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年间，单县物价由市场自行调节，起伏不稳。
1948年10月单县全境解放。人民政府始开展物价管理工作。1949—1952年单县的物价政策主要是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1949年秋，单县粮食因灾减产，少数粮商乘机哄抬粮价，市场价格急剧上升。县委、县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从东北调来高粱300万斤，在城关市场大量销售。到1950年4月底，稳定了粮价，是年5月2日，粮食公司售价小麦每斤0.105元，小米0.1元，高粱0.08元。5月3日，再次下调。小麦销价每斤0.097元，小米0.092元，高粱、玉米每斤0.076元，并且满足供应，迫使少数粮商急忙吐出囤粮，从而稳定了市场，平抑了粮价。
1950年8月—1953年11月，单县小麦售价调整了14次，由0.067元上调到0.14元。
1953年春，单县粮价开始上涨，国家库存粮食已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被迫限量供应。从每人一次允许购几百斤，最后限购30斤。
1953年12月19日，将粮食收、售牌价改为统购、统销价，变指导性价格为指令性价格。单县主要粮食统购统销价为：小麦每斤统购价0.104元，统销价0.11元；大豆每斤统购价0.086元，统销价0.091元；高粱每斤统购价0.067元，统销价0.071元；玉米每斤统购价0.068元，统销价0.072元；谷子每斤统购价0.065元，统销价0.069元。
1953—1957年，执行省、地关于“粮价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指示精神，在保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作了调整，逐步取消了季节差价、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
在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对二类产品实行统一经营管理，扩大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大力发展国合商业的批发业务，占领批发市场，并对私营零售商业采取代销和代购的形式，限制盲目发展。在保持了市场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部分不合理的工业品价格进行了低调，同时，有计划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猪、羊、牛、鸡蛋、食油等的收购价格。1956年，已有数千种工业品的价格调低5—7.5％，对农副产品适当高调了40多种，一般调高3％以上。
1957年，对一、二类农副产品全部按国家牌价统购和管理收购，对3类产品全部放开，有意识地运用价值规律刺激生产。1958年，大部分商品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县对一般工业品和地方手工业产品有定价权和调价权。1960年对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本着“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对价格较低而对工业生产积极性有影响的生产资料：锄、镰、锨、镢等小农具18种，生活资料铁锅等炊事用具26种产品、交通运输器具配件等作了适当上调。是年底，对油料、油脂的统购统销价格作了调整。其中豆油每斤由0.474元调为0.591元，统销价由0.54元调为0.635元。
1961年4月提高了粮食的统购价格，调幅为21.8％，调价后，粮食统销价不变，粮食购销倒挂，倒挂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同时，还调整了油脂、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
1961年单县各种商品普遍紧缺，市场物价急剧上涨，有的高出国家牌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单县亦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开办了高价饭店，扩大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定量范围。县商业供销部门采用议购议销，除一部分农副产品征购派购外，同生产队协商，用高于牌价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收购和销售。将1958年下放的物价权限收回，并对人民生活必需的18类消费品，包括粮食、棉布、食油、盐、酱、醋等的价格保持不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2年市场缓和，物价回落，比1961年下降了1.6倍。是年，对全县物价实行了统一管理，对县管理的工业产品和部分手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商品销售价格、土特产品收购价格、运输价格、建筑价格、服务业的修理收费价格等进行了审查，对建筑工人的工资标准和建筑造价进行了调整。
1963年，粮食统销价格和统购价格持平，集市贸易价格稳定，年末比年初下降40％，其中粮价下降27％，肉食下降39％，蔬菜下降40％，铁木制小农具下降36％。1965年取消了高价商品，关闭了高价饭店。1966年，市场商品种类繁多，物价稳定，是建国后最好的时期之一。
1966年8月，单县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普遍提高，每斤小麦由0.118元调为0.136元，谷子由0.081元调为0.095元，大豆由0.127元调为0.155元，绿豆由0.136元调为0.165元，地瓜干由0.065元调为0.077元，粮食价格平均上调8.35％，销价同时上调，购销持平。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商品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物价上升，市场物价渐有失去控制的趋势。当年下半年，单县实行物价冻结。
1979年粮食统购价提高20％。其中小麦由每斤0.136元调为0.167元，调幅为22.8％，统销价未变，出现了第二次购销倒挂。经营亏损由国家实行财政补贴，粮油超购价格，由1973年以来的加价30％提高到50％，部分副食品如猪、羊、牛肉、蛋等的销售价格也有提高。
