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结亲讲求门当户对。有财有势的联姻多为政治势力的结合；中等人家联姻多以经济为基础，财产大致相当，这类婚姻数量最大，而且结婚较早，约占联姻总数的60%以上；穷苦人家联婚重人才，只要男方有气力、有手艺，能养家糊口，女方会操持家务即可，一般结婚较晚；贫富、年龄悬殊较大而结婚者，多半是受“女攀高门”习惯势力的影响，只看钱财，不讲人品，不是续室，即为二房。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婚姻基础有了很大改变。50年代婚姻条件大致有三：一是重政治，是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上；二是重家庭成份，贫下中农子弟忌与剥削阶级家庭联姻；三是重文化，不愿与文盲结亲。60至70年代，婚姻结合虽也重政治，但开始向经济、文化、技术方面转移，以对方拿工资、吃商品粮为理想，以村队、家庭富有为条件。进入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普遍实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生活、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婚姻结合也起了根本变化，一是重知识，二是重人品，三是重经济。青年能摆脱家庭、社会的压力，实行自由恋爱结婚者日多。城镇青年结婚，追求有职业和固定收入。农村青年则重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和对方在生产经营中有才干。知识分子则更讲究工作岗位和对方的气质爱好。在干部子女中，“门第”思想有所抬头。
1949年以前，境内青年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婚姻不能自主，结婚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多半在童年时代即由父母包办订婚，成年后，按婚约结婚。虽然有自由恋爱者，但不是受到家庭阻拦，就是受到社会非议，以悲剧告终者居多数。1950年，国家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废除包办婚姻。1980年后，国家又颁布了新的《婚姻法》，重申婚姻自主，包办婚姻在青年中已不多见。凡结婚者都必须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视妇女为奴仆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男人可娶妻纳妾。这种情况在剥削阶层中常见。女的却只能“从一而终”。《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对违犯者即以重婚罪论处。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有早婚的习惯，以“早有孩子早得济”为荣，世代相传，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20岁。同时为了早娶媳妇早生育，盛行小女婿大媳妇，一般女大男2至4岁，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谚。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方可结婚，早婚现象大为减少，同时也改变了女大于男的旧习。1973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而提倡晚婚。1978年结婚年龄定为男25岁，女23周岁，城镇男女均需25周岁。1981年境内婚龄规定比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但早婚人口仍占一定比重，1982年全县15至19周岁结婚的就有1213人，在早婚人口中，女性占62.32%，男性占37.68%。
在封建时代，境内重一女不嫁二男的封建礼教，寡妇再嫁困难重重，老年续弦也被指责。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婚姻法》允许寡妇改嫁，财产并可带走。丧偶再婚虽有阻力，特别是有了子孙的中老年妇女，干预者更多，但已得到社会承认，丧偶再婚者也已居多数，城镇多于农村，其特点是文化阶层越高，丧偶再婚率越高。
女娶男，境内俗称“倒踏门”，一般情况是女家无男孩。50年代以前，女娶男，多受社会歧视和族人排挤。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1973年起，政府行文倡导男到女家落户，这一社会新风也逐步被人民群众接受和尊重。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中，有童养媳和买卖婚姻现象，新中国建立后废除。1975年后，不法分子从云南、四川等地拐骗妇女来内地出卖，当地变相买卖婚姻也有所抬头。这种现象虽受到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但仍未杜绝。还有换亲现象，60年代多因家庭出身影响，70年代多因家庭生活困难，80年代多因个人生理缺陷所致，这种婚配一般总给一方青年带来痛苦。
境内居民近亲结婚以姨表和姑表为常见。80年代后，国家新颁布的《婚姻法》作出了“严禁近亲结婚”的规定，同时人们也提高了对近亲结婚害处的认识，近亲结婚现象逐年减少，现已近于绝迹。
1949年以前，被社会看不起的所谓“下九流”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结婚十分困难，只能同行业间通婚。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部分人社会地位提高，同行业结婚的现象已经改变。
封建时代，境内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不能提出离婚。社会主义时期，对包办婚姻，或因感情破裂经多方调解无效可以解除婚约，办理离婚手续。1982年，县内离婚人数1116人，多因感情不好，主诉又以女方为多。
