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1953—1957）期间，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地方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基建项目、农业生产中的粮、棉、油等实行直接计划，在基层单位计划的基础上，由县拟定生产规划。其他则通过农贷、税收、价格政策以及预购合同等经济措施，使其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
“二五”（1958—1962）期间，实行“双轨制”计划体制，编制计划以生产单位为主体，县计委综合平衡，自下而上逐级编报。由于“大跃进”的影响，计划多脱离实际，不能顺利实行。因此，计划屡变。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国民经济计划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注重综合平衡，按照条块结合进行计划程序改为先由县下达控制数字，然后自下而上编制计划，县计委平衡后再下达执行计划。
“文化大革命”初期，计划体制受到冲击，1969年后，才逐步恢复。1971—1974年，国民经济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制订计划。1975年后，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注意了综合平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逐步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留有余地”的原则。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指令性计划范围逐渐缩小，县计委管理的年度计划由19种调减为15种。1986年后，指令性计划进一步缩小，指导性计划逐步增加。
第二节 计划体制
“一五”（1953—1957）期间，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地方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基建项目、农业生产中的粮、棉、油等实行直接计划，在基层单位计划的基础上，由县拟定生产规划。其他则通过农贷、税收、价格政策以及预购合同等经济措施，使其纳入计划管理的轨道。
“二五”（1958—1962）期间，实行“双轨制”计划体制，编制计划以生产单位为主体，县计委综合平衡，自下而上逐级编报。由于“大跃进”的影响，计划多脱离实际，不能顺利实行。因此，计划屡变。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国民经济计划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注重综合平衡，按照条块结合进行计划程序改为先由县下达控制数字，然后自下而上编制计划，县计委平衡后再下达执行计划。
“文化大革命”初期，计划体制受到冲击，1969年后，才逐步恢复。1971—1974年，国民经济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制订计划。1975年后，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注意了综合平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逐步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留有余地”的原则。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指令性计划范围逐渐缩小，县计委管理的年度计划由19种调减为15种。1986年后，指令性计划进一步缩小，指导性计划逐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