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
田赋 即按地亩征收钱粮，包括地丁银（土地税与人丁税的合称）和漕米（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米，清末漕米改征银子，每石1两5钱）两项。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全县交纳田赋的县地1633余顷，卫地1700余顷，衍圣府地2500余顷（衍圣府地由曲阜孔府直接征收，与县无关）。县地又分大粮地、坵地、荒地、民粮田庄、马厂租地、学田等20余项；卫地分大粮、边军、军租、屯地、荒地等项。各项地以不同的税率征收田赋。如征县大粮地每亩年白银1.8934分；民粮庄田每亩白银2.264分；卫地大粮田每亩白银1.94分；军租每亩白银2.6616分。年县地征地丁银31100两，漕米2425石，折银3637两；卫地征地丁银3162两（没有漕米）。从1914年（民国3年）起，每亩赋银1两，改征银元2元2角，漕米每石按6元计征。1920年（民国9年），县征地丁银66569元。1926年（良国15年），每亩赋银1两，改征银元4元，全年实征124400余元，漕折17088元，卫地征13700余元。
附捐 1912年（民国元年）规定在赋银2元6角之中1元8角为国税，8角为地税（省税），但随粮加征的附捐一年比一年增多。1914年（民国3年），加征河工捐，连征6年。1920年（民国9年）全县征田赋附捐6657元。特别是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民国14—17年），1926年（民国15年）底，田赋正杂各项预征到了1929年（民国18年）。此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善后特捐。每赋银1两附征河工捐2角2分、黄河工特捐6角6分、教育附捐5分、建设特捐8角7分。附捐加征后，还规定又特捐：营房捐、皮靴捐等，全县共征5万元之多。另外还征了三次所谓“讨赤特捐”，按田赋银每两折合6元征收。由于张宗昌横征暴敛，给山东人民造成很大灾难。
清朝原无地方公款，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地方亩捐有学堂、讲演会、财政管理处、警察、警备队等经费。1919年（民国8年）县地每亩加征铜元5枚，全县年约征收78323元之多（卫地附捐在内）。1928年（民国17年）每亩加征铜元15枚。1930年（民国19年），改征银元，每赋银1两，加征县附捐5元5角，全县征收18.88万元。1932年（民国21年），每赋银1两，带征附捐4元2角9分6厘，漕米每石带征附捐洋5元，全县共征14.913万元。虽然规定附捐不得超过正税，但实际全县已超过5万余元，除地方亩捐外，还有按地亩摊敛的乡公项、村公项。1926年（民国15年）公项每亩摊敛3300文。
1927—1931年（民国16—20年），为全县田赋附捐最多时期。1927年（民国16年）有6种，正税1元5角，附捐2元4角8分，附捐为正税的1.65倍。到1930年（民国19年）多到11种，正税1元5角，附税3元5角4分，附捐为正税的2.36倍。抵补金附加亦以1930年（民国19年）为最多，正税3元，附加3元2角5分1厘5毫，附加为正税的1.08倍。
契税 契税是典卖土地房产时赴官验印所缴纳的一种捐税。土地房产经过买卖要“过割”（产权由卖主名下改为买主名下），“过割”每亩要钱50文。“过割”之后要契税，契税按地价抽取。清末郓城县契税价抽取36%，契纸京钱50文。
1912年（民国元年）卖契抽税6%，典契抽税3%，契纸价银5角，注册费1角。民国时期（不包括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卖契抽税9%，并新增印花税4.5%，契纸价洋1元，注册费1角，带征县附捐2角。
抗日战争时期 郓城抗日县政府为筹集抗日粮款，从1939年征收公粮（田赋）。一是根据土地面积和生产情况按区、乡、村分配征收任务；二是向地主、富农摊派粮款。任务确定后，以区或乡为单位，由乡、村长负责征收上缴，征收机关派人员协助，有时征收人员到各村流动征收。
1942年，由于日伪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急剧恶化，抗日军政人员分散转移，征派粮款工作暂停。
1943年，在根据地内实行六级合理负担政策征收。具体办法是：先按地质优劣，亩产量多少，把各户实有地折合成标准亩（每产粮150斤为一标准亩），再把各户土地按人口平均。在人均所占土地中，除去一亩免征地，其余以每3亩为一级。第一级每亩按一亩负担公粮；第二级每亩按一亩二分负担公粮；第三级每亩按一亩四分计算负担公粮，依次累进。实行六级合理负担政策，除地主、富农负担加重外，中农以下农民，负担有不同程度的减轻。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则采用派任务的办法进行征募粮、柴、草、款。
1944年，抗日县政府开始采用合理负担的办法征收公粮，征收办法多是一年一定。基本掌握“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具体政策是：贫农、下中农不超过所得额的5%，富农不超过10%，小地主不超过20%，中等地主不超过30%，大地主在35—50%之间进行征收。对贫农、鳏寡孤独、烈、军、工属和荣誉军人给予减免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