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5年秋，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双桥乡苏庄村苏伦德为首组建郓城县第一个髙级农业合作社。同年11月张集乡鲍庄鲍汝现、侯集乡侯集村侯学周也相继组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此后，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全县急剧发展，到1956年夏，全县髙级社发展到480处，平均每社350户。至1957年11月18日全县高级社发展到510处，入社农户167784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6.9%。髙级农业合作社较初级社公有化程度大大提高。入社农户要交一定数量的生产基金（有的叫垫底金），耕畜、大型农具折价作为生产基金，耕畜农具价款多于应交生产基金的，余款退给原主，不足的再交现金。对于没有耕畜、农具的困难户，国家发给无息贷款给以扶持。土地归社所有，不再分红。粮食分配除留下种子、饲料、公粮（生产好的队还留出向国家交售的余粮），有的社还留一部分机动粮，下余部分作为口粮按人均分配。现金分配除留下农业税、下年生产费用和公积金、公益金外，余额按劳动工分分配，以户为单位从劳动所得现金扣除口粮折款，下余付给现金。劳动所得少于口粮折款的，不足部分向社交款。高级社以社为核算单位，生产统一经营管理，计划统一制定，种植统一安排，劳、畜力统一调配，经济统一核算。生产队是高级社的基层生产单位，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务）、五固定（固定劳力、固定作业区、固定耕畜、固定大型农具、固定土地分等定产基础），财务超支自负，节余归生产队。
从合作化后农业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农民感受到互助组优于单干，初级社优于互助组，高级社优于初级社。因此，从互助组到全县98%以上的农户入高级社仅仅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由于社会上少数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和县、社领导工作上的某些失误，加之延续了上千年的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致使1957年春曾出现过部分社员闹退社的现象。经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合作化前后对比的教育，退社风逐步刹住。
人民公社 1958年9月中旬，全县撤销了34个乡和全部农业合作社，建立了14个人民公社，下设87个管理区、503个生产大队、3760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既是相当于乡一级的政权机构，又是农村生产组织机构，称做“政社合一”。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规模大了，公有化成份增加了，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它的体制变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以公社所有为主的阶段。从建立人民公社到1959年初，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干扰，经济上主要以公社一级所有。在本社范围内，公社对生产资料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可以无偿调用：在生产上，劳、畜力统一调动，实行军事化编制，劳动不计报酬；在生活上打破了以户为单位自炊的传统，实行集体食堂、供给制，少数地方实行集体住宿，男女分别集中居住。这种过左的办法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1958年秋该收获的作物没有全部收回来，集体食堂造成了粮食的大浪费，一些生产较好的大队无偿调出了许多粮食，造成了全县性的粮食短缺，导致1959—1960年出现农民外流和因营养不足引起的疾病及人、畜非正常死亡。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阶段。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提示》，撤销了管理区，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恢复了按劳分配的制度。体制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农业逐步有所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21斤，总产3亿斤，人均占有粮食467.3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把人民公社体制推向更左的境地。郓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再次强调“一大二公”，把社员的树木、地排车等收归集体所有硬性扩大公有成份；二是把按劳分配的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三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运输业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取销或限制。1966—1975年，农业发展基本上处于徘徊状态，10年间粮食平均亩产仅提高23斤。1975年人均占有粮食442斤，低于1965年的水平。
农业学大寨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推行左的一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运动中全县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人力、物力的代价，搞了一些确有实际效益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搞了一些无效劳动。
从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20年间，人民公社的体制虽然经过多次变更，但一直没有摆脱左的错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束缚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农民温饱问题终未得到解決。1978年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左的错误才逐步得到纠正。1984年元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县恢复了区、乡、村建制，取销了人民公社。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郓城县在农村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至1980年全县6702个生产队中的6377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形式有以下几种：（一）联产承包到组。即将土地承包到原生产队划分的若干小组，实行包产量、包工、包成本，年终分配时由生产队分组核算，超产奖超产部分的70%，减产罚减产部分的30%。（二）联产到劳。即将全部土地划分为两部分承包，一是口粮田按人承包，二是按劳力强弱划分等级承包。产量按土地的好坏和种植面积计算，工分按承包作物亩数及用工多少计算，成本按种植作物亩数计算需用量。年终由生产队统一作出方案按户分别核算，实行超产全奖，减产全罚。奖罚以粮食和现金找平。（三）包产到户。即对各种农作物，生产队先定出每块土地亩产指标，使用工分，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分配承包土地面积，由各户进行管理。作物收获后，各户根据原定承包任务，交队参加分配，余者全部归自己，不足由户赔偿。（四）大包干。即土地按人口分配，固定到户，长期耕种，取消统一分配制度，废除工分。种植计划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完成农业税、粮、棉、油交售任务和集体提留粮款之后，其余全部归自己。以上四种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范围内都先后推行过。到1981年底，全县除少数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劳和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外，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自1982年起，全县普遍实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根除了长期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生产上的“瞎指挥”等弊病，解放了生产力，促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1980—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7%，1985年达36877万元，比1980年翻一番还多；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增19.2%，1985年达381276吨，为1980年的1.41倍；人均所得年均递增32.1%，1980年人均收入75.8元，1985年达305元，比1980年增长4倍多。199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45250万元，比1985年增长22.7%，粮食总产量446036吨，比1985年增长17.9%，农民人均纯收入503元，是1985年的1.6倍。
第三节 集体所有制
