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保卫组织 建国后，为搞好社会治安，1951年根据《农村治安条例》规定，开始试建治安保卫组织。至1956年，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建立了209个保卫股，乡镇建立了93个治安保卫委员会，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了2465个治安保卫小组。基层共有治安保卫人员7795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进一步加强治保工作，1984年对基层治保组织进行了整顿、充实。整顿后全县共有基层治保委员会1081个，治保人员4930人。县直机关和较大的企业单位设有保卫科、股。1986—1990年，县城增设综合治理办公室，配武警人员，乡镇建治安小分队。公安部门坚持每年对基层治保主任轮训一次，并定期以乡或片为单位，组织他们学习，以提髙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禁赌 建国前郓城赌风甚盛，有掷骰于、打牌（纸牌、牌九）、压宝等。赌场或明或暗，遍布城乡。有些集市、庙会公开设赌，昼夜不息。既影响生产，又滋事生非。官方虽明令禁止，但多因措施不力和贪官带头赌博，所以有禁无止。
人民政府建立后，把禁赌列为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内容，严加查禁，60—70年代赌风基本煞住。但1980年以来，由于社会上自由化思潮影响，赌博又有回潮，有的地方聚赌严重。
禁烟 清朝末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逐步加剧，鸦片输入逐年增多。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及吸食者日益增加。因吸毒而破产者屡见不鲜。官府衙门虽一再高喊禁毒，但因政治腐败，贪官作弊，明禁暗纵，不能奏效。
建国初期，郓城境内贩毒、吸毒者仍有存在，边远地区私种罂粟者也屡有发现。为彻底根绝吸毒，县人民政府多次颁发禁毒布告，严厉查禁私种罂粟、贩卖鸦片和吸毒。1950—1952年，贩毒者到政府登记悔过的达128人，概未追究。另有犯罪严重又不思悔改的23人，被依法判处，其中判处徒刑1—3年的9人，判刑3年、缓期执行、交村管制的1人，不判刑交村管制的5人，教育后释放的8人。1952年，查出张集乡大柳树李庄私种罂粟3亩，就地召开大会，依法做了处理。1958年县城北关一贩毒分子贩运烟土1斤2两，依法判刑3年。从此境内贩毒、吸毒渐趋根绝。但1980—1990年期间，在县边远个别村庄，又出现私自种植小面积罂粟现象，经公安部门查禁，逐渐消失。
改造娼妓 建国前，有的妇女为生活所迫，沦为明妓或暗娼，遭遇悲惨。“兰香馆”是民国期间县城的妓院之一。日军侵占郓城后，县城内又新增“议馆”妓院，多为日籍妓女，主要接纳日本军人和日伪政府官员。1949年郓城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通令取缔妓院，并多方帮助妓女安家立业，走上新生。
改造“四类分子”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郓城县从1952年开始，对历史上有罪恶又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敌（国民党反动派）伪（汉奸）、军（尉官以上）、政（乡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兵）反动官吏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统称地、富、反、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虽有反动言行，但尚构不成重大犯罪，不需逮捕判刑的，由公安部门依法批准，交所在单位或村庄管制。全县首批共管制916人，其中敌伪特务1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94人，反动地主、富农分子462人，反动党、团骨干49人，敌伪军、政、警、宪反动官吏157人，其它反革命分子140人。1952年底经群众评议，全县有82名“四类分子”（地主2人，其它80人）老实守法，积极劳动，改造较好，报公安部门批准，给予撤销管制。1956年冬，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发动群众对未准予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四类分子”进行评议，再经所在单位或村庄治保委员会评审通过，报公安局批准，先后有925人被吸收入社，承认其为农业合作社社员或候补社员，令其在劳动中继续改造自新。
1959年，按照“监督改造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精神，在“四类分子”改造中，普遍推行了“三包一保证”（包监督劳动、包政治教育、包预防破坏，责令“四类分子”制订改造自新的保证）、“十红夹一黑”（10个党、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包夹一个“四类分子”）和月考、季评、年升降的改造措施，村村设“四类分子”改造台，凡有“四类分子”的生产队都成立监督改造小组。“四类分子”普遍制订改造规划，由群众监督执行。大队治保主任每半月或一月对其检查训话一次，批评错误，指明出路。经年终评审，定为正式社员的1301人，评为候补社员的1192人，监督生产的729人，管制劳动的1287人，依法逮捕的224人，因有新的反动言行而重新戴“帽子”的127人。
1965年，全县共有“四类分子”10480人，年终对他们进行了全面评审，评定为正式社员的741人，评为候补社员的4323人，纠正错划的530人，其余分别予以监督生产、管制劳动、依法逮捕、新挖掘出漏划的2471人。
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改造“四类分子”工作中也出现过错划、错管的情况。个别基层干部也有不经公安部门批准任意给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给人乱戴“四类分子”帽子的现象更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多次纠正，但均不够彻底。1979年遵照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精神，给3096名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给2323名错划、错戴“帽子”的人予以纠正，给11358名地、富子女定为社员成份^至此，完成了改造“四类分子”的历史任务，全县不再存在“四类分子”。
自行车管理 1953年开始实行自行车牌照制度，最初由工商局、税务局共管，1978年8月由县公安局接管，设置了自行车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自行车管理事宜。全县17处公社也都相应地建立了“自行车管理所'其主要业务，是对所辖区域内自行车进行登记、编号、砸钢印，对外地流入的自行车换发牌照等。通过加强自行车管理，从1978—1990年帮助群众找回错推的自行车1500余辆，为侦察破案提供线索50余起，对打击偷盗犯罪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危险物品管理 对危险物品的管理，是县公安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有关条例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县公安部门制订了相应的检查管理措施，有计划地对危险物品开展清理收缴活动。1982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清查，共收缴炸药370斤、雷管22个、导火索4米、土制手枪34支、匕首42把、鞭炮一大宗，消除了一弯爆炸隐患。同年元庙集河东大队社员任兰银的房子，被犯罪分子任兰成用炸药炸毁，县公安局立即派人侦破，仅三天时间就把犯罪分子捉拿归案。透过此次清查，还发现县化工厂院外一间小房内存放黑色炸药2000余斤，夜间无人看守，一旦爆炸，千米以内的物体都将遭受破坏。对此，令其立即采取妥善措施，并通报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