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征购 清朝，沿用明代田赋征粮，据赋役全书记载：1802年单县实征三等熟田2054984亩，额征正银52531两，应征秋粮熟米31115斗。
1819年改征后，全县大粮地2054901亩，除征正银外，征正米27056斗，每逢闰月之年，增征90斗，后亦有用银钱顶交部分漕粮的。
民国初年，沿用清制。1915年，实物改为折款征收。
1939年2月，单城沦陷，国民党单县政府只能在其所辖区域征收；有按每亩每月要粮2斤的，有随用随要到农村吃派饭的，有时还以抢代征。
1941年农业税改征粮食，每元折征2斤。1942年后，除农业税征粮外，又派购同等数量的粮食，购粮不付款，只发给延期支付凭证。
日军在其占领区进行粮食垄断，其方法：一是“以粮代赋”；二是以行政压力强行派购；三是派出伪军进行武装抢掠，找不到粮食就抓人，让其用粮食或拿钱赎。
1940年单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为了保证军需民食，采取向国民党政府开条子要供给，住在哪里，就在哪里要粮或吃派饭、募捐，提出“有粮出粮”的口号，没收汉奸、恶霸的粮食。在已建立政权的地区，以户为单位按亩征收公粮。1941年秋，在解放区着手整理田赋地亩，把土地登记造册，分为5等11级，以6级地为标准（产量1石2斗至1石4斗），折成中等地作为负担亩，以此计征公粮，计算负担时每人扣除标准地1亩为免征点，其余按累进率计算，超过免征点20亩以上的不再累进。
1948年，取消累进，采取比例征收制，力求合理。做法是，按土质好坏和收获量，将土地分为5等11级，每亩共征收小麦6斤，小米16斤。一般征收额占总产量的15—20％，最多不超过30％，因年景而异，柴随粮走，叫一米二柴。当年单县实征4046811斤，其中地方粮445149斤，华北粮3601662斤；单虞县实征3114277斤，其中华北粮2771707斤，地方粮342570斤，平均每亩负担5.29斤，每人负担14.27斤。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政策。按照“夏季预征、全年统算”和夏季记实、秋季一次减免的办法进行征收。
1949年实行“查田定产”，以亩产135斤为一个标准亩，1952年再次查田定产，对全县土地常年产量采取分片联评、分块计算的方法，将土地亩数和常年产量分别计算到户，编造花名册，全县平均每个自然亩折合为1.209标准亩。1950—1952年，单县征收公粮7543万斤，占同期征购总量11761万斤的64％，1953年开始按1952年新评定的常产，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并宣布三年不变。1953—1957年征收公粮13303万斤，占同期征购总量25727万斤的52％。
1958年农业税制改革，执行调产定率后的新计税常年产量，由按标准亩，改按标准粮计算，每个自然亩平均常产定为124斤，依此计征。在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期间，始终掌握先征后购的原则。1985年农业税由征实为主，改为折征代金。1950—1984年，单县以公粮的形式征进粮食60622万斤，占同期征购总额136789万斤的44％。
粮食收购 1943年，以单县为中心的湖西专署国营“协裕隆”商店成立。同年冬，单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庆丰”商店成立，商店以经营粮食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单县设有“湖西粮食分公司”，通过在市场设点和委托供销社、市场交易所等方式收购粮食。1950—1952年收购商品粮4218万斤，保障了供给，平抑了物价，促进了对私营粮商的改造和斗争。
1953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命令，单县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宣传动员，对农民进行爱国教育，召集粮商、粮贩进行政治教育，对专政对象进行守法教育；第二阶段，内部匡算，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协商到户，经区批准发通知单；第三阶段，组织入库。当年全县13个区完成征购任务5365万斤。为了严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一些粮食奸商进行了严厉打击。1954年4月，对投机套购、贩运粮食的奸商姚××依法判处死刑，对其他破坏者也分别作了处理。
1954年夏，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实行民主评议的统购方法，首先根据统购任务，粮食产量，参照农民消费情况制定了免购额和人均余粮的“分级累进定率”。然后按粮食播种面积划片抽查估产，扣除应负担的公粮和免征额，再依累进率计算统购量。经内部审议调查，公布于众，辅之以民主评议，经区批准，派购到户。小麦免购额100斤，全年免购额380斤。秋季粮食统购中，由于估产过高，分配任务过大，以致发生了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事件发生后，上级进行了查处，对有关组织和个人作了处理。
1955年，单县执行国务院《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定产、定购、定销。定产定购3年不变，增产适当增购，但最多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全县定购到户4220万斤。当年，粮食大增产，全年收购6719万斤，除保证本县供应，还节余2490万斤。1958年由于浮夸风、高产风盛行，单县上报粮食亩产“双千斤”，总产13.6亿斤，实际只有29791万斤。出现了高征购、大退库、大返销，一直延续到1960年。这三年单县共征购粮食14754万斤（不包括退库），返销农村13898万斤，加上城镇供应，全县销大于购4637万斤。
1964年开始核定征购基数，为4300万斤；1965年10月实行“粮食征购基数一定3年不变”和“超购超奖”政策。1971年包购基数改为“一定5年”，1972年征购基数调减为2050万斤，1979年又下调为1530万斤。230万斤大豆退出包购，全县包购基数调为1300万斤。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56987万斤，全年完成征购20027万斤，农村商品粮相对剩余。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当年全县定购任务8500万斤，实际收购12713万斤。1950—1987年全县征购粮食168378万斤，其中，1950—1984年征收60622万斤，1950—1952年市场收购4218万斤，1953—1984年统购余粮71949万斤（其中有超购粮食32007万斤），1985—1987年合同定购31589万斤。
