蒲坂”而认定的。但历山、雷泽都在鄄城，河滨(卫地)、寿丘(曲阜)、负夏(卫地)等也都离今鄄城不远。按这一带最早的传说和记载是颛顼之墟，颛顼是夷族的一支，原来就是夷族活动的地区。
尧原属黄帝族的后裔，舜是东夷族的后裔，尧舜并称，不正说明了这一带是他们生息长养、发展壮大、互相融合的事实吗？
《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正义》引《括地志》说：“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按：丹朱村遗址可互相印证)南河，《正义》按：“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
这样说来，这里不仅有“尧陵。”还有尧城，舜避让丹朱于南河之南的丹朱城，可惜这一切，都在无数次的黄河泛滥中，被若干米厚的冲积层黄土沉埋在地下了。
这里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唐虞时代是否有筑城的可能？请看《竹书纪年》说“禹都阳城”，《世本作篇》说：“鲧作城。”传说鲧作堤是堙洪水，堤和城的营造原理差不多。50年前考古家在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掘的古代城墙，又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王城岗古城的发现，城墙基在龙山文化层之上，与龙山文化并存，典型龙山文化时限，约从公元前2400年至2000年，这里的龙山文化先民筑城，约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与王城岗相印证，可以肯定正是父系氏族部落社会末期，濒临解体的尧舜禹时代。
综上所述，说明鄄城一带是尧舜长期活动的地方，尧、舜遗迹之多，自然是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了。
舜耕历山考
察志和
历山，天下甚多，大率以舜耕而名，较著者有十：
1、在山东省历城县。《齐乘》：“历山，又名千佛山，”《水经注》：“历城南对山，山上有舜井，舜耕历山，亦云在此。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拟亦茅山禹井之比矣。”
2、在山西省永济县。《括地志》：“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通典》：“雷首山有八名：历山、首阳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雷首山，在山西永济县南。”
3、在山西省翼城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山西翼城县西南七十里，相传舜耕于此，上有舜王坪。”
4、在江苏省无锡县。《汉书·地理志》：“无锡有历山”；《吴地记》：“惠山，古名华山，又曰历山，又名西龙山，龙头山；”《无锡县志》：“惠山，一名历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惠山，又名慧山，在江苏无锡县西，西城僧慧照居此，故名。”
5、在浙江省永康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釜历山，其巅有田有井有潭，皆以舜名，此山与冀州历山同故也。”
6、在浙江省余姚县。《括地县》：“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引《旧经》云：“越有历山，舜井，象田，以舜之余族封于余姚，故子孙像舜以名之。”
7、在安徽省东流县。《三国志·吴志》：“周鲂诱曹休从皖道进江山，已从南岸相对历口而应；”《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历口，历山之口也。”
8、在安徽省和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亭山，今曰历阳山，夏桀死于此，”《辞源》：“亭山，即今安徽和县西北十里之历阳山。”
9、在河北省涿鹿县。《土地记》：“潘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潘城，在察哈尔涿鹿县西，即今河北省涿鹿县。”
10、在山东省鄄城县(濮州)。
