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濮县县委建立河东、鄄西分区委，积极领导鄄城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河东、鄄西分区委在董铁夫、宋子健的领导下，首先以学校为基地，组织师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业余剧团排演抗日节目，董铁夫、刘传朋、边金锋等亲自登台表演“支援抗日”、“流亡三部曲”等剧目。各学校组织戏剧、歌咏、讲演、标语小组，到集镇、乡村去宣传发动群众。创办《抗日公论》半月刊，普遍掀起抗日宣传活动。抗日组织“青年抗日读书救国会”、“民运工作队”、“儿童团”相继建立。1939年9月中共鄄城县委建立后，鄄城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共鄄城县委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创建鄄北抗日根据地。为了抗击日伪扫荡，建立鄄北抗日联防。各村青壮年自动组织起来，编成班、排、连，集资买枪，遇到敌情，全村参战，一村有敌情，各村同行动，有力地抗击了日伪，巩固了鄄北抗日根据地，使濮、范、观、鄄连成一片，成为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被称为“边区小延安”，兵工厂、边区党政机关、医院、学校、报社都曾在鄄北一带驻扎活动过。一大批开明士绅谷子惠、杨凌、杨凌岘等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鄄北很快形成，并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主民生斗争 1943年2月，地委书记段君毅、副书记万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在许堂村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布置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决定杨老家、旧城为试点，取得经验，推动全区。不久，全县各区迅速掀起以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增资增佃、清查黑地、反奸反霸、反贪污、反新贵为中心的民主民生斗争运动。广大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下，对1940年开展减租减息以来，该减而未减的一次清算，制止“退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清查地富隐瞒的黑人黑地，补收大量粮食，当时仅芝麻刘庄一村就补交粮食7万公斤。对个别干部中产生的脱离群众，武断专行，贪污肥私的新贵族作风进行揭发批判，经说服教育，挽救了部分干部，使其重新回到群众中来。通过民主民生斗争，全县乡、村政权得到改造，广大佃、雇、贫农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在政治上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一个互帮互助、精耕细作、大搞农副业生产、奖励劳模、改造二流子的群众性大生产运动在解放区迅速展开。通过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食，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土地改革 1946年6月中共鄄城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讨论土改的重大历史意义，研究学习土改的政策。会后各区抽调骨干进行培训试点，并进行全面宣传发动，层层召开各种会议，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传达精神，讲明政策，分清敌友，布置具体任务。经过发动，一些开明士绅及中小地主如郭风娥、杨冠淮等主动将自己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受到群众的欢迎。对一些顽固地主、富农则发动群众对其揭发、控诉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对破坏土改的地富则发动群众给予严厉打击，并结合土改，划定成份。经过秋冬两季斗争，1947年春，全县大部分村庄土改工作基本结束。但由于当时部分干部政策水平低，群众对地富过去的压迫剥削义愤较大，工作中一度出现过“左”的偏差，个别地方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打击面过广。1949年《全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县委又集中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培训，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在此基础上又在全县进行土改复查和纠偏。1950年土地、房产证颁发，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全县广大贫下中农从地富手中分得了土地，人均3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2000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全县1951年粮食总产比土改前的1946年提高近一倍。
镇反肃反 建国初期，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分子不甘心失败，不时造谣破坏，妄图复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951年1月分别发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县于1951年开展镇反运动。通过广泛宣传，镇反政策家喻户晓。在此基础上内查外调，通过群众揭发检举、清剿股匪散匪、搜捕、宣判处理和复查5个阶段，历时3年，共查处各类反革命分子919人，拘捕288人，判处死刑36人，判刑95人，劳教9人，教育释放61人，管制36人。从1956年1月至1959年1月，遵照中央肃反指示，先后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开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通过大会动员、学习政策、坦白检举、调查核实、定案处理5个阶段，全县共清理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86人，特务组织7个。通过镇反肃反，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
三反五反 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党政机关干部内部部分人产生了享乐思想，他们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为整顿作风，搞好廉政，1952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历时4个月。经过学习文件、群众揭发、追赃定案、组织建设4个阶段，查处贪污万元以上的干部2人，10万元以上的1人。与此同时，在全县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经过“三反”、“五反”，没收了不法工商者的非法所得，打退了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为搞好社会主义革命，1950至1956年，中共鄄城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对全县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上领导全县人民积极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全县农业合作化从1953至1956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3个阶段。1950年为战胜困难、尽快恢复生产，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积极组织临时互助组。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后，在县委领导下，全县互助合作化运动大发展。1952年10月全县组织互助组8061个，入组农户37886户。1953年2月万全庄李广存联合17户农民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年9月，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合作化代表会，1954年举办两期农业合作化骨干培训班，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1955年全县有初级社2086处，入社农户66591户，占全县总农户的71％。