第一节 婚姻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结亲讲求门当户对。有财有势的联姻多为政治势力的结合；中等人家联姻多以经济为基础，财产大致相当，这类婚姻数量最大，而且结婚较早，约占联姻总数的60%以上；穷苦人家联婚重人才，只要男方有气力、有手艺，能养家糊口，女方会操持家务即可，一般结婚较晚；贫富、年龄悬殊较大而结婚者，多半是受“女攀高门”习惯势力的影响，只看钱财，不讲人品，不是续室，即为二房。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婚姻基础有了很大改变。50年代婚姻条件大致有三：一是重政治，是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上；二是重家庭成份，贫下中农子弟忌与剥削阶级家庭联姻；三是重文化，不愿与文盲结亲。60至70年代，婚姻结合虽也重政治，但开始向经济、文化、技术方面转移，以对方拿工资、吃商品粮为理想，以村队、家庭富有为条件。进入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普遍实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生活、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婚姻结合也起了根本变化，一是重知识，二是重人品，三是重经济。青年能摆脱家庭、社会的压力，实行自由恋爱结婚者日多。城镇青年结婚，追求有职业和固定收入。农村青年则重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和对方在生产经营中有才干。知识分子则更讲究工作岗位和对方的气质爱好。在干部子女中，“门第”思想有所抬头。
1949年以前，境内青年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婚姻不能自主，结婚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多半在童年时代即由父母包办订婚，成年后，按婚约结婚。虽然有自由恋爱者，但不是受到家庭阻拦，就是受到社会非议，以悲剧告终者居多数。1950年，国家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废除包办婚姻。1980年后，国家又颁布了新的《婚姻法》，重申婚姻自主，包办婚姻在青年中已不多见。凡结婚者都必须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视妇女为奴仆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男人可娶妻纳妾。这种情况在剥削阶层中常见。女的却只能“从一而终”。《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对违犯者即以重婚罪论处。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有早婚的习惯，以“早有孩子早得济”为荣，世代相传，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20岁。同时为了早娶媳妇早生育，盛行小女婿大媳妇，一般女大男2至4岁，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谚。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方可结婚，早婚现象大为减少，同时也改变了女大于男的旧习。1973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而提倡晚婚。1978年结婚年龄定为男25岁，女23周岁，城镇男女均需25周岁。1981年境内婚龄规定比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但早婚人口仍占一定比重，1982年全县15至19周岁结婚的就有1213人，在早婚人口中，女性占62.32%，男性占37.68%。
在封建时代，境内重一女不嫁二男的封建礼教，寡妇再嫁困难重重，老年续弦也被指责。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婚姻法》允许寡妇改嫁，财产并可带走。丧偶再婚虽有阻力，特别是有了子孙的中老年妇女，干预者更多，但已得到社会承认，丧偶再婚者也已居多数，城镇多于农村，其特点是文化阶层越高，丧偶再婚率越高。
女娶男，境内俗称“倒踏门”，一般情况是女家无男孩。50年代以前，女娶男，多受社会歧视和族人排挤。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1973年起，政府行文倡导男到女家落户，这一社会新风也逐步被人民群众接受和尊重。
1949年以前，境内居民中，有童养媳和买卖婚姻现象，新中国建立后废除。1975年后，不法分子从云南、四川等地拐骗妇女来内地出卖，当地变相买卖婚姻也有所抬头。这种现象虽受到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但仍未杜绝。还有换亲现象，60年代多因家庭出身影响，70年代多因家庭生活困难，80年代多因个人生理缺陷所致，这种婚配一般总给一方青年带来痛苦。
境内居民近亲结婚以姨表和姑表为常见。80年代后，国家新颁布的《婚姻法》作出了“严禁近亲结婚”的规定，同时人们也提高了对近亲结婚害处的认识，近亲结婚现象逐年减少，现已近于绝迹。
1949年以前，被社会看不起的所谓“下九流”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结婚十分困难，只能同行业间通婚。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部分人社会地位提高，同行业结婚的现象已经改变。
封建时代，境内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不能提出离婚。社会主义时期，对包办婚姻，或因感情破裂经多方调解无效可以解除婚约，办理离婚手续。1982年，县内离婚人数1116人，多因感情不好，主诉又以女方为多。