上述十处历山，涉及六省(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江苏、浙江)，地分南(皖苏浙)北(冀鲁晋)。历山如此之多，何处才是舜耕之所？笔者集众家之说，查古今有关之典籍，经相互比较，反复考证后确认：舜耕之历山，当在山东省濮州(鄄城县)境内。
一、从古代帝王建都地点分析，舜即位建都前的活动区域在华夏之东方，而不在西方，更不在南方。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开头写到：“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之墟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颛顼之墟皆在鲁卫，帝喾居于亳。唯史言尧都平阳，舜居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土，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城，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邑。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西土也。禹氏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其它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在河济间，盖数百岁矣。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代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又作邑于东都，以东防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凡十一世。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
王国维的这段论述，明确指出了古之“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同时也指出，尧舜之都虽居西方，而冢均在东土，其原因乃“洪水之灾”、“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西土也。”这样，一方面否定了舜即位建都前活动于南方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舜即位建都前活动于东方之实。
二、从舜的出生区域考辨，舜为山东濮州人。
《孟子·离娄章》：“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
孟子运用对比手法，指明舜出生地诸冯与周文王出生地岐周相距“千有余里”。岐周，即今陕西省岐山县，诸冯，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解释有三：“在今山东菏泽县南五十里，相传即舜生处。亦云即今山东省诸城县。又山西桓曲县东北五十里有诸冯山。”从地望分析，岐山离桓曲七百余里，距菏泽一千四百余里，到诸城二千余里。尽管孟子所说的“千有余里”不是确指，但也不会相差太多，这样，桓曲离岐山的距离似乎较近了一些，诸城离岐山的距离又似乎较远了一些，而菏泽离岐山的距离与孟子所说的“千有余里”大致相符，进而可以推知，舜之出生地诸冯当在菏泽附近。
诸冯之说出自孟子，其后无人从其说，汉以后皆曰舜生于姚墟。诸冯，姚墟，或为概指，或为确指，或一地而两名。那么，姚墟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帝王世家》：“舜生姚墟，因姓姚”；《风俗通》：“姚墟，与雷泽相近，后世称为姚城”；《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泽东十三里”；《太平环宇记》：“姚墟，在雷泽东十三里。”考雷泽县历代之归属，均属濮州管辖，故姚墟在濮州境内当无疑义。濮州，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治鄄城(今旧城镇)，明景泰二年(1451)因黄河之患将治所迁至王村集(今河南范县濮城镇)，民国二年(1913)改濮州为濮县，民国二十年(1931)于濮县南部复设鄄城县。