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吏除规定的薪俸之外，还有“耗羡”“收入”。所谓耗羡，每地丁（约50亩）银一两，加征银五分到一钱几分，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于应纳正耗外，尚有又米（所谓又米，指不足一升之户，均令加倍完纳），这笔“耗羡”全入知县私囊。
清雍正年间，曾将“耗羡”归入国库，发给官员“养廉银”（每年给知县几百到一千几百两）。但地方官吏并不因享有“养廉银”而“廉”，仍千方百计地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任意敲诈勒索，而且田赋可用钱交纳，经手官员任意将钱价压低，如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却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银子；田赋上缴时虽有一定数量，但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这些多余的收入，均装到官吏腰包，一般的知县，每年可弄一、二万两银子，善于搜刮者不止此数。此外，受理民、刑案件也是知县勒索的好机会，每逢三、八（即五天一次）知县坐堂审理案件，行贿者不论有理无理均可胜诉或免究，对不行贿者则施用酷刑，屈打成招，含冤莫伸者比比皆是。
差役属“贱役”，他们有为数甚微的役食银，但多利用各种陋规敲诈勒索百姓，实际收入不亚于官吏。
民国时期，官员薪俸除从应征的赋税额中加征之外，还剥削、鱼肉百姓。如在1930年（民国19年），陈免斋任税务局长时，按营业额20%的税率强征饮食业印花税，抗税不缴者，就勒收帐簿，甚至将其拘留。又如，1929年（民国18年），刘立卿任郓城县县长时，群众不甘心地主豪绅的剥削，纷纷告发，声言要打倒土豪劣绅，地主为得到官府的庇护，将剥削农民的钱财偷偷送给官府，县党部一次就接到地主张存诚三千块银元的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