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占有 1946年土改前，全县共有耕地195万亩。占总人口1.83%的地主占土地33万亩，人均占有27.6亩；占总人口2%的富农占有土地18万亩，人均14亩；而占人口43.49%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30万亩，人均1.07亩。据1942年几个重点村的调查，这种封建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严重：城西南的王老虎村，土改前共432户，1950人，土地6267亩。其中地主20户198人，占有土地4382亩，人均22.47亩；富农21户95人，占有土地1005亩，人均10.58亩。占全村总人口15.0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村85.95%的土地。城西的祝桥，占全村总人口7.35%的地主6户85人，就占有土地8150亩，占全村总土地面积的74.59%，人均占有95.88亩；富农8户75人，占全村总人口的6.5%，占有土地1300亩，占全村总土地的11.9%，人均17亩；而占全村总人口86.15%的中农、贫雇农，仅占有全村13.51%的土地，人均1.48亩。地主、富农的土地大都离村近、土质好，贫下中农的土地大都离村远、土质瘠薄而多沙碱，全年收入不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长期缺衣少食，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和逃荒要饭渡日。一遇天灾人祸，只好卖掉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富农则趁机压价购买。这样就出现了土地逐年集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
剥削方式
租佃 郓城县租田方式，一般分为“分租制”和“定额制”两种。“分租制”是把收获物按规定比例分配，一般规定要把80%交给地主，叫做锄“二八”地。地主如在农忙时干些担水、送饭、看庄稼等活，则在佃户应分的份额中扣除一份归地主，名为“里搭钩”或“里搭股”。“定额制”也叫“死租”，即把租额定死，不管收成好坏，承租者都要按规定交足，不能短少或拖欠。如果所收不够交租，即以佃户的土地或其他财产折价偿还。每遇灾年，都有佃户被逼得家破人亡。玉皇庙乡马庄贫农李印现，租种地主30亩地，有一年遭涝灾，李印现把自己土地、房屋全部卖光抵租，全家7口人逃荒东北，沿途乞讨，其妻因饿、冻，病死东北。邵集贫农杨留元租种了大地主“金豆子”2亩地，因连年歉收，“金豆子”就把所欠租尾折钱转为高利贷，用利上长利的方法（群众称为驴打滚），把杨留元祖辈留传下来的7亩地全霸占了，又把租地抽回，杨留元贫困、气恼交加，悬梁自尽，撇下老小到处乞讨。
放秋麦 即在青黄不接时，地主借给农民秋粮，一般是借一斗秋粮，麦后还两斗麦，高者还2.5斗或3斗。农民有个歌谣：“吃一斗，还两斗，年年都不够，吃糠咽菜喝糊涂，窝窝头也没有”。无论借粮贷钱都要找保人，如到期还不足，由保人代为偿还。
雇工 一般分为长工、月工、短工。长工多为雇用一年以上的长期工，俗称“扛活的”，为地主种地、打水、喂牲口、扫院子等。吃、住均在地主家中，不过是吃粗饭，住牛棚，工资每年只给300斤左右的粮食，除去饭钱所剩无几；月工按月计工资，有的除管饭外再加点工钱；短工按天计工资。另外还有女工，俗称“办饭的”，负责做饭、缝洗衣服、看孩子等，除管饭外，每年工资不过5—6元钱。
减租减息 1939年秋，中国共产党在郓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县、区抗日政府，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1942年1月21日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规定，一律按原租额减收25%，即“二五增佃”。限定所交之租一律不得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在债息方面禁止高利贷，即使放贷也不许超过年利10%，“现扣利”“出门利”、“印子钱”等一律禁止，旧债偿还，也一律按年利10%计算；若有超过原本2倍者，本利停还。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又适当提高雇工的工资待遇，按劳动量大小、生产技术高低分三等工资，一等每年工资粮食900斤，二等800斤，三等650—700斤，每人每年又外加棉布70尺，并规定不许随便解除雇用，如随便解除，需支付一年工资。