成书于清代的《曹州府志》、《濮州志》均载姚墟“在濮州东南九十里”，自濮州州治濮城镇考其东南九十里，乃今鄄城县地，县南境麻寨乡有村名舜城集，其地理位置与上述记载恰好相当。舜至今已四千余年，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巨变，虽不能十分肯定今某地就是古某地，但也不会相差太远，故说舜城集附近乃舜之出生地姚墟遗址是有一定道理的，与孟子所说的“诸冯”(在今菏泽附近，舜城集离菏泽三十余里)是相符的，因而说舜乃山东濮州(鄄城)人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从舜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推断，历山在濮州。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据《史纪》载，舜出自低微，自远祖穷蝉至舜六世皆为平民，耕、渔、陶、什、贩为舜所操谋生之业，历山、雷泽、河滨、寿丘、顿丘、负夏乃其主要谋生地点。这样，只要弄清雷泽、河滨、寿丘、顿丘、负夏的确切位置，就不难确定历山的大致方位。那么，雷泽、河滨、寿丘、顿丘、负夏究竟在哪里呢？
关于雷泽。雷泽之名来自《山海经》：“泽中有神，龙首而人颊，鼓其腹则雷，故名雷泽”，蔡沈注曰：“本雷夏泽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据《辞源》解释，雷泽，“一是古泽名，即雷夏，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已淤；一是古地名，乃古伯姬姓之国，汉置成阳县，属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县境内，隋开皇十六年置雷泽县，以县北雷夏泽而名。”雷泽之成因，乃“雷夏即猪，沮会同”(《禹贡》)。《尔雅·释水》：“水自河出为，水自济出为沮。”古水，乃济水支流，俗称赵王河，出山东曹县西北镜，东北流于菏泽县，经巨野、鄄城间，过郓城西，东北至寿张县南入黄河。沮，河之支津，亦名清水河，自菏泽县东一分为二，东南流为北渠河，东北经巨野为猪水河。猪，即潴，水停聚的地方。水与猪水河交汇而成泽，相汇之处在今菏泽、鄄城、巨野交界处。雷泽的地理方位，《水经注》云：“雷泽在成阳故城西北，昔华胥履大人迹处也，即今所渔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汉书·地理志》：雷泽即济阴成阳，雷泽在西北”；《曹州府志》：“雷泽在濮州东南六十里，本成阳故城，古之伯国也，汉县亦作成阳，北齐废，隋置雷泽县，唐宋因之，金省为镇”；《濮州志》：“雷泽在州之东南，舜尝渔其间，禹贡所谓雷夏即泽是也。旧有雷泽城，昔雷泽县治在此，东汉改雷泽为成阳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雷泽县，汉成阳县，隋改置雷泽县，金省，故治所在今山东濮县东南。”1958年兴修水利，于菏泽市胡集村前挖掘出古雷泽遗址，依据《水经注》所记载的雷泽规模--“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推知，雷泽的范围当在今菏泽东北境的胡集、都司集与鄄城县东南境的麻寨、彭楼、阎什口一带。
关于河滨。“河”指济水，《禹贡》：“导河水，东流为济……，东出陶丘之北。”《史记正义》：“舜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史记集解》：“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帝王世家》：“舜陶于河滨，曹国西南陶邱亭是也”；《山东考古录》：“今定陶西南十里河滨寺，系舜陶处，寺中有亭曰陶丘亭”，《曹州府志》：“陶邱，在定陶西南十里古曹城中”，“今定陶西南十里有河滨寺。”
关于寿丘。《帝王世家》：“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鲁城，今曲阜也。《辞源》：“寿丘，古地名，故地在今山东曲阜县东，相传舜作什器于寿丘”；《曲阜县志》：“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曲阜。”
关于顿丘。《辞源》：“顿丘，古地名，春秋卫邑，在今河南浚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顿丘，春秋卫邑，在今河南浚县。”浚县今属濮阳地区。