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5年秋，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双桥乡苏庄村苏伦德为首组建郓城县第一个髙级农业合作社。同年11月张集乡鲍庄鲍汝现、侯集乡侯集村侯学周也相继组织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此后，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全县急剧发展，到1956年夏，全县髙级社发展到480处，平均每社350户。至1957年11月18日全县高级社发展到510处，入社农户167784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6.9%。髙级农业合作社较初级社公有化程度大大提高。入社农户要交一定数量的生产基金（有的叫垫底金），耕畜、大型农具折价作为生产基金，耕畜农具价款多于应交生产基金的，余款退给原主，不足的再交现金。对于没有耕畜、农具的困难户，国家发给无息贷款给以扶持。土地归社所有，不再分红。粮食分配除留下种子、饲料、公粮（生产好的队还留出向国家交售的余粮），有的社还留一部分机动粮，下余部分作为口粮按人均分配。现金分配除留下农业税、下年生产费用和公积金、公益金外，余额按劳动工分分配，以户为单位从劳动所得现金扣除口粮折款，下余付给现金。劳动所得少于口粮折款的，不足部分向社交款。高级社以社为核算单位，生产统一经营管理，计划统一制定，种植统一安排，劳、畜力统一调配，经济统一核算。生产队是高级社的基层生产单位，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务）、五固定（固定劳力、固定作业区、固定耕畜、固定大型农具、固定土地分等定产基础），财务超支自负，节余归生产队。
从合作化后农业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农民感受到互助组优于单干，初级社优于互助组，高级社优于初级社。因此，从互助组到全县98%以上的农户入高级社仅仅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由于社会上少数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和县、社领导工作上的某些失误，加之延续了上千年的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致使1957年春曾出现过部分社员闹退社的现象。经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合作化前后对比的教育，退社风逐步刹住。
人民公社 1958年9月中旬，全县撤销了34个乡和全部农业合作社，建立了14个人民公社，下设87个管理区、503个生产大队、3760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既是相当于乡一级的政权机构，又是农村生产组织机构，称做“政社合一”。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规模大了，公有化成份增加了，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它的体制变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以公社所有为主的阶段。从建立人民公社到1959年初，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干扰，经济上主要以公社一级所有。在本社范围内，公社对生产资料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可以无偿调用：在生产上，劳、畜力统一调动，实行军事化编制，劳动不计报酬；在生活上打破了以户为单位自炊的传统，实行集体食堂、供给制，少数地方实行集体住宿，男女分别集中居住。这种过左的办法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致使1958年秋该收获的作物没有全部收回来，集体食堂造成了粮食的大浪费，一些生产较好的大队无偿调出了许多粮食，造成了全县性的粮食短缺，导致1959—1960年出现农民外流和因营养不足引起的疾病及人、畜非正常死亡。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阶段。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提示》，撤销了管理区，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后，恢复了按劳分配的制度。体制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农业逐步有所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21斤，总产3亿斤，人均占有粮食467.3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把人民公社体制推向更左的境地。郓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再次强调“一大二公”，把社员的树木、地排车等收归集体所有硬性扩大公有成份；二是把按劳分配的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三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对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运输业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取销或限制。1966—1975年，农业发展基本上处于徘徊状态，10年间粮食平均亩产仅提高23斤。1975年人均占有粮食442斤，低于1965年的水平。
农业学大寨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推行左的一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运动中全县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人力、物力的代价，搞了一些确有实际效益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搞了一些无效劳动。
从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20年间，人民公社的体制虽然经过多次变更，但一直没有摆脱左的错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束缚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农民温饱问题终未得到解決。1978年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左的错误才逐步得到纠正。1984年元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县恢复了区、乡、村建制，取销了人民公社。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郓城县在农村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至1980年全县6702个生产队中的6377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形式有以下几种：（一）联产承包到组。即将土地承包到原生产队划分的若干小组，实行包产量、包工、包成本，年终分配时由生产队分组核算，超产奖超产部分的70%，减产罚减产部分的30%。（二）联产到劳。即将全部土地划分为两部分承包，一是口粮田按人承包，二是按劳力强弱划分等级承包。产量按土地的好坏和种植面积计算，工分按承包作物亩数及用工多少计算，成本按种植作物亩数计算需用量。年终由生产队统一作出方案按户分别核算，实行超产全奖，减产全罚。奖罚以粮食和现金找平。（三）包产到户。即对各种农作物，生产队先定出每块土地亩产指标，使用工分，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分配承包土地面积，由各户进行管理。作物收获后，各户根据原定承包任务，交队参加分配，余者全部归自己，不足由户赔偿。（四）大包干。即土地按人口分配，固定到户，长期耕种，取消统一分配制度，废除工分。种植计划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完成农业税、粮、棉、油交售任务和集体提留粮款之后，其余全部归自己。以上四种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范围内都先后推行过。到1981年底，全县除少数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劳和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外，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自1982年起，全县普遍实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根除了长期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生产上的“瞎指挥”等弊病，解放了生产力，促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1980—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7%，1985年达36877万元，比1980年翻一番还多；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增19.2%，1985年达381276吨，为1980年的1.41倍；人均所得年均递增32.1%，1980年人均收入75.8元，1985年达305元，比1980年增长4倍多。199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45250万元，比1985年增长22.7%，粮食总产量446036吨，比1985年增长17.9%，农民人均纯收入503元，是1985年的1.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