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有关赋税收入、上解、留用由清廷决定。县署为国家基层行政机关，兼为国家征收赋税。知县负有经征国家赋税之责，受成于布政使司。县经费出入悉由国库收支，县地方公益事业，上级政府不干涉，由县安排收支。
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沿用清朝旧制。1919年（民国8年）开始划分中央、省、县收支范围，各级财政收支实行平衡，分级管理。县仍有兼征国家赋税之责，县级经费依赖省级拨款。县级地方性开支则由杂税杂捐及附加支付。
郓城抗日县政府建立后，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自筹自给，分散管理的财政体制。1943年后，抗日根据地日渐巩固与扩大，财政收支改为统收统支，县级收入全部上缴，支出按标准据实报销，为战时供给制财政。财政收入以实物（粮食、柴、草等）为主，以货币为辅，财政支出也以实物为主。
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管理体制。财权集中于中央，收入全部上缴，支出据实报销。财政收支仍以实物为主，分散存放保管，主要是供给部队和地方干部。
建国后 1950—1952年县级作为报账单位，收入全部上解，支出在标准内据实报销，继续实行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体制。一切财政支出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财政收支以实物为主改为以货币为主。1952年，行政事业人员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实行“小包干”，以货币进行结算。
1953年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县作为三级（中央、省、县）财政的一级财政。实行预算分级管理，划分收支范围，按比例上缴，支出核定指标，年终结余不上缴，具有了一定的机动财力。按体制规定：工商税及农业税等大宗收入全部上缴。县固定收入有：地方税收（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文化娱乐税）、企业收入、杂项收入（各项规费、各项罚没、公产租赁及变价、其他杂项）。对支出方面，将过去县范围直接管理的各单位经费划归县级财政，支出按预算拨款。
1954年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按体制规定，地方收入划分三类：一、地方固定收入；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三、调剂分成收入。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按照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划分。这些收入分别作为中央、地方的固定收入，都不互相参与分成。
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支出，按照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是哪一级管理的，其支出即列入哪一级预算。
1958年，试行改革财政体制，财政管理权限下放到公社。国家财产与公社财务混成一体。公社之间贫富拉平，粮、财、物互调，不讲经济核算，在财务管理上出现“吃大锅饭”的偏向。
1959年县收回财权，清理了县与公社混合的财政，实行了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一年一定、结余资金上缴的集中型财政管理体制。
1964年始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县超收和节支有权使用，扩大了县级财政的自主权，财政收支状况有了好转。
1971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
1978年起，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地区根据郓城县财政情况，确定“增收分成”比例为50%。原规定县办“五小”工业利润留成办法停止施行，县办“五小”工业按1977年实行留成数额，由省专款拨给。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除工商税全部上解外，其余各项收入全为县级收入。郓城属于支大于收的县，按新的财政体制规定，实行定额补助，定额补助数每年递增5%。县依据所得收入和定额补助，本着“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安排支出。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1985—1990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郓城县支大于收，地区规定，收入全留，不足支出部分定额补助，补助逐年递减，递减的数额按收入基数的3%计算。
第二节 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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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有关赋税收入、上解、留用由清廷决定。县署为国家基层行政机关，兼为国家征收赋税。知县负有经征国家赋税之责，受成于布政使司。县经费出入悉由国库收支，县地方公益事业，上级政府不干涉，由县安排收支。
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沿用清朝旧制。1919年（民国8年）开始划分中央、省、县收支范围，各级财政收支实行平衡，分级管理。县仍有兼征国家赋税之责，县级经费依赖省级拨款。县级地方性开支则由杂税杂捐及附加支付。
郓城抗日县政府建立后，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自筹自给，分散管理的财政体制。1943年后，抗日根据地日渐巩固与扩大，财政收支改为统收统支，县级收入全部上缴，支出按标准据实报销，为战时供给制财政。财政收入以实物（粮食、柴、草等）为主，以货币为辅，财政支出也以实物为主。
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管理体制。财权集中于中央，收入全部上缴，支出据实报销。财政收支仍以实物为主，分散存放保管，主要是供给部队和地方干部。
建国后 1950—1952年县级作为报账单位，收入全部上解，支出在标准内据实报销，继续实行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体制。一切财政支出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财政收支以实物为主改为以货币为主。1952年，行政事业人员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实行“小包干”，以货币进行结算。
1953年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县作为三级（中央、省、县）财政的一级财政。实行预算分级管理，划分收支范围，按比例上缴，支出核定指标，年终结余不上缴，具有了一定的机动财力。按体制规定：工商税及农业税等大宗收入全部上缴。县固定收入有：地方税收（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文化娱乐税）、企业收入、杂项收入（各项规费、各项罚没、公产租赁及变价、其他杂项）。对支出方面，将过去县范围直接管理的各单位经费划归县级财政，支出按预算拨款。
1954年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按体制规定，地方收入划分三类：一、地方固定收入；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三、调剂分成收入。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按照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划分。这些收入分别作为中央、地方的固定收入，都不互相参与分成。
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支出，按照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是哪一级管理的，其支出即列入哪一级预算。
1958年，试行改革财政体制，财政管理权限下放到公社。国家财产与公社财务混成一体。公社之间贫富拉平，粮、财、物互调，不讲经济核算，在财务管理上出现“吃大锅饭”的偏向。
1959年县收回财权，清理了县与公社混合的财政，实行了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一年一定、结余资金上缴的集中型财政管理体制。
1964年始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县超收和节支有权使用，扩大了县级财政的自主权，财政收支状况有了好转。
1971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
1978年起，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地区根据郓城县财政情况，确定“增收分成”比例为50%。原规定县办“五小”工业利润留成办法停止施行，县办“五小”工业按1977年实行留成数额，由省专款拨给。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除工商税全部上解外，其余各项收入全为县级收入。郓城属于支大于收的县，按新的财政体制规定，实行定额补助，定额补助数每年递增5%。县依据所得收入和定额补助，本着“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安排支出。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1985—1990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郓城县支大于收，地区规定，收入全留，不足支出部分定额补助，补助逐年递减，递减的数额按收入基数的3%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