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肃反 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革命成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县发动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县、区、乡、村逐级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全县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反革命破坏活动，公安机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先后收到检举材料604份。慑于政策的威力，从1950年10月至1956年6月底，全县有434名反革命分子向公安机关自首。另有400名反革命分子被逮捕法办。凡坦白交代、自首认罪或有立功表现的均得到宽大处理，只有少数民愤极大，拒不坦白认罪，或者解放后经宽大处理仍进行破坏的，才予以惩办。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依法判处死刑者，占被逮捕总人数的2.4%。全县缴获长、短枪6支，子弹475发，地雷100枚，反革命宣传品、敌伪委任状和地主蓄谋向贫雇农倒算的变天帐700余件。
1956年1月，遵照中央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采取群众路线与专门工作相结合的办法，分四批在全县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部门开展肃清潜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凡开展运动的单位，都建立领导小组，训练积极分子，然后检举揭发，核实定案。至1958年11月，全县共清查出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227人。有些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也被挖了出来，如军统特务李业成和阴谋暴动的一贯道首黄维仁都落入人民法网。
通过镇反和肃反，纯洁了革命队伍，安定了社会秩序。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工作粗放等原因，在肃反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捕、错判、错处的情况。有些处理错了的发现后随时进行了纠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于内部肃反和历次运动中处理错了的逐一作了纠正，不但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凡能继续工作的还安排了工作，丧失工作能力的按照政策做了退、离休处理。
取缔反动会道门 建国前郓境内有兰旗道、圣贤道、天仙道、明眼道、一贯道、小快门、老母道、九宫道、八卦道、金圣道、离门道、坎门道、黄沙会、红沙会、黑旗道、清水道、龙华会、儒门道、圣贤还乡道、圣贤还乡儒门道、清离道、眼光道、一心天堂圣教会等27种反动会道门，道徒城乡皆有。这些道徒有的利用迷信活动骗取财物；有的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有的被日伪或国民党特务利用，以传道为掩护，网罗坏人，发展武装，梦想推翻人民政府。1948年冬，郭屯村圣贤道首孔开扬利用迷信手段，制造“神水”事件，从中渔利。方圆百里内的许多群众争相前往取水治病，每天达四五千人以上，不但影响生产，破坏社会治安，而且出现致死人命事件。1949年3月，二专署公安局协助郓巨县公安局，迅速将其平息。1951年，潘渡乡吴庄村金圣道首吴玉选，阴谋发动灵山暴动，妄图推翻人民政府，复辟帝制。公安机关察觉后即予以取缔，并依法逮捕首恶分子。1956年丁长区机房村天仙道首马增恩自称皇帝，在道内封娘娘、军师、元帅、宰相等官职，预谋1961年仲秋之夜在白灵寺举事，天下一统后登基。同年秋被破获，道首马增恩及其反动骨干道徒均被依法惩处，其余自首的小道首免予刑事处分。
1949—1990年全县共破获反动会道门112起，缴获道书1300本、佛像670张、大刀长矛等凶器1400件、银币800元、黄金40两；依法判处各种刑罚的反动道首116人，管制144人，87150名道徒办理了退道手续。黄安区东张楼村反革命分子张绪贵，1947年当还乡团时曾杀害共产党员3名，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感召下，张于1956年6月自首，并检举10多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免于刑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