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将初级社升并为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1957年全县有高级社226处，64618户，占全县总农户的64.8％。在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县委于1955年下半年对全县个体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采取公私合营和同行业联营两种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底全县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都走上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道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的1951至1959年间粮食生产连年上升，但在向高级社过渡时由于急于求成，管理水平较差，转升高级社后，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全县粮食产量停滞不前。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为了保卫祖国，支援朝鲜，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抗美援朝运动”。鄄城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全县各中小学师生纷纷到乡镇集市上进行宣传讲演，利用各种漫画，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侵朝罪行，送子参军、写慰问信、捐慰问品，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
整风反右 1957年12月中共鄄城县委在党校礼堂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后，在全县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1958年1月县委遵照上级整风反右的指示，召开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动员大会。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反右斗争扩大化，把大批对党和对党员干部提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当时经县委批准全县划为右派分子的干部448人，其中极右40多人。1959年10月县委召开反右倾会议，全县又有一批干部群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次反右斗争，损害了党的民主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平反纠正，开除党籍政籍的给予恢复，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处分的2723人，除1962年甄别平反的994人外，对下余的1729人分别进行了复议纠正。
人民公社化 中共鄄城县委根据毛泽东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指示，于1958年9月在鄄城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全县由高级社转入人民公社。不到几天的时间，建立10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入社农户99.6％，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当时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大搞大兵团作战，大办公共食堂，搞大炼钢铁，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瞎指挥风、高产高征购风)，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失调，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减产，再加经营管理较差，造成群众生活困难，靠吃野菜度日。1960年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退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使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全县人民生活大有好转。1983年12月农村体制改革，将18处人民公社改为3个镇、22个乡，至此，长达25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完全解体。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至5月，中共鄄城县委在全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面上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组织近千名干部，深入农村，开展以清理大小队干部的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在农村深入发动群众，让群众揭发大小队干部的经济等问题。这次“面上四清”对制止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经济方面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农村及机关干部的廉政建设。但在进行中由于扩大矛盾，打击面过大，使农村一部分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全县9700名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审查批判，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1965年县委召开社教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教的指示，即《二十三条》，纠正了打击面过大的错误，给错审错批的绝大多数干部恢复了名誉，稳定了农村的形势。
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鄄城县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组织工作组进驻各中学，发动全县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广大师生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达后，全县开始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很多领导和一般干部成了批判对象。9月，“红卫兵”运动在全县形成。“七一”、“八·一八”等各种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学生停课到各地搞串联。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开始“夺权”运动，上至县委下至生产大队，均被“红卫兵”夺了权。全县各级党的组织活动停止，领导干部靠边站，成了批斗对象。学生“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或半停产。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辩论的场所，各群众组织之间，打派仗、搞辩论、互相攻击，公检法被砸烂，失去了专政职能，致使全县陷于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1968年搞革命大联合，成立“三代会”(红代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之后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受派性的干扰，扩大矛盾，混淆敌我界限，错误地处理了一大批干部，致使一大批干部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鄄城县委根据中央决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共复查历史案件894件(起)，落实政策870人。