关于负夏。《汉书·地理志》：“负夏，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今之东郡是也”；东郡，治濮阳。《辞源》：“负夏，亦名负瑕，地名，春秋鲁邑，即瑕丘城，在今山东曲阜县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负瑕，春秋鲁邑，在今山东滋阳县西二十五里之瑕丘故城。”
综上所述，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主要地点雷泽、河滨、寿丘、顿丘、负夏分别为今山东菏泽、鄄城、定陶、曲阜、滋阳与河南濮阳一带。古训“父母在，不远游”，舜乃著名孝子，因此，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范围一定离家乡不会太远，同时，“耕”乃谋生之根本，故所耕之历山也一定在上述活动范围之内。又，罗泌《历山考》曰“雷泽不闻有二，耕渔必不相远”，雷泽历代属濮州，故历山也当在濮州境内。
四、从历代志书典籍中的有关记载判定，历山在濮州。
舜耕历山在濮州，屡屡出现于志书典籍中：
《水经注》：“雷泽西南十里许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迤泽之东北有陶墟，滨带瓠河也。”
《淮南子》：“舜耕历山”，高诱注：“在济阴成阳。”
《史记正义》：“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云舜生处也。”
《述征记》：“舜所耕陶墟阜连属，滨带瓠河也。”
《元史·和尚传》：“历山公，名千努，于元仁宗延五年(1319)辞卸官职，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堂于历山，聚书万卷，创历山书院，出聘曹人范秀做教席，以教育乡里子弟。”濮上，即濮水之上，濮水，在古鄄城境内，现已消失。
元罗泌《历山考》：“今濮之雷泽西北十六里，有小山孤立，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属池目之姚墟，邵缢缘之皆记舜耕之所。”
《山东通志》：“历山，在县(菏泽)东北六十里，上有虞舜庙”；“历山，在州(濮州)东南七十里”；“按《一统志》载，舜耕历山在濮州。”
《曹州府志》：“历山在府东北五十里，濮州东南七十里，即虞舜耕处，旧有舜祠。”
《濮州志》：“历山在州东南七十里，即虞舜躬耕之处。”
清考据学家孙星衍《历山舜帝庙碑铭》：“菏泽县，古济阴郡地，县东北五十里有历山，即舜耕处，亦太甲所葬也。”
上述记载，既肯定历山在濮州，又明确指出其方位“在濮州东南七十里”，“在县(菏泽)东北六十里”，“在县东北五十里”，“在府(曹州)东北五十里”，“在雷泽西南十里”，“雷泽西北十六里”等，尽管数字记述不一，但方位大致相同。今鄄城东南三十余里处有村名历山庙，考其周边地理方位，在古雷泽之西，距府(曹州)、距州(濮州)、距县(菏泽)之路程，与上述记载大体相当。该村现有历山庙古遗址一处，庙址南北长77米，东西宽45米。该庙乃为祀念舜耕历山而建，并以此而为村名。1980年曾在此发掘出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碎片及其它文化遗物三百余件。由此可以断定，历山庙村附近，古有历山，即虞舜躬耕之处。
也许有人会问：鄄城境内地势平坦，内无一山，何来历山？查《濮州志》考古图与山川考，古濮州境内原有数山，如历山、箕山、青山、富春山、葵堆，杏花岗等，皆为土山。舜至今悠悠几千年，鄄城屡受黄河决口之害，境内之泽之山渐被淹没，而历山至元犹存，到明清消失，故清人段云襄有“欲访耕耘迹，苍茫失故山”之叹(见《历山春雨诗》)。
五、从某些诗词记赋旁证，历山在濮州。
古之历山早已淹没，但舜之遗风犹存，舜之事迹至今还在鄄城广为流传，历代置城、建庙、祀舜之举一直相沿，不少文人骚客来濮访舜耕遗迹，缅怀祀念，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
元张须《舜祠记》：“须来游于鄄，知庙在雷泽之北，瓠河所经是为姚虞，极往拜焉。”
元翰林学士程钜夫《历山书院记》：“历山书院，历山公所建也。山在东郡鄄城，相传帝舜尝耕于此，因祠祀之，尚矣。”