1981年，县内部分农机产品实行价格浮动，幅度为10—15％，是年11月，对涤棉布、烟酒销售价格进行调整。布每尺调至0.66元，烟酒销售价格高调，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少提，低档不提。1983年，提高棉纺织品价格，降低化纤品价格。全县共调了1000多个品种。
1984年，放开了农产品议购议销价格，下放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管理权限，对部分一、二类日用工业品实行了浮动价格，允许零售企业计划外采购的日用工业品自行定价和批发，企业经营的日用工业品实行批零差价，对三类日用工业品实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放宽了对地方工业品价格的管理，扩大了城乡小工业的定价权，放宽了供销社计划外采购的生产资料价格。
1985年4月，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放开了副食品价格，对粮油实行合同定购、收购，收购价格按“倒三七”加价，即每交售100斤粮食，其中70斤加价30％。单县合同定购的每斤小麦0.226元，玉米0.156元，棉花收购价格由“倒二八”加价改为“倒三七”比例加价，花生收购价格按“倒四六”比例加价，实际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73％，对定购外的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全部放开。
1986年，陆续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80支以上纯棉纱及其织物、中长纤维7种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对小化肥实行了临时降价。零售物价指数上升41％，其中农产品收购价格比1985年上升6.4％，工业品出厂价比1985年提高4.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1985年上升6.5％，计划外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稳中有降，线材、水泥、煤炭、卡车下降10—20％不等。
1987年对一些突出的不合理的工农产品和劳务收费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随着粮食购进价的提高，农村返销粮价格亦提高，还提高了鲜蛋和生猪的收购价格，使猪麦比价由1∶3—4回升到1∶5—6；对工业品零售价格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亦进行了调整，调高的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呢绒、烟、酒、纸张、食糖、棉纱及织物等，调低的有以工矿产品为原料的铱金笔、收录机、手表、塑料制品、纤维尼龙布、晴纶制品等。1987年，单县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86年上升7.2％。
第一节 物价调整
清末民国年间，单县物价由市场自行调节，起伏不稳。
1948年10月单县全境解放。人民政府始开展物价管理工作。1949—1952年单县的物价政策主要是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1949年秋，单县粮食因灾减产，少数粮商乘机哄抬粮价，市场价格急剧上升。县委、县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从东北调来高粱300万斤，在城关市场大量销售。到1950年4月底，稳定了粮价，是年5月2日，粮食公司售价小麦每斤0.105元，小米0.1元，高粱0.08元。5月3日，再次下调。小麦销价每斤0.097元，小米0.092元，高粱、玉米每斤0.076元，并且满足供应，迫使少数粮商急忙吐出囤粮，从而稳定了市场，平抑了粮价。
1950年8月—1953年11月，单县小麦售价调整了14次，由0.067元上调到0.14元。
1953年春，单县粮价开始上涨，国家库存粮食已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被迫限量供应。从每人一次允许购几百斤，最后限购30斤。
1953年12月19日，将粮食收、售牌价改为统购、统销价，变指导性价格为指令性价格。单县主要粮食统购统销价为：小麦每斤统购价0.104元，统销价0.11元；大豆每斤统购价0.086元，统销价0.091元；高粱每斤统购价0.067元，统销价0.071元；玉米每斤统购价0.068元，统销价0.072元；谷子每斤统购价0.065元，统销价0.069元。
1953—1957年，执行省、地关于“粮价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指示精神，在保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作了调整，逐步取消了季节差价、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
在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对二类产品实行统一经营管理，扩大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大力发展国合商业的批发业务，占领批发市场，并对私营零售商业采取代销和代购的形式，限制盲目发展。在保持了市场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部分不合理的工业品价格进行了低调，同时，有计划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猪、羊、牛、鸡蛋、食油等的收购价格。1956年，已有数千种工业品的价格调低5—7.5％，对农副产品适当高调了40多种，一般调高3％以上。
1957年，对一、二类农副产品全部按国家牌价统购和管理收购，对3类产品全部放开，有意识地运用价值规律刺激生产。1958年，大部分商品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县对一般工业品和地方手工业产品有定价权和调价权。1960年对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本着“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对价格较低而对工业生产积极性有影响的生产资料：锄、镰、锨、镢等小农具18种，生活资料铁锅等炊事用具26种产品、交通运输器具配件等作了适当上调。是年底，对油料、油脂的统购统销价格作了调整。其中豆油每斤由0.474元调为0.591元，统销价由0.54元调为0.635元。