农业学大寨 1964年中共鄄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重点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及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对改变全县人民的精神面貌起到了促进作用。1975年中共鄄城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制定了“苦干三年实现大寨县”的规划，全县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在“大干苦干拼命干，三年实现大寨县”的号召下，大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干三个春冬，整平土地，建成部分高产稳产田，修建引黄灌溉工程，为发展全县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把大寨视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重犯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的错误，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自留地、地排车等收归集体所有，限制集市贸易，大搞集体单一经营，禁止个体手工业的发展，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全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整党 1985年5月至198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共鄄城县委在全县进行整党。这次整党的中心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分学习文件、对照检查、集中整改、党员登记4个步骤，分3期进行。第一期1985年5月开始，年底结束，参加整党的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1458人，其中预备党员41人。对参加整党的1417名正式党员，予以登记的1405人，缓登4人，暂未登记7人，不予登记1人。第二期1986年1月开始，5月结束，参加的有县直股级企事业、乡镇机关、乡镇企事业共334个单位，党员4911名。整党过程中，认真执行中央、省、地委的有关政策，针对鄄城的实际，制定了“十七条”，作为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时的依据。该期整党共排出有问题的党员65名，分别不同情况给予组织处理，其中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4人，党内严重警告的6人，警告的21人，延长预备期4人，取消预备资格1人，不予登记5人，缓登记10人。第三期自1986年7月开始，参加的共有836个(不含试点单位)农村党支部，党员14867名(其中预备党员308名)，支部委员以上党员干部2868名，11月结束。经过反复排队，对基本符合党员标准的14500名党员进行登记，对有问题的97名党员，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和程序，逐个做出处理，基本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手续齐备，不留后遗症。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90年11月，遵照省、地委指示精神，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县乡两级共抽掉1800名宣讲员进乡驻村。教育重点：1、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坚定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2、进行爱党、爱国、爱集体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3、进行改革开放和党的农村政策教育，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教育对象重点是党员、青年。通过教育，全县共成立议事组742个，红白理事会831个，妇女禁赌会486个，文艺宣传队和体育队34个。同时根据各村实际，还普遍建立党员活动室，法制夜校，技术夜校，青年、妇女、民兵之家，文化大院等活动阵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第八节 政事纪略
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濮县县委建立河东、鄄西分区委，积极领导鄄城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河东、鄄西分区委在董铁夫、宋子健的领导下，首先以学校为基地，组织师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业余剧团排演抗日节目，董铁夫、刘传朋、边金锋等亲自登台表演“支援抗日”、“流亡三部曲”等剧目。各学校组织戏剧、歌咏、讲演、标语小组，到集镇、乡村去宣传发动群众。创办《抗日公论》半月刊，普遍掀起抗日宣传活动。抗日组织“青年抗日读书救国会”、“民运工作队”、“儿童团”相继建立。1939年9月中共鄄城县委建立后，鄄城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共鄄城县委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创建鄄北抗日根据地。为了抗击日伪扫荡，建立鄄北抗日联防。各村青壮年自动组织起来，编成班、排、连，集资买枪，遇到敌情，全村参战，一村有敌情，各村同行动，有力地抗击了日伪，巩固了鄄北抗日根据地，使濮、范、观、鄄连成一片，成为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被称为“边区小延安”，兵工厂、边区党政机关、医院、学校、报社都曾在鄄北一带驻扎活动过。一大批开明士绅谷子惠、杨凌、杨凌岘等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鄄北很快形成，并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主民生斗争 1943年2月，地委书记段君毅、副书记万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在许堂村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布置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决定杨老家、旧城为试点，取得经验，推动全区。不久，全县各区迅速掀起以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增资增佃、清查黑地、反奸反霸、反贪污、反新贵为中心的民主民生斗争运动。广大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下，对1940年开展减租减息以来，该减而未减的一次清算，制止“退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清查地富隐瞒的黑人黑地，补收大量粮食，当时仅芝麻刘庄一村就补交粮食7万公斤。对个别干部中产生的脱离群众，武断专行，贪污肥私的新贵族作风进行揭发批判，经说服教育，挽救了部分干部，使其重新回到群众中来。通过民主民生斗争，全县乡、村政权得到改造，广大佃、雇、贫农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在政治上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一个互帮互助、精耕细作、大搞农副业生产、奖励劳模、改造二流子的群众性大生产运动在解放区迅速展开。通过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食，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土地改革 1946年6月中共鄄城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讨论土改的重大历史意义，研究学习土改的政策。会后各区抽调骨干进行培训试点，并进行全面宣传发动，层层召开各种会议，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传达精神，讲明政策，分清敌友，布置具体任务。经过发动，一些开明士绅及中小地主如郭风娥、杨冠淮等主动将自己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受到群众的欢迎。对一些顽固地主、富农则发动群众对其揭发、控诉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对破坏土改的地富则发动群众给予严厉打击，并结合土改，划定成份。经过秋冬两季斗争，1947年春，全县大部分村庄土改工作基本结束。但由于当时部分干部政策水平低，群众对地富过去的压迫剥削义愤较大，工作中一度出现过“左”的偏差，个别地方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打击面过广。1949年《全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县委又集中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培训，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在此基础上又在全县进行土改复查和纠偏。1950年土地、房产证颁发，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全县广大贫下中农从地富手中分得了土地，人均3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2000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全县1951年粮食总产比土改前的1946年提高近一倍。