明李先芳《舜庙诗》：“历山高枕瓠河隅，遗庙千秋壮版图。土俗至今还让畔，居人犹自说成都。重华遥想风云会，玄德空瞻日月图。欲吊湘灵无处所，海天愁思隔苍梧。”李先芳，濮州鄄城人，官至尚宝司少卿，明万历十七年(1589)主修《濮州志》。瓠河，即瓠子河，发源于河南省濮阳城北的瓠子，东南流至临濮入鄄城县境，折而东流入郓城县。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自铜瓦箱决口，河道遂为淤塞。《太平环宇记》：瓠河，“在临濮县南二十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直隶濮阳县南。”隅，边侧之地。李先芳所说的瓠河当指在鄄城境内的一段。成都、重华均指帝舜。舜，姓姚，名重华，字成都。汉初，曾于鄄城东邑置成都县(又名城都县)，属山阳郡。《濮州志》：“在州东南有再熟、成都二乡，取一种再熟，三年成都之义。”畔，田地的边界。让畔，说的是舜耕历山的故事，见《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舜耕历山的原因，据《韩非子》云，乃“历山之农相侵略，舜往耕，周年，耕者让畔。”舜出生地舜城集距历山庙二十余里，舜往耕完全有可能。该诗首句“历山高枕瓠河隅”即点明历山座落在瓠子河旁，肯定历山在鄄城境内，接着又指出，至明，鄄城老百姓(居人)还传颂着舜耕历山的故事，在当地仍保留着“让畔”的良好风俗。表达同样意思的诗在《濮州志》中还有好多，如明右副都御史刘忠(今鄄城县麻寨乡刘大楼村人)的《舜碑诗》：“历山高庙螟烟昏，碣石犹存古篆痕。飞动龙蛇映今古，重华草木自乾坤。记耕故迹知何在，让畔遗风俨若存。仿佛五弦琴一曲，南风时奏古松根。”明濮州知州张环的《舜碑诗》：“青山烟树自朝昏，上有残碑古篆痕。玄德栽培由畎庙，高风揖让小乾坤。报成岱岳祠堪陋，耀武燕然记莫存。千载重华声不泯，独留遗迹寄云根。”
明苏《泽山草堂记》：“颛帝之墟有历山、雷泽遗迹，盖舜侧微时畔渔之处也。”苏，濮州鄄城人(今梁屯乡苏老家村)，官至兵部尚书。颛帝即颛顼，五帝之一，舜祖，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皇甫谧)葬顿丘(“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皇览》)。鄄城，历史上曾多次归属濮阳郡，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一度为濮阳郡治所，苏所说的“颛帝之墟”当指濮鄄一带。侧微，卑贱的意思，见《书·舜典》：“虞舜侧微”，据《辞源》释：“不在朝廷谓之侧，其人贫贱谓之微。”畔，田地的边界，这里表示耕种。上文的意思是：在颛顼故地濮鄄一带，有历山、雷泽遗迹，是舜贫贱时耕种，打渔的地方。
清柴揆《濮阳古迹五首·成都乡谒舜庙》诗：“昔岁游历城，人传舜耕处。考核多龃龉，毋乃语近傅。驱车来濮阳，行人还让路。村墟暮烟横，成都曰古聚。况乃庙巍峨，苍龙挂高树。盼实式凭，雷泽非沿误……。”柴揆，浙江山阴人，清乾隆二十年(1755)主编《濮州志》。该诗意思是说，经考证，济南历山非舜耕之处，濮阳雷泽之历山才是舜耕之所。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二十岁有孝名，三十岁被举用。舜在被举用之前，一直生活在家乡鄄城一带，因而根本不可能远到南方、西方去种田，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排除了江苏无锡、浙江永康、余姚、安徽东流、和县、山西永济、翼城、河北涿鹿八处历山为舜耕之处的可能性，同时，济南历山又不具备舜耕之条件，那么天下十处历山，就只剩下濮州历山可信了。通过以上各方面的论证，我们可以断定：舜耕历山在鄄城。
“鄄”字释义
张贻鹏
鄄城的“鄄”字是鄄城的地名专用字，太生僻，有些人往往误读为“”。再则今天的“鄄”字在形、音、义三个方面都脱离了它的母体--甄(juan)，致使人们忽略了它的演变和光辉的历史。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备稽史传，对“鄄”字释义、正音、追本溯源。
“鄄”原为“甄(juan)”，会意字，从西、土、瓦，居延切，读绢。本义为陶、制陶、制陶人、制陶机械、制陶原料等等，而其地名一义，倒是后起的。后世“甄”字的读音衍生出了“之人切”，读真，形声字，从、邑，地名。这一音读的出现，“甄”、“鄄”两字便由同音、同义的异体字，变成了形、音、义三个方面都毫不相关的两个字了。而现代汉语字典、词典也根据字音的演变，移花接木，把原甄(juan)字的本义、转义及引申义，除了地名之外，都列在了“甄(zhen)”字之下。名更姓易，割断了历史，致使大多数人难以了解鄄城的起源了!