第一节 粮食征购
粮食征购 清朝，沿用明代田赋征粮，据赋役全书记载：1802年单县实征三等熟田2054984亩，额征正银52531两，应征秋粮熟米31115斗。
1819年改征后，全县大粮地2054901亩，除征正银外，征正米27056斗，每逢闰月之年，增征90斗，后亦有用银钱顶交部分漕粮的。
民国初年，沿用清制。1915年，实物改为折款征收。
1939年2月，单城沦陷，国民党单县政府只能在其所辖区域征收；有按每亩每月要粮2斤的，有随用随要到农村吃派饭的，有时还以抢代征。
1941年农业税改征粮食，每元折征2斤。1942年后，除农业税征粮外，又派购同等数量的粮食，购粮不付款，只发给延期支付凭证。
日军在其占领区进行粮食垄断，其方法：一是“以粮代赋”；二是以行政压力强行派购；三是派出伪军进行武装抢掠，找不到粮食就抓人，让其用粮食或拿钱赎。
1940年单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为了保证军需民食，采取向国民党政府开条子要供给，住在哪里，就在哪里要粮或吃派饭、募捐，提出“有粮出粮”的口号，没收汉奸、恶霸的粮食。在已建立政权的地区，以户为单位按亩征收公粮。1941年秋，在解放区着手整理田赋地亩，把土地登记造册，分为5等11级，以6级地为标准（产量1石2斗至1石4斗），折成中等地作为负担亩，以此计征公粮，计算负担时每人扣除标准地1亩为免征点，其余按累进率计算，超过免征点20亩以上的不再累进。
1948年，取消累进，采取比例征收制，力求合理。做法是，按土质好坏和收获量，将土地分为5等11级，每亩共征收小麦6斤，小米16斤。一般征收额占总产量的15—20％，最多不超过30％，因年景而异，柴随粮走，叫一米二柴。当年单县实征4046811斤，其中地方粮445149斤，华北粮3601662斤；单虞县实征3114277斤，其中华北粮2771707斤，地方粮342570斤，平均每亩负担5.29斤，每人负担14.27斤。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政策。按照“夏季预征、全年统算”和夏季记实、秋季一次减免的办法进行征收。
1949年实行“查田定产”，以亩产135斤为一个标准亩，1952年再次查田定产，对全县土地常年产量采取分片联评、分块计算的方法，将土地亩数和常年产量分别计算到户，编造花名册，全县平均每个自然亩折合为1.209标准亩。1950—1952年，单县征收公粮7543万斤，占同期征购总量11761万斤的64％，1953年开始按1952年新评定的常产，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并宣布三年不变。1953—1957年征收公粮13303万斤，占同期征购总量25727万斤的52％。
1958年农业税制改革，执行调产定率后的新计税常年产量，由按标准亩，改按标准粮计算，每个自然亩平均常产定为124斤，依此计征。在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期间，始终掌握先征后购的原则。1985年农业税由征实为主，改为折征代金。1950—1984年，单县以公粮的形式征进粮食60622万斤，占同期征购总额136789万斤的44％。
粮食收购 1943年，以单县为中心的湖西专署国营“协裕隆”商店成立。同年冬，单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庆丰”商店成立，商店以经营粮食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单县设有“湖西粮食分公司”，通过在市场设点和委托供销社、市场交易所等方式收购粮食。1950—1952年收购商品粮4218万斤，保障了供给，平抑了物价，促进了对私营粮商的改造和斗争。
1953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命令，单县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宣传动员，对农民进行爱国教育，召集粮商、粮贩进行政治教育，对专政对象进行守法教育；第二阶段，内部匡算，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协商到户，经区批准发通知单；第三阶段，组织入库。当年全县13个区完成征购任务5365万斤。为了严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一些粮食奸商进行了严厉打击。1954年4月，对投机套购、贩运粮食的奸商姚××依法判处死刑，对其他破坏者也分别作了处理。
1954年夏，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实行民主评议的统购方法，首先根据统购任务，粮食产量，参照农民消费情况制定了免购额和人均余粮的“分级累进定率”。然后按粮食播种面积划片抽查估产，扣除应负担的公粮和免征额，再依累进率计算统购量。经内部审议调查，公布于众，辅之以民主评议，经区批准，派购到户。小麦免购额100斤，全年免购额380斤。秋季粮食统购中，由于估产过高，分配任务过大，以致发生了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事件发生后，上级进行了查处，对有关组织和个人作了处理。
1955年，单县执行国务院《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定产、定购、定销。定产定购3年不变，增产适当增购，但最多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全县定购到户4220万斤。当年，粮食大增产，全年收购6719万斤，除保证本县供应，还节余2490万斤。1958年由于浮夸风、高产风盛行，单县上报粮食亩产“双千斤”，总产13.6亿斤，实际只有29791万斤。出现了高征购、大退库、大返销，一直延续到1960年。这三年单县共征购粮食14754万斤（不包括退库），返销农村13898万斤，加上城镇供应，全县销大于购4637万斤。
1964年开始核定征购基数，为4300万斤；1965年10月实行“粮食征购基数一定3年不变”和“超购超奖”政策。1971年包购基数改为“一定5年”，1972年征购基数调减为2050万斤，1979年又下调为1530万斤。230万斤大豆退出包购，全县包购基数调为1300万斤。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达56987万斤，全年完成征购20027万斤，农村商品粮相对剩余。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当年全县定购任务8500万斤，实际收购12713万斤。1950—1987年全县征购粮食168378万斤，其中，1950—1984年征收60622万斤，1950—1952年市场收购4218万斤，1953—1984年统购余粮71949万斤（其中有超购粮食32007万斤），1985—1987年合同定购31589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