镇反肃反 建国初期，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分子不甘心失败，不时造谣破坏，妄图复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951年1月分别发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县于1951年开展镇反运动。通过广泛宣传，镇反政策家喻户晓。在此基础上内查外调，通过群众揭发检举、清剿股匪散匪、搜捕、宣判处理和复查5个阶段，历时3年，共查处各类反革命分子919人，拘捕288人，判处死刑36人，判刑95人，劳教9人，教育释放61人，管制36人。从1956年1月至1959年1月，遵照中央肃反指示，先后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开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通过大会动员、学习政策、坦白检举、调查核实、定案处理5个阶段，全县共清理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86人，特务组织7个。通过镇反肃反，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
三反五反 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党政机关干部内部部分人产生了享乐思想，他们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为整顿作风，搞好廉政，1952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历时4个月。经过学习文件、群众揭发、追赃定案、组织建设4个阶段，查处贪污万元以上的干部2人，10万元以上的1人。与此同时，在全县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经过“三反”、“五反”，没收了不法工商者的非法所得，打退了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为搞好社会主义革命，1950至1956年，中共鄄城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对全县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上领导全县人民积极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全县农业合作化从1953至1956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3个阶段。1950年为战胜困难、尽快恢复生产，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积极组织临时互助组。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后，在县委领导下，全县互助合作化运动大发展。1952年10月全县组织互助组8061个，入组农户37886户。1953年2月万全庄李广存联合17户农民组织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年9月，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合作化代表会，1954年举办两期农业合作化骨干培训班，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1955年全县有初级社2086处，入社农户66591户，占全县总农户的71％。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将初级社升并为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1957年全县有高级社226处，64618户，占全县总农户的64.8％。在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县委于1955年下半年对全县个体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采取公私合营和同行业联营两种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底全县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都走上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道路，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的1951至1959年间粮食生产连年上升，但在向高级社过渡时由于急于求成，管理水平较差，转升高级社后，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全县粮食产量停滞不前。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为了保卫祖国，支援朝鲜，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抗美援朝运动”。鄄城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全县各中小学师生纷纷到乡镇集市上进行宣传讲演，利用各种漫画，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侵朝罪行，送子参军、写慰问信、捐慰问品，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
整风反右 1957年12月中共鄄城县委在党校礼堂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后，在全县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1958年1月县委遵照上级整风反右的指示，召开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动员大会。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反右斗争扩大化，把大批对党和对党员干部提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当时经县委批准全县划为右派分子的干部448人，其中极右40多人。1959年10月县委召开反右倾会议，全县又有一批干部群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次反右斗争，损害了党的民主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平反纠正，开除党籍政籍的给予恢复，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处分的2723人，除1962年甄别平反的994人外，对下余的1729人分别进行了复议纠正。