第一节 封建土地所有制
土地占有 1946年土改前，全县共有耕地195万亩。占总人口1.83%的地主占土地33万亩，人均占有27.6亩；占总人口2%的富农占有土地18万亩，人均14亩；而占人口43.49%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30万亩，人均1.07亩。据1942年几个重点村的调查，这种封建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严重：城西南的王老虎村，土改前共432户，1950人，土地6267亩。其中地主20户198人，占有土地4382亩，人均22.47亩；富农21户95人，占有土地1005亩，人均10.58亩。占全村总人口15.0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村85.95%的土地。城西的祝桥，占全村总人口7.35%的地主6户85人，就占有土地8150亩，占全村总土地面积的74.59%，人均占有95.88亩；富农8户75人，占全村总人口的6.5%，占有土地1300亩，占全村总土地的11.9%，人均17亩；而占全村总人口86.15%的中农、贫雇农，仅占有全村13.51%的土地，人均1.48亩。地主、富农的土地大都离村近、土质好，贫下中农的土地大都离村远、土质瘠薄而多沙碱，全年收入不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长期缺衣少食，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和逃荒要饭渡日。一遇天灾人祸，只好卖掉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富农则趁机压价购买。这样就出现了土地逐年集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
剥削方式
租佃 郓城县租田方式，一般分为“分租制”和“定额制”两种。“分租制”是把收获物按规定比例分配，一般规定要把80%交给地主，叫做锄“二八”地。地主如在农忙时干些担水、送饭、看庄稼等活，则在佃户应分的份额中扣除一份归地主，名为“里搭钩”或“里搭股”。“定额制”也叫“死租”，即把租额定死，不管收成好坏，承租者都要按规定交足，不能短少或拖欠。如果所收不够交租，即以佃户的土地或其他财产折价偿还。每遇灾年，都有佃户被逼得家破人亡。玉皇庙乡马庄贫农李印现，租种地主30亩地，有一年遭涝灾，李印现把自己土地、房屋全部卖光抵租，全家7口人逃荒东北，沿途乞讨，其妻因饿、冻，病死东北。邵集贫农杨留元租种了大地主“金豆子”2亩地，因连年歉收，“金豆子”就把所欠租尾折钱转为高利贷，用利上长利的方法（群众称为驴打滚），把杨留元祖辈留传下来的7亩地全霸占了，又把租地抽回，杨留元贫困、气恼交加，悬梁自尽，撇下老小到处乞讨。
放秋麦 即在青黄不接时，地主借给农民秋粮，一般是借一斗秋粮，麦后还两斗麦，高者还2.5斗或3斗。农民有个歌谣：“吃一斗，还两斗，年年都不够，吃糠咽菜喝糊涂，窝窝头也没有”。无论借粮贷钱都要找保人，如到期还不足，由保人代为偿还。
雇工 一般分为长工、月工、短工。长工多为雇用一年以上的长期工，俗称“扛活的”，为地主种地、打水、喂牲口、扫院子等。吃、住均在地主家中，不过是吃粗饭，住牛棚，工资每年只给300斤左右的粮食，除去饭钱所剩无几；月工按月计工资，有的除管饭外再加点工钱；短工按天计工资。另外还有女工，俗称“办饭的”，负责做饭、缝洗衣服、看孩子等，除管饭外，每年工资不过5—6元钱。
减租减息 1939年秋，中国共产党在郓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县、区抗日政府，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1942年1月21日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规定，一律按原租额减收25%，即“二五增佃”。限定所交之租一律不得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在债息方面禁止高利贷，即使放贷也不许超过年利10%，“现扣利”“出门利”、“印子钱”等一律禁止，旧债偿还，也一律按年利10%计算；若有超过原本2倍者，本利停还。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又适当提高雇工的工资待遇，按劳动量大小、生产技术高低分三等工资，一等每年工资粮食900斤，二等800斤，三等650—700斤，每人每年又外加棉布70尺，并规定不许随便解除雇用，如随便解除，需支付一年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