1961年4月提高了粮食的统购价格，调幅为21.8％，调价后，粮食统销价不变，粮食购销倒挂，倒挂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同时，还调整了油脂、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
1961年单县各种商品普遍紧缺，市场物价急剧上涨，有的高出国家牌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单县亦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开办了高价饭店，扩大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定量范围。县商业供销部门采用议购议销，除一部分农副产品征购派购外，同生产队协商，用高于牌价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收购和销售。将1958年下放的物价权限收回，并对人民生活必需的18类消费品，包括粮食、棉布、食油、盐、酱、醋等的价格保持不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2年市场缓和，物价回落，比1961年下降了1.6倍。是年，对全县物价实行了统一管理，对县管理的工业产品和部分手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商品销售价格、土特产品收购价格、运输价格、建筑价格、服务业的修理收费价格等进行了审查，对建筑工人的工资标准和建筑造价进行了调整。
1963年，粮食统销价格和统购价格持平，集市贸易价格稳定，年末比年初下降40％，其中粮价下降27％，肉食下降39％，蔬菜下降40％，铁木制小农具下降36％。1965年取消了高价商品，关闭了高价饭店。1966年，市场商品种类繁多，物价稳定，是建国后最好的时期之一。
1966年8月，单县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普遍提高，每斤小麦由0.118元调为0.136元，谷子由0.081元调为0.095元，大豆由0.127元调为0.155元，绿豆由0.136元调为0.165元，地瓜干由0.065元调为0.077元，粮食价格平均上调8.35％，销价同时上调，购销持平。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商品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物价上升，市场物价渐有失去控制的趋势。当年下半年，单县实行物价冻结。
1979年粮食统购价提高20％。其中小麦由每斤0.136元调为0.167元，调幅为22.8％，统销价未变，出现了第二次购销倒挂。经营亏损由国家实行财政补贴，粮油超购价格，由1973年以来的加价30％提高到50％，部分副食品如猪、羊、牛肉、蛋等的销售价格也有提高。
1981年，县内部分农机产品实行价格浮动，幅度为10—15％，是年11月，对涤棉布、烟酒销售价格进行调整。布每尺调至0.66元，烟酒销售价格高调，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少提，低档不提。1983年，提高棉纺织品价格，降低化纤品价格。全县共调了1000多个品种。
1984年，放开了农产品议购议销价格，下放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管理权限，对部分一、二类日用工业品实行了浮动价格，允许零售企业计划外采购的日用工业品自行定价和批发，企业经营的日用工业品实行批零差价，对三类日用工业品实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放宽了对地方工业品价格的管理，扩大了城乡小工业的定价权，放宽了供销社计划外采购的生产资料价格。
1985年4月，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放开了副食品价格，对粮油实行合同定购、收购，收购价格按“倒三七”加价，即每交售100斤粮食，其中70斤加价30％。单县合同定购的每斤小麦0.226元，玉米0.156元，棉花收购价格由“倒二八”加价改为“倒三七”比例加价，花生收购价格按“倒四六”比例加价，实际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73％，对定购外的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全部放开。
1986年，陆续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80支以上纯棉纱及其织物、中长纤维7种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对小化肥实行了临时降价。零售物价指数上升41％，其中农产品收购价格比1985年上升6.4％，工业品出厂价比1985年提高4.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1985年上升6.5％，计划外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稳中有降，线材、水泥、煤炭、卡车下降10—20％不等。
1987年对一些突出的不合理的工农产品和劳务收费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随着粮食购进价的提高，农村返销粮价格亦提高，还提高了鲜蛋和生猪的收购价格，使猪麦比价由1∶3—4回升到1∶5—6；对工业品零售价格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亦进行了调整，调高的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呢绒、烟、酒、纸张、食糖、棉纱及织物等，调低的有以工矿产品为原料的铱金笔、收录机、手表、塑料制品、纤维尼龙布、晴纶制品等。1987年，单县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86年上升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