人民公社化 中共鄄城县委根据毛泽东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指示，于1958年9月在鄄城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全县由高级社转入人民公社。不到几天的时间，建立10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入社农户99.6％，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当时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大搞大兵团作战，大办公共食堂，搞大炼钢铁，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瞎指挥风、高产高征购风)，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失调，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减产，再加经营管理较差，造成群众生活困难，靠吃野菜度日。1960年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退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使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全县人民生活大有好转。1983年12月农村体制改革，将18处人民公社改为3个镇、22个乡，至此，长达25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完全解体。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至5月，中共鄄城县委在全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面上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组织近千名干部，深入农村，开展以清理大小队干部的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在农村深入发动群众，让群众揭发大小队干部的经济等问题。这次“面上四清”对制止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经济方面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农村及机关干部的廉政建设。但在进行中由于扩大矛盾，打击面过大，使农村一部分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全县9700名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审查批判，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1965年县委召开社教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教的指示，即《二十三条》，纠正了打击面过大的错误，给错审错批的绝大多数干部恢复了名誉，稳定了农村的形势。
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鄄城县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组织工作组进驻各中学，发动全县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广大师生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达后，全县开始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很多领导和一般干部成了批判对象。9月，“红卫兵”运动在全县形成。“七一”、“八·一八”等各种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学生停课到各地搞串联。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开始“夺权”运动，上至县委下至生产大队，均被“红卫兵”夺了权。全县各级党的组织活动停止，领导干部靠边站，成了批斗对象。学生“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或半停产。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辩论的场所，各群众组织之间，打派仗、搞辩论、互相攻击，公检法被砸烂，失去了专政职能，致使全县陷于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1968年搞革命大联合，成立“三代会”(红代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之后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受派性的干扰，扩大矛盾，混淆敌我界限，错误地处理了一大批干部，致使一大批干部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鄄城县委根据中央决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共复查历史案件894件(起)，落实政策870人。
农业学大寨 1964年中共鄄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重点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及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对改变全县人民的精神面貌起到了促进作用。1975年中共鄄城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制定了“苦干三年实现大寨县”的规划，全县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在“大干苦干拼命干，三年实现大寨县”的号召下，大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干三个春冬，整平土地，建成部分高产稳产田，修建引黄灌溉工程，为发展全县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把大寨视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重犯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的错误，大搞“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自留地、地排车等收归集体所有，限制集市贸易，大搞集体单一经营，禁止个体手工业的发展，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全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整党 1985年5月至198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共鄄城县委在全县进行整党。这次整党的中心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分学习文件、对照检查、集中整改、党员登记4个步骤，分3期进行。第一期1985年5月开始，年底结束，参加整党的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1458人，其中预备党员41人。对参加整党的1417名正式党员，予以登记的1405人，缓登4人，暂未登记7人，不予登记1人。第二期1986年1月开始，5月结束，参加的有县直股级企事业、乡镇机关、乡镇企事业共334个单位，党员4911名。整党过程中，认真执行中央、省、地委的有关政策，针对鄄城的实际，制定了“十七条”，作为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时的依据。该期整党共排出有问题的党员65名，分别不同情况给予组织处理，其中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4人，党内严重警告的6人，警告的21人，延长预备期4人，取消预备资格1人，不予登记5人，缓登记10人。第三期自1986年7月开始，参加的共有836个(不含试点单位)农村党支部，党员14867名(其中预备党员308名)，支部委员以上党员干部2868名，11月结束。经过反复排队，对基本符合党员标准的14500名党员进行登记，对有问题的97名党员，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和程序，逐个做出处理，基本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手续齐备，不留后遗症。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90年11月，遵照省、地委指示精神，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县乡两级共抽掉1800名宣讲员进乡驻村。教育重点：1、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坚定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2、进行爱党、爱国、爱集体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3、进行改革开放和党的农村政策教育，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教育对象重点是党员、青年。通过教育，全县共成立议事组742个，红白理事会831个，妇女禁赌会486个，文艺宣传队和体育队34个。同时根据各村实际，还普遍建立党员活动室，法制夜校，技术夜校，青年、妇女、民兵之家，文化大院等活动阵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