翻开《康熙字典》查“甄(juan)”字，不仅“甄”、“鄄”原为同字同音而异体、“鄄”由“甄”演化而来之义注得很清楚，而甄字之本义、转义及引申义为陶、为化、为成、为察、为免、为表、为明、为姓、为地名、为阵名、为鸟飞貌、为谥法等义，也都注得很详尽。至於音读，虽也列了居延切绢、稽延切坚、之刃切震、之人切真等四种，但是却以居延切绢为先为主。总据上述，在《康熙字典》中，“甄(juan)”为原字，“绢”为原音，“陶”为原义。知此历史事实，才能知道“甄(juan)”字来源于陶业的兴起，“鄄城”形成於陶业发展的来龙去脉。
“甄(juan)”字的本义，《说文》解：“陶也。”《玉篆·瓦部》解：“陶人作瓦器谓之甄。”彦师古为《汉书·董仲舒传》所作的注解：“作瓦之人也。”《甄氏族谱序》解：“制陶之轮也。”《广雅·释地》解：“土也。”《广雅·释宫》解：“窑也，砖也。”综观“甄”之本义为陶、为制陶、为制陶之人，为制陶之机械，为制陶之窑、为制陶之土、为陶制品砖等等，无一不与陶业息息相关。这充分说明了“甄”字产生於陶业的兴起是无疑的。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由渔猎而农耕的社会生产大变革，是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其历史意义比十六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不知要伟大多少倍。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就是传说中的古皇炎帝神农。史传神农教民做耒耜以兴农业，《汲冢周书》又记载“神农作瓦器”。“作瓦器”就是制陶。这些传说和记载，说明了陶业和农业是在神农那个时代同时开始兴起的。
社会生产性质的变革，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渔猎时代的逐水草而居、茹毛饮血过渡到农耕时代的构屋而居、缶炊而食，就是陶业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
陶业是农业的派生物，它伴随着农业的萌生而萌生，亦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功绩，《后汉书·班固传》中作了充分而有远见的肯定，说是“孕虞、育夏、甄(juan)商、陶周”。“孕”、“育”是孕育、养育、化育的意思，“甄”、“陶”是甄铸、陶冶、造就的意思。即是说陶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把原始社会推向了它应该达到的文明、昌盛的最高峰，造就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一直为后人所向往称颂的太平盛世，也为而后的夏、商、周三代的相继建立和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创造了先决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神农教民稼穑、作瓦器，舜耕历山、陶河滨，所从事的工作相同，都是既耕又陶。这说明他们所处的时代同为由渔猎向农耕过渡的时代。至于由神农至虞舜在时间上相距多少世纪，不得而知，但要说他们一个处在过渡的开端，一个处在过渡的结尾，大体是不会错的。
据孔安国、应劭、皇甫谧等历代学者的考证和《濮州志》、《曹州府志》的记载，皆谓舜的诞生地姚墟在今山东鄄城。《史记·五帝纪》所说的“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之历山、雷泽、河滨，孔安国、应劭、皇甫谧、郦道元、罗泌、叶圭绶、杨守敬等历史学者及汉《地理志》、唐《括地志》、宋《路史》、明《濮州志》、清《曹州府志》，也都一致认为在今山东鄄城。郭缘生确认舜陶之河滨即雷泽北侧的瓠河之滨。《甄氏族谱序》说得更为具体，明确。其《序》说：“舜微时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以舜仁慈爱民，所居之地，一年成村，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即今山东鄄城之由来。”其说据史有据，非自美之辞。根据历代学者之考证及各个朝代地志、方志之记载，鄄城起源于舜陶河滨，似亦无可疑义。
古时“甄”与“鄄”异体同音，均读绢。后来“甄”字的读音怎么改为“真”了呢？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呢？下列两则史文告诉了我们。
《吴志》：“孙坚入洛，屯军城南，甄(juan)宫中井上旦有五色气，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音叶，为受命符，则三国之前未有‘之人切’者。孙权即位，尊坚为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改真音。”
庄季裕《鸡肋篇》：“甄彻字见独，登进士时，林摅为枢密，当唱名，读坚音，上以为真。摅辩不逊，坐贬。”
据《吴志》，“甄”字的读音由“绢”改为“真”的时间为三国初，即公元220年或稍后。林摅为宋徽宗臣。由三国初至北宋末已八百余年，“甄”字的音读尚有“坚”、“真”之辩，可见至北宋时，“真”音还未普遍为人所认可。
“鄄”由“甄”演化而来。“甄”产生于舜陶河滨，至今已4100余年。“甄”、“鄄”作为一个真正的城邑出现，史无记载，不知何年。然而见于孔子所作的鲁之《春秋》为鲁庄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80年，至今也已2679年。据文献记载，齐桓公在鄄会过盟，卫成公在鄄建过都，三国时的曹操也把鄄城作为他兖州太守的治所。这一切记载，不仅说明了鄄城历史的悠久，而更说明了在绵绵的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鄄城的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昌盛，值得